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卷 37、干部专横胡作非为 贫农抗争被斗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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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临汝县王堂高级农业社，党支部书记兼社长杨德春独断专行，对社员的态度极其蛮横。他平时不参加生产，说大话，不解决实际问题。他自己借用合作社60多元钱，会计亲自给他送到家里。可是平时社员要借几毛钱，再三要求他也不批准借给。1956年麦收时，社里办“农忙食堂”，他向社员宣布：“谁都得到食堂吃饭。如果三天不来吃饭，就拔他的锅灶，不准推磨。”而食堂由于管理不好，浪费了2000多斤粮食，社员对此非常不满。麦收后，他又独断专行，决定把全社麦种都集中放在辛庄村，结果坏掉了两千多斤。秋收后，社里收了绿豆，社员们要求分一些，他不准分。
在贯彻落实《农业四十条》的热潮中，许多地方出现高指标和瞎指挥现象。1956年上半年，河南临汝县对农业社增产指标要求过高，打井数量要求过大，技术推广要求过急。有的地区，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就不看条件的盲目推广高产玉米，直至把玉米种到洼地和山坡上，结果减产很多；有的地区在推广密植上，限定每亩必须保证多少棵，把行距、株距都列入“操作规程”；有的地区因一味追求打井数量，结果出现了不少废井，没有砖，就去扒群众的房子，拆群众的锅台，甚至拆社员的祖坟。杨德春等几个社干部就是瞎指挥的典型。
临汝县王堂农业社有户贫农，户主叫辛立臣。社里在打井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祖坟上的牌楼砖拆去修水井，又把坟前的一棵大柳树砍了去做农具。辛立臣不服气，就找杨德春理论。杨德春把三角眼一瞪，说：“哪个是你家的？都是集体的！”原来杨德春等几个干部决定，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和小块苇塘等统统收归社有，而不给予任何补偿。
辛立臣争辩说：“俺土地入了社，可是祖坟没有入社呀，怎么就成了集体的？”杨德春竟然蛮横喝道：“这是党支部和社委会的决定！你想挖集体经济的墙角吗？”
辛立臣十分愤怒，知道和这个家伙没法说理，就伸手要打杨德春，被人拉开。他跳着脚骂道：“老子是贫农！不怕你。你不赔我的砖和树，老子和你没完！”
1956秋收之后，临汝县王堂农业社干部没有把党的分配政策向群众交代，分配方案没有经群众讨论，预分计划群众也不知道，社内账目从未公开过，社员对社里的收支不摸底，有很多怀疑。该社王堂村生产队按劳动将预分粮分掉70％，有的一人分了600多斤，多的甚至达到1000多斤。但辛庄村粮食只分到144斤、红薯分到250斤就停止分配了。社员意见很大。
就在辛立臣和杨德春打完架的时候，辛立臣和一些社员听到一个消息：他们村的红薯还要往外调。社员们愤愤不平：俺们的口粮还没有达到应该分的指标，怎么还把俺们种的红薯往外村调？辛立臣怒上加怒，就和他弟弟辛清臣、侄族辛维庆及一群社员去找党支部书记兼社长杨德春讨说法。杨德春竟蛮横地说：“哪个是你们村的红薯？统统都是农业社的。党支部和社委会决定调出，，就必须调出！”
辛立臣怒极，回头对社员说：“俺们回家自己想办法，不跟这个混蛋说了！”于是，辛立臣就和他弟弟辛清臣、侄族辛维庆带领群众在7天内刨分了67亩地中的10万余斤红薯，由社员分掉。杨德春等干部出来制止，辛立臣质问道：“娘的！俺们辛辛苦苦种的红薯，凭什么白给外村？凭什么不分给俺们？想饿死俺们呀，没门！”辛立臣等愤怒的社员要揍他们，吓得杨德春等干部东躲西藏。
随后，辛立臣等又带领数十名社员去乡里请愿，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一是分社；二是清算账目；三是撤换杨德春等作风不好的社干部。乡里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自动撤换了队里的干部。同时，他们组织了11辆大车，坐着数十人去县里请愿。
临汝县其它地方也开始出现“闹社”的迹象，龙山发生了打干部事件，县委未认真处理。之后，周围村庄就有人酝酿“闹社”，县委亦未引起警惕。到了秋后，开始有一部分社员三五成群地到乡、到县请愿，这时县委仍未觉察问题的严重性，亦未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临汝县委认为，社员闹事是属于人民内部正当要求未得到合理解决，加上干部本位自私引起的。洛阳地委也几次强调是工作问题，要求改进领导作风，大力推行包工包产，改善民主管理工作。因此，临汝县在闹社初期的处置方针是：“加强政治教育工作，解决实际问题，避免冲突。”与此同时，县里派出了大批干部到闹社地区进行工作。公安局也派出专人到闹社比较厉害的辛庄村进行调查，并没有发现有坏人破坏，证明是群众性的问题，因此决定不逮捕人。
随着闹社事件的增多，影响的扩大，临汝县委开始采用分化的手法。一方面，他们把辛庄村带头闹事的辛立臣、辛清臣和其它一些领头人以办训练班为名集中起来，学习社章和宪法；另一方面，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群众当中，加大教育说服工作的力度。由于采取了这两方面的措施，闹社的势头开始慢慢得到控制。
1956年12月中旬，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来到临汝。他在听取汇报后指出：闹事的基本性质仍是内部问题，但少数社已发展到坏分子利用党内矛盾、干群矛盾，进行反合作化、反社会主义的小型骚乱。他特别强调，是否有反革命兴风作浪，县委需要考虑。他明确要求临汝县委，抓住有利时机处理几起。12月21日，《河南省委关于临汝县“闹社”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下发。《指示》对临汝县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临汝县）甚至对于反动分子要搞垮社的破坏活动也不能够毅然决然地加以严厉的镇压，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这就难免要挫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反动分子的气焰了；这就是临汝县个别地方‘闹社’的乱子曾经一度发展和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后，临汝县就根据“小型骚乱”这一定性，把那些领头闹社的人加以逮捕。县法院召开了几千人的公审大会，对全县带头闹社的十三个人分别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其中2人受训诫处分）。宣布的罪状归纳起来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利用社内存在的问题，进行挑拨离间，颠倒是非；煽动与组织群众进城控告干部，殴打干部，要求干部开仓分粮，组织群众下地刨红薯，分红薯，闹分社等活动，使集体财产受到损失，影响了社的生产，危害了社会秩序。把闹社最凶的王堂农业社辛庄队的辛立臣判处徒刑5年，辛清臣判处徒刑3年。此后，县委又在全县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破坏农业社的犯罪分子受到国法惩处”的宣传。“闹社”事件就这样彻底地平息了。
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传达后，中宣部和河南省委先后派人去临汝县王堂社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河南省委对临汝的“闹社”问题进行了重新处理。省委认为，过去的处理是有错误的，主要表现在虽然肯定了“大部分社基本上是属于内部纠纷”，但还是定性为“一种小型骚乱”，“这种分析据调查证明显然是扩大化的，不符合实际情况。对原因的分析上强调了坏分子破坏活动，对这些合作社的问题检查和改进都强调不够。不适当地批评临汝县委不能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助长了某些干部‘找不到老虎也要找几只兔子’的错误思想，结果逮捕了15名带头闹社的农民，并判了刑。”省委认为，之所以发生这些错误，“是因为还是用老眼光、老路数来看待和处理新问题”。省委常委会决定，宣布被逮捕判刑的15人无罪释放。
1957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各地都惩处“闹事”的“首犯”，镇压退社风潮。辛立臣等15个人又受到了残酷斗争，之后又被抓进了监狱。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在贯彻落实《农业四十条》的热潮中，许多地方出现高指标和瞎指挥现象。1956年上半年，河南临汝县对农业社增产指标要求过高，打井数量要求过大，技术推广要求过急。有的地区，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就不看条件的盲目推广高产玉米，直至把玉米种到洼地和山坡上，结果减产很多；有的地区在推广密植上，限定每亩必须保证多少棵，把行距、株距都列入“操作规程”；有的地区因一味追求打井数量，结果出现了不少废井，没有砖，就去扒群众的房子，拆群众的锅台，甚至拆社员的祖坟。杨德春等几个社干部就是瞎指挥的典型。
临汝县王堂农业社有户贫农，户主叫辛立臣。社里在打井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祖坟上的牌楼砖拆去修水井，又把坟前的一棵大柳树砍了去做农具。辛立臣不服气，就找杨德春理论。杨德春把三角眼一瞪，说：“哪个是你家的？都是集体的！”原来杨德春等几个干部决定，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和小块苇塘等统统收归社有，而不给予任何补偿。
辛立臣争辩说：“俺土地入了社，可是祖坟没有入社呀，怎么就成了集体的？”杨德春竟然蛮横喝道：“这是党支部和社委会的决定！你想挖集体经济的墙角吗？”
辛立臣十分愤怒，知道和这个家伙没法说理，就伸手要打杨德春，被人拉开。他跳着脚骂道：“老子是贫农！不怕你。你不赔我的砖和树，老子和你没完！”
1956秋收之后，临汝县王堂农业社干部没有把党的分配政策向群众交代，分配方案没有经群众讨论，预分计划群众也不知道，社内账目从未公开过，社员对社里的收支不摸底，有很多怀疑。该社王堂村生产队按劳动将预分粮分掉70％，有的一人分了600多斤，多的甚至达到1000多斤。但辛庄村粮食只分到144斤、红薯分到250斤就停止分配了。社员意见很大。
就在辛立臣和杨德春打完架的时候，辛立臣和一些社员听到一个消息：他们村的红薯还要往外调。社员们愤愤不平：俺们的口粮还没有达到应该分的指标，怎么还把俺们种的红薯往外村调？辛立臣怒上加怒，就和他弟弟辛清臣、侄族辛维庆及一群社员去找党支部书记兼社长杨德春讨说法。杨德春竟蛮横地说：“哪个是你们村的红薯？统统都是农业社的。党支部和社委会决定调出，，就必须调出！”
辛立臣怒极，回头对社员说：“俺们回家自己想办法，不跟这个混蛋说了！”于是，辛立臣就和他弟弟辛清臣、侄族辛维庆带领群众在7天内刨分了67亩地中的10万余斤红薯，由社员分掉。杨德春等干部出来制止，辛立臣质问道：“娘的！俺们辛辛苦苦种的红薯，凭什么白给外村？凭什么不分给俺们？想饿死俺们呀，没门！”辛立臣等愤怒的社员要揍他们，吓得杨德春等干部东躲西藏。
随后，辛立臣等又带领数十名社员去乡里请愿，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一是分社；二是清算账目；三是撤换杨德春等作风不好的社干部。乡里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自动撤换了队里的干部。同时，他们组织了11辆大车，坐着数十人去县里请愿。
临汝县其它地方也开始出现“闹社”的迹象，龙山发生了打干部事件，县委未认真处理。之后，周围村庄就有人酝酿“闹社”，县委亦未引起警惕。到了秋后，开始有一部分社员三五成群地到乡、到县请愿，这时县委仍未觉察问题的严重性，亦未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临汝县委认为，社员闹事是属于人民内部正当要求未得到合理解决，加上干部本位自私引起的。洛阳地委也几次强调是工作问题，要求改进领导作风，大力推行包工包产，改善民主管理工作。因此，临汝县在闹社初期的处置方针是：“加强政治教育工作，解决实际问题，避免冲突。”与此同时，县里派出了大批干部到闹社地区进行工作。公安局也派出专人到闹社比较厉害的辛庄村进行调查，并没有发现有坏人破坏，证明是群众性的问题，因此决定不逮捕人。
随着闹社事件的增多，影响的扩大，临汝县委开始采用分化的手法。一方面，他们把辛庄村带头闹事的辛立臣、辛清臣和其它一些领头人以办训练班为名集中起来，学习社章和宪法；另一方面，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群众当中，加大教育说服工作的力度。由于采取了这两方面的措施，闹社的势头开始慢慢得到控制。
1956年12月中旬，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来到临汝。他在听取汇报后指出：闹事的基本性质仍是内部问题，但少数社已发展到坏分子利用党内矛盾、干群矛盾，进行反合作化、反社会主义的小型骚乱。他特别强调，是否有反革命兴风作浪，县委需要考虑。他明确要求临汝县委，抓住有利时机处理几起。12月21日，《河南省委关于临汝县“闹社”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下发。《指示》对临汝县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临汝县）甚至对于反动分子要搞垮社的破坏活动也不能够毅然决然地加以严厉的镇压，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这就难免要挫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反动分子的气焰了；这就是临汝县个别地方‘闹社’的乱子曾经一度发展和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后，临汝县就根据“小型骚乱”这一定性，把那些领头闹社的人加以逮捕。县法院召开了几千人的公审大会，对全县带头闹社的十三个人分别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其中2人受训诫处分）。宣布的罪状归纳起来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利用社内存在的问题，进行挑拨离间，颠倒是非；煽动与组织群众进城控告干部，殴打干部，要求干部开仓分粮，组织群众下地刨红薯，分红薯，闹分社等活动，使集体财产受到损失，影响了社的生产，危害了社会秩序。把闹社最凶的王堂农业社辛庄队的辛立臣判处徒刑5年，辛清臣判处徒刑3年。此后，县委又在全县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破坏农业社的犯罪分子受到国法惩处”的宣传。“闹社”事件就这样彻底地平息了。
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传达后，中宣部和河南省委先后派人去临汝县王堂社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河南省委对临汝的“闹社”问题进行了重新处理。省委认为，过去的处理是有错误的，主要表现在虽然肯定了“大部分社基本上是属于内部纠纷”，但还是定性为“一种小型骚乱”，“这种分析据调查证明显然是扩大化的，不符合实际情况。对原因的分析上强调了坏分子破坏活动，对这些合作社的问题检查和改进都强调不够。不适当地批评临汝县委不能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助长了某些干部‘找不到老虎也要找几只兔子’的错误思想，结果逮捕了15名带头闹社的农民，并判了刑。”省委认为，之所以发生这些错误，“是因为还是用老眼光、老路数来看待和处理新问题”。省委常委会决定，宣布被逮捕判刑的15人无罪释放。
1957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各地都惩处“闹事”的“首犯”，镇压退社风潮。辛立臣等15个人又受到了残酷斗争，之后又被抓进了监狱。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