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八，挣扎在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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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经过伯父努力，终于打听到了父亲的消息。父亲没有死，仍在大足县。他已在解放前又娶了老婆，并已有三个女儿。他在五二年三反时因贪污公款，被劳改了两年。现在大足县以劳动为生。父亲的消息没有给我们带来喜悦，却给我们带来了灾难。这对母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不停地抽烟，动不动给我们发脾气。一次我和弟弟偷偷到河里游泳回来，母亲知道后，气得拿起棍子打我们。那时我们爱到河里游泳，为此还专门在我们腿上盖上私章，今天检查发现私章没有了，知道我们游泳了。她边打边骂边哭，说，你们爸爸坏，你们也不听话，我活着还有啥意思突然她一头撞到墙上，头上流出了鲜血，吓得我和弟弟跪在地上扶着母亲直告饶，下保证。母亲纺纱也不如从前那样拼命了，她恨父亲，她每天忙着找人写状子上法院，告父亲重婚和遗弃子女罪，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可后来法院判决，说父亲是解放前重婚的追究不了刑事责任。那时，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先是成立合作社，没多久又变成了人民公社。手工业也要改造，纺纱c织布c弹棉花集中起来成立了纺织合作社。母亲纺的纱子越来越少，而且纱子也越来越不好卖，市场上机织布多了，而且又好又便宜，买土布的就越来越少。母亲纺纱已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好在那时我们弟兄已能挑煤炭卖，挣钱补贴家用，生活还勉强维持下去。
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随后成立了公共食堂，过起了“”生活，大家敞开肚皮吃饭，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还不掏钱。一九五九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公共食堂没有干的可吃了，不久稀的也没有喝的了。我们也在纺织社公共食堂吃罐罐饭，供应的粮油也越来越少，记得那时一个月分一小勺清油，泡饭吃，那是最大的享受。平常菜里没有油，水煮菜。过年可以分二两肉吃。食堂里经常发生父亲偷儿子的饭c或是弟弟偷哥哥的饭，为了多吃一口饭，夫妻吵架c兄弟打架是常有的事。本来供应的就少，再让食堂事务长c炊事员扣一点，所以总是吃不饱肚子。城市居民虽然吃不饱，但由国家供应，三顿还有吃的。农村就惨了。公共食堂也从吃两顿稀的c减到吃一顿糊糊，糊糊稀得可以照人的影子。后来这一顿也保证不了。那时农村不准家里生火煮东西吃，有人盯着，谁家房顶上冒了烟，立刻有民兵去检查，发现烧火了，先砸锅掀炉子，后押到公社队部审问。那时，人们为了生存，也是“八仙过海c各显神通”，有的偷胡豆c豌豆，有的偷种在地里的种红薯，虽然泼过大粪，洗洗照吃不误，不让在家煮，就吃生的要是抓住了，轻则挨打游街，重则按破坏生产吊在树上示众。明月大队有一对叫“盐罐”的双胞胎孤儿，父亲母亲都饿死了，弟兄俩有天晚上偷地里种红薯吃，被民兵抓住，绑到大队部场上，用钉锤敲他们的牙齿，敲得他们嗷嗷大叫，满嘴淌血，幸亏生产队长过来阻止了，才没把牙齿全部敲掉。更惨人的是临江镇河对面的草街子，有一个女兽医，先是吃掉了自己的儿子，后来又把邻居潘医生家一个八岁的男孩哄到家里杀掉腌在坛子里。一天她的侄女来了，在她家里找东西吃，翻到床下面的坛子里，伸手抓到一截小孩的腿出来，吓得回家告诉了她母亲。她的事情败露后，在河坝枪毙了。那时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腿肿c脸肿，走路乏力。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死了2000多万人。临江农村也死了不少人。有一次放学，刚出校门，就见我们中学前面的大路上一个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我们过去一看，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死在了路上。那时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也不奇怪了。我的大舅c二舅c三舅c外婆c三舅家的大表弟都是那一年死了的。在明月大队，一家人死光的不在少数。好在我舅舅家，舅母c表姐c表弟还都活过来了。我那时曾问过舅母，农村咋还没有吃的？舅母说五八年下半年劳动力大炼钢铁走了，虽然稻子c红薯丰收了，但家里缺少劳力收不回来，很多都烂在地里了。存粮敞开肚皮吃光了。收点粮食又让干部浮夸虚报，交上去了。剩下不多的粮食咋够吃呢？那时，也有撑死的人。有一次我们到九龙山给食堂挑米，挑米的人总是要想办法倒点米出来，推成面做成面团吃饱肚子。那时候人都饿极了，一个挑米的人一下吃了三斤多米的面团，硬是给撑死了。那时，红薯叶c野菜c树皮c芭蕉根都成了食品，听说一些地方还吃观音土，吃了拉不出来。那时人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一顿饱饭。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很荒唐。
后来，母亲被纺织社派到黄家湾踩房踩棉花，就是用水力带动棉花脱籽机给棉花脱籽。一次我去看母亲，晚上住在那里，四面只有烂箔席挡风，冬天的寒风在外面呼呼的狂叫，盖着被子身上也觉得冷嗖嗖的。母亲一个人住在这里，每天晚上就是这样度过来的。天没亮，母亲把我叫起来，她给我弄了一小袋棉花籽，让我们回家炒了吃，还弄了几截报废的牛皮带，让我回家泡了煮着吃。她怕耽误我明天上课，让我早点回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最看重我们的学习，家里再困难，也要我们弟兄上学读书，不准我们耽误一点学习。我背着东西，从洞上回家。没想到被巡夜的民兵抓住，把我送到派出所，说我偷了公家的东西，派出所还没收了我的东西和学生证。后来，母亲在那里还为此事挨了批判。
母亲走了以后，我和弟弟到学校住了一学期，在学校吃住，学校给我们弟兄享受助学金，解决了我们弟兄的生活问题，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四元五角。学生定量标准还算高的，但吃饭依然紧张。学生八人一桌，蒸一盆饭，八个人分，为了精确，同学们用木棍制做了土天平分饭，分好后抓阄。就这样，也经常为分饭吵架，饭吃不饱，连清水菜汤也要认真分着喝。记得一个学生偷食堂馍吃，在学校公告栏里公布了他的处分决定，开除学籍。
没有多久，母亲又被镇上下放到农村当社员。她选择到明月坝奔坎子二舅那里。那时，城镇人口上山下乡，与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教育不同的是，下乡的大都是老弱病残c无靠山无社会关系的工人c小手工业者c商人及无业人员。可能是城市负担太重，把包袱卸给农村。这给本来就无粮食可吃的农村雪上加霜。下放的人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母亲去了后，队里安排她在公共食堂做饭。我们去看她，她就把自己那一份饭给我们吃，她生怕饿着我们。公共食堂撤了后，她就跟着干农活了。她还种了自留地，我们每次去后，她都要给我们拔些菜，让我们背着回家吃。我和弟弟本来在学校住校，后来学校不让我们街上的学生住校了，我们的户口没有随母亲迁到乡下，所以仍回家住，走读上学。我们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上山挑煤炭卖。每次去看母亲，也给她买点盐和烟等日用品。母亲和我们也算不幸之中的大幸，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总算活过来了。我们一些同学随家里下乡后，有的父母饿死在乡下，最后被送进了孤儿院。一九六三年，我去新疆以后，弟弟把母亲办回了镇上。母亲一生辛苦，又守一辈子活寡，因家无靠山，无男人，饱受社会欺凌，终于积劳成疾，得了气喘病，后来又发展成肺气肿，终于在一九六六年正月十一日逝世。那时她还不到五十周岁。母亲去世时，我和弟弟都没在身边，我在新疆，弟弟去云南。舅母说母亲断气前，一直叫着我和弟弟的名字。母亲抚养我们弟兄呕心沥血，遗憾的是母亲辛劳受苦一生，没有享到一天福，等我们弟兄有点出息了，她又离开了我们。临江镇上的人都说她一生命苦。一九六九年我第一次回家乡临江镇，回家的第二天，我走在街上，碰到一个远房亲戚，她也是妈妈的朋友，她见我，惊讶地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她是昨天，她说，真神了，昨晚做了一个梦，清清楚楚见你妈给我说，我儿子回来看我来了。后来母亲坟墓在农业学大寨时毁掉了。一九九六年元月，我和弟弟相约回家重新为母亲修了坟，立了碑。我们弟兄每次回临江，都要带着妻子儿女上坟祭奠，磕头c烧香c烧纸c放鞭炮，以寄托我们弟兄的哀思。特别奇怪的是每次我唱起了《懂你》那首歌时，就不由自主地淌眼泪，浮现出母亲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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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随后成立了公共食堂，过起了“”生活，大家敞开肚皮吃饭，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还不掏钱。一九五九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公共食堂没有干的可吃了，不久稀的也没有喝的了。我们也在纺织社公共食堂吃罐罐饭，供应的粮油也越来越少，记得那时一个月分一小勺清油，泡饭吃，那是最大的享受。平常菜里没有油，水煮菜。过年可以分二两肉吃。食堂里经常发生父亲偷儿子的饭c或是弟弟偷哥哥的饭，为了多吃一口饭，夫妻吵架c兄弟打架是常有的事。本来供应的就少，再让食堂事务长c炊事员扣一点，所以总是吃不饱肚子。城市居民虽然吃不饱，但由国家供应，三顿还有吃的。农村就惨了。公共食堂也从吃两顿稀的c减到吃一顿糊糊，糊糊稀得可以照人的影子。后来这一顿也保证不了。那时农村不准家里生火煮东西吃，有人盯着，谁家房顶上冒了烟，立刻有民兵去检查，发现烧火了，先砸锅掀炉子，后押到公社队部审问。那时，人们为了生存，也是“八仙过海c各显神通”，有的偷胡豆c豌豆，有的偷种在地里的种红薯，虽然泼过大粪，洗洗照吃不误，不让在家煮，就吃生的要是抓住了，轻则挨打游街，重则按破坏生产吊在树上示众。明月大队有一对叫“盐罐”的双胞胎孤儿，父亲母亲都饿死了，弟兄俩有天晚上偷地里种红薯吃，被民兵抓住，绑到大队部场上，用钉锤敲他们的牙齿，敲得他们嗷嗷大叫，满嘴淌血，幸亏生产队长过来阻止了，才没把牙齿全部敲掉。更惨人的是临江镇河对面的草街子，有一个女兽医，先是吃掉了自己的儿子，后来又把邻居潘医生家一个八岁的男孩哄到家里杀掉腌在坛子里。一天她的侄女来了，在她家里找东西吃，翻到床下面的坛子里，伸手抓到一截小孩的腿出来，吓得回家告诉了她母亲。她的事情败露后，在河坝枪毙了。那时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腿肿c脸肿，走路乏力。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死了2000多万人。临江农村也死了不少人。有一次放学，刚出校门，就见我们中学前面的大路上一个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我们过去一看，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死在了路上。那时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也不奇怪了。我的大舅c二舅c三舅c外婆c三舅家的大表弟都是那一年死了的。在明月大队，一家人死光的不在少数。好在我舅舅家，舅母c表姐c表弟还都活过来了。我那时曾问过舅母，农村咋还没有吃的？舅母说五八年下半年劳动力大炼钢铁走了，虽然稻子c红薯丰收了，但家里缺少劳力收不回来，很多都烂在地里了。存粮敞开肚皮吃光了。收点粮食又让干部浮夸虚报，交上去了。剩下不多的粮食咋够吃呢？那时，也有撑死的人。有一次我们到九龙山给食堂挑米，挑米的人总是要想办法倒点米出来，推成面做成面团吃饱肚子。那时候人都饿极了，一个挑米的人一下吃了三斤多米的面团，硬是给撑死了。那时，红薯叶c野菜c树皮c芭蕉根都成了食品，听说一些地方还吃观音土，吃了拉不出来。那时人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一顿饱饭。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很荒唐。
后来，母亲被纺织社派到黄家湾踩房踩棉花，就是用水力带动棉花脱籽机给棉花脱籽。一次我去看母亲，晚上住在那里，四面只有烂箔席挡风，冬天的寒风在外面呼呼的狂叫，盖着被子身上也觉得冷嗖嗖的。母亲一个人住在这里，每天晚上就是这样度过来的。天没亮，母亲把我叫起来，她给我弄了一小袋棉花籽，让我们回家炒了吃，还弄了几截报废的牛皮带，让我回家泡了煮着吃。她怕耽误我明天上课，让我早点回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最看重我们的学习，家里再困难，也要我们弟兄上学读书，不准我们耽误一点学习。我背着东西，从洞上回家。没想到被巡夜的民兵抓住，把我送到派出所，说我偷了公家的东西，派出所还没收了我的东西和学生证。后来，母亲在那里还为此事挨了批判。
母亲走了以后，我和弟弟到学校住了一学期，在学校吃住，学校给我们弟兄享受助学金，解决了我们弟兄的生活问题，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四元五角。学生定量标准还算高的，但吃饭依然紧张。学生八人一桌，蒸一盆饭，八个人分，为了精确，同学们用木棍制做了土天平分饭，分好后抓阄。就这样，也经常为分饭吵架，饭吃不饱，连清水菜汤也要认真分着喝。记得一个学生偷食堂馍吃，在学校公告栏里公布了他的处分决定，开除学籍。
没有多久，母亲又被镇上下放到农村当社员。她选择到明月坝奔坎子二舅那里。那时，城镇人口上山下乡，与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教育不同的是，下乡的大都是老弱病残c无靠山无社会关系的工人c小手工业者c商人及无业人员。可能是城市负担太重，把包袱卸给农村。这给本来就无粮食可吃的农村雪上加霜。下放的人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母亲去了后，队里安排她在公共食堂做饭。我们去看她，她就把自己那一份饭给我们吃，她生怕饿着我们。公共食堂撤了后，她就跟着干农活了。她还种了自留地，我们每次去后，她都要给我们拔些菜，让我们背着回家吃。我和弟弟本来在学校住校，后来学校不让我们街上的学生住校了，我们的户口没有随母亲迁到乡下，所以仍回家住，走读上学。我们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上山挑煤炭卖。每次去看母亲，也给她买点盐和烟等日用品。母亲和我们也算不幸之中的大幸，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总算活过来了。我们一些同学随家里下乡后，有的父母饿死在乡下，最后被送进了孤儿院。一九六三年，我去新疆以后，弟弟把母亲办回了镇上。母亲一生辛苦，又守一辈子活寡，因家无靠山，无男人，饱受社会欺凌，终于积劳成疾，得了气喘病，后来又发展成肺气肿，终于在一九六六年正月十一日逝世。那时她还不到五十周岁。母亲去世时，我和弟弟都没在身边，我在新疆，弟弟去云南。舅母说母亲断气前，一直叫着我和弟弟的名字。母亲抚养我们弟兄呕心沥血，遗憾的是母亲辛劳受苦一生，没有享到一天福，等我们弟兄有点出息了，她又离开了我们。临江镇上的人都说她一生命苦。一九六九年我第一次回家乡临江镇，回家的第二天，我走在街上，碰到一个远房亲戚，她也是妈妈的朋友，她见我，惊讶地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她是昨天，她说，真神了，昨晚做了一个梦，清清楚楚见你妈给我说，我儿子回来看我来了。后来母亲坟墓在农业学大寨时毁掉了。一九九六年元月，我和弟弟相约回家重新为母亲修了坟，立了碑。我们弟兄每次回临江，都要带着妻子儿女上坟祭奠，磕头c烧香c烧纸c放鞭炮，以寄托我们弟兄的哀思。特别奇怪的是每次我唱起了《懂你》那首歌时，就不由自主地淌眼泪，浮现出母亲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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