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九，挑煤炭，和弟弟相依为命

    我们从十一二岁就开始上南山挑煤炭。第一次挑煤是好奇好玩，跟着人家到煤炭厂挑了十五斤煤炭。自那以后，家里烧的煤炭就由我和弟弟挑了。如前所述，五七年后，母亲纺纱不能维持生活后，我们就开始挑煤炭卖了，以补贴家里生活。五八年母亲下放农村后，我们弟兄就完全以挑煤为生，边挑煤炭卖边上学。那时南山上有许多小煤厂。我们常去的煤厂有新厂c温眼药c李大成c太阳庄c天宝楼等煤厂。远的还有张良臣c芭蕉沟煤厂，它们在南山顶上，路远的煤厂煤炭好，块煤多，挑到街上好卖。我们在星期六（学校勤工俭学日）星期天半夜出发，摸黑路爬到煤厂，到煤厂天还没亮，就等煤窑出煤装煤。去晚了还怕装不上好煤，煤块少了不好卖。为了挑好煤，即使在寒冬腊月天，也要用双手在煤堆里扒煤块，手指冻得失去知觉，扒起倒戗，流出鲜血。有时好不容易扒好一挑好煤，煤厂过称人生气了，要么不过称，要么给你倒掉。在煤厂买好煤，挑几十里山路回家后，在街上找买主卖煤，有时转一天还卖不掉，只好挑回家，抽时间再去卖。那时挑一挑煤，只能挣几角钱。有时星期六星期天下了雨，那就只好挤上课时间去挑煤。半夜去，早上挑回来，赶上第一节课，有时迟到了还要站在教室外面，挨老师批评。怎奈一周不挑两挑煤，就维持不了生活。正如当地民谣所说，“煤炭贩子一碗米，半夜三更就搞起，落得两天麻麻雨，锅儿鼎罐倒挂起。”有时为了多挣点钱，我们一天还要跑两趟。有一次挑张良臣煤厂的煤，我一天跑了三趟。这个煤厂在南山顶上的毛垭头，最远最高，煤也最好卖。从临江到煤厂是三十里坡路，一去一回是六十里。那天我和弟弟半夜到煤厂，到下午连跑了两趟。这时又碰上贺茂光同学让我陪他又挑了一趟，第三趟回家已是晚上了。那一天我一口气跑了一百八十里路，在临江算是创造了一个奇迹。那时为了生存，也不怕苦和累。挑煤最费鞋子。妈妈一年给我们做几双鞋也不够穿。为了省鞋，我们买草鞋穿，没钱买草鞋就打赤脚跑。夏天在烈日下，地下烫人，烫得双脚直跳，脚上有时烫起泡，疼得钻心，还咬着牙狠跑，跑得越慢烫得越狠。挑煤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肩上挑着重担，硬是一步一步跑几十里山路才挑到家。挑煤最艰难的，是快要到家的几里路，肩上的担子越压越重，肚子又饿，口又渴，觉得路老是走不到头，累得挪一步也感到困难。由于长期挑煤，我们弟兄的脚上肩上都是茧子。那时正是青少年发育时期，我长大后个子矮，这与我小时压担子不无关系。我们弟兄开始挑几十斤煤，后来越挑越多，一次可以挑一百几十斤了。有时，挑到路上，我们弟兄突然有一个病了，就采取“牛碾米”的办法，让病了的休息，由另一个人把自己的煤挑到前面放下，然后再回来挑病了的煤，挑到地方放下后，再挑自己的煤往前走，这样反复不停地把两挑煤挑到家里。我们弟兄小时候就是这样相依为命，同甘苦共患难，顽强地生存着。一次挑煤炭，在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路是土路，又是下坡，道路泥泞，又烂又滑，只得冒着雨一小步一小步挪脚前行。突然，弟弟滑倒，一挑煤炭滚下了山崖，我和弟弟哭着溜下去捡回煤筐。还有一次，我和弟弟到新厂挑煤，半夜出发，快到煤厂了，天还没亮，走着走着，突然弟弟掉到崖下去了，吓得我哭着喊着弟弟，摸下山崖找弟弟，幸好弟弟掉到草丛里没有摔死，只是受了伤。当时，我和弟弟抱头痛苦。除了挑煤炭卖外，我们还搬运其他东西，这比挑煤好，不发愁卖煤炭的事。那时经常挑柑桔筐到陈家场，大约六十里路，一天挑到。一二十个挑夫走在一起，柑桔筐子象一条长龙，我当挑头走在前面，很是自豪。一次我挑红糖到万县市，一百六十里路，翻两座大山，一天跑到，挑夫们都为之惊叹。

    我和弟弟相依为命，就象石头缝里的小草，倔强地生长着。弟弟比我小近两岁。他从小聪明，嘴巴能说，无理也能辩三分。他虽然在外面有些调皮，经常惹事，但回家来就老实了。母亲走后，他跟着我挑煤炭，从不叫一声苦，也从不乱花一分钱。弟弟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弟弟很有孝心，我到新疆走了后，照顾母亲的责任就由他一人承担下来。虽然他小时候有些调皮，常惹母亲生气，挨打多，但他很理解母亲。据舅母说，他复学到开县城上高中后，星期天回来给妈妈洗衣服c熬药，还到街上茶馆里捡烟锅巴（烟蒂）给妈妈抽烟。弟弟命大，生命力特强，一生真正是九死一生。我和他到河里游泳，两次都差点淹死。第一次在河里被浪冲走，被一个船老大救了起来。第二次在洞上游泳，游着游着不见了，我急得哭了起来，幸亏一个劳改后回来的地主，把他救了起来。那时我就想，地主也不都是坏人。后来弟弟到云南工作后，又经历过车祸，一氧化碳煤气中毒等等，都差点要命，但他都死里逃生。

    弟弟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成绩考得很好，他是班上学习尖子生。但由于父亲劳改问题，政审不合格，未考上。那时正在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回家后，仍挑煤炭，也到小学当过代课教师，还干过小工。后来，外地几次来临江招工，弟弟报了名，但都被镇里姓周的文书卡住了。一次弟弟实在气极了，找周文书讲理，一怒之下，掀翻了他的办公桌。第二年，弟弟又参加高考，这一年政策有些松动，弟弟被录取到一所大学，恰好弟弟刚刚招工去了云南。录取通知书到镇里以后，被周文书卡住，退回县招办，说是此人逃跑新疆了。实际上文书是知道弟弟招工去了云南。弟弟是在云南来招建筑工人时，在居委会张代表的帮助下，才招工到云南当上了建筑工人。后来由于他积极上进，表现出色，领导赏识他的才干，调任秘书，后又当教育科长c办公室主任。改革开发以后，自学法律，辞去公职，当了律师，后成为一级律师，在当地颇有名气，全国闻名的马加爵案躲猫猫案都由他任辩护律师，我还在中央电视联播节目里看到了他的身影。如前所述，弟弟从小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胆子也大，在学校老师讲课错了，他就敢和老师辩论，可以说弟弟从小就具有当律师的基本素质。一九八五年七月，一天我在北京参观颐和园时，没想到与弟弟不期而遇，他也到北京陪人参观颐和园，在长廊他首先看到了我，但不敢认，他一直跟着我走到大门口，才叫了一声大哥。在同一时间c同一地点在北京巧遇，这真是奇迹。弟弟很重感情，特别是亲情。他对我这个当哥的很尊重，每次见面后都要给我买高档的东西，从穿的衣服鞋子，到戴的手表，刮脸的刀具，都是他买的，还给我小孩买衣服首饰，特别是小女儿上大学，每学期都要给钱，毕业后找工作，他亲自到四川来托人。我家装电话，买房子他都给予帮助。不要说对我，他对么老子，对同父异母的姐妹，对舅母，对他的岳父岳母c姨妹c舅子都是慷慨帮助。一九九八年暑假，昆明举办“世博会”，他又把我和妻子，还有四川c重庆老家的一些同学接到昆明玩，共叙旧情。二一一一年十月一日，弟弟还携老同学凌诗发特地到新疆来看望我。同学和朋友们都羡慕我们弟兄的感情。小时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后依然情深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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