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卷 35、平息风潮“先抚后剿”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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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全国各地已经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1957年2月，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敌我之间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开始处理“闹退社”事件时，中央和各地都是按照《讲话》精神进行处理的。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认为，尽管不排除有少数坏人借机破坏，但问题总体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之内，力图以说服教育、改善社的生产管理等方式来加以解决。
中共中央1956年12月24日在批转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的报告时，针对一些地方出现闹社、退社事件提出了三点意见：1.各地合作社对于急急忙忙让富裕中农入社，或者让其入社本来就是不策略的。今年分配所得，富裕中农的收入都有所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让一部分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2.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原来从事手工业等其他行业的人，过去确实收入较多，留在社里很难维持他们原来的收入，经过工作，如果他们仍坚持退社，可以允许其退出，不必把他们勉强留在社内。3.对于一部分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可从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必要时，也可暂时给以适当的土地报酬。
1957年6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江苏省委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的批语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冷静地分析夏收前后的农村形势和农村人民闹事的原因，主动地去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防止闹事事件的发生，并且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使干部们懂得，对待人民闹事既不能片面地迁就许愿，也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而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辨明是非，达到干部和群众在更高基础上的团结，以利生产。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主席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反右运动前，他认为闹事的原因主要是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造成的，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1957年夏，主席把阶级斗争的情况看得过于严重，而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反右派斗争，导致了这场斗争的扩大化。受此影响，对一段时间农村出现的闹社、退社风波亦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认为这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反映，大多是敌我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必须狠抓阶级斗争，镇压这股“歪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平息“退社风潮”改抚为剿。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的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主席在会上作了题为《1957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在布置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的同时，明确表示，少数想退社的富裕中农，“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主席提出：“赞成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他同时要求这种说理斗争，今后应当每年进行一次，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指不巩固的社）的整风，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其办法是，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批判之，农村的鸣放辩论应当在上级派出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进行。
于是，中共中央于1957年8月中旬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决定在全体农民中就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进行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批判党内的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四类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反革命行为。
《指示》下达后，农村掀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地方政府、各级干部也转而认为，闹事原因主要是一些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在其中兴风作浪、借机破坏。各地农村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的方法，批判、斗争“右倾分子”、“四类分子”和富裕中农。有的地方甚至把事件定性为“小型的骚乱”，“反革命事件”，动用了公安、法院等专政力量，逮捕法办了一些领头闹事者，严厉惩处了“闹事”的“首犯”，镇压了退社风潮。广东省一个月内批判斗争1.6万人、逮捕两千余人，几乎全部是富裕中农。广东番禺县县委于1957年10月8日抽调机关干部186人，组成30多个工作组下乡。工作组下乡后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制止退社风波，帮助社干部健全劳动管理和财务管理，发动群众对带头闹退社的农民进行大辩论，镇压了退社风潮。
下面，请看浙江是怎样平息“仙居事件”的。
为妥善处理仙居群众闹事事件，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决定亲自赴仙居县蹲点调查。江华是1956年8月中旬到达仙居的。到仙居的第二天，他就在仙居县党员骨干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江华指出，要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要在农民群众中批判资本主义思想；要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发展生产的问题。
江华在仙居蹲点的20天左右时间里，找了不少人谈话，并通过召开包括区委书记、乡镇书记、村书记和县里干部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传达中央对仙居工作的指示，组织干部学习，帮助县委常委总结闹退社的经验教训，分清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统一思想认识，帮助他们研究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恢复合作化措施。他还亲自到仙居县船山乡、岭下乡农村调查研究，听取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意见。在船山，江华请来生产组长、党员和普通社员十几个人开座谈会。江华人胖，村里为他准备的藤椅坐不进，他就坐在农家的竹椅上。他主要问闹事的原因，叫大家实事求是地说，社员有什么反映，参加会议的人有什么想法等等。大家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合作化以后土地荒掉，产量上不去，老百姓生活较困难。开会时，大家还不知道他的具体身份，走后才知道。船山座谈会的第二天，江华又在县里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县长、两办主任、部分县、乡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开会时，他首先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退社？二是哪些人要退社？三是退社对你们有什么好处？让大家讨论。讨论中，江华问得很细，如记工员有没有为自己多记工分、闹事哪些人最积极等等。大家反映：社员与干部有矛盾的要退社；坏人退社最积极等。县里的座谈会开了两天，接着，江华又到岭下乡调查。到岭下乡，因为路小无法开车，江华是步行去的。他在岭下乡杜婆桥村也召开了社员座谈会，他就坐在树墩上，参加会议的有村里的主要干部。江华问了大家许多问题，如合作社好不好？还征求大家的意见：仙居经济落后，修条公路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开完座谈会，江华又去看了稻田。在仙居，社员们向江华反映最多的是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合作化以后，县委工作极不深入。干部下去一般只到区到乡，很少到社，即使到社也很少与群众接触。领导活动限于开会布置，缺少研究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吊打群众的乡干部占全县乡干部的30%以上，甚至少数县委委员也打人、吊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其次是领导上的右倾：“闹事之前，合作社中问题成堆。群众曾经再三向领导上发出警号，要求清算账目、干部参加劳动、改选作风不好的干部，有的要求退社、分社。而领导上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采取民主办社的方法认真解决合作社中的问题，又不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错误言论。闹事已经发生，又不去发动群众，做好工作，使大部分社员稳定下来，允许少数坚持退社的社员退出，而采取压制、拖延以至放任自流的办法。对未发生闹事的地区，县委也未主动做好工作。”再次是党的队伍中资本主义思想上升，组织纪律松懈，缺乏战斗力：“领导上长期放松对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党的组织生活极为松懈，区乡干部较为普遍地不学政治、不学文化、不看报纸。”由于县委没有做好工作，因此群众失去信心，普遍反映：县委只办社，不管社。“去年县委决定改制15万亩，干部和群众都接受不下去，县委硬压的结果，荒芜了15000亩良田，很大一部分土地收成很少，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全县粮食收入比1955年减产22%。合作社的劳动报酬很低，去年每个劳动日最高七角二分，最低五分四厘，平均只三角三分。”闹事中间，县委在惊慌失措之下，没有耐心地坚决地教育干部相信群众的多数，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的艰苦的工作，在巩固多数社员的前提下，允许少数社员退社；而是片面地允许退社，并由县人民委员会出通告说明“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想以此来缓和矛盾。结果起了很坏的作用。出通告前全县入社农户尚占46％，而这以后继续退到只占16％。江华根据调查的事实，举出东岭乡后丁村一个47户的合作社为例，说明该社开始因为账目不清、干部作风不民主和经营管理等问题，有九户闹退社，并打了干部。当地的干部领先发动贫农和下中农，把问题交给全体社员讨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接受社员合理的意见，在多数社员思想上划清界线后，允许坚持退社户退社，结果只有两户退社，整个合作社因之巩固下来。因此，他认为，“运用这一经验，在未闹事的地方，主动做好工作，也是完全可能防止闹事的。”8月30日，江华在仙居向台州地委并报省委作了《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的报告》。江华在仙居蹲点处理群众闹事的实践活动，对全省其他地方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当年9月14日，省委同意这个报告，并将报告上报中央和上海局，同时转发各地、市、县委。
江华的亲临指导，帮助仙居县委提高了认识。县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干部右倾思想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提出恢复合作化，在组织人事方面也作了初步调整。到年底，入社农户恢复到占全县总农户的90.4%。当年的粮食产量和生猪的饲养量分别比上年增长了5%和31.8%。在江华的关心和支持下，仙居动工兴建总库容645立方的西岙水库，并将仙（居）缙（云）公路列入省交通厅的计划，于当年11月动工，次年4月建成通车。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仙居县就将某些带头闹退社的农民也划定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逮捕9人、拘留42人。经过这次政治打击，把退社风潮镇压下去了。
再看安徽无为县是怎样平息“退社事件“的：1955年春，安徽无为县全县成立了111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县委对合作化运动由“小脚女人”的步伐，一下变为风驰电掣的快车，全县一气呵成“社会主义合作化”。这时，全县最大的高级社白茹洲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原来的106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小社基础上自愿联合起来，不顾客观情况，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完全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加之当年的收成很不理想，以致农民家庭收入寥寥无几。不少人在秋后即缺米少柴，随之纷纷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结队抢分集体的存粮；有的硬行私分集体保留的稻种；有的公开责怪政府，咒骂干部。一时人心惶惶。
省、地派来了工作组，“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在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xxx，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帐算清楚：有大军渡军时的损失帐，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从此再也无人敢要退社了。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中共中央1956年12月24日在批转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的报告时，针对一些地方出现闹社、退社事件提出了三点意见：1.各地合作社对于急急忙忙让富裕中农入社，或者让其入社本来就是不策略的。今年分配所得，富裕中农的收入都有所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让一部分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2.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原来从事手工业等其他行业的人，过去确实收入较多，留在社里很难维持他们原来的收入，经过工作，如果他们仍坚持退社，可以允许其退出，不必把他们勉强留在社内。3.对于一部分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可从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必要时，也可暂时给以适当的土地报酬。
1957年6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江苏省委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的批语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冷静地分析夏收前后的农村形势和农村人民闹事的原因，主动地去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防止闹事事件的发生，并且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使干部们懂得，对待人民闹事既不能片面地迁就许愿，也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而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辨明是非，达到干部和群众在更高基础上的团结，以利生产。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主席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反右运动前，他认为闹事的原因主要是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造成的，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1957年夏，主席把阶级斗争的情况看得过于严重，而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反右派斗争，导致了这场斗争的扩大化。受此影响，对一段时间农村出现的闹社、退社风波亦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认为这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反映，大多是敌我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必须狠抓阶级斗争，镇压这股“歪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平息“退社风潮”改抚为剿。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的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主席在会上作了题为《1957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在布置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的同时，明确表示，少数想退社的富裕中农，“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主席提出：“赞成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他同时要求这种说理斗争，今后应当每年进行一次，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指不巩固的社）的整风，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其办法是，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批判之，农村的鸣放辩论应当在上级派出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进行。
于是，中共中央于1957年8月中旬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决定在全体农民中就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进行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批判党内的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四类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反革命行为。
《指示》下达后，农村掀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地方政府、各级干部也转而认为，闹事原因主要是一些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在其中兴风作浪、借机破坏。各地农村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的方法，批判、斗争“右倾分子”、“四类分子”和富裕中农。有的地方甚至把事件定性为“小型的骚乱”，“反革命事件”，动用了公安、法院等专政力量，逮捕法办了一些领头闹事者，严厉惩处了“闹事”的“首犯”，镇压了退社风潮。广东省一个月内批判斗争1.6万人、逮捕两千余人，几乎全部是富裕中农。广东番禺县县委于1957年10月8日抽调机关干部186人，组成30多个工作组下乡。工作组下乡后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制止退社风波，帮助社干部健全劳动管理和财务管理，发动群众对带头闹退社的农民进行大辩论，镇压了退社风潮。
下面，请看浙江是怎样平息“仙居事件”的。
为妥善处理仙居群众闹事事件，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决定亲自赴仙居县蹲点调查。江华是1956年8月中旬到达仙居的。到仙居的第二天，他就在仙居县党员骨干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江华指出，要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要在农民群众中批判资本主义思想；要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发展生产的问题。
江华在仙居蹲点的20天左右时间里，找了不少人谈话，并通过召开包括区委书记、乡镇书记、村书记和县里干部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传达中央对仙居工作的指示，组织干部学习，帮助县委常委总结闹退社的经验教训，分清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统一思想认识，帮助他们研究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恢复合作化措施。他还亲自到仙居县船山乡、岭下乡农村调查研究，听取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意见。在船山，江华请来生产组长、党员和普通社员十几个人开座谈会。江华人胖，村里为他准备的藤椅坐不进，他就坐在农家的竹椅上。他主要问闹事的原因，叫大家实事求是地说，社员有什么反映，参加会议的人有什么想法等等。大家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合作化以后土地荒掉，产量上不去，老百姓生活较困难。开会时，大家还不知道他的具体身份，走后才知道。船山座谈会的第二天，江华又在县里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县长、两办主任、部分县、乡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开会时，他首先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退社？二是哪些人要退社？三是退社对你们有什么好处？让大家讨论。讨论中，江华问得很细，如记工员有没有为自己多记工分、闹事哪些人最积极等等。大家反映：社员与干部有矛盾的要退社；坏人退社最积极等。县里的座谈会开了两天，接着，江华又到岭下乡调查。到岭下乡，因为路小无法开车，江华是步行去的。他在岭下乡杜婆桥村也召开了社员座谈会，他就坐在树墩上，参加会议的有村里的主要干部。江华问了大家许多问题，如合作社好不好？还征求大家的意见：仙居经济落后，修条公路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开完座谈会，江华又去看了稻田。在仙居，社员们向江华反映最多的是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合作化以后，县委工作极不深入。干部下去一般只到区到乡，很少到社，即使到社也很少与群众接触。领导活动限于开会布置，缺少研究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吊打群众的乡干部占全县乡干部的30%以上，甚至少数县委委员也打人、吊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其次是领导上的右倾：“闹事之前，合作社中问题成堆。群众曾经再三向领导上发出警号，要求清算账目、干部参加劳动、改选作风不好的干部，有的要求退社、分社。而领导上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采取民主办社的方法认真解决合作社中的问题，又不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错误言论。闹事已经发生，又不去发动群众，做好工作，使大部分社员稳定下来，允许少数坚持退社的社员退出，而采取压制、拖延以至放任自流的办法。对未发生闹事的地区，县委也未主动做好工作。”再次是党的队伍中资本主义思想上升，组织纪律松懈，缺乏战斗力：“领导上长期放松对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党的组织生活极为松懈，区乡干部较为普遍地不学政治、不学文化、不看报纸。”由于县委没有做好工作，因此群众失去信心，普遍反映：县委只办社，不管社。“去年县委决定改制15万亩，干部和群众都接受不下去，县委硬压的结果，荒芜了15000亩良田，很大一部分土地收成很少，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全县粮食收入比1955年减产22%。合作社的劳动报酬很低，去年每个劳动日最高七角二分，最低五分四厘，平均只三角三分。”闹事中间，县委在惊慌失措之下，没有耐心地坚决地教育干部相信群众的多数，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的艰苦的工作，在巩固多数社员的前提下，允许少数社员退社；而是片面地允许退社，并由县人民委员会出通告说明“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想以此来缓和矛盾。结果起了很坏的作用。出通告前全县入社农户尚占46％，而这以后继续退到只占16％。江华根据调查的事实，举出东岭乡后丁村一个47户的合作社为例，说明该社开始因为账目不清、干部作风不民主和经营管理等问题，有九户闹退社，并打了干部。当地的干部领先发动贫农和下中农，把问题交给全体社员讨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接受社员合理的意见，在多数社员思想上划清界线后，允许坚持退社户退社，结果只有两户退社，整个合作社因之巩固下来。因此，他认为，“运用这一经验，在未闹事的地方，主动做好工作，也是完全可能防止闹事的。”8月30日，江华在仙居向台州地委并报省委作了《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的报告》。江华在仙居蹲点处理群众闹事的实践活动，对全省其他地方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当年9月14日，省委同意这个报告，并将报告上报中央和上海局，同时转发各地、市、县委。
江华的亲临指导，帮助仙居县委提高了认识。县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干部右倾思想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提出恢复合作化，在组织人事方面也作了初步调整。到年底，入社农户恢复到占全县总农户的90.4%。当年的粮食产量和生猪的饲养量分别比上年增长了5%和31.8%。在江华的关心和支持下，仙居动工兴建总库容645立方的西岙水库，并将仙（居）缙（云）公路列入省交通厅的计划，于当年11月动工，次年4月建成通车。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仙居县就将某些带头闹退社的农民也划定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逮捕9人、拘留42人。经过这次政治打击，把退社风潮镇压下去了。
再看安徽无为县是怎样平息“退社事件“的：1955年春，安徽无为县全县成立了111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县委对合作化运动由“小脚女人”的步伐，一下变为风驰电掣的快车，全县一气呵成“社会主义合作化”。这时，全县最大的高级社白茹洲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原来的106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小社基础上自愿联合起来，不顾客观情况，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完全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加之当年的收成很不理想，以致农民家庭收入寥寥无几。不少人在秋后即缺米少柴，随之纷纷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结队抢分集体的存粮；有的硬行私分集体保留的稻种；有的公开责怪政府，咒骂干部。一时人心惶惶。
省、地派来了工作组，“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在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xxx，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帐算清楚：有大军渡军时的损失帐，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从此再也无人敢要退社了。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