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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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下期开学是在春天，春天里的很多故事总是那么鲜亮，水灵。
我上学不要人送，也不和哥哥姐姐同路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不好意思说给别人听，现在可以说了。我人小鬼大，一上学，我就无师自通学会了以小恩小惠拉拢同学，试图结交一大帮新朋友。我们这些机关里的孩子，家里一般都不做饭，全家人都在食堂就餐。当时食堂的伙食可能还比较好，而且省事，大家都从食堂打了饭菜回到家里吃。但早餐时，上学的要上学，上班的要上班，食堂里供应的又是馒头、油条之类的东西，于是就各人拿了自己的一份，边吃边走。南方吃稻米，不产小麦，馒头和油条在小城当时的市面上并不多见，在一般市民眼里这些还属高档食品。我是个敏感的孩子，这让我无形中有了一种优越的感觉，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机关孩子和市民孩子之间还是有些差别。其实，当时社会上的贫富差别很小，像我家这样的底层公务员家庭，生活也是很窘迫的。但细微的差别总还是有一点：上学之前，我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杂志――《小朋友》，家里或多或少还有些《干部必读》、《人民文学》之类的文化人的“精神食粮”，俨然一个“书香门弟”，而其他人家除了孩子上学的课本，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书籍这类“文化人”的东西；那几年，父亲在每月发工资的这天，给我们细伢子每人五毛钱作零用，这在当时的小城也很少见；我们每天有馒头、油条吃，小城市民的孩子则视这些为奢侈的食物，平常难得享用。于是，我拿了这馒头、油条，捱到机关大门口才开始吃，那里几乎每天都有我的几个同学在等着我同路去上学。这时，我就将手里的馒头或者是油条掰成一小块、一小节分给等我的同学，经过一个学期的交往，他们就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这还真的让我沾沾自喜，以为交朋友轻而易举，只要手中有吃的就行。
新学期开学不几天，我有个同学被陈老师叫去，要他回家告诉父母，最好把他的名字改改。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并不清楚。这同学叫邓小平，老师说，“邓小平是中央一位大领导，你也叫邓小平，这不好。回去让你父母把这名字改一改。”我当时不知道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避大人讳”，只记得在老师的提议下，他父母把这同学的名字改成了邓平。这事让我印象很深，小学一年级的同学，我现在能叫得出名字的只有三、四人，邓平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改名这事，我恐怕也会不记得了。至于他什么模样，现在则完全模糊不清，总之他不太可能也理个平头吧。
南方的春天，天气变化无常，出门总要带伞，不然遇雨就会措手不及。有天去上学，我出门时天气还明朗，可是走到离学校不远的地方，老天突然变脸，噼噼啪啪下起了大雨。我没带伞，又没躲雨的地方，只得赶快跑向学校，虽然是跑，到学校时浑身上下还是淋得通透。陈老师见了，急忙领我到她家，把湿衣服脱下，拿她宽大的衣服给我裹着，用毛巾擦干我的湿头发，动作麻利地生了一盆木炭火，又用一床小棉被捂着我，把我安顿在火盆边。忙完这些，她才去教室里上课。我在陈老师温暖的家里烤了一上午火，陈老师的母亲，陈奶奶帮我烘干了衣服。下课回来，陈老师替我换上暖暖的衣服，但仍不放心，怕我在回家的路上感冒，便把我留在她家吃中饭。饭后，又给我补了上午所缺的课，她讲课时总是很慈祥地笑着，用她的母爱启迪着我幼小的心灵。那天的课，我早已淡忘，可是她的笑容，特别是那对酒窝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的学习成绩在一年级应该说是比较好的，陈老师还让我当了小组长。小组长有两个职责，一是在值日的这天早读时，听同学背课文，再就是收小组的作业本。这工作让我很努力，每次学完新课，我总是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然后在第二天的早读课时再找同组的同学逐一背诵。我看着课本，核对同学是否背得正确，如有错误则随即打断，予以纠正；同学记不起的时候，我则适当提示，直到每个同学都能背诵。一到值日这天，我在家里起得比谁都早，起来就往学校跑。好几次我比老师还早到教室，让老师对我的印象越来越好。那个春天的课文，让我至今还有点印象，“嘀嗒，嘀嗒，下雨啦。种子说我要发芽，向日葵说我要开花，小朋友们说我要长大。”就是在春雨中，我们一天天长大，也天天在盼长大。我让同学背课文时，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默读，把学过的课文背得滚瓜烂熟，让自己在上课时，能把小胸脯挺得更高，身子坐得更直，那得意引来好多同学的羡慕。但这工作，也让我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那次值日，我照常依次听同学背诵新学的课文，轮到一位女生，谁知她说话有点大舌头，老是把“哗啦啦”念成了“哇啦啦”。一到这，我就叫她停下来并予以纠正，反复了几次，她不高兴了，噘着小嘴，再也不肯往下背。当时我并不清楚她老是念不好的原因，一个心眼只想帮她纠正错误，结果让她误以为我有意为难她。后来她跑去向老师告状，说我欺负她，弄得我好受委屈。
至于收作业本就简单多了。那时小学生的作业还真的少，书包也特别轻。我的印象中，我们从来就是在放学的路上，跳跳蹦蹦疯一阵后，随随便便找一个石墩、台阶，就能做完作业，还剩下好多时间去玩、去闹、去疯。更多的时候，我常和几个县政府机关的同学回到院子里，在机关食堂里的饭桌上，或者趴在食堂外台阶的水沟边，一边说笑一边玩耍，不用多少时间就把作业划完了，从来没有晚上在电灯下做过作业。那时我的书包里除了二、三本课本、作业本，一个文具盒，就空空如也。我把书包斜挎在肩上一点也不觉得它的份量，就是再加上同学的几本作业也不会觉得它有多重。因此，我每次在组里同学做完作业后，就把他们的作业本收了来放到自己的书包里，第二天早上一到校就直接送到老师办公室。
当然，我的书包也有重的时候，那是我们有时放学后，会在街道边的工地上或者河边上，捡些漂亮的卵石，河贝壳之类的宝贝塞进来。如果放学早，甚至还会和高年级的哥哥们跑到很远的郊外去挖“白贡泥”，用这种泥做的玩具手枪晒干后比黄泥做的结实。书包里塞进了卵石、泥块后，肯定比现在孩子的书包重，我们却乐此不疲。男孩的书包有时还会是一个“弹药库”，你可以从里面掏出弹弓、小石子（相当于热兵器时代的枪支、子弹），一个广口瓶里面装了些生石灰，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知道这用来做什么了，容我以后再来详说。不过，这些都是后来在一些调皮男孩的书包里搜出来的，我的暂时还没有。
这个学期，我品学兼优，非常荣幸地成了班上首批少先队员，并担任了小队长。入队的那天，我穿着白色的衬衣，蓝色的裤子，这是当年少年儿童的标准装扮。不过，我的白衬衣是外婆用自己织的土布做的，蓝裤则是哥哥姐姐不能穿了后改小了给我的，虽然如此，这却是我的盛装，平常还有点舍不得穿。操场上，我们即将入队的同学列队站在前面，一名高年级的姐姐给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红领巾映衬着干净的白衬衣，让我觉得漂亮极了。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们举起右手很庄严地宣誓：时刻准备着，……
3
虽然是小学生了，可是在家里，哥哥姐姐仍把我当成幼儿园的小弟弟，经常耍点小花样来捉弄我。
那时我家只有两间小房子，分别在两栋平房里。我们兄弟姊妹四人同住一间，父母他们住在另一栋的那间。我们的房子小，里面就并排架了两张床，一张稍宽点，一张则是双层单人床，我和二哥睡这张宽床，姐姐和大哥则睡在双层床，姐姐睡上铺，大哥睡下铺。床的前面有张四方小桌供我们看书做作业，我晚上没有作业，常坐在边上看看连环画，或者什么都不干就在一旁看他们做作业。有时父母见我们几个在一起读书写字，便给我们一、两毛钱，让我们去买点蚕豆、花生之类的零食来吃。就我没事，跑腿买东西的事，常交给我去办。东西买回来后，大家边吃边做作业，那真是其乐融融。那时，日子过得比较紧，零食不会天天有。没零食的日子我就上床睡得比较早，这时，姐姐和大哥他们就开始捉弄我。一个说，我这里还有些花生，是我昨天留下的。等小鸣睡着了，我们每人分点吃。一个说，我还有些蚕豆，也是昨天没吃完的，等下小鸣不咳嗽了，那就是他睡着了。他一睡着，我们就吃，好不？这时，二哥也马上跟进来插嘴，不要等了，小鸣早就睡着了。你听，他打鼾了。来，给点给我。说着就做出吃东西的声音来，“叭叽、叭叽”地十分夸张。接着，大哥会说，不要吃了，小鸣刚才咳嗽了，你听，他又会咳嗽的。到了这时你明明不要咳嗽，也会让他们弄得干咳几声，想忍都忍不住，越忍越会咳得厉害。我真的一咳嗽，他们就哄堂大笑起来，还要骂我是“好吃鬼”。多年后，我学心理学课程时，才知道这就是所谓心理暗示和强迫心理起的作用。难怪那时大哥他们屡试不爽。
那时，机关干部会多，经常晚上要开会。开完会，妈妈先到我们这边看看，安排一下再过自己的房间去。有时会议多，回来也晚。我们一连几天没零食吃，也没有钱。在我睡觉时脱了衣服大哥他们就会说，我这个月的五毛钱还没用完，我出一毛钱请客，小鸣你跑腿去买东西。待我穿好衣服起来，他们都哈哈大笑说，我们的钱早就用完了，还是用你的钱罗。其实，他们知道我的钱是存不住的早就花光了。有时他们又编出，妈妈晚上开会之前说了，回来以后就给我们钱这类谎言。并对我说，小鸣你不要睡着，到时还要你跑腿买东西。或者是，妈妈散会后会带东西回家吃，说我们都不要睡着了，睡着了的没有吃，等等。经他们这样一引诱，一作弄，想睡你都睡不了。不过，这倒让我对妈妈的脚步声变得特别敏感，只要妈妈的脚一踏上我们这栋房子那长长的走廊的另一端，我马上就能分辨出她的脚步声来。有时大人们一块回来，但不管有多少脚步声，我都能从这杂踏的脚步声中分辨出妈妈的声音来，准确地判断出妈妈是不是回来了。
大哥、二哥还有一招就是配合着讲鬼故事。他们做完了作业，妈妈又没有回，大哥就开讲了。他绘声绘色地说什么风雨交加的晚上，电闪雷鸣啦，狂风突然吹灭了昏暗的油灯，房间里漆黑漆黑阴森可怖啦，黑暗中伸出了几只黑手来，这是妖怪的黑手，要抓住黑暗里的细伢子啦，怎么怎么地。反正是怎么恐怖，他就怎么讲。二哥则配合他插些相应的问话，他们一问一答把故事演绎得生动逼真。大哥编故事有水平，情节就这些，故事却往往翻新。弄得睡在床上的我既害怕听，又直想往下听。而且每次说到狂风吹灭油灯时，二哥就会突然“啪”地一下把电灯拉灭，并怪叫一声伸出自己的手来吓唬人。这时，姐姐肯定会吓得魂不附体，哇哇大叫。我毕竟是男孩，胆子比姐姐大多了，怕是有点怕，但不至于吓得叫出声来。我至今还不知道大哥二哥是不是事先演练过，他们的配合如此默契，简直是天衣无缝。当然，他们也不是每天都这样胡闹，大多数时候还是读书做作业。有时，作业做完了，大哥会拿出家里那套《十万个为什么》，挑些当时比较热门的东西，诸如火箭，人造卫星之类的章节来解答二哥的一些问题，这时，我也会听得津津有味。我每次都比他们早上床，但几乎没有一次比他们早睡着。
我和二哥睡一床，二哥那时还有尿床的毛病，我们称尿床为“画地图”。如果二哥尿床让我发现了，我就在家里大喊大叫，快来看呀，二哥“画地图”啦，哈哈，二哥“画地图”啦，弄得他非常难堪。于是，有时他尿床了，就想法赖到我身上。他的办法也简单，但凑效。那时我们一人睡一头，他尿床后一醒来，就把我抱到大哥的床上，然后把被褥调个头重新铺下，再把我从大哥的床上抱回来，这样他尿湿的地方就到了我的身下。好几次我都莫名其妙，怎么自己的裤子没有尿湿，床上倒湿了。湿湿的床单在我身下，我又说不清什么原因，就这样被二哥栽了赃。但是，有一次，他重铺被褥后，忘了把我抱回来，自己倒下去又睡着了。我睡在大哥的床上，床太窄，大哥一个翻身把我挤到了床底。我在床底下睡了也不知多久，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梦。我梦见自己纸叠的小火箭，装载着我们住的小屋飞向了太空。我躺在床上，火箭越飞越高，透过房间的窗子看见流星一颗又一颗飞过，在深蓝色的天空划出漂亮的轨迹。火箭飞呀飞，越飞越高，越飞越快，我却越来越冷，冻得直哆嗦，于是伸手来抓被子。可是，小房间一下子变得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了，根本就抓不到被子。我就大叫起来，好冷呀，我要被子！这一叫，吵醒了床上的大哥。大哥打开灯，见我睡在他的床底下也觉得非常好笑，就把我弄醒让我回到自己的床上。可就在这时，我和大哥同时发现床上有“地图”，便检查我的裤子，我的是干的，再检查二哥的，他的裤头湿湿的，还在冒着热气。终于，二哥栽赃于我的事水落石出。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一年级下期开学是在春天，春天里的很多故事总是那么鲜亮，水灵。
我上学不要人送，也不和哥哥姐姐同路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不好意思说给别人听，现在可以说了。我人小鬼大，一上学，我就无师自通学会了以小恩小惠拉拢同学，试图结交一大帮新朋友。我们这些机关里的孩子，家里一般都不做饭，全家人都在食堂就餐。当时食堂的伙食可能还比较好，而且省事，大家都从食堂打了饭菜回到家里吃。但早餐时，上学的要上学，上班的要上班，食堂里供应的又是馒头、油条之类的东西，于是就各人拿了自己的一份，边吃边走。南方吃稻米，不产小麦，馒头和油条在小城当时的市面上并不多见，在一般市民眼里这些还属高档食品。我是个敏感的孩子，这让我无形中有了一种优越的感觉，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机关孩子和市民孩子之间还是有些差别。其实，当时社会上的贫富差别很小，像我家这样的底层公务员家庭，生活也是很窘迫的。但细微的差别总还是有一点：上学之前，我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杂志――《小朋友》，家里或多或少还有些《干部必读》、《人民文学》之类的文化人的“精神食粮”，俨然一个“书香门弟”，而其他人家除了孩子上学的课本，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书籍这类“文化人”的东西；那几年，父亲在每月发工资的这天，给我们细伢子每人五毛钱作零用，这在当时的小城也很少见；我们每天有馒头、油条吃，小城市民的孩子则视这些为奢侈的食物，平常难得享用。于是，我拿了这馒头、油条，捱到机关大门口才开始吃，那里几乎每天都有我的几个同学在等着我同路去上学。这时，我就将手里的馒头或者是油条掰成一小块、一小节分给等我的同学，经过一个学期的交往，他们就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这还真的让我沾沾自喜，以为交朋友轻而易举，只要手中有吃的就行。
新学期开学不几天，我有个同学被陈老师叫去，要他回家告诉父母，最好把他的名字改改。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并不清楚。这同学叫邓小平，老师说，“邓小平是中央一位大领导，你也叫邓小平，这不好。回去让你父母把这名字改一改。”我当时不知道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避大人讳”，只记得在老师的提议下，他父母把这同学的名字改成了邓平。这事让我印象很深，小学一年级的同学，我现在能叫得出名字的只有三、四人，邓平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改名这事，我恐怕也会不记得了。至于他什么模样，现在则完全模糊不清，总之他不太可能也理个平头吧。
南方的春天，天气变化无常，出门总要带伞，不然遇雨就会措手不及。有天去上学，我出门时天气还明朗，可是走到离学校不远的地方，老天突然变脸，噼噼啪啪下起了大雨。我没带伞，又没躲雨的地方，只得赶快跑向学校，虽然是跑，到学校时浑身上下还是淋得通透。陈老师见了，急忙领我到她家，把湿衣服脱下，拿她宽大的衣服给我裹着，用毛巾擦干我的湿头发，动作麻利地生了一盆木炭火，又用一床小棉被捂着我，把我安顿在火盆边。忙完这些，她才去教室里上课。我在陈老师温暖的家里烤了一上午火，陈老师的母亲，陈奶奶帮我烘干了衣服。下课回来，陈老师替我换上暖暖的衣服，但仍不放心，怕我在回家的路上感冒，便把我留在她家吃中饭。饭后，又给我补了上午所缺的课，她讲课时总是很慈祥地笑着，用她的母爱启迪着我幼小的心灵。那天的课，我早已淡忘，可是她的笑容，特别是那对酒窝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的学习成绩在一年级应该说是比较好的，陈老师还让我当了小组长。小组长有两个职责，一是在值日的这天早读时，听同学背课文，再就是收小组的作业本。这工作让我很努力，每次学完新课，我总是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然后在第二天的早读课时再找同组的同学逐一背诵。我看着课本，核对同学是否背得正确，如有错误则随即打断，予以纠正；同学记不起的时候，我则适当提示，直到每个同学都能背诵。一到值日这天，我在家里起得比谁都早，起来就往学校跑。好几次我比老师还早到教室，让老师对我的印象越来越好。那个春天的课文，让我至今还有点印象，“嘀嗒，嘀嗒，下雨啦。种子说我要发芽，向日葵说我要开花，小朋友们说我要长大。”就是在春雨中，我们一天天长大，也天天在盼长大。我让同学背课文时，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默读，把学过的课文背得滚瓜烂熟，让自己在上课时，能把小胸脯挺得更高，身子坐得更直，那得意引来好多同学的羡慕。但这工作，也让我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那次值日，我照常依次听同学背诵新学的课文，轮到一位女生，谁知她说话有点大舌头，老是把“哗啦啦”念成了“哇啦啦”。一到这，我就叫她停下来并予以纠正，反复了几次，她不高兴了，噘着小嘴，再也不肯往下背。当时我并不清楚她老是念不好的原因，一个心眼只想帮她纠正错误，结果让她误以为我有意为难她。后来她跑去向老师告状，说我欺负她，弄得我好受委屈。
至于收作业本就简单多了。那时小学生的作业还真的少，书包也特别轻。我的印象中，我们从来就是在放学的路上，跳跳蹦蹦疯一阵后，随随便便找一个石墩、台阶，就能做完作业，还剩下好多时间去玩、去闹、去疯。更多的时候，我常和几个县政府机关的同学回到院子里，在机关食堂里的饭桌上，或者趴在食堂外台阶的水沟边，一边说笑一边玩耍，不用多少时间就把作业划完了，从来没有晚上在电灯下做过作业。那时我的书包里除了二、三本课本、作业本，一个文具盒，就空空如也。我把书包斜挎在肩上一点也不觉得它的份量，就是再加上同学的几本作业也不会觉得它有多重。因此，我每次在组里同学做完作业后，就把他们的作业本收了来放到自己的书包里，第二天早上一到校就直接送到老师办公室。
当然，我的书包也有重的时候，那是我们有时放学后，会在街道边的工地上或者河边上，捡些漂亮的卵石，河贝壳之类的宝贝塞进来。如果放学早，甚至还会和高年级的哥哥们跑到很远的郊外去挖“白贡泥”，用这种泥做的玩具手枪晒干后比黄泥做的结实。书包里塞进了卵石、泥块后，肯定比现在孩子的书包重，我们却乐此不疲。男孩的书包有时还会是一个“弹药库”，你可以从里面掏出弹弓、小石子（相当于热兵器时代的枪支、子弹），一个广口瓶里面装了些生石灰，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知道这用来做什么了，容我以后再来详说。不过，这些都是后来在一些调皮男孩的书包里搜出来的，我的暂时还没有。
这个学期，我品学兼优，非常荣幸地成了班上首批少先队员，并担任了小队长。入队的那天，我穿着白色的衬衣，蓝色的裤子，这是当年少年儿童的标准装扮。不过，我的白衬衣是外婆用自己织的土布做的，蓝裤则是哥哥姐姐不能穿了后改小了给我的，虽然如此，这却是我的盛装，平常还有点舍不得穿。操场上，我们即将入队的同学列队站在前面，一名高年级的姐姐给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红领巾映衬着干净的白衬衣，让我觉得漂亮极了。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们举起右手很庄严地宣誓：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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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小学生了，可是在家里，哥哥姐姐仍把我当成幼儿园的小弟弟，经常耍点小花样来捉弄我。
那时我家只有两间小房子，分别在两栋平房里。我们兄弟姊妹四人同住一间，父母他们住在另一栋的那间。我们的房子小，里面就并排架了两张床，一张稍宽点，一张则是双层单人床，我和二哥睡这张宽床，姐姐和大哥则睡在双层床，姐姐睡上铺，大哥睡下铺。床的前面有张四方小桌供我们看书做作业，我晚上没有作业，常坐在边上看看连环画，或者什么都不干就在一旁看他们做作业。有时父母见我们几个在一起读书写字，便给我们一、两毛钱，让我们去买点蚕豆、花生之类的零食来吃。就我没事，跑腿买东西的事，常交给我去办。东西买回来后，大家边吃边做作业，那真是其乐融融。那时，日子过得比较紧，零食不会天天有。没零食的日子我就上床睡得比较早，这时，姐姐和大哥他们就开始捉弄我。一个说，我这里还有些花生，是我昨天留下的。等小鸣睡着了，我们每人分点吃。一个说，我还有些蚕豆，也是昨天没吃完的，等下小鸣不咳嗽了，那就是他睡着了。他一睡着，我们就吃，好不？这时，二哥也马上跟进来插嘴，不要等了，小鸣早就睡着了。你听，他打鼾了。来，给点给我。说着就做出吃东西的声音来，“叭叽、叭叽”地十分夸张。接着，大哥会说，不要吃了，小鸣刚才咳嗽了，你听，他又会咳嗽的。到了这时你明明不要咳嗽，也会让他们弄得干咳几声，想忍都忍不住，越忍越会咳得厉害。我真的一咳嗽，他们就哄堂大笑起来，还要骂我是“好吃鬼”。多年后，我学心理学课程时，才知道这就是所谓心理暗示和强迫心理起的作用。难怪那时大哥他们屡试不爽。
那时，机关干部会多，经常晚上要开会。开完会，妈妈先到我们这边看看，安排一下再过自己的房间去。有时会议多，回来也晚。我们一连几天没零食吃，也没有钱。在我睡觉时脱了衣服大哥他们就会说，我这个月的五毛钱还没用完，我出一毛钱请客，小鸣你跑腿去买东西。待我穿好衣服起来，他们都哈哈大笑说，我们的钱早就用完了，还是用你的钱罗。其实，他们知道我的钱是存不住的早就花光了。有时他们又编出，妈妈晚上开会之前说了，回来以后就给我们钱这类谎言。并对我说，小鸣你不要睡着，到时还要你跑腿买东西。或者是，妈妈散会后会带东西回家吃，说我们都不要睡着了，睡着了的没有吃，等等。经他们这样一引诱，一作弄，想睡你都睡不了。不过，这倒让我对妈妈的脚步声变得特别敏感，只要妈妈的脚一踏上我们这栋房子那长长的走廊的另一端，我马上就能分辨出她的脚步声来。有时大人们一块回来，但不管有多少脚步声，我都能从这杂踏的脚步声中分辨出妈妈的声音来，准确地判断出妈妈是不是回来了。
大哥、二哥还有一招就是配合着讲鬼故事。他们做完了作业，妈妈又没有回，大哥就开讲了。他绘声绘色地说什么风雨交加的晚上，电闪雷鸣啦，狂风突然吹灭了昏暗的油灯，房间里漆黑漆黑阴森可怖啦，黑暗中伸出了几只黑手来，这是妖怪的黑手，要抓住黑暗里的细伢子啦，怎么怎么地。反正是怎么恐怖，他就怎么讲。二哥则配合他插些相应的问话，他们一问一答把故事演绎得生动逼真。大哥编故事有水平，情节就这些，故事却往往翻新。弄得睡在床上的我既害怕听，又直想往下听。而且每次说到狂风吹灭油灯时，二哥就会突然“啪”地一下把电灯拉灭，并怪叫一声伸出自己的手来吓唬人。这时，姐姐肯定会吓得魂不附体，哇哇大叫。我毕竟是男孩，胆子比姐姐大多了，怕是有点怕，但不至于吓得叫出声来。我至今还不知道大哥二哥是不是事先演练过，他们的配合如此默契，简直是天衣无缝。当然，他们也不是每天都这样胡闹，大多数时候还是读书做作业。有时，作业做完了，大哥会拿出家里那套《十万个为什么》，挑些当时比较热门的东西，诸如火箭，人造卫星之类的章节来解答二哥的一些问题，这时，我也会听得津津有味。我每次都比他们早上床，但几乎没有一次比他们早睡着。
我和二哥睡一床，二哥那时还有尿床的毛病，我们称尿床为“画地图”。如果二哥尿床让我发现了，我就在家里大喊大叫，快来看呀，二哥“画地图”啦，哈哈，二哥“画地图”啦，弄得他非常难堪。于是，有时他尿床了，就想法赖到我身上。他的办法也简单，但凑效。那时我们一人睡一头，他尿床后一醒来，就把我抱到大哥的床上，然后把被褥调个头重新铺下，再把我从大哥的床上抱回来，这样他尿湿的地方就到了我的身下。好几次我都莫名其妙，怎么自己的裤子没有尿湿，床上倒湿了。湿湿的床单在我身下，我又说不清什么原因，就这样被二哥栽了赃。但是，有一次，他重铺被褥后，忘了把我抱回来，自己倒下去又睡着了。我睡在大哥的床上，床太窄，大哥一个翻身把我挤到了床底。我在床底下睡了也不知多久，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梦。我梦见自己纸叠的小火箭，装载着我们住的小屋飞向了太空。我躺在床上，火箭越飞越高，透过房间的窗子看见流星一颗又一颗飞过，在深蓝色的天空划出漂亮的轨迹。火箭飞呀飞，越飞越高，越飞越快，我却越来越冷，冻得直哆嗦，于是伸手来抓被子。可是，小房间一下子变得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了，根本就抓不到被子。我就大叫起来，好冷呀，我要被子！这一叫，吵醒了床上的大哥。大哥打开灯，见我睡在他的床底下也觉得非常好笑，就把我弄醒让我回到自己的床上。可就在这时，我和大哥同时发现床上有“地图”，便检查我的裤子，我的是干的，再检查二哥的，他的裤头湿湿的，还在冒着热气。终于，二哥栽赃于我的事水落石出。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