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天堂 天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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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三年困难刚刚过去，万木复苏，百业待举。春天的这场及时雨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婚礼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庆祝，说实在的，全村人更是想好好大吃一顿！
强仔之所以如此瘦弱，是因为前几年吃不饱，一直处在饥饿之中。那三年的大灾荒，也是一场大饥荒，到处都一片光秃秃的，寸草不生，人民生活极为难过，好多老弱之人都被饿死，幼小的他见证和经历了这场要命的灾难。
1958年，三里村和全国人民一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前阶段――人民公社时，统一劳动，统一分配，粮棉丰收，衣食无忧，人民积极踊跃，过着当家作主的生活。加上人民尝到共产主义的甜头，按劳分配，不愁吃不愁穿，多好啊！赶上当时的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盛行，到处放“原子弹”，有的公社声称水稻单季亩产3000斤，有这么高的产量，前景一片光明，仿佛共产主义就在眼前啦！
这也是三里村很奢侈的一年，粮食丰收，村民们大吃大喝，造成严重的浪费。李国强就记得58年底吃得浑圆浑圆的，没办人民公社时，他跟父亲两人虽然能吃饱，但从来没像那年放开肚皮吃。“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被很多人奉为口头禅；“我们干劲这么高，明年肯定还会丰收，怕什么？”大多数村民们都这样想，哪怕上苍没眼，共产党照样能让我们穷苦百姓翻身！
不想，第二年，发生罕见的自然灾害，老天不下雨，天干地燥，种下去的水稻，点个火就能烧着，活活干死。更艰巨的是，从村大队长到每一位队员，都接到一个重任――每年每亩水稻向国家上交1200斤粮，一片哗然――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上年，三里村的大队长和其它村的大队长一样，为了应对上面的高指标，显示自己的成绩，也向上放了一些“原子弹”，但胆子并不是很大，只把单季亩产说成上千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枫江公社的跛脚书记，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老革命，他是三里村出来的人，经常回家了解民情，知道下面的实际情况，所以没让三里村的头头把亩产虚报那么高，对其它村的虚报结果也同样压下去。
虚报高产，只会给领导者带来光彩，升官发财，而对百姓无疑是自欺欺人，打自己嘴巴。当时实行人民公社，所有东西都要公交，不存在私人的东西，尤其是粮棉和猪肉。地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先是全交给村里大队，然后村里组织人送到乡里公社，上交国家。按比例，粮食60%上交公社，村里只留40%。
1958年是丰收年，由于虚报高产，这下可好，1959年，县里根据各公社的虚报产量，一致认为水稻亩产一年达2000斤，根据60%的公粮比例，那么每年每亩必须上交国家1200斤。各公社的书记看到这一数字，有的连连咋舌，一时手足无措；有的幸灾乐祸，振臂高呼，大喊保证超额完成任务；有的沉闷不响，郁郁寡欢，不发表自己意见。粮食产量都是自己上报的，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没有哪个公社书记再敢反驳。
大部分公社书记是心知肚明的，他们清楚地知道，每亩一年上交国家1200斤粮食，简直是要了农民的命。一个事实是，即便收成最好的1958年，亩产单季最好也就700斤，加上早稻，一年最高产量加起来也就1200多斤。这就意味着，在最好的年份，农民地上产出来的粮食要全部上交国家，村里一粒都不剩，果真是这样，不仅全村人，全县人都得饿死。
1959年夏天的旱灾到来之前，县里就下达了这个1200斤公粮的指标。可是，在夏收之前，三里村的水稻因天旱一片片倒下去，其它村和乡镇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整个县都是如此，池塘和小溪的水早干了，水库都见底了。
村民们早就着了慌，春旱一开始就不敢大吃大喝，而是按人头下米，规定饭量。一旦今年收不上粮，到夏天村上的粮食就要断了，别说给国家交粮，恐怕连活命粮都没有。干旱的天气印证了大家的担心，天上却是热日炎炎，变天的迹象都没有，这样下去水稻干死成定局。
怎么办，能救一棵是一棵，没水，枫江河里还有，就是远，远也得征服。于是三里村大队长带着全村男人每天去大江里挑水，要挑一个夏天，才能保住离江近的百来亩水稻。这些水稻长势不好，稻穗很小，还不饱满，最终能否收上来还要看奋战的结果。三里村有六七百亩田地，救起一百来亩，恐怕连吃的都不够，还怎么去向国家交粮啊？村干部向公社干部上报，公社又向县里汇报：干旱，无法完成今年交粮任务。
马上就要夏收了，三里村的伙食从三餐定量改为二餐定量，每天供早晚两顿米饭，限制饭量，成年男人一顿三两米饭，妇女老年人二两半，15岁以下小孩二两，全家一碗粥。这个标准“让人吃不饱，也饿不死”，对已经习惯大吃大喝的人来说，限量伙食一开始让很多人不习惯，还没到吃饭时间，肚子就抗议得厉害，咕咕直叫，尤其是那些每天挑水的男人，每顿都多吃掉媳妇的半两饭，还是饿得慌。即便按这个标准节衣缩食，如果没有打进粮食，三里村的储备粮也只能持续到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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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三年困难刚刚过去，万木复苏，百业待举。春天的这场及时雨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婚礼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庆祝，说实在的，全村人更是想好好大吃一顿！
强仔之所以如此瘦弱，是因为前几年吃不饱，一直处在饥饿之中。那三年的大灾荒，也是一场大饥荒，到处都一片光秃秃的，寸草不生，人民生活极为难过，好多老弱之人都被饿死，幼小的他见证和经历了这场要命的灾难。
1958年，三里村和全国人民一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前阶段――人民公社时，统一劳动，统一分配，粮棉丰收，衣食无忧，人民积极踊跃，过着当家作主的生活。加上人民尝到共产主义的甜头，按劳分配，不愁吃不愁穿，多好啊！赶上当时的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盛行，到处放“原子弹”，有的公社声称水稻单季亩产3000斤，有这么高的产量，前景一片光明，仿佛共产主义就在眼前啦！
这也是三里村很奢侈的一年，粮食丰收，村民们大吃大喝，造成严重的浪费。李国强就记得58年底吃得浑圆浑圆的，没办人民公社时，他跟父亲两人虽然能吃饱，但从来没像那年放开肚皮吃。“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被很多人奉为口头禅；“我们干劲这么高，明年肯定还会丰收，怕什么？”大多数村民们都这样想，哪怕上苍没眼，共产党照样能让我们穷苦百姓翻身！
不想，第二年，发生罕见的自然灾害，老天不下雨，天干地燥，种下去的水稻，点个火就能烧着，活活干死。更艰巨的是，从村大队长到每一位队员，都接到一个重任――每年每亩水稻向国家上交1200斤粮，一片哗然――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上年，三里村的大队长和其它村的大队长一样，为了应对上面的高指标，显示自己的成绩，也向上放了一些“原子弹”，但胆子并不是很大，只把单季亩产说成上千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枫江公社的跛脚书记，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老革命，他是三里村出来的人，经常回家了解民情，知道下面的实际情况，所以没让三里村的头头把亩产虚报那么高，对其它村的虚报结果也同样压下去。
虚报高产，只会给领导者带来光彩，升官发财，而对百姓无疑是自欺欺人，打自己嘴巴。当时实行人民公社，所有东西都要公交，不存在私人的东西，尤其是粮棉和猪肉。地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先是全交给村里大队，然后村里组织人送到乡里公社，上交国家。按比例，粮食60%上交公社，村里只留40%。
1958年是丰收年，由于虚报高产，这下可好，1959年，县里根据各公社的虚报产量，一致认为水稻亩产一年达2000斤，根据60%的公粮比例，那么每年每亩必须上交国家1200斤。各公社的书记看到这一数字，有的连连咋舌，一时手足无措；有的幸灾乐祸，振臂高呼，大喊保证超额完成任务；有的沉闷不响，郁郁寡欢，不发表自己意见。粮食产量都是自己上报的，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没有哪个公社书记再敢反驳。
大部分公社书记是心知肚明的，他们清楚地知道，每亩一年上交国家1200斤粮食，简直是要了农民的命。一个事实是，即便收成最好的1958年，亩产单季最好也就700斤，加上早稻，一年最高产量加起来也就1200多斤。这就意味着，在最好的年份，农民地上产出来的粮食要全部上交国家，村里一粒都不剩，果真是这样，不仅全村人，全县人都得饿死。
1959年夏天的旱灾到来之前，县里就下达了这个1200斤公粮的指标。可是，在夏收之前，三里村的水稻因天旱一片片倒下去，其它村和乡镇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整个县都是如此，池塘和小溪的水早干了，水库都见底了。
村民们早就着了慌，春旱一开始就不敢大吃大喝，而是按人头下米，规定饭量。一旦今年收不上粮，到夏天村上的粮食就要断了，别说给国家交粮，恐怕连活命粮都没有。干旱的天气印证了大家的担心，天上却是热日炎炎，变天的迹象都没有，这样下去水稻干死成定局。
怎么办，能救一棵是一棵，没水，枫江河里还有，就是远，远也得征服。于是三里村大队长带着全村男人每天去大江里挑水，要挑一个夏天，才能保住离江近的百来亩水稻。这些水稻长势不好，稻穗很小，还不饱满，最终能否收上来还要看奋战的结果。三里村有六七百亩田地，救起一百来亩，恐怕连吃的都不够，还怎么去向国家交粮啊？村干部向公社干部上报，公社又向县里汇报：干旱，无法完成今年交粮任务。
马上就要夏收了，三里村的伙食从三餐定量改为二餐定量，每天供早晚两顿米饭，限制饭量，成年男人一顿三两米饭，妇女老年人二两半，15岁以下小孩二两，全家一碗粥。这个标准“让人吃不饱，也饿不死”，对已经习惯大吃大喝的人来说，限量伙食一开始让很多人不习惯，还没到吃饭时间，肚子就抗议得厉害，咕咕直叫，尤其是那些每天挑水的男人，每顿都多吃掉媳妇的半两饭，还是饿得慌。即便按这个标准节衣缩食，如果没有打进粮食，三里村的储备粮也只能持续到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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