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卷 35、学者潜心研究 分析“退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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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阅读、研究了许多关于农民“退社风潮”的资料、论文，分析农民闹退社的主要原因是：（1）许多地区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实行政治压力和经济手段迫使农民入社。在闹社问题比较严重的浙江就出现过“抓两头，带中间”（依靠贫农、斗争富农、带动中农）的方法，有的地方甚至对不入社的农民进行恐吓，致使不少农民是抱着揣揣不安的心情入社的。在入社过程中，有的地方不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对生产资料入社作价偏低，农民利益的许多方面受到侵犯。这些，埋下了日后农民退社的隐患。
（2）社员减少收入，过高的预期与现实的反差，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向广大农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合作社优越性宣传。宣传说：“实行农业合作化就可以使全体农民得到富裕的生活”，“只有联合起来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实行合作化就可以用新的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进行大规模生产，这样会带来比个体经济高得无比的产量。”
特别是1956年初中央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之后，全国普遍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重点就是向农民描画合作化运动完成之后的美好图景。例如，当时江苏省的宣传资料说：“四十条”实现后，“我国农村中的一切剥削制度将被彻底消灭，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将变为高级的大型的合作社经济，使穷根从此挖掉，富根开花结果，子孙万代幸福无穷；我国的农业将变成先进的农业，使荒地变成良田，低产变为高产；我国农民都将成为富裕的农民，家家丰衣足食，社社五谷丰登；我国农村将成为文化发达、美丽幸福的农村，人人识字，个个读书，乡乡都有电话，社社都有收音机；到处是青山绿水，遍地是牛马骡驴，猪羊鸡鸭成群，路平桥好，四通八达，天灾能防御，四害被消灭，千年荒山开了花，百年大病断绝根，户户安康，人人欢乐……总之，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像一幅美好动人的图画，画出了我国农村繁荣、幸福的明天。”与此同时，一些社干部在动员农民入社时，也纷纷向社员承诺、许愿，说加入合作社如何好，每个劳动日能够分到多少钱。如果遇到灾害或问题，国家会给予怎样的保障，等等。
长期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的广大农民刚刚摆脱压迫和剥削，他们对大力发展生产、迅速提高生活水平有着强烈的渴望。同时，在建国之初，广大农民对领导自己翻身解放的共产党无比信赖，党所规划的如此具体而又生动的美好远景，对他们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大多数农民抱着比较高的预期“自愿”加入了高级社。
但是，这种美好的希望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破灭了。农民在加入高级社后很快就发现，由于合作社经验管理不善（当然有的地方也的确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不仅大幅度增加收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承诺根本无法实现，甚至连入社之前的情况还不如，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56年12月6日的简报统计，各省一般都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社员户减少收入。减少收入比较多的户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贩和有技术的手工工人等，他们积极想出去单干。减少收入不多的户，情绪也有动摇。农民的失望之情很快就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例如，1957年春节，安徽省肥西县滨湖乡滨广社的一户农民贴出了这样的春联：前门是“有钱好过年，无钱真可怜；一年累到头，三两三钱油”。后门是“昔年富、数年富，年年富；去年穷，今年穷，年年穷”。新河乡贫农李海荣贴出的春联是：“毛主席为人民，此话何用？儿女多非劳力，苦甚十分！”在河北隆化县的一座桥上还发现了这样的“传单”：“入了高级社，真正也不错。挣了不少分，一算剩不多。社里发一人，大家不能过。地了场光衣服破，回到家中挨大饿，你看难过不难过！”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强烈的反差是导致这一时期农民闹事的重要心理因素。
（3）农村基层干部官僚主义、特殊化，工作作风粗暴、强迫命令，使干群关系迅速紧张、恶化。
合作化之后，搞合作化的积极分子绝大部分都当了干部，掌握了政治的、经济的大权，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强迫命令作风日益发展，造成干群关系上的紧张状态。据《河北省委关于农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的报告》，高级社干部的强迫命令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很多农业社的干部，在进行工作中，不同群众商量，不听取群众的意见，多是少数干部做主，甚至发展到了一把手独断专行。「2」片面强调集体利益，不顾社员利益，限制社员活动自由。「3」任意克扣社员工分，罚劳动日，停止劳动，冻结存款，不发给政府救济款和粮证等。「4」捆绑抽打群众，较以前也有发展。
有的干部以为合作化后的农民成为集体化农民，一切事情都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社员稍有违背，就被扣上"落后"、"反党"、"破坏合作社"的帽子，受到扣工分、不许出工、不发给救济款和购粮证等处罚，甚至捆绑吊打。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倾向自然引起群众的不满。
强迫命令作风，有的已发展到违法地步。浙江仙居县251个乡干部中，有74人吊打过人，23个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者48名；秦皇岛市郊两个乡的党员中，任意打骂群众的有15名（占党员数7%）；房山县五侯乡山青社八、九月间发生干部打人事件8起。
干部多吃多占、挥霍浪费、贪污盗窃现象严重。
（4）基层干部缺乏管理高级社的经验，经营管理不善，独断专行，瞎指挥，造成了公共财产的严重损失和浪费。
干部缺乏管理集体生产的经验，生产没有计划或计划不周、不全面，瞎指挥，劳动管理混乱，工分不平衡，定额不合理，财务开支大、开支乱，帐目不清，有的社长期不公布帐目；农具丢失，牲畜饲养管理不善等现象未能及时解决，致使社员对办好合作社和依靠社发展生产有了怀疑和顾虑。
有的干部瞎指挥。例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就不看条件的盲目推广高产玉米，直至把玉米种到洼地和山坡上，结果减产很多；有的地区在推广密植上，限定每亩必须保证多少棵，把行距、株距都列入操作规程；有的地区因一味追求打井数量，结果出现了不少废井，没有砖，就去扒群众的房子，拆群众的锅台。
（5）分配不公、收入不平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在分配的问题上，对村与村、队与队收入不平衡的问题，缺乏适当的照顾、机械地执行全社统一分配的办法。有的高级社由于规模过大，穷村沾了富村的光，穷队揩了富队的油。浙江仙居县在夏收分配中，实行“平衡余缺”，平均每人分九十斤，劳动工分少的人也拿九十斤，不出钱，作为超支，劳动多的人也只拿九十斤，而拿不到钱，这样打乱平分，造成全县80%的社员超支。打乱平分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劳动力强的农民收入降低。
据临河南汝县委统计，因村与村经济基础悬殊穷富不同而引起的“闹社”有17个社，占闹社总数的48.5％；因自然灾害造成收入不平衡，一个社内一村丰收，一村减产而引起“闹社”的3个社，占8.57%；因种植作物品种规划不当，而形成收入不同引起纠纷的4个社，占11.42％；队与队、村与村劳动定额不统一，影响团结而引起纠纷的5个社，占14.25％。
（6）在入社过程中一些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使部分群众充满怨气。
在合作化运动急速推进的过程中，遗留下了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许多地方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没有进行评议定价就入了社，侵犯了群众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和小块苇塘等统统强行入了社，而不给予任何补偿，有的地方在社员入社时对牲畜、农具折价过低，到期又不能偿还，这些都伤害了社员的感情。临汝县王堂农业社的辛立臣带头闹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社里在打井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祖坟上的牌楼砖拆去修水井，又把坟前的一棵大柳树砍了去做农具。这些怨气不断积累，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最终导致辛立臣带头起来闹社。
（7）农业社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社员劳动过分紧张，引起社员不满。有的合作社集中统一过多，对社员个人利益和自由照顾不多，不许社员搞副业，限制社员串亲戚和赶集。
（8）确有少数不良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矛盾煽风点火，制造事端，以达到个人目的，也是某些闹事事件发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深层原因是：有些高级社是由管理无能、专横腐败的干部统治着，高级社已经成为“封建庄园”，生产下降、收入减少、生活水平降低。社员不甘心当受剥削压迫的“农奴”、“庄客”，为维权而奋起抗争，爆发了闹社退社的风潮。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2）社员减少收入，过高的预期与现实的反差，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向广大农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合作社优越性宣传。宣传说：“实行农业合作化就可以使全体农民得到富裕的生活”，“只有联合起来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实行合作化就可以用新的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进行大规模生产，这样会带来比个体经济高得无比的产量。”
特别是1956年初中央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之后，全国普遍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重点就是向农民描画合作化运动完成之后的美好图景。例如，当时江苏省的宣传资料说：“四十条”实现后，“我国农村中的一切剥削制度将被彻底消灭，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将变为高级的大型的合作社经济，使穷根从此挖掉，富根开花结果，子孙万代幸福无穷；我国的农业将变成先进的农业，使荒地变成良田，低产变为高产；我国农民都将成为富裕的农民，家家丰衣足食，社社五谷丰登；我国农村将成为文化发达、美丽幸福的农村，人人识字，个个读书，乡乡都有电话，社社都有收音机；到处是青山绿水，遍地是牛马骡驴，猪羊鸡鸭成群，路平桥好，四通八达，天灾能防御，四害被消灭，千年荒山开了花，百年大病断绝根，户户安康，人人欢乐……总之，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像一幅美好动人的图画，画出了我国农村繁荣、幸福的明天。”与此同时，一些社干部在动员农民入社时，也纷纷向社员承诺、许愿，说加入合作社如何好，每个劳动日能够分到多少钱。如果遇到灾害或问题，国家会给予怎样的保障，等等。
长期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的广大农民刚刚摆脱压迫和剥削，他们对大力发展生产、迅速提高生活水平有着强烈的渴望。同时，在建国之初，广大农民对领导自己翻身解放的共产党无比信赖，党所规划的如此具体而又生动的美好远景，对他们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大多数农民抱着比较高的预期“自愿”加入了高级社。
但是，这种美好的希望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破灭了。农民在加入高级社后很快就发现，由于合作社经验管理不善（当然有的地方也的确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不仅大幅度增加收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承诺根本无法实现，甚至连入社之前的情况还不如，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56年12月6日的简报统计，各省一般都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社员户减少收入。减少收入比较多的户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贩和有技术的手工工人等，他们积极想出去单干。减少收入不多的户，情绪也有动摇。农民的失望之情很快就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例如，1957年春节，安徽省肥西县滨湖乡滨广社的一户农民贴出了这样的春联：前门是“有钱好过年，无钱真可怜；一年累到头，三两三钱油”。后门是“昔年富、数年富，年年富；去年穷，今年穷，年年穷”。新河乡贫农李海荣贴出的春联是：“毛主席为人民，此话何用？儿女多非劳力，苦甚十分！”在河北隆化县的一座桥上还发现了这样的“传单”：“入了高级社，真正也不错。挣了不少分，一算剩不多。社里发一人，大家不能过。地了场光衣服破，回到家中挨大饿，你看难过不难过！”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强烈的反差是导致这一时期农民闹事的重要心理因素。
（3）农村基层干部官僚主义、特殊化，工作作风粗暴、强迫命令，使干群关系迅速紧张、恶化。
合作化之后，搞合作化的积极分子绝大部分都当了干部，掌握了政治的、经济的大权，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强迫命令作风日益发展，造成干群关系上的紧张状态。据《河北省委关于农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的报告》，高级社干部的强迫命令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很多农业社的干部，在进行工作中，不同群众商量，不听取群众的意见，多是少数干部做主，甚至发展到了一把手独断专行。「2」片面强调集体利益，不顾社员利益，限制社员活动自由。「3」任意克扣社员工分，罚劳动日，停止劳动，冻结存款，不发给政府救济款和粮证等。「4」捆绑抽打群众，较以前也有发展。
有的干部以为合作化后的农民成为集体化农民，一切事情都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社员稍有违背，就被扣上"落后"、"反党"、"破坏合作社"的帽子，受到扣工分、不许出工、不发给救济款和购粮证等处罚，甚至捆绑吊打。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倾向自然引起群众的不满。
强迫命令作风，有的已发展到违法地步。浙江仙居县251个乡干部中，有74人吊打过人，23个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者48名；秦皇岛市郊两个乡的党员中，任意打骂群众的有15名（占党员数7%）；房山县五侯乡山青社八、九月间发生干部打人事件8起。
干部多吃多占、挥霍浪费、贪污盗窃现象严重。
（4）基层干部缺乏管理高级社的经验，经营管理不善，独断专行，瞎指挥，造成了公共财产的严重损失和浪费。
干部缺乏管理集体生产的经验，生产没有计划或计划不周、不全面，瞎指挥，劳动管理混乱，工分不平衡，定额不合理，财务开支大、开支乱，帐目不清，有的社长期不公布帐目；农具丢失，牲畜饲养管理不善等现象未能及时解决，致使社员对办好合作社和依靠社发展生产有了怀疑和顾虑。
有的干部瞎指挥。例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就不看条件的盲目推广高产玉米，直至把玉米种到洼地和山坡上，结果减产很多；有的地区在推广密植上，限定每亩必须保证多少棵，把行距、株距都列入操作规程；有的地区因一味追求打井数量，结果出现了不少废井，没有砖，就去扒群众的房子，拆群众的锅台。
（5）分配不公、收入不平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在分配的问题上，对村与村、队与队收入不平衡的问题，缺乏适当的照顾、机械地执行全社统一分配的办法。有的高级社由于规模过大，穷村沾了富村的光，穷队揩了富队的油。浙江仙居县在夏收分配中，实行“平衡余缺”，平均每人分九十斤，劳动工分少的人也拿九十斤，不出钱，作为超支，劳动多的人也只拿九十斤，而拿不到钱，这样打乱平分，造成全县80%的社员超支。打乱平分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劳动力强的农民收入降低。
据临河南汝县委统计，因村与村经济基础悬殊穷富不同而引起的“闹社”有17个社，占闹社总数的48.5％；因自然灾害造成收入不平衡，一个社内一村丰收，一村减产而引起“闹社”的3个社，占8.57%；因种植作物品种规划不当，而形成收入不同引起纠纷的4个社，占11.42％；队与队、村与村劳动定额不统一，影响团结而引起纠纷的5个社，占14.25％。
（6）在入社过程中一些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使部分群众充满怨气。
在合作化运动急速推进的过程中，遗留下了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许多地方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没有进行评议定价就入了社，侵犯了群众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和小块苇塘等统统强行入了社，而不给予任何补偿，有的地方在社员入社时对牲畜、农具折价过低，到期又不能偿还，这些都伤害了社员的感情。临汝县王堂农业社的辛立臣带头闹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社里在打井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祖坟上的牌楼砖拆去修水井，又把坟前的一棵大柳树砍了去做农具。这些怨气不断积累，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最终导致辛立臣带头起来闹社。
（7）农业社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社员劳动过分紧张，引起社员不满。有的合作社集中统一过多，对社员个人利益和自由照顾不多，不许社员搞副业，限制社员串亲戚和赶集。
（8）确有少数不良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矛盾煽风点火，制造事端，以达到个人目的，也是某些闹事事件发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深层原因是：有些高级社是由管理无能、专横腐败的干部统治着，高级社已经成为“封建庄园”，生产下降、收入减少、生活水平降低。社员不甘心当受剥削压迫的“农奴”、“庄客”，为维权而奋起抗争，爆发了闹社退社的风潮。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