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遥远的伏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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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接连不断的案件。
个人和组织都是经不住反反复复的刺激的。而1950年到58年，中国每年都有刺激到中枢神经的案件发生。当然，这些案件在“宁左勿右”的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支配下，大多数做成了冤假错案，或者任意株连、扩大，殃及无辜。
1、1950年陈华背叛案。有人从俘获的敌特人员和敌伪档案中发现，福建省安溪中心县委书记陈华，曾担任过闽西南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但在1947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经不起生死考验，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并写了一份帮助国民党特务钻进革命队伍做内奸的“计划书”。49年2月，陈华离开敌人监狱，但他没有向组织交代这个情况。此事被发现后，福建省委于51年2月决定，对原闽西南白区组织的600多同志一一进行审查。这一案件也称为“红旗反革命”案。受此案牵连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致残。这是“一泡鸡屎坏了一缸酱”。“扩大化”之风在此又有了一个实例。
2、1951年“族字3号案”。正当抗美援朝和国内镇反之际，据山东、河北、北京、沈阳等地群众向公安部举报，丁溪野同志曾组织过“伊玛尼委员会”、“和平党”、“回教青年反共同盟”、“保教委员会”、“伊斯兰同盟党”等反革命组织，而且说建国后还在活动。
丁溪野，当过勤杂工，上过县立简易师范，做过小学教师，参加过东北军，投身抗日活动。建国后任哈尔滨市建设局工程处处长，其时正在朝鲜前线抢修飞机场。
卷入此案的还有他的三弟丁铁石，参加组建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坦克部队的功臣，时任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四弟丁坚，时任哈尔滨市财政局副局长。其丁氏大家族有很多人参加革命，还牺牲了几个，受此案株连也多。
公安部立刻把它立为“族字三号”大案。丁溪野被秘密逮捕，丁铁石、丁坚分别被审查、拘留。侦查涉及10多个省市，“入网”300多人。虽然公安机关进行了调查和专门审查工作，查清、否定了上述问题，奇怪的是，丁溪野等人就是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结论，而且，每当政治运动来临，都要有新的莫须有罪名加到他们身上，因此而大吃苦头，一直到文革结束。
此案最终得到平反。
3、1953年“高饶反党集团”案。此是通天大案，非同一般，理应多费点笔墨。
高岗，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曾任学生会主席，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27年2月入党。32年2月起在陕甘红军工作，不断升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他是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委和红军第15军团副政委。
45出席7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当时共13人）。后奉命赴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因此被人称为“东北王”。
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特别提名高岗担任6位国家副主席之一。当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中共人士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和高岗。后，高又兼任中央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
50年，朝鲜战争爆发。高岗领导的东北地区成为中国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用他独特的语言赞赏说：“抗美援朝一开始，我们是兵精粮足。兵精，是高大麻子（高岗）主持练的；粮足，是高大麻子和洪大麻子（洪学智）共同搞的。战争相持期间，两个麻子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两大功臣。”
毛泽东曾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岗山，小正统是陕北。高岗同志就是小正统的代表。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陕北救中央”。当然，陕北根据地是高岗和谢子长、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的。毛泽东曾说：“白区工作刘少奇是模范，边区群众工作，高岗是模范。”毛泽东甚至说过“林（彪）不如高（岗）”。毛泽东还曾经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毛泽东还是高岗和李力群婚姻的促成人。李力群1921年出生于江苏邳县，37年10月从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投奔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38年加入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秘书处工作。当时高岗是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他看中了李力群。李力群19岁那年快到新年的时候，高岗要带她去上杨家岭去看毛泽东，李力群就跟他去了。毛泽东请她吃饭，问她谁介绍来延安的，是哪里的人，多大岁数了。李力群都跟他说了。然后毛泽东就说，高岗是陕北人民的领袖，和刘志丹创建了陕甘宁边区，使我们中央长征过来有个落脚点。你和他好好相处，跟他一块生活，是很幸福的，要向他学习。四、五天之后，40年元旦晚上，王若飞、王明、习仲勋等人来找李力群，让她去开一个会。她随着这些人拘谨的来到了会场。奇怪的是，让她与高岗单独坐在一条板凳上。王若飞作为主持人讲了几句话：今天煮了一只鸡，煮了一些枣，开个晚会。其实就是为了举办高岗与李力群的婚礼！就这样，李力群跟高岗结了婚。
薄一波评价说：“高岗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工作做了巨大的工作。”
就是这样一个开国功臣，怎么变成了“反党集团”的首犯呢？其过程太复杂，今天，我们只能删繁就简，抓住几个关键问题来叙述了。
根据现有资料，高岗的主要问题是：（1）亲苏建议搬弄是非。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高岗是代表团成员。据苏联驻东北中东铁路的代表、后来担任过苏联驻中国顾问团第一任团长的科瓦廖夫回忆，高岗在苏联期间“建议把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说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基地”。斯大林当场对高岗的建议提出严厉批评。刘少奇也严厉批评了高岗。高岗很气，向科瓦廖夫秘密报告了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说某些中国领导人（指刘少奇、周恩来）对待中苏关系虚伪，有反苏行为。
科瓦廖夫随即写报告给斯大林。不料，斯大林并没有买高岗的账，而是向毛泽东和盘托出了科瓦廖夫的报告和高岗的密报。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说，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也曾向苏共领导层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和我们党不满。据他说，口头上积极反对我们的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关于中国党内这种内部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看。”“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听说斯大林把高岗个人给他的全部情报案卷给了毛泽东。”据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回忆，后来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有个总顾问，叫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信，说高岗告诉他，中共分两派，刘少奇、周恩来是亲美派，高岗是亲苏派。后来，斯大林要见我了，就把这封信交给我了。”“主席回国后叫中办把科瓦廖夫的信印发给在北京的政治局同志，指明不要给高岗。”
毛泽东同斯大林见面是在49年12月。也就是说，毛泽东对高岗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早就知道，但是他一直引而不发，反而继续重用、提拔高岗。显然，这一条“罪状”在当时并没有当做罪状。但是，这件事肯定给毛泽东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与此同时，在刘少奇、周恩来心中也会结下疙瘩。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不追究此事，还重用、提拔他，这就不敢妄测了。（2）宗派活动反对刘、周。49年5月，刘少奇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倾。高岗当时在东北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在农业发展问题上，高岗主张尽快进入合作化。50年，他领导的中共东北局主张开除已经雇工、发展成富农的党员。为此，刘少奇于50年1月专门同中共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谈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防止急性病”，表示富农党员也可以是好党员。“东北即使有一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但是高岗的观点和毛泽东一致，就是要削弱私有经济，加强中共对经济的统一领导，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薄一波回忆说，高岗在收到刘少奇50年1月关于东北富农党员的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此时，毛泽东对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相当不满。52年底，薄一波主持的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公布新税制，取消了对合作社经济的优待，薄一波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新税制公布以后，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和不满。毛泽东闻讯大为光火，严厉批评“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口号，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且指责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本来，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中共48年9月政治局会议和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确定新民主主义社会要二、三十年，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是在执行中共的既定方针。但是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以后显然想尽快进入社会主义，因此认为刘少奇、周恩来“右倾”。他感到他的想法只能另辟蹊径来实现。
（待续）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个人和组织都是经不住反反复复的刺激的。而1950年到58年，中国每年都有刺激到中枢神经的案件发生。当然，这些案件在“宁左勿右”的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支配下，大多数做成了冤假错案，或者任意株连、扩大，殃及无辜。
1、1950年陈华背叛案。有人从俘获的敌特人员和敌伪档案中发现，福建省安溪中心县委书记陈华，曾担任过闽西南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但在1947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经不起生死考验，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并写了一份帮助国民党特务钻进革命队伍做内奸的“计划书”。49年2月，陈华离开敌人监狱，但他没有向组织交代这个情况。此事被发现后，福建省委于51年2月决定，对原闽西南白区组织的600多同志一一进行审查。这一案件也称为“红旗反革命”案。受此案牵连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致残。这是“一泡鸡屎坏了一缸酱”。“扩大化”之风在此又有了一个实例。
2、1951年“族字3号案”。正当抗美援朝和国内镇反之际，据山东、河北、北京、沈阳等地群众向公安部举报，丁溪野同志曾组织过“伊玛尼委员会”、“和平党”、“回教青年反共同盟”、“保教委员会”、“伊斯兰同盟党”等反革命组织，而且说建国后还在活动。
丁溪野，当过勤杂工，上过县立简易师范，做过小学教师，参加过东北军，投身抗日活动。建国后任哈尔滨市建设局工程处处长，其时正在朝鲜前线抢修飞机场。
卷入此案的还有他的三弟丁铁石，参加组建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坦克部队的功臣，时任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四弟丁坚，时任哈尔滨市财政局副局长。其丁氏大家族有很多人参加革命，还牺牲了几个，受此案株连也多。
公安部立刻把它立为“族字三号”大案。丁溪野被秘密逮捕，丁铁石、丁坚分别被审查、拘留。侦查涉及10多个省市，“入网”300多人。虽然公安机关进行了调查和专门审查工作，查清、否定了上述问题，奇怪的是，丁溪野等人就是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结论，而且，每当政治运动来临，都要有新的莫须有罪名加到他们身上，因此而大吃苦头，一直到文革结束。
此案最终得到平反。
3、1953年“高饶反党集团”案。此是通天大案，非同一般，理应多费点笔墨。
高岗，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曾任学生会主席，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27年2月入党。32年2月起在陕甘红军工作，不断升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他是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委和红军第15军团副政委。
45出席7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当时共13人）。后奉命赴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因此被人称为“东北王”。
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特别提名高岗担任6位国家副主席之一。当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中共人士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和高岗。后，高又兼任中央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
50年，朝鲜战争爆发。高岗领导的东北地区成为中国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用他独特的语言赞赏说：“抗美援朝一开始，我们是兵精粮足。兵精，是高大麻子（高岗）主持练的；粮足，是高大麻子和洪大麻子（洪学智）共同搞的。战争相持期间，两个麻子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两大功臣。”
毛泽东曾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岗山，小正统是陕北。高岗同志就是小正统的代表。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陕北救中央”。当然，陕北根据地是高岗和谢子长、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的。毛泽东曾说：“白区工作刘少奇是模范，边区群众工作，高岗是模范。”毛泽东甚至说过“林（彪）不如高（岗）”。毛泽东还曾经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毛泽东还是高岗和李力群婚姻的促成人。李力群1921年出生于江苏邳县，37年10月从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投奔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38年加入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秘书处工作。当时高岗是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他看中了李力群。李力群19岁那年快到新年的时候，高岗要带她去上杨家岭去看毛泽东，李力群就跟他去了。毛泽东请她吃饭，问她谁介绍来延安的，是哪里的人，多大岁数了。李力群都跟他说了。然后毛泽东就说，高岗是陕北人民的领袖，和刘志丹创建了陕甘宁边区，使我们中央长征过来有个落脚点。你和他好好相处，跟他一块生活，是很幸福的，要向他学习。四、五天之后，40年元旦晚上，王若飞、王明、习仲勋等人来找李力群，让她去开一个会。她随着这些人拘谨的来到了会场。奇怪的是，让她与高岗单独坐在一条板凳上。王若飞作为主持人讲了几句话：今天煮了一只鸡，煮了一些枣，开个晚会。其实就是为了举办高岗与李力群的婚礼！就这样，李力群跟高岗结了婚。
薄一波评价说：“高岗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工作做了巨大的工作。”
就是这样一个开国功臣，怎么变成了“反党集团”的首犯呢？其过程太复杂，今天，我们只能删繁就简，抓住几个关键问题来叙述了。
根据现有资料，高岗的主要问题是：（1）亲苏建议搬弄是非。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高岗是代表团成员。据苏联驻东北中东铁路的代表、后来担任过苏联驻中国顾问团第一任团长的科瓦廖夫回忆，高岗在苏联期间“建议把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说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基地”。斯大林当场对高岗的建议提出严厉批评。刘少奇也严厉批评了高岗。高岗很气，向科瓦廖夫秘密报告了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说某些中国领导人（指刘少奇、周恩来）对待中苏关系虚伪，有反苏行为。
科瓦廖夫随即写报告给斯大林。不料，斯大林并没有买高岗的账，而是向毛泽东和盘托出了科瓦廖夫的报告和高岗的密报。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说，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也曾向苏共领导层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和我们党不满。据他说，口头上积极反对我们的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关于中国党内这种内部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看。”“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听说斯大林把高岗个人给他的全部情报案卷给了毛泽东。”据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回忆，后来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有个总顾问，叫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信，说高岗告诉他，中共分两派，刘少奇、周恩来是亲美派，高岗是亲苏派。后来，斯大林要见我了，就把这封信交给我了。”“主席回国后叫中办把科瓦廖夫的信印发给在北京的政治局同志，指明不要给高岗。”
毛泽东同斯大林见面是在49年12月。也就是说，毛泽东对高岗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早就知道，但是他一直引而不发，反而继续重用、提拔高岗。显然，这一条“罪状”在当时并没有当做罪状。但是，这件事肯定给毛泽东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与此同时，在刘少奇、周恩来心中也会结下疙瘩。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不追究此事，还重用、提拔他，这就不敢妄测了。（2）宗派活动反对刘、周。49年5月，刘少奇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倾。高岗当时在东北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在农业发展问题上，高岗主张尽快进入合作化。50年，他领导的中共东北局主张开除已经雇工、发展成富农的党员。为此，刘少奇于50年1月专门同中共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谈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防止急性病”，表示富农党员也可以是好党员。“东北即使有一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但是高岗的观点和毛泽东一致，就是要削弱私有经济，加强中共对经济的统一领导，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薄一波回忆说，高岗在收到刘少奇50年1月关于东北富农党员的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此时，毛泽东对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相当不满。52年底，薄一波主持的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公布新税制，取消了对合作社经济的优待，薄一波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新税制公布以后，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和不满。毛泽东闻讯大为光火，严厉批评“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口号，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且指责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本来，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中共48年9月政治局会议和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确定新民主主义社会要二、三十年，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是在执行中共的既定方针。但是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以后显然想尽快进入社会主义，因此认为刘少奇、周恩来“右倾”。他感到他的想法只能另辟蹊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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