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一九64年 1、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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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的世界
――我的1964――1973
一、一九64年
1
中午，大人们都在午睡。表哥小六悄悄地把我从竹板床上叫醒：“我们洗冷水澡去，莫做声，轻点，快跟我来。”我一听说去洗冷水澡，一个翻身就爬了起来。表哥牵着我的手，两人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家门。
太阳正在头“屁股刷白刷白的”，又赶紧捂着后面。就这样躲躲闪闪在路人和街坊邻居的讪笑中，在一帮讨厌的孩子尾随起哄中，我们也不知怎样回的家。反正，人还没到家，整个十六总河街就全知道我们几个孩子“洗冷水澡”把衣服弄丢了。
我们到家门口时，大姑姑正和金宝的母亲等一大帮邻居主妇早已聚在小街中央恭候着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我们下河游泳的事。见我们如此狼狈地回来了，虽然早有所闻，她们也不由得愣了一下。还是大姑姑反应敏捷，她立刻迎上前来，一把揪住表哥小六的耳朵，咒骂道：“你咯不晓得怕丑的化生子，带着咯些大大细细的伢妹子去洗冷水澡了吧？啊，哪个要你去的，啊？浸死了人看哪个负得起责？”说着就是几巴掌，劈劈啪啪地，重重地打在表哥小六的光屁股上，边打还边咒：“你看看，咯大了，还**胯光在街上跑，晓得怕丑不，啊？衣服呢，丢了吧？咯些细鬼崽子的是你带去的吧，啊？”说着她望了望金宝一眼，又对表哥说：“大的带头，细的爬楼，你不带头，他们会去呀？今天就要打死你咯化生子，免得惹出祸来，我负不起责！”边说边打，重重的几巴掌，打得表哥哇哇直叫冤，他边哭边叫：“是金宝哥喊我们去的！”。大姑姑一听，似乎更来气了，越发骂得大声：“你自己去了还敢怪金宝哥哥，他去吃屎你也会去吃呀？你的脚长在他身上呀？”接着又要打。其实看着表哥小六挨打，金宝的母亲在一边早就呆不住了，这时她一把拖住金宝，顺势一大巴掌打在光的屁股上：“原来还是你带的头哇！你咯死畜牲，还不跟我死起回去！”边说边拖着金宝往家里走去。金宝他们一走，各家主妇也就趁势作鸟兽散，拉着、骂着自家的孩子回家去了。
回家不久，从金宝家里就传出了他母亲怒气冲冲的斥骂声和金宝杀猪般的嚎叫声，那是被笤帚棘子抽屁股的嚎叫。这一回，各家的“毛竹笋子炒肉”省去了细伢子主动或被动脱裤子的程序，省事多了。各家“大刑伺候”完毕之后，主妇们开始互相到别家追问，到底谁是主谋。几个孩子中，金宝最大，就算不是主谋，也是重点怀疑对象，由不得他分说。面对各家的主妇轮流造访，他母亲为了表示家风甚严，越抽越起劲，抽得金宝的小屁股红花绽放，哇哇的哭叫声传遍了整个十六总河街。
表哥小六回家后还不等他妈妈（也就是我的大姑姑）发话，就自己拿了块搓衣板放在地上，“精赤条条”跪了下去，还拉着我叫我也一起跪下。我不干，他说那就要吃“笋子炒肉”啦。我不理他，大姑姑风风火火走过来，厉声训斥我说：“还不快点跪下，等我去寻笤帚棘子来”，我还是不肯跪。趁她走开，表哥悄悄地说，“你快跑，跑到外面卵石堆上去，她上不去，就打不到你”。表哥实在是聪明，突然之中想到了这么一条金蝉脱壳之计，我一跑，就成了“抗法潜逃”，趁大姑姑全力以赴抓捕，他的这顿“笋子炒肉”就省掉了。我那时还小，哪里会想到这一层。听他一说，我撒腿就跑，一下子就爬到了河岸边砂石场上的卵石堆上。大姑姑拿了笤帚棘子追出门来，追到石堆下，脚小上不来，只好围着卵石堆转了几圈，在下面又是挥着笤帚棘子威吓，又是以回家吃饼干相利诱，我就是不肯下来。纠缠了一阵，大姑姑没办法只得先回去教训表哥。但表哥今天的态度特别好，躲在门后瞟见大姑姑回来了，赶紧窜到房里跪到搓衣板上，还装出一副一直老老实实跪在那里的守法模样。有我这个不听话的表弟作对比，加上大姑姑先在门口打了表哥一顿屁股，接着又跟我纠缠了半天，也累了，回到屋里坐在椅子上，大姑姑拿了笤帚棘子对表哥挥了挥，实在是无力起身，表哥小六终于逃过了一顿“笋子炒肉”，只挨了一场臭骂了事。
我在卵石堆上也不知呆了多久，反正直到大表哥下班回来，两三步跨上石堆，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只手把我拎起来，挟在腋下，我才被捉拿归案。不过这一回我也没有吃“毛竹笋子炒肉”。其实，我在姑妈家从没挨过打。我就算是不逃跑、不跪下，大姑姑也不会打的，在这里我毕竟是客。
2
父母亲都在岳阳当公务员，那时候叫干部，我的童年就一阵子在岳阳，一阵子又回到老家湘潭。两地相距三百多里，当时要从岳阳乘火车到长沙、再转轮船或汽车到湘潭，路上总要花上十几小时。夏天，我将满七岁。忽然有一天，父亲来信说要接我回岳阳上学，这信是二叔念给我们听的。二叔念完信，大姑姑笑呵呵地问我愿不愿意回岳阳，我想都没想就大声说，“不回岳阳，不回岳阳”，并连连摇手，表哥小六则在一边挤眉弄眼幸灾乐祸。为什么呢？这里有几个小故事，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
印象中，我在父母身边的时间不长。那时，家家的儿女都多，大人们对新社会充满了激情，都一心忙于工作，对细伢子照管得很少，根本没什么时间来娇惯。除极个别独生子女有点娇外，一般人家的孩子很小就不依赖父母了。我在家里最小，姐姐比我大九岁，上面还有大哥，二哥，很多时候我都由哥哥姐姐来照看。三岁时我病了一场，听说，几乎送掉了性命。现在看，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只是营养不足引起的问题，可是我病得瘦骨嶙峋，鸡胸勾背，头大身子小。病得最重的时候，我脑袋都立不起来，有气无力地歪在肩上。只要一醒来，我总是哭闹不休，哭起来声音不大，嘴却张得像一个小山洞，只想有吃的塞进嘴里。小时的我，头大嘴大，浑身干瘦如柴，长得特别丑。病成这样，父母没办法，就把我送回湘潭老家。在大姑姑的婆婆细心调理下，我渐渐地好了起来。虽然还是瘦，但已经不是那种病歪歪的样子了。大姑姑有六个细伢子。当时，细姑姑和三个叔叔都没成家，也住在家里，最长辈就是大姑姑的婆婆。我的祖母解放前就已过世，祖父也于一九五二年去世了，按旧时大家庭传统，家中应该是由长子，也就是我父亲，当家了。可是我父亲远在岳阳工作，于是由长女也就是我的大姑姑来当家（正好，大姑姑本也特别能干，一直就是祖父的左膀右臂，我父亲之上曾有过两个兄长，只可惜很小就夭折了，父亲比姑姑小十岁左右，祖父可能一直把大姑姑当男孩养，以至我们这些孩子从来都叫大姑姑为“大伯伯”），顺理成章，大姑姑的婆婆就在我家担当起了祖母的职责，维持一个三代同堂的旧式大家庭。我们所有的孩子也都叫她“”，也就是北方话中的“奶奶”，她确实也是那种慈祥可亲的人，脾气性格特别好。
搭帮“”的照料，我的病好了，自然不能久呆湘潭。父母决定接我回家，自己带不了，只能送进县政府机关幼儿园。这，可就引来了一些麻烦。
回岳阳后，我就成了机关幼儿园的小朋友，每周一送进去，周六晚接回家。那时与现在一样，所有的孩子都不愿去幼儿园，我也不愿意。一星期要在幼儿园住六天，这日子过得特别的长，一到周六的下午，我们这些孩子从吃过午饭起就都眼巴巴地盯着大门口，盼望着家里来人早早地接回家去。父母工作忙，接送我的任务就落在了大哥和二哥的身上。那时，我家的家风是：大的必须让小的。这可就苦坏了两个哥哥。他们每个星期一上学时轮流顺路带我去幼儿园，其实他们只大我几岁，可是一出门就让我“骑高马”（坐在他们的脖子上），让我高兴；从家里到幼儿园还真不近，也不知他们的力气哪来的。更难为他们的是，我不愿去，他们就得哄我。出家门时总是说带我一起去他们上学的小学玩，我呢，明明知道不是去小学玩，他们在骗我，但没办法，还是不太情愿地骑在他们的脖子上，嘴里不停地嘀咕“不去幼儿园，不去幼儿园”，由着他们带我走。可是一到往学校和幼儿园的岔路口，只要他们往幼儿园这边一走，我就大哭大闹起来，还揪他们的头发，抓他们的耳朵；对大哥则更甚，经常抢他的眼镜，大哥脾气好，从来不还手，遇到这种时候，他总是说你先去幼儿园，我要上学了，一放学我就来接你，边说边跑起来，要快点把我送进去。可是，我却根本不听他说什么，一直不停地揪他，打他，常常把他的脸抓破，但他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二哥则有点脾气，有时被我打急了，他也会在我的腿上狠狠揪一下，可我还是会照样闹。后来，他们在送我时就总是绕道远行，在离幼儿园最近的地方才分路，接着一路小跑把我送到就了事。
说到家风，还有件事也值得一提，不知什么时候吃饭突然有了变化。那时，周日或者幼儿园寒暑假，我们这些机关里的孩子都是在食堂吃饭，家中并不开伙。以前怎么吃的，记不太清了，大概是因为并不曾挨饿；可是后来越来越吃不饱，不但主食越来越不够吃，菜里的“油水”也越来越少，本来就只有逢年过节才吃得上的一点水果与零食也越来越少，最后终至于几乎没有，于是肚子越来越觉得空空如也。终于有一天，妈妈从食堂端来一个黄色小搪瓷碗蒸的饭，告诉我这碗饭是我和二哥共吃的。二哥饭量当然比我大，分饭时想多分一点――其实也只是用筷子从碗中间划开时，稍稍偏一点点，理由是他比我大，粮食定量比我高。我讲不出什么道理，但坚决不同意，非得绝对平均主义地让筷子从碗的正中间划过，然后一人一半。二哥实在没办法只好非常平均地把饭分成两份，端起自己的那份飞快地就吃完了，我则捧着碗，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挑，边吃边玩，一顿饭没半小时不会吃完。二哥吃完后肯定不够，便眼睁睁看着我吃。我却并不懂得这些，每次吃饭我都要这样平均分。看到二哥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母亲或者是父亲都会从自己的碗里均出一点给二哥。我见了也会跟着要，好像不要就吃了亏似的。多年以后，说到那两年，大哥、二哥都说，那时在学校，每天到第二节课时他们上课就心猿意马，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只盼望下课放学，好早点回家吃饭。那真的是饿呀！
还是回到我上幼儿园里的事上来。那时大哥和二哥把送我去幼儿园当成一件艰巨的任务。二哥还真的尝试了一回，让我跟他一起去上学。那回，他实在不愿我揪他的头发，抓他的耳朵，就把我带到了他的学校里。在上学的路上二哥对我提了个条件：下课时可以一起玩，上课时我必须坐在他的课桌底下（他怕我上课时在外头玩走丢了）。能不去幼儿园，这条件就不在话下，我当然满口答应。这回，我破天荒不要骑高马，自己走，不哭不闹，跟着他一路蹦蹦跳跳到了他们学校。二哥那帮同学见他把弟弟带到学校来了，也很高兴，大家都很热情地带着我玩，有的给我几粒小黄豆，有的给一颗蚕豆，那可是他们的最好的零食。上课前我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在操场跑来跑去，看他们在操场玩皮球，跳绳，觉得学校里比幼儿园好玩得多。上课铃响了，二哥带我进了教室，果真让我钻到他的课桌下。那地方非常狭小，不好坐，想钻出去又怕老师，坐在底下弓着背实在不舒服，因此，我在桌底下总是动个不停，弄得二哥无法上课。老师发现二哥上课老是坐不稳，便走过来看个究竟。见我像小猴子一样蜷缩在课桌底下，她也忍不住笑了。老师一笑他们全班同学都哄笑起来，弄得二哥满脸通红。老师叫我出来，搬来一只小凳让坐在教室门口。放学时，她对二哥说，“以后不准带弟弟来上学。”二哥老实地点点头，保证道：“下次再不带了。”这样一来，我和哥哥一起上学的计划刚开始就流了产。
那时的幼儿园不像现在还讲什么教学质量，能把孩子看好，教唱几首儿歌就已做得相当不错。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一见幼儿园的阿姨就害怕，千方百计地要从幼儿园里逃回家。在幼儿园，每晚天一擦黑阿姨就让我们上床睡觉。有一天上床后，从隔壁传来阵阵“咚咚咚”的刀剁声，大概是老师在剁喂猪的野菜（那时候，大家都没钱，猪肉也不多,很难买，因此幼儿园里也自己喂猪）。我们几十个孩子睡在一间大房间里，熄灯后孩子们都安静了。走廊边一盏电灯把些微弱的灯光露到房间里，隔壁的刀剁声很响，吵得我很久没有睡着。我在小床上翻来覆去，可能受了点风寒，忍不住就咳嗽了几声。我一咳，有几个孩子也跟着咳了几声。谁知不一会儿，美丽的杨阿姨推门而入，借着走廊的灯光，我看见她手里拿了把明晃晃的菜刀。她走到我的床边，向四周看了看说，谁在咳嗽，还不睡？再不睡觉，我杀了他！听她“杀气腾腾”地这样一说，我吓得赶紧用被子把头蒙住，缩在里头连粗气都不敢出。其他孩子可能同样被吓住，房间里一片死寂。杨阿姨又巡视了一番，见房间里安安静静，才把门关上悄悄地出去了。杨老师走后好半天，我都不敢把头从被子里伸出来。这一夜，我哆哆嗦嗦通晚都没敢睡，要咳嗽都不敢，拼命忍着，实在忍不住就躲进被子把痰吐在了被子里，只害怕阿姨真的把我杀了。第二天早上，趁老师忙着帮孩子们洗脸的空间，我偷偷地逃出了幼儿园，早饭都没吃就跑回了家。当然，一回家就被家里发现，马上又被哥哥们送到了幼儿园。可是，从此，我总是隔三岔五地逃了回来，弄得父母搞不清什么原因，就我一人这么不喜欢去幼儿园。后来的一次逃学，让父母还真是哭笑不得。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天气很冷。晚饭后，我和苗苗同学约定一起逃回家，我们家都在机关院子里，他爸爸当时是岳阳县的组织部长。可能是怕棉衣的目标大，还是怎么的，他非要我穿着他的棉衣先跑。我们来到大门口，我先从传达室窗子底下慢慢地爬过，然后逃出了大门。我在大门外，向苗苗招手叫他快出来。不知是他胆小，还是看见老师来了，等了老半天，他就是不肯出来。我不敢久留，只好一个人穿着他的棉衣就往家里逃。那晚，天下着毛毛细雨，街上很少行人，冷冷清清的，我沿着大街向家里跑去。好不容易到了离家不远的解放路，在邮电局附近，那里的路面正在施工，挖开了一条又宽又深的沟，挖出的泥巴堆在沟边。我爬上泥巴堆，想找一个地方跳过去，可是找来找去没有窄一点的地方，根本就跳不过。泥巴堆上又湿又滑，我绕来绕去，不知怎么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进了沟里。沟很深，我挣扎了半天也爬不上来。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在远处忽明忽暗地晃过些许微光，本来就没有什么行人，我在沟里哭喊没有人能听见，黑暗中就是有人经过也很难发现沟里有人。在沟里也不知呆了多久，直到听见有个大人路过时，我使尽最后一丝力气大声哭喊才让那人发现。后来，他费了不少劲才把我从沟里拉出来。这时，我全身已经被泥水浸透，冻得瑟瑟发抖，同学的新棉衣弄得不成样子，上面沾满了污泥污水。我从沟里出来后，颤颤抖抖跑回家。父母见了吃了一惊，知我是逃学又气又心疼。他们边帮我换衣、洗脸、擦头发，边追问我为什么总是要逃回家，可是我撬口不开。问了好半天没有结果，他们只得作罢。就是直到今天，他们也没弄清我为什么要从幼儿园逃回家。可能因我总是从幼儿园逃学，让幼儿园老师和父母都不放心，这回还赔了人家的新棉衣，最后，妈妈和父亲一商量就决定又把我送回了湘潭老家。
这次姑妈和叔叔问我愿不愿意回岳阳，我害怕进幼儿园，当然就说不想回岳阳。叔叔告诉我，这次回去不要去幼儿园，跟哥哥一样，要去上学了――上学可比幼儿园好得多。
3
南方的城市历来依水而筑，大概过去的交通主要是靠水运，城市才依江傍河吧，不过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小城的风景大多不错，完全符合现在联合国的“人口宜居城市”标准。湘潭作为湖南第三大城市，也建在湘江边，过去其实小得可怜。直到六十年代初，城市人口大概就那么几万人。街道也仅仅是沿着湘江有三条平行的纵街，依次是：河街，正街，后街，其间有垂直相交的数条横街和小巷把它们连了起来。沿河的河街最长，从十八总到了城里头的县衙，正街次之，断断续续连到了文庙，后街则很短很短，不及正街的二分之一。小城的格局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初，后来才慢慢扩大，然后急剧膨胀，最终变成了今天的摊大饼模样。我湘潭老家的房子是祖父经商发财后置下的，坐落在小城的“十六总河街”上。祖父出身贫寒，一根扁担从乡下进城谋生，先是挑河水卖，后来卖油条、开杂货店。二三十年间祖父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湘潭河街上数一数二的大户，直到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打进湘潭，才逐渐败落下去，三处房产有一处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去一角，另两处虽还完整但里面的商品物件在战乱中多次被抢被偷。此时，大户人家的名声还在，但已是徒有虚名。好在家里还有乡下置的百十亩田，那是传统心态，农本商末，耕读传家；同时也因为商海难驭，大起之后必有大落，发家后首先置下田地才是最后屏障。他留下的房子是住宅兼铺面房，前门开在河街上，而一打开后门，就是美丽的湘江。这使我的童年平添了许多快乐，也塑成了长大后的“我”。要是生在正街上，打开前门是街，打开后门还是街，养成的性情可能就会是另一样了。
六十年代前期，湘潭的居民还没有用上自来水，后街或正街的居民必须自己到江边挑水，或者花钱买挑水夫送上门的水；我家住在河街，好处是生活方便，沿着一条石阶下去就可以从那里挑水挑货进我家的后屋――听说在解放前，我家每隔几天就要从船上进一大批货。挑水处架了一块跳板往江中伸出，人们挑着水桶在跳板上打水，这样不会把江水弄浑，挑回家的水是清亮清亮的――只有春天涨大水时，水才变得浑黄，那时就要在水缸里打明矾了。跳板上经常还有妇女们洗衣洗菜，她们也常带着细伢子到江边，让他们在江边玩耍，自己边洗衣洗菜边照看着细伢子。妇女们在跳板上洗衣洗菜，细伢子则在江边玩石子、玩泥沙，看大人们做事，看江上来往的风帆。有时一些大帆船泊在岸边卸货，直接从船上搭块跳板下来。这跳板很长，挑夫们挑货走在上面，这跳板也一闪一闪，似乎非常危险。
我家的房子是一栋三层的楼房，房间很多，我们细伢子数不清，反正我小时候，每天不用出家门，就有很多地方可以玩耍。
前屋临街，是最大的一间房子，当街的那面也就是大门，没砖墙，全是一溜铺板，早上卸下铺板，前屋里就很明亮。除了靠墙放着一架木梯子和墙上挂着几个篾晒箩外，前屋里没摆放什么东西，很是宽敞。没来人客的时候，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姐姐和表姐她们常在这里跳橡皮筋，我和表哥小六则在这里玩“跳房子”的游戏。更多的时候，他们都上学去了，我就常搬来一只小板凳坐在门口，看河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那时河街还是麻石路面，街上的房屋门面铺板居多，说明解放前更加商家云集，热闹非凡。河街既繁华又宁静，小街不宽但显得幽长。街上的行人不紧不慢，挑夫、船驾佬、小商小贩、算命先生、无业市民，什么人等都有。我特别喜欢听算命先生走过时留下的小铜铃声，那铃声余音缭绕，久久不会散去。再就是喜欢在雨天看那些打着雨伞，穿着蓑衣，趿着木屐从我家门口走过的行人。麻石板路面的积水中浮动着他们的各色倒影让我着迷。那时的雨伞只有两种颜色，红色的纸伞和黄色的油布伞，我们这个小城的油布雨伞制作在全省都有名气，有家伞厂直到八十年代才倒闭。小城的木屐也很有名，鞋底用杂木经桐油浸泡后制成，鞋面用老黄牛皮缝制，结实耐用。这种木屐行销到省内外，一直是我们这个小城的品牌。当然，在橡胶雨鞋蜂拥而入之后，木屐就逐渐地消失了，现在想找一双作文物陈列，也难。我小时候雨天也穿过木屐，不过更多时候宁愿打赤脚在水里劈里啪拉踏着步子。那时冬春的微雨夜中，这木屐走在麻石路上笃笃直响，使得这小街更显宁静。
从前屋再往里走就是堂屋，也就相当于现代的客厅了，这里的光线来自天窗――楼高三层，只有堂屋正上方才天井似的直通到，如果小六也天天要的话，她就没钱给了。但表哥回来总有办法知道细姑姑是不是给我钱了。回到家，表哥把书包一丢就跑来问我：细姑姑今天又给你钱了，是吧？我记着细姑姑的话，总会回答：没有，她没有给我钱。他盯着我，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接着问：是细姑姑要你这样答的，是吧？我不知这是圈套，就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细姑姑要我这样说的。他听完这话便不再问，把我丢在一边，马上就去找细姑姑，缠着她要钱去了。找到细姑姑，他一只手抓住她的衣后摆，一只手伸得老长，假带着哭腔说，你给小鸣钱了，我也要，我是你的崽，呜呜呜，我只要一毛钱。细姑姑这时会矢口否认，哪里给了？哪里给了？没有给，没有给。表哥就假装哭得更厉害：就是给了，就是给了，小鸣告诉我的，呜呜呜，你不喜欢我，只喜欢小鸣，呜呜呜；边哭还边用手遮住眼睛，好像是在擦眼泪，其实是在从手指缝里察看细姑姑的颜色。这时，细姑姑会装着很讨厌他的样子，掏出一毛钱塞给表哥说，走，拿去，下次再没有了。表哥拿着了钱立即欢天喜地，蹦蹦跳跳地跑向街上的小食杂店，在那里就把这钱挥霍一空。有时候他也会换一种方式来套我的话，比如装作幸灾乐祸的样子说：哈哈，今天细姑姑没有给你钱了，是吧？要么是：哈哈，今天你不听话，细姑姑不肯给你钱，是吧？要不就是：哈哈，今天细姑姑没有钱了，是吧？再不就是：哈哈，今天细姑姑只给你五分钱，是吧？总而言之，只要他三套两套，我肯定就供认不讳；只要我供认不讳，他就马上去缠细姑姑；只要他去缠细姑姑，细姑姑就一定缴械投降。虽然细姑姑每次都会说下次再没有了，但表哥小六几乎是每天故伎重演，每次都如愿以偿。长大后我清楚了，细姑姑其实极想给小六钱，但又不能只给他一个人钱；自己没有孩子膝下寂寞，就更喜欢孩子们缠她、跟她，所以就故意叫我不要告诉表哥小六，却又有意或无意让他从我这里打探，知道我经不住表哥小六的引诱，会把实情告诉他的，而小六又最善缠磨，比我给钱就接，不给也不问可强到不知哪里去了。小六这点伎俩，细姑姑实在是心中有数，零钱也早准备了，每天却装着一点也不知情似的。给了小六钱，回过头来她又轻描淡写地责备我不该泄露了天机，我蠢人有蠢福，木头木脑地做了小六的“先马”，却也混到了同样一份吃喝。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我的1964――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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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大人们都在午睡。表哥小六悄悄地把我从竹板床上叫醒：“我们洗冷水澡去，莫做声，轻点，快跟我来。”我一听说去洗冷水澡，一个翻身就爬了起来。表哥牵着我的手，两人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家门。
太阳正在头“屁股刷白刷白的”，又赶紧捂着后面。就这样躲躲闪闪在路人和街坊邻居的讪笑中，在一帮讨厌的孩子尾随起哄中，我们也不知怎样回的家。反正，人还没到家，整个十六总河街就全知道我们几个孩子“洗冷水澡”把衣服弄丢了。
我们到家门口时，大姑姑正和金宝的母亲等一大帮邻居主妇早已聚在小街中央恭候着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我们下河游泳的事。见我们如此狼狈地回来了，虽然早有所闻，她们也不由得愣了一下。还是大姑姑反应敏捷，她立刻迎上前来，一把揪住表哥小六的耳朵，咒骂道：“你咯不晓得怕丑的化生子，带着咯些大大细细的伢妹子去洗冷水澡了吧？啊，哪个要你去的，啊？浸死了人看哪个负得起责？”说着就是几巴掌，劈劈啪啪地，重重地打在表哥小六的光屁股上，边打还边咒：“你看看，咯大了，还**胯光在街上跑，晓得怕丑不，啊？衣服呢，丢了吧？咯些细鬼崽子的是你带去的吧，啊？”说着她望了望金宝一眼，又对表哥说：“大的带头，细的爬楼，你不带头，他们会去呀？今天就要打死你咯化生子，免得惹出祸来，我负不起责！”边说边打，重重的几巴掌，打得表哥哇哇直叫冤，他边哭边叫：“是金宝哥喊我们去的！”。大姑姑一听，似乎更来气了，越发骂得大声：“你自己去了还敢怪金宝哥哥，他去吃屎你也会去吃呀？你的脚长在他身上呀？”接着又要打。其实看着表哥小六挨打，金宝的母亲在一边早就呆不住了，这时她一把拖住金宝，顺势一大巴掌打在光的屁股上：“原来还是你带的头哇！你咯死畜牲，还不跟我死起回去！”边说边拖着金宝往家里走去。金宝他们一走，各家主妇也就趁势作鸟兽散，拉着、骂着自家的孩子回家去了。
回家不久，从金宝家里就传出了他母亲怒气冲冲的斥骂声和金宝杀猪般的嚎叫声，那是被笤帚棘子抽屁股的嚎叫。这一回，各家的“毛竹笋子炒肉”省去了细伢子主动或被动脱裤子的程序，省事多了。各家“大刑伺候”完毕之后，主妇们开始互相到别家追问，到底谁是主谋。几个孩子中，金宝最大，就算不是主谋，也是重点怀疑对象，由不得他分说。面对各家的主妇轮流造访，他母亲为了表示家风甚严，越抽越起劲，抽得金宝的小屁股红花绽放，哇哇的哭叫声传遍了整个十六总河街。
表哥小六回家后还不等他妈妈（也就是我的大姑姑）发话，就自己拿了块搓衣板放在地上，“精赤条条”跪了下去，还拉着我叫我也一起跪下。我不干，他说那就要吃“笋子炒肉”啦。我不理他，大姑姑风风火火走过来，厉声训斥我说：“还不快点跪下，等我去寻笤帚棘子来”，我还是不肯跪。趁她走开，表哥悄悄地说，“你快跑，跑到外面卵石堆上去，她上不去，就打不到你”。表哥实在是聪明，突然之中想到了这么一条金蝉脱壳之计，我一跑，就成了“抗法潜逃”，趁大姑姑全力以赴抓捕，他的这顿“笋子炒肉”就省掉了。我那时还小，哪里会想到这一层。听他一说，我撒腿就跑，一下子就爬到了河岸边砂石场上的卵石堆上。大姑姑拿了笤帚棘子追出门来，追到石堆下，脚小上不来，只好围着卵石堆转了几圈，在下面又是挥着笤帚棘子威吓，又是以回家吃饼干相利诱，我就是不肯下来。纠缠了一阵，大姑姑没办法只得先回去教训表哥。但表哥今天的态度特别好，躲在门后瞟见大姑姑回来了，赶紧窜到房里跪到搓衣板上，还装出一副一直老老实实跪在那里的守法模样。有我这个不听话的表弟作对比，加上大姑姑先在门口打了表哥一顿屁股，接着又跟我纠缠了半天，也累了，回到屋里坐在椅子上，大姑姑拿了笤帚棘子对表哥挥了挥，实在是无力起身，表哥小六终于逃过了一顿“笋子炒肉”，只挨了一场臭骂了事。
我在卵石堆上也不知呆了多久，反正直到大表哥下班回来，两三步跨上石堆，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只手把我拎起来，挟在腋下，我才被捉拿归案。不过这一回我也没有吃“毛竹笋子炒肉”。其实，我在姑妈家从没挨过打。我就算是不逃跑、不跪下，大姑姑也不会打的，在这里我毕竟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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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都在岳阳当公务员，那时候叫干部，我的童年就一阵子在岳阳，一阵子又回到老家湘潭。两地相距三百多里，当时要从岳阳乘火车到长沙、再转轮船或汽车到湘潭，路上总要花上十几小时。夏天，我将满七岁。忽然有一天，父亲来信说要接我回岳阳上学，这信是二叔念给我们听的。二叔念完信，大姑姑笑呵呵地问我愿不愿意回岳阳，我想都没想就大声说，“不回岳阳，不回岳阳”，并连连摇手，表哥小六则在一边挤眉弄眼幸灾乐祸。为什么呢？这里有几个小故事，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
印象中，我在父母身边的时间不长。那时，家家的儿女都多，大人们对新社会充满了激情，都一心忙于工作，对细伢子照管得很少，根本没什么时间来娇惯。除极个别独生子女有点娇外，一般人家的孩子很小就不依赖父母了。我在家里最小，姐姐比我大九岁，上面还有大哥，二哥，很多时候我都由哥哥姐姐来照看。三岁时我病了一场，听说，几乎送掉了性命。现在看，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只是营养不足引起的问题，可是我病得瘦骨嶙峋，鸡胸勾背，头大身子小。病得最重的时候，我脑袋都立不起来，有气无力地歪在肩上。只要一醒来，我总是哭闹不休，哭起来声音不大，嘴却张得像一个小山洞，只想有吃的塞进嘴里。小时的我，头大嘴大，浑身干瘦如柴，长得特别丑。病成这样，父母没办法，就把我送回湘潭老家。在大姑姑的婆婆细心调理下，我渐渐地好了起来。虽然还是瘦，但已经不是那种病歪歪的样子了。大姑姑有六个细伢子。当时，细姑姑和三个叔叔都没成家，也住在家里，最长辈就是大姑姑的婆婆。我的祖母解放前就已过世，祖父也于一九五二年去世了，按旧时大家庭传统，家中应该是由长子，也就是我父亲，当家了。可是我父亲远在岳阳工作，于是由长女也就是我的大姑姑来当家（正好，大姑姑本也特别能干，一直就是祖父的左膀右臂，我父亲之上曾有过两个兄长，只可惜很小就夭折了，父亲比姑姑小十岁左右，祖父可能一直把大姑姑当男孩养，以至我们这些孩子从来都叫大姑姑为“大伯伯”），顺理成章，大姑姑的婆婆就在我家担当起了祖母的职责，维持一个三代同堂的旧式大家庭。我们所有的孩子也都叫她“”，也就是北方话中的“奶奶”，她确实也是那种慈祥可亲的人，脾气性格特别好。
搭帮“”的照料，我的病好了，自然不能久呆湘潭。父母决定接我回家，自己带不了，只能送进县政府机关幼儿园。这，可就引来了一些麻烦。
回岳阳后，我就成了机关幼儿园的小朋友，每周一送进去，周六晚接回家。那时与现在一样，所有的孩子都不愿去幼儿园，我也不愿意。一星期要在幼儿园住六天，这日子过得特别的长，一到周六的下午，我们这些孩子从吃过午饭起就都眼巴巴地盯着大门口，盼望着家里来人早早地接回家去。父母工作忙，接送我的任务就落在了大哥和二哥的身上。那时，我家的家风是：大的必须让小的。这可就苦坏了两个哥哥。他们每个星期一上学时轮流顺路带我去幼儿园，其实他们只大我几岁，可是一出门就让我“骑高马”（坐在他们的脖子上），让我高兴；从家里到幼儿园还真不近，也不知他们的力气哪来的。更难为他们的是，我不愿去，他们就得哄我。出家门时总是说带我一起去他们上学的小学玩，我呢，明明知道不是去小学玩，他们在骗我，但没办法，还是不太情愿地骑在他们的脖子上，嘴里不停地嘀咕“不去幼儿园，不去幼儿园”，由着他们带我走。可是一到往学校和幼儿园的岔路口，只要他们往幼儿园这边一走，我就大哭大闹起来，还揪他们的头发，抓他们的耳朵；对大哥则更甚，经常抢他的眼镜，大哥脾气好，从来不还手，遇到这种时候，他总是说你先去幼儿园，我要上学了，一放学我就来接你，边说边跑起来，要快点把我送进去。可是，我却根本不听他说什么，一直不停地揪他，打他，常常把他的脸抓破，但他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二哥则有点脾气，有时被我打急了，他也会在我的腿上狠狠揪一下，可我还是会照样闹。后来，他们在送我时就总是绕道远行，在离幼儿园最近的地方才分路，接着一路小跑把我送到就了事。
说到家风，还有件事也值得一提，不知什么时候吃饭突然有了变化。那时，周日或者幼儿园寒暑假，我们这些机关里的孩子都是在食堂吃饭，家中并不开伙。以前怎么吃的，记不太清了，大概是因为并不曾挨饿；可是后来越来越吃不饱，不但主食越来越不够吃，菜里的“油水”也越来越少，本来就只有逢年过节才吃得上的一点水果与零食也越来越少，最后终至于几乎没有，于是肚子越来越觉得空空如也。终于有一天，妈妈从食堂端来一个黄色小搪瓷碗蒸的饭，告诉我这碗饭是我和二哥共吃的。二哥饭量当然比我大，分饭时想多分一点――其实也只是用筷子从碗中间划开时，稍稍偏一点点，理由是他比我大，粮食定量比我高。我讲不出什么道理，但坚决不同意，非得绝对平均主义地让筷子从碗的正中间划过，然后一人一半。二哥实在没办法只好非常平均地把饭分成两份，端起自己的那份飞快地就吃完了，我则捧着碗，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挑，边吃边玩，一顿饭没半小时不会吃完。二哥吃完后肯定不够，便眼睁睁看着我吃。我却并不懂得这些，每次吃饭我都要这样平均分。看到二哥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母亲或者是父亲都会从自己的碗里均出一点给二哥。我见了也会跟着要，好像不要就吃了亏似的。多年以后，说到那两年，大哥、二哥都说，那时在学校，每天到第二节课时他们上课就心猿意马，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只盼望下课放学，好早点回家吃饭。那真的是饿呀！
还是回到我上幼儿园里的事上来。那时大哥和二哥把送我去幼儿园当成一件艰巨的任务。二哥还真的尝试了一回，让我跟他一起去上学。那回，他实在不愿我揪他的头发，抓他的耳朵，就把我带到了他的学校里。在上学的路上二哥对我提了个条件：下课时可以一起玩，上课时我必须坐在他的课桌底下（他怕我上课时在外头玩走丢了）。能不去幼儿园，这条件就不在话下，我当然满口答应。这回，我破天荒不要骑高马，自己走，不哭不闹，跟着他一路蹦蹦跳跳到了他们学校。二哥那帮同学见他把弟弟带到学校来了，也很高兴，大家都很热情地带着我玩，有的给我几粒小黄豆，有的给一颗蚕豆，那可是他们的最好的零食。上课前我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在操场跑来跑去，看他们在操场玩皮球，跳绳，觉得学校里比幼儿园好玩得多。上课铃响了，二哥带我进了教室，果真让我钻到他的课桌下。那地方非常狭小，不好坐，想钻出去又怕老师，坐在底下弓着背实在不舒服，因此，我在桌底下总是动个不停，弄得二哥无法上课。老师发现二哥上课老是坐不稳，便走过来看个究竟。见我像小猴子一样蜷缩在课桌底下，她也忍不住笑了。老师一笑他们全班同学都哄笑起来，弄得二哥满脸通红。老师叫我出来，搬来一只小凳让坐在教室门口。放学时，她对二哥说，“以后不准带弟弟来上学。”二哥老实地点点头，保证道：“下次再不带了。”这样一来，我和哥哥一起上学的计划刚开始就流了产。
那时的幼儿园不像现在还讲什么教学质量，能把孩子看好，教唱几首儿歌就已做得相当不错。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一见幼儿园的阿姨就害怕，千方百计地要从幼儿园里逃回家。在幼儿园，每晚天一擦黑阿姨就让我们上床睡觉。有一天上床后，从隔壁传来阵阵“咚咚咚”的刀剁声，大概是老师在剁喂猪的野菜（那时候，大家都没钱，猪肉也不多,很难买，因此幼儿园里也自己喂猪）。我们几十个孩子睡在一间大房间里，熄灯后孩子们都安静了。走廊边一盏电灯把些微弱的灯光露到房间里，隔壁的刀剁声很响，吵得我很久没有睡着。我在小床上翻来覆去，可能受了点风寒，忍不住就咳嗽了几声。我一咳，有几个孩子也跟着咳了几声。谁知不一会儿，美丽的杨阿姨推门而入，借着走廊的灯光，我看见她手里拿了把明晃晃的菜刀。她走到我的床边，向四周看了看说，谁在咳嗽，还不睡？再不睡觉，我杀了他！听她“杀气腾腾”地这样一说，我吓得赶紧用被子把头蒙住，缩在里头连粗气都不敢出。其他孩子可能同样被吓住，房间里一片死寂。杨阿姨又巡视了一番，见房间里安安静静，才把门关上悄悄地出去了。杨老师走后好半天，我都不敢把头从被子里伸出来。这一夜，我哆哆嗦嗦通晚都没敢睡，要咳嗽都不敢，拼命忍着，实在忍不住就躲进被子把痰吐在了被子里，只害怕阿姨真的把我杀了。第二天早上，趁老师忙着帮孩子们洗脸的空间，我偷偷地逃出了幼儿园，早饭都没吃就跑回了家。当然，一回家就被家里发现，马上又被哥哥们送到了幼儿园。可是，从此，我总是隔三岔五地逃了回来，弄得父母搞不清什么原因，就我一人这么不喜欢去幼儿园。后来的一次逃学，让父母还真是哭笑不得。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天气很冷。晚饭后，我和苗苗同学约定一起逃回家，我们家都在机关院子里，他爸爸当时是岳阳县的组织部长。可能是怕棉衣的目标大，还是怎么的，他非要我穿着他的棉衣先跑。我们来到大门口，我先从传达室窗子底下慢慢地爬过，然后逃出了大门。我在大门外，向苗苗招手叫他快出来。不知是他胆小，还是看见老师来了，等了老半天，他就是不肯出来。我不敢久留，只好一个人穿着他的棉衣就往家里逃。那晚，天下着毛毛细雨，街上很少行人，冷冷清清的，我沿着大街向家里跑去。好不容易到了离家不远的解放路，在邮电局附近，那里的路面正在施工，挖开了一条又宽又深的沟，挖出的泥巴堆在沟边。我爬上泥巴堆，想找一个地方跳过去，可是找来找去没有窄一点的地方，根本就跳不过。泥巴堆上又湿又滑，我绕来绕去，不知怎么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进了沟里。沟很深，我挣扎了半天也爬不上来。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在远处忽明忽暗地晃过些许微光，本来就没有什么行人，我在沟里哭喊没有人能听见，黑暗中就是有人经过也很难发现沟里有人。在沟里也不知呆了多久，直到听见有个大人路过时，我使尽最后一丝力气大声哭喊才让那人发现。后来，他费了不少劲才把我从沟里拉出来。这时，我全身已经被泥水浸透，冻得瑟瑟发抖，同学的新棉衣弄得不成样子，上面沾满了污泥污水。我从沟里出来后，颤颤抖抖跑回家。父母见了吃了一惊，知我是逃学又气又心疼。他们边帮我换衣、洗脸、擦头发，边追问我为什么总是要逃回家，可是我撬口不开。问了好半天没有结果，他们只得作罢。就是直到今天，他们也没弄清我为什么要从幼儿园逃回家。可能因我总是从幼儿园逃学，让幼儿园老师和父母都不放心，这回还赔了人家的新棉衣，最后，妈妈和父亲一商量就决定又把我送回了湘潭老家。
这次姑妈和叔叔问我愿不愿意回岳阳，我害怕进幼儿园，当然就说不想回岳阳。叔叔告诉我，这次回去不要去幼儿园，跟哥哥一样，要去上学了――上学可比幼儿园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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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城市历来依水而筑，大概过去的交通主要是靠水运，城市才依江傍河吧，不过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小城的风景大多不错，完全符合现在联合国的“人口宜居城市”标准。湘潭作为湖南第三大城市，也建在湘江边，过去其实小得可怜。直到六十年代初，城市人口大概就那么几万人。街道也仅仅是沿着湘江有三条平行的纵街，依次是：河街，正街，后街，其间有垂直相交的数条横街和小巷把它们连了起来。沿河的河街最长，从十八总到了城里头的县衙，正街次之，断断续续连到了文庙，后街则很短很短，不及正街的二分之一。小城的格局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初，后来才慢慢扩大，然后急剧膨胀，最终变成了今天的摊大饼模样。我湘潭老家的房子是祖父经商发财后置下的，坐落在小城的“十六总河街”上。祖父出身贫寒，一根扁担从乡下进城谋生，先是挑河水卖，后来卖油条、开杂货店。二三十年间祖父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湘潭河街上数一数二的大户，直到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打进湘潭，才逐渐败落下去，三处房产有一处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去一角，另两处虽还完整但里面的商品物件在战乱中多次被抢被偷。此时，大户人家的名声还在，但已是徒有虚名。好在家里还有乡下置的百十亩田，那是传统心态，农本商末，耕读传家；同时也因为商海难驭，大起之后必有大落，发家后首先置下田地才是最后屏障。他留下的房子是住宅兼铺面房，前门开在河街上，而一打开后门，就是美丽的湘江。这使我的童年平添了许多快乐，也塑成了长大后的“我”。要是生在正街上，打开前门是街，打开后门还是街，养成的性情可能就会是另一样了。
六十年代前期，湘潭的居民还没有用上自来水，后街或正街的居民必须自己到江边挑水，或者花钱买挑水夫送上门的水；我家住在河街，好处是生活方便，沿着一条石阶下去就可以从那里挑水挑货进我家的后屋――听说在解放前，我家每隔几天就要从船上进一大批货。挑水处架了一块跳板往江中伸出，人们挑着水桶在跳板上打水，这样不会把江水弄浑，挑回家的水是清亮清亮的――只有春天涨大水时，水才变得浑黄，那时就要在水缸里打明矾了。跳板上经常还有妇女们洗衣洗菜，她们也常带着细伢子到江边，让他们在江边玩耍，自己边洗衣洗菜边照看着细伢子。妇女们在跳板上洗衣洗菜，细伢子则在江边玩石子、玩泥沙，看大人们做事，看江上来往的风帆。有时一些大帆船泊在岸边卸货，直接从船上搭块跳板下来。这跳板很长，挑夫们挑货走在上面，这跳板也一闪一闪，似乎非常危险。
我家的房子是一栋三层的楼房，房间很多，我们细伢子数不清，反正我小时候，每天不用出家门，就有很多地方可以玩耍。
前屋临街，是最大的一间房子，当街的那面也就是大门，没砖墙，全是一溜铺板，早上卸下铺板，前屋里就很明亮。除了靠墙放着一架木梯子和墙上挂着几个篾晒箩外，前屋里没摆放什么东西，很是宽敞。没来人客的时候，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姐姐和表姐她们常在这里跳橡皮筋，我和表哥小六则在这里玩“跳房子”的游戏。更多的时候，他们都上学去了，我就常搬来一只小板凳坐在门口，看河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那时河街还是麻石路面，街上的房屋门面铺板居多，说明解放前更加商家云集，热闹非凡。河街既繁华又宁静，小街不宽但显得幽长。街上的行人不紧不慢，挑夫、船驾佬、小商小贩、算命先生、无业市民，什么人等都有。我特别喜欢听算命先生走过时留下的小铜铃声，那铃声余音缭绕，久久不会散去。再就是喜欢在雨天看那些打着雨伞，穿着蓑衣，趿着木屐从我家门口走过的行人。麻石板路面的积水中浮动着他们的各色倒影让我着迷。那时的雨伞只有两种颜色，红色的纸伞和黄色的油布伞，我们这个小城的油布雨伞制作在全省都有名气，有家伞厂直到八十年代才倒闭。小城的木屐也很有名，鞋底用杂木经桐油浸泡后制成，鞋面用老黄牛皮缝制，结实耐用。这种木屐行销到省内外，一直是我们这个小城的品牌。当然，在橡胶雨鞋蜂拥而入之后，木屐就逐渐地消失了，现在想找一双作文物陈列，也难。我小时候雨天也穿过木屐，不过更多时候宁愿打赤脚在水里劈里啪拉踏着步子。那时冬春的微雨夜中，这木屐走在麻石路上笃笃直响，使得这小街更显宁静。
从前屋再往里走就是堂屋，也就相当于现代的客厅了，这里的光线来自天窗――楼高三层，只有堂屋正上方才天井似的直通到，如果小六也天天要的话，她就没钱给了。但表哥回来总有办法知道细姑姑是不是给我钱了。回到家，表哥把书包一丢就跑来问我：细姑姑今天又给你钱了，是吧？我记着细姑姑的话，总会回答：没有，她没有给我钱。他盯着我，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接着问：是细姑姑要你这样答的，是吧？我不知这是圈套，就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细姑姑要我这样说的。他听完这话便不再问，把我丢在一边，马上就去找细姑姑，缠着她要钱去了。找到细姑姑，他一只手抓住她的衣后摆，一只手伸得老长，假带着哭腔说，你给小鸣钱了，我也要，我是你的崽，呜呜呜，我只要一毛钱。细姑姑这时会矢口否认，哪里给了？哪里给了？没有给，没有给。表哥就假装哭得更厉害：就是给了，就是给了，小鸣告诉我的，呜呜呜，你不喜欢我，只喜欢小鸣，呜呜呜；边哭还边用手遮住眼睛，好像是在擦眼泪，其实是在从手指缝里察看细姑姑的颜色。这时，细姑姑会装着很讨厌他的样子，掏出一毛钱塞给表哥说，走，拿去，下次再没有了。表哥拿着了钱立即欢天喜地，蹦蹦跳跳地跑向街上的小食杂店，在那里就把这钱挥霍一空。有时候他也会换一种方式来套我的话，比如装作幸灾乐祸的样子说：哈哈，今天细姑姑没有给你钱了，是吧？要么是：哈哈，今天你不听话，细姑姑不肯给你钱，是吧？要不就是：哈哈，今天细姑姑没有钱了，是吧？再不就是：哈哈，今天细姑姑只给你五分钱，是吧？总而言之，只要他三套两套，我肯定就供认不讳；只要我供认不讳，他就马上去缠细姑姑；只要他去缠细姑姑，细姑姑就一定缴械投降。虽然细姑姑每次都会说下次再没有了，但表哥小六几乎是每天故伎重演，每次都如愿以偿。长大后我清楚了，细姑姑其实极想给小六钱，但又不能只给他一个人钱；自己没有孩子膝下寂寞，就更喜欢孩子们缠她、跟她，所以就故意叫我不要告诉表哥小六，却又有意或无意让他从我这里打探，知道我经不住表哥小六的引诱，会把实情告诉他的，而小六又最善缠磨，比我给钱就接，不给也不问可强到不知哪里去了。小六这点伎俩，细姑姑实在是心中有数，零钱也早准备了，每天却装着一点也不知情似的。给了小六钱，回过头来她又轻描淡写地责备我不该泄露了天机，我蠢人有蠢福，木头木脑地做了小六的“先马”，却也混到了同样一份吃喝。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