正文 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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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原因是资金资助过高。另外，大多数情况是在海外流失兑换率。
自1979年，国家贸易公司在处理出口方面，获得的自由度更大。但他们仍然非从国企及其分包商售卖货品不可。分包商运作效率往往较其母公司高。然而，这个行业的设计及品质恶劣c生产力低。大部分的企业，在80年代早期有一定上升后，生产力又再次回落。他们的出口增值以国际价格计通常出现负数。
＃12
中国政府批准外国投资与国内企业进行合资企业，但有关情况却常变而含糊。决策要在多次延期后才可制订，而且多是专横跋扈。官方管治亦难以预测；实质劳工资金并非如想像那般低。特别经济区附加多项收费在工人及其他生产要素及工人方针上，导致生产效率低，从而提高工人成本。80年代期间，出口制造方面的正式外国投资继以低微。大多数外国投资均集中在旅游业，但投资者对中国方面有关的回报，从开始到现时为止都非常低。
由于香港c澳门及台湾的工资持续上升，劳动密集生产商着手寻求工资低廉的地方生产，中国便开始其开放政策。虽然对来自香港及台湾的成功大型企业来说，在中国，尤其特别经济区及其他指定地点进行正式投资，无异是非常麻烦。但这些国家的小型企业家倒颇为愿意“非正式”方法，大多是正式与乡镇企业，或甚至国家级及省级国企谈判，与中国共同合作生产。与“正式”程序相比，这种“非正式”方法可让企业家更快进行生产。
在中国的运作情况是：原料从中国输入，而制成品以投资者可赚取利润的价钱向海外出售。从投资者彼此间的竞争可看出，在互不干预出入口产品价格以外的情况下，多余盈利是有限的。
部分设备是由投资者提供的。这些投资者着重劳动密集生产。他们引入计件工作及轮班工作，务求充分利用廉价实质工资成本。
输入的机械大多属二手贷。这些投资者亦参与管理c设计c检定及市场推广，而本地企业则负责厂房及劳工供应。资金起初低廉，正反映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低，但随着技术及生产量上升，资金亦随即上扬。
＃13
从中得益的不单只是工人们，还有负责谈判的高干及企业所驻扎的社区。珠江三角洲目前经济蓬勃，数个中国华南地区的情况亦然。部分本地企业家，包括私人，即所谓“合作”企业c村镇企业及一些国企，即使在没有海外中国伙伴的情况下，亦纷纷仿效，为本地市场及次要的出口市场生产。
在短短十年，中国已成为双重经济。中央政府的改革步伐仍然缓慢c集体拥有仍是信仰宗旨c双重价格体系不断招来贪污。由于通胀压力，政府财政及金融政策陷入一片混乱当中。中国政府为稳定经济，所以收紧货币政策，因而造成“过热”现象。政府须从外汇赌博及其他价格转变，而并非从生产中赚取利润。当时经济欠缺了法律体系及组织发展，主要受损的就是资产净值。但经济仍能正常运作，原因是农业及出口市场讯息仍存在，而且私营拥有亦被默默地接受。至于新私营企业的迅速增长，会否导致国家经济垮下，抑或在经济发展，尤其资产净值受损的情况下，双重经济能否屹立不倒，这些问题仍悬然未决。
菲律宾
菲律宾情况接近“拉丁美洲”模型，多于东亚模型。50年代，菲律宾是东亚最先进国家，但至60年代，便开始落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与区内其他地区相反，农业不景气一直是菲律宾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50年代的高保护政策导致政府财政出现问题。而政府未能征收公务员和大型机构员工以外的个人人息税，亦加深问题的严重性。企业税亦受到同样限制。
＃14
浪费公共开支。一个镇压金融的高利润体系蓬勃起来。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未能稳定经济，导致通胀过高c还款出现危机c汇率过高，以及货币贬值。保护主义抵销，以及出口优惠，包括出口加工地区，这些方法都不见有效，“停一进”政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尝试。它主张大量资助公共及私营向外贷款，这无异造成政府债台高筑。当时贪污猖狂。菲律宾的实质工资在20年来停滞不前。唯有暂时及永久性的移民，可舒缓失业率及待业率不足的问题。
政府角色
由于东亚各政府试图将“日本模型”应用在国家发展上，歪曲了他们的角色，促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制造业及出口制造业增长上。然而，政府必须采取一个更实际的做法，包括考虑第一产业尤其农业c二次产业及第三产业，务求刺激总体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稳定
宏观经济稳定是东亚出口成功的基石。香港c马来西亚c新加坡及泰国在50年代初期c印尼自1965年起，以及50年代末期的台湾及60年代早期的韩国，都是依赖税收，而并非借贷或加印货币来应付周期性及发展开支。公共开支大都是盈利可负担的范围之内。当预算赤字危机有可能爆发，预算将被大量削减。然而，菲律宾就是欠缺这分审慎。而通胀正是宏观经济效率的主要指标。
区内各国税收及公共开支的效率有异。由香港和新加坡，至另一端的区内其他国家，彼此的差距甚大。但除菲律宾外，区内各国的公共财政水平在经济增长初期甚高，又或随着国家发展，有关水平都有显著上升。
＃15
具效率的财政策设施有助于货币政策集中处理稳定价格，即是维持低通胀率及将兑汇率置于均衡水平。经济增长迅速鼓励私人储蓄c有助于公共存款投资在基础设施发展上及减低生产总成本。相对高的国内存款及投资是成功宏观经济政策效率的指标。
金融政策方面，香港c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具国际竞争性，而韩国的则属高度抑压体系。在韩国，由于政府借贷给私人企业时，进行详细的官方干预，导致经济大大失效。至于菲律宾，财政萧条歪曲生产架构，导致生产失效，以及为了非生产性目的，而向外国大量借贷。菲律宾的私人及公共借贷已达到“拉丁美洲”水平。
中立贸易政策
五个东亚模型显示了处理贸易政策的五种不同方法。
香港及新加坡的开放经济，再配合审慎的宏观政策，大大刺激两国出口增长。随着工人技术水平提高及工资上升，再加上外资流入以及从世界各地审核新科技，生产效率得以提升。
宏观经济稳定及中立贸易政策，不但鼓励各行业彼此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旅游业c金融服务及其他服务行业继而蓬勃增长，而且更促使海外投资。出口增长迅速及出口高比率以个别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计是主要行业，而并非增长的唯一来源。
这些国家中，具成效的公共干预大都受制于基础设施的开发。新加坡的经济干预政策存在着50年代社会运作的意识形态根源。
＃16
后来，为支持生产的经济自由，该意识形态渐被放弃，但残余的部分思想，仍有不同企业公共及私营不同地位的公务员奉行。他们善于利用税收及其他优惠作为与私人企业谈判的卖点。但这个迟来的财政改革降低公司税及私有化并未扰乱经济，原因是政府干预只是在跟随市场趋势的情况下才可进行。因此，所产生的浪费亦不致太大。从广泛涵义及大部分情况而言，新加坡增长速度可媲美香港。新加坡的大量多余公共活动的主要成本，就是留住有为的新加坡人于共营机构，从而阻碍本土企业进化。
由于台湾及韩国在宏观经济改革期间没有走向中立贸易，当他们试图透过管制成立中立贸易，便须面对保护制造业的高成本。两国实施保护主义的措施有：数量入口限制包括人口牌照c提高关税c控制进军生产c生产配额c从抑压的金融体系实行借贷分配及控制价格。外国投资须受到监管，以防止外国公司剥削本地市场。
由适当政策引入，用来抵销歪曲成本的管制，导致更多额外的内联及互联行业歪曲c寻求租金及贪污情况出现。跟随的行政体系亦导致市场全面崩溃。要经济复苏，就必须加强政府干预，而宏观经济稳定及抗衡不适当的政策，亦有助加快进展速度。出口增长不但带来竞争力，而且亦令人们明白贸易及财政政策改革可取代昂贵的行政环境。
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所行的发展方向与台湾及韩国的相同，但她们的天然资源更为丰富，走私猖獗，保护水平低，农业增长所受阻碍减少。
＃17
石油价格暴升为印尼及马来西亚带来相当丰厚的资源，用在投资社会及实质基础设施上。但两国亦因未能维持保护政策，而浪费了部分石油租金，直至80年代初期油价下降，在严竣压力下，政府须进行经济改革以维持经济增长。
中国仍处于时间错位。宏观经济工具，尤其是有效及合理的税收仍有待建设。而货币及金融政策则欠缺一个架构基地。保护大都是数量性。到处都受到政府干预，而付出的代价却非常沉重。由于目前农业及出口业的经济发展巩固，可望改革步伐能继续前行。
某程度上，成功的东亚模型似乎与菲律宾有些不同。菲律宾出现干预情况，究其原因是保护主义及抑压财政政策。政府试图采取抗衡措施对抗，但始终不得要领，因为大部分跟随这个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无功而回，看来，菲律宾与其他东亚国家的主要相异之处在于菲律宾欠缺一个审慎的宏观经济。
后话
有关政府干预的讨论不只纯屑学术性质c150多个发展国家当中，只有少数展现急速c合理及可能维持的增长。对于大多数有待达到这个增长，对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研究出哪一个模式最适用于东亚极为重要。
＃18
问题
1c究竟何是成功因素：是日本模型所遵行的详细政府干预，还是稳定宏观经济及维持中立国际贸易，从而削减政府干预的开明政策
2c为什么说，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显然是商机四现的淘金之地
3c东亚经济奇迹的发生与东亚各国政府政治经济政策有何联系
＃19＃0
港澳经济的再整合
香港对广东发展的作用
一般人都认为中国只致力于经济改革而没有致力于政治改革。如果与开放的民主社会相比较，中国似乎还没有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但是，如果你考虑一下在政治方面是否发生过某些真正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答案是：发生过。中国要求较年轻的政治领导人应获得最低限度的文凭，才得以提升。尽管这种做法也许助长了文凭主义，但这仍然是领导性质方面的重大的变化。另外，在劳动关系的领域里，在允许机构解雇和开除人方面，都作出了努力。这都是些重大的变化，当然也伴随着所有产生的问题。
那么，在所有这些发展中，香港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让我们试着从十年改革的广东这一角度，来看看香港。来自香港的最具威力的一种早期影响，只是那些观光客把消费品带给广东的亲戚。1973年，我第一次到广东时，问及当地人拥有电视c冰箱的情况，很多人竟然说：“我们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它们在香港可能是必须的，但对我们来说没有必要。”我们都倾向于认为，现在的广东充斥着一种消费主义。但是，在改革以前，在广东的很多圈子里，人们大都安于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改变的希望。他们也没功夫去追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很多人虔诚地相信，与生活在充满犯罪c自私和挥霍的香港人比起来，他们有一种优越的道德生活。但是，当亲戚们开始带些礼物进来时，马上就刺激了人们的物质。尤其是在那些能够接收到香港电视的地区，更是如此。
＃1
80年代初，那些在香港有富裕的亲戚的人总梦想他们可以不劳动就过上好日子，那就是想方设法怂恿亲戚和朋友带那些商品来。然而，随后几年，随着获取这些东西的变得越来越强，很多人开始看到，要是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们自己也买得起这些东西。1982年到1983年，巨大的机会出现了，他们开始找新工作，开始存钱，并且买更多消费品。
香港起作用的另一方式是，当中国政府开始考虑广东发展战略时，他们决定设法吸引香港的资本和技术。为了得到香港生意人的合作，政府首先不得不为港商们在广东的受迫害的亲戚平反。他们不得不到许多城镇和农村去，从前他们在那里从侨属手里没收了财产，现在物归原主。
为了努力使中国对香港的投资有更大的吸引力，也要求更快地为观光客和旅游者扩大便利。十年前，东方宾馆是唯一一家现代宾馆，你们当中要是还有人能记得当时想从广东打电话到香港的情况的话，那他也就能感到变化的广度和速度。
来自香港的新技术和新资金帮助启动了强大的新的活力。但是，比这些贡献更为重要的可能还是引进了基本的新的思维方式。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广东还相对封闭的时候，他们一直认为香港是一个充满自私自利c不道德的人的地方。但是，一旦开始大范围的接触，对香港实际上所进行的一切，广东人得到了一个有关香港现状的更为丰富和更为准确的图像。新的观念和新的自由感开始萌发，新的看法和新的思维方式比起技术和资本的流入或许更为重要。
＃2
80年代初的巨大突破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改革与香港的经济变化恰恰相吻合。改革只是打开大门，使从前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但是要使这些事情发生，就需要人力和机构，计划和实施。香港广东关系时逢好运，因为香港的经济变化和广东的改革开放如此美妙地相互一致。二战以后，香港的中小工业在40年代末期迅速成长起来，对香港的复兴一直有着极大的帮助。尤其是1951年，当时香港切断了与大陆的来往，转口贸易没有了，80年代初期，由于香港的生活和工资标准大幅度上升，这些中小企业中有许多确实处在倒闭的危机之中。幸运的是，正在这个时候，广东开始开放，利用边界那边的廉价而热情的劳动力的机会来了。这是一种富有活力的联合，它为80年代中后期在广东出现的经济大起飞提供了经济基础。
80年代初，上天恩赐给广东一个非同一般的好领导。那就是1980年至1985年任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广东政府里的人一般都认为，在指导本省的发展方面，他是最杰出的人物。在辽宁时，他就是一个心怀宽广而又具有丰富经验的官员，受到了北京领导人的信任，他们允许他在进行局部的改革时有某种灵活性，因此，才使80年代中后期的活力得以可能。其他的官员如佛山的于飞，也很快起来利用新机会。
深圳经验
深圳和珠海这两个经济特区的改革效果完全不同。深圳发展最为迅速，其他的三个特区，珠海c汕头和厦门则相形见绌了。
＃3
深圳之所以能成功，得益于新制度和来自北京的巨额投资。然而，广东许多有见识的领导人认为深圳不值得如此骄傲。他们认为如果你从北京接受了几亿美元，而且有国内最好的建筑师，又有办法与香港的资金和企业家沟通。那么，对深圳的繁荣来说，就没有什么绝窍可言了。
深圳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来自中国各地方的公司都来投资，特别是那些60年代初，由于考虑到国家的安全，有些企业被迫从沿海地区迁往中国内的“三线”企业。这些公司从前为军队生产收音机，现在可以开始为出口来生产收音机了。这些公司在深圳的起步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深圳开始时的希望是促进国际高技术的转让，他们梦想，中国通过开放深圳，制定正确的法律和商业规则，外国人会努力投资现代技术，中国其他的地方就可以到深圳来学习这种新技术。令北京的决策者们失望的是，仅仅这么做并不足以吸引拥有最新技术的外国投资者，因为深圳缺乏有才能的合伙经营者来充分地利用这种高技术的投资。就这一点来说，条件是不成熟的。但是，对于香港的那些想利用热情高而价廉的劳动力来建立加工厂的小企业来说，这些条件足矣。深圳的有些官员努力勇敢地铲除官僚主义，但是，他们还是比不上珠江三角洲那些小县城里跃跃欲试的官员们。
这些县里的大多数，像东莞c宝安c中山c南海c顺德，以及更近一些时来还有番禺等县的地方官在利用香港的加工投资方面有更大的优势。
＃4
他们说广东话，他们更容易统一，很少在管辖范围上发生争执，他们能行动得更快，也不那么官僚，他们的工人也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他们有点外行，只有点儿有限的经验，这些县还有点土气，但是他们有热情。这些县并不像深圳那样去发展基础设施以吸引巨额投资，但是就真正的活力和热情而言，他们则大大超了深圳。广东省里的领导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这些小县虽没有巨额投入，但是，他们却把事情办成了。
政治忠诚与经济紧缩
现在让我来简要地讲讲最近三年有关广东香港地区的主要变化的最重要的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与对事件的政治反映有关。第二个问题就是1988年开始的经济紧缩。第三个问题是内部产生的新发展。第四个问题是沿海地区和内地省份之间的关系。
首先，基于事件之后的政治情况，广东的基本精神是：“我们不要让北京的这些运动妨碍到世界上真正的重要事情，这事情，当然，就是基本的经济发展。”
广东的官员注意不妨碍北京，当北京发出命令说要开一些会来批评一些事情，广东也做些批评动作。北京说要严惩那些参与走私的人，广东就严惩他们；北京就要处死一批走私犯，广东也遵从了。在不妨碍北京的同时，广东省的领导基本上做他们自己的事，而北京也没有多大的干预。实行紧缩政策就是一个例子。1988年，北京要求广东关闭大量的当地乡镇企业。企业的确是按照北京的命令关闭了。
＃5
但是，北京并没有说作为其他企业的一部分的新的企业第二天不能开门，也没有说某些新的企业不能开张，因此，同样是这些人在其后的几天又都工作了，只不过是为不同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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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国家贸易公司在处理出口方面，获得的自由度更大。但他们仍然非从国企及其分包商售卖货品不可。分包商运作效率往往较其母公司高。然而，这个行业的设计及品质恶劣c生产力低。大部分的企业，在80年代早期有一定上升后，生产力又再次回落。他们的出口增值以国际价格计通常出现负数。
＃12
中国政府批准外国投资与国内企业进行合资企业，但有关情况却常变而含糊。决策要在多次延期后才可制订，而且多是专横跋扈。官方管治亦难以预测；实质劳工资金并非如想像那般低。特别经济区附加多项收费在工人及其他生产要素及工人方针上，导致生产效率低，从而提高工人成本。80年代期间，出口制造方面的正式外国投资继以低微。大多数外国投资均集中在旅游业，但投资者对中国方面有关的回报，从开始到现时为止都非常低。
由于香港c澳门及台湾的工资持续上升，劳动密集生产商着手寻求工资低廉的地方生产，中国便开始其开放政策。虽然对来自香港及台湾的成功大型企业来说，在中国，尤其特别经济区及其他指定地点进行正式投资，无异是非常麻烦。但这些国家的小型企业家倒颇为愿意“非正式”方法，大多是正式与乡镇企业，或甚至国家级及省级国企谈判，与中国共同合作生产。与“正式”程序相比，这种“非正式”方法可让企业家更快进行生产。
在中国的运作情况是：原料从中国输入，而制成品以投资者可赚取利润的价钱向海外出售。从投资者彼此间的竞争可看出，在互不干预出入口产品价格以外的情况下，多余盈利是有限的。
部分设备是由投资者提供的。这些投资者着重劳动密集生产。他们引入计件工作及轮班工作，务求充分利用廉价实质工资成本。
输入的机械大多属二手贷。这些投资者亦参与管理c设计c检定及市场推广，而本地企业则负责厂房及劳工供应。资金起初低廉，正反映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低，但随着技术及生产量上升，资金亦随即上扬。
＃13
从中得益的不单只是工人们，还有负责谈判的高干及企业所驻扎的社区。珠江三角洲目前经济蓬勃，数个中国华南地区的情况亦然。部分本地企业家，包括私人，即所谓“合作”企业c村镇企业及一些国企，即使在没有海外中国伙伴的情况下，亦纷纷仿效，为本地市场及次要的出口市场生产。
在短短十年，中国已成为双重经济。中央政府的改革步伐仍然缓慢c集体拥有仍是信仰宗旨c双重价格体系不断招来贪污。由于通胀压力，政府财政及金融政策陷入一片混乱当中。中国政府为稳定经济，所以收紧货币政策，因而造成“过热”现象。政府须从外汇赌博及其他价格转变，而并非从生产中赚取利润。当时经济欠缺了法律体系及组织发展，主要受损的就是资产净值。但经济仍能正常运作，原因是农业及出口市场讯息仍存在，而且私营拥有亦被默默地接受。至于新私营企业的迅速增长，会否导致国家经济垮下，抑或在经济发展，尤其资产净值受损的情况下，双重经济能否屹立不倒，这些问题仍悬然未决。
菲律宾
菲律宾情况接近“拉丁美洲”模型，多于东亚模型。50年代，菲律宾是东亚最先进国家，但至60年代，便开始落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与区内其他地区相反，农业不景气一直是菲律宾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50年代的高保护政策导致政府财政出现问题。而政府未能征收公务员和大型机构员工以外的个人人息税，亦加深问题的严重性。企业税亦受到同样限制。
＃14
浪费公共开支。一个镇压金融的高利润体系蓬勃起来。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未能稳定经济，导致通胀过高c还款出现危机c汇率过高，以及货币贬值。保护主义抵销，以及出口优惠，包括出口加工地区，这些方法都不见有效，“停一进”政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尝试。它主张大量资助公共及私营向外贷款，这无异造成政府债台高筑。当时贪污猖狂。菲律宾的实质工资在20年来停滞不前。唯有暂时及永久性的移民，可舒缓失业率及待业率不足的问题。
政府角色
由于东亚各政府试图将“日本模型”应用在国家发展上，歪曲了他们的角色，促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制造业及出口制造业增长上。然而，政府必须采取一个更实际的做法，包括考虑第一产业尤其农业c二次产业及第三产业，务求刺激总体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稳定
宏观经济稳定是东亚出口成功的基石。香港c马来西亚c新加坡及泰国在50年代初期c印尼自1965年起，以及50年代末期的台湾及60年代早期的韩国，都是依赖税收，而并非借贷或加印货币来应付周期性及发展开支。公共开支大都是盈利可负担的范围之内。当预算赤字危机有可能爆发，预算将被大量削减。然而，菲律宾就是欠缺这分审慎。而通胀正是宏观经济效率的主要指标。
区内各国税收及公共开支的效率有异。由香港和新加坡，至另一端的区内其他国家，彼此的差距甚大。但除菲律宾外，区内各国的公共财政水平在经济增长初期甚高，又或随着国家发展，有关水平都有显著上升。
＃15
具效率的财政策设施有助于货币政策集中处理稳定价格，即是维持低通胀率及将兑汇率置于均衡水平。经济增长迅速鼓励私人储蓄c有助于公共存款投资在基础设施发展上及减低生产总成本。相对高的国内存款及投资是成功宏观经济政策效率的指标。
金融政策方面，香港c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具国际竞争性，而韩国的则属高度抑压体系。在韩国，由于政府借贷给私人企业时，进行详细的官方干预，导致经济大大失效。至于菲律宾，财政萧条歪曲生产架构，导致生产失效，以及为了非生产性目的，而向外国大量借贷。菲律宾的私人及公共借贷已达到“拉丁美洲”水平。
中立贸易政策
五个东亚模型显示了处理贸易政策的五种不同方法。
香港及新加坡的开放经济，再配合审慎的宏观政策，大大刺激两国出口增长。随着工人技术水平提高及工资上升，再加上外资流入以及从世界各地审核新科技，生产效率得以提升。
宏观经济稳定及中立贸易政策，不但鼓励各行业彼此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旅游业c金融服务及其他服务行业继而蓬勃增长，而且更促使海外投资。出口增长迅速及出口高比率以个别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计是主要行业，而并非增长的唯一来源。
这些国家中，具成效的公共干预大都受制于基础设施的开发。新加坡的经济干预政策存在着50年代社会运作的意识形态根源。
＃16
后来，为支持生产的经济自由，该意识形态渐被放弃，但残余的部分思想，仍有不同企业公共及私营不同地位的公务员奉行。他们善于利用税收及其他优惠作为与私人企业谈判的卖点。但这个迟来的财政改革降低公司税及私有化并未扰乱经济，原因是政府干预只是在跟随市场趋势的情况下才可进行。因此，所产生的浪费亦不致太大。从广泛涵义及大部分情况而言，新加坡增长速度可媲美香港。新加坡的大量多余公共活动的主要成本，就是留住有为的新加坡人于共营机构，从而阻碍本土企业进化。
由于台湾及韩国在宏观经济改革期间没有走向中立贸易，当他们试图透过管制成立中立贸易，便须面对保护制造业的高成本。两国实施保护主义的措施有：数量入口限制包括人口牌照c提高关税c控制进军生产c生产配额c从抑压的金融体系实行借贷分配及控制价格。外国投资须受到监管，以防止外国公司剥削本地市场。
由适当政策引入，用来抵销歪曲成本的管制，导致更多额外的内联及互联行业歪曲c寻求租金及贪污情况出现。跟随的行政体系亦导致市场全面崩溃。要经济复苏，就必须加强政府干预，而宏观经济稳定及抗衡不适当的政策，亦有助加快进展速度。出口增长不但带来竞争力，而且亦令人们明白贸易及财政政策改革可取代昂贵的行政环境。
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所行的发展方向与台湾及韩国的相同，但她们的天然资源更为丰富，走私猖獗，保护水平低，农业增长所受阻碍减少。
＃17
石油价格暴升为印尼及马来西亚带来相当丰厚的资源，用在投资社会及实质基础设施上。但两国亦因未能维持保护政策，而浪费了部分石油租金，直至80年代初期油价下降，在严竣压力下，政府须进行经济改革以维持经济增长。
中国仍处于时间错位。宏观经济工具，尤其是有效及合理的税收仍有待建设。而货币及金融政策则欠缺一个架构基地。保护大都是数量性。到处都受到政府干预，而付出的代价却非常沉重。由于目前农业及出口业的经济发展巩固，可望改革步伐能继续前行。
某程度上，成功的东亚模型似乎与菲律宾有些不同。菲律宾出现干预情况，究其原因是保护主义及抑压财政政策。政府试图采取抗衡措施对抗，但始终不得要领，因为大部分跟随这个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无功而回，看来，菲律宾与其他东亚国家的主要相异之处在于菲律宾欠缺一个审慎的宏观经济。
后话
有关政府干预的讨论不只纯屑学术性质c150多个发展国家当中，只有少数展现急速c合理及可能维持的增长。对于大多数有待达到这个增长，对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研究出哪一个模式最适用于东亚极为重要。
＃18
问题
1c究竟何是成功因素：是日本模型所遵行的详细政府干预，还是稳定宏观经济及维持中立国际贸易，从而削减政府干预的开明政策
2c为什么说，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显然是商机四现的淘金之地
3c东亚经济奇迹的发生与东亚各国政府政治经济政策有何联系
＃19＃0
港澳经济的再整合
香港对广东发展的作用
一般人都认为中国只致力于经济改革而没有致力于政治改革。如果与开放的民主社会相比较，中国似乎还没有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但是，如果你考虑一下在政治方面是否发生过某些真正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答案是：发生过。中国要求较年轻的政治领导人应获得最低限度的文凭，才得以提升。尽管这种做法也许助长了文凭主义，但这仍然是领导性质方面的重大的变化。另外，在劳动关系的领域里，在允许机构解雇和开除人方面，都作出了努力。这都是些重大的变化，当然也伴随着所有产生的问题。
那么，在所有这些发展中，香港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让我们试着从十年改革的广东这一角度，来看看香港。来自香港的最具威力的一种早期影响，只是那些观光客把消费品带给广东的亲戚。1973年，我第一次到广东时，问及当地人拥有电视c冰箱的情况，很多人竟然说：“我们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它们在香港可能是必须的，但对我们来说没有必要。”我们都倾向于认为，现在的广东充斥着一种消费主义。但是，在改革以前，在广东的很多圈子里，人们大都安于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改变的希望。他们也没功夫去追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很多人虔诚地相信，与生活在充满犯罪c自私和挥霍的香港人比起来，他们有一种优越的道德生活。但是，当亲戚们开始带些礼物进来时，马上就刺激了人们的物质。尤其是在那些能够接收到香港电视的地区，更是如此。
＃1
80年代初，那些在香港有富裕的亲戚的人总梦想他们可以不劳动就过上好日子，那就是想方设法怂恿亲戚和朋友带那些商品来。然而，随后几年，随着获取这些东西的变得越来越强，很多人开始看到，要是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们自己也买得起这些东西。1982年到1983年，巨大的机会出现了，他们开始找新工作，开始存钱，并且买更多消费品。
香港起作用的另一方式是，当中国政府开始考虑广东发展战略时，他们决定设法吸引香港的资本和技术。为了得到香港生意人的合作，政府首先不得不为港商们在广东的受迫害的亲戚平反。他们不得不到许多城镇和农村去，从前他们在那里从侨属手里没收了财产，现在物归原主。
为了努力使中国对香港的投资有更大的吸引力，也要求更快地为观光客和旅游者扩大便利。十年前，东方宾馆是唯一一家现代宾馆，你们当中要是还有人能记得当时想从广东打电话到香港的情况的话，那他也就能感到变化的广度和速度。
来自香港的新技术和新资金帮助启动了强大的新的活力。但是，比这些贡献更为重要的可能还是引进了基本的新的思维方式。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广东还相对封闭的时候，他们一直认为香港是一个充满自私自利c不道德的人的地方。但是，一旦开始大范围的接触，对香港实际上所进行的一切，广东人得到了一个有关香港现状的更为丰富和更为准确的图像。新的观念和新的自由感开始萌发，新的看法和新的思维方式比起技术和资本的流入或许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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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的巨大突破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改革与香港的经济变化恰恰相吻合。改革只是打开大门，使从前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但是要使这些事情发生，就需要人力和机构，计划和实施。香港广东关系时逢好运，因为香港的经济变化和广东的改革开放如此美妙地相互一致。二战以后，香港的中小工业在40年代末期迅速成长起来，对香港的复兴一直有着极大的帮助。尤其是1951年，当时香港切断了与大陆的来往，转口贸易没有了，80年代初期，由于香港的生活和工资标准大幅度上升，这些中小企业中有许多确实处在倒闭的危机之中。幸运的是，正在这个时候，广东开始开放，利用边界那边的廉价而热情的劳动力的机会来了。这是一种富有活力的联合，它为80年代中后期在广东出现的经济大起飞提供了经济基础。
80年代初，上天恩赐给广东一个非同一般的好领导。那就是1980年至1985年任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广东政府里的人一般都认为，在指导本省的发展方面，他是最杰出的人物。在辽宁时，他就是一个心怀宽广而又具有丰富经验的官员，受到了北京领导人的信任，他们允许他在进行局部的改革时有某种灵活性，因此，才使80年代中后期的活力得以可能。其他的官员如佛山的于飞，也很快起来利用新机会。
深圳经验
深圳和珠海这两个经济特区的改革效果完全不同。深圳发展最为迅速，其他的三个特区，珠海c汕头和厦门则相形见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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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之所以能成功，得益于新制度和来自北京的巨额投资。然而，广东许多有见识的领导人认为深圳不值得如此骄傲。他们认为如果你从北京接受了几亿美元，而且有国内最好的建筑师，又有办法与香港的资金和企业家沟通。那么，对深圳的繁荣来说，就没有什么绝窍可言了。
深圳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来自中国各地方的公司都来投资，特别是那些60年代初，由于考虑到国家的安全，有些企业被迫从沿海地区迁往中国内的“三线”企业。这些公司从前为军队生产收音机，现在可以开始为出口来生产收音机了。这些公司在深圳的起步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深圳开始时的希望是促进国际高技术的转让，他们梦想，中国通过开放深圳，制定正确的法律和商业规则，外国人会努力投资现代技术，中国其他的地方就可以到深圳来学习这种新技术。令北京的决策者们失望的是，仅仅这么做并不足以吸引拥有最新技术的外国投资者，因为深圳缺乏有才能的合伙经营者来充分地利用这种高技术的投资。就这一点来说，条件是不成熟的。但是，对于香港的那些想利用热情高而价廉的劳动力来建立加工厂的小企业来说，这些条件足矣。深圳的有些官员努力勇敢地铲除官僚主义，但是，他们还是比不上珠江三角洲那些小县城里跃跃欲试的官员们。
这些县里的大多数，像东莞c宝安c中山c南海c顺德，以及更近一些时来还有番禺等县的地方官在利用香港的加工投资方面有更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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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广东话，他们更容易统一，很少在管辖范围上发生争执，他们能行动得更快，也不那么官僚，他们的工人也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他们有点外行，只有点儿有限的经验，这些县还有点土气，但是他们有热情。这些县并不像深圳那样去发展基础设施以吸引巨额投资，但是就真正的活力和热情而言，他们则大大超了深圳。广东省里的领导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这些小县虽没有巨额投入，但是，他们却把事情办成了。
政治忠诚与经济紧缩
现在让我来简要地讲讲最近三年有关广东香港地区的主要变化的最重要的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与对事件的政治反映有关。第二个问题就是1988年开始的经济紧缩。第三个问题是内部产生的新发展。第四个问题是沿海地区和内地省份之间的关系。
首先，基于事件之后的政治情况，广东的基本精神是：“我们不要让北京的这些运动妨碍到世界上真正的重要事情，这事情，当然，就是基本的经济发展。”
广东的官员注意不妨碍北京，当北京发出命令说要开一些会来批评一些事情，广东也做些批评动作。北京说要严惩那些参与走私的人，广东就严惩他们；北京就要处死一批走私犯，广东也遵从了。在不妨碍北京的同时，广东省的领导基本上做他们自己的事，而北京也没有多大的干预。实行紧缩政策就是一个例子。1988年，北京要求广东关闭大量的当地乡镇企业。企业的确是按照北京的命令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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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北京并没有说作为其他企业的一部分的新的企业第二天不能开门，也没有说某些新的企业不能开张，因此，同样是这些人在其后的几天又都工作了，只不过是为不同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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