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遥远的伏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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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社会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资本家。
经过三大改造，虽然地主没地，富农不富了，资本家也没有资本了，反革命也被镇压和肃清过，但是套用一句当时的流行语，他们“人还在，心不死”。
大陆解放后，国民党留下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约有200万人，其中罪大恶极的在1950年至1953年镇反时被杀掉了一批，但大多数是战战兢兢地活着的。而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不甘心就此无声无息地老死的。
另外，还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小部分是潜伏的特务，外国的间谍，秘密的杀手之类，更多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就是在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在当时的政权机关（包括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汪精卫政府、伪满洲国等等）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的官职，例如科长乡长之类，以及军队中（包括北洋军队、国民党军队、汪精卫军队等等）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的军官，例如连长之类，都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些人还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只是在履历表上有这种那种反革命经历，却都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如果兼有现行活动就要算作现行反革命分子了。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的社论，“在1955年——1956年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
现行犯就是“乱说乱动”的那些人。1954年，仅经济企业系统就发生反革命破坏事故340多起，全国发生凶杀暗害案6300多起，徽、鄂、浙、桂、川等13省发生8起反革命暴乱和19起骚乱事件。1955年肃反取得了胜利，但是并没有也不能把那些坏人都杀掉，所以，大多数坏人还在。过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大多数人对于失去的既得利益是念念不忘的。我本人少年时，就见过村里一个小富农的寡妇，是个老奶奶，走路一瘸一拐，每当与生产队发生矛盾，就大声叫唤：把我的12亩田还给我！村里还有一个小富农，是个盲人，整天睡在床上，一见人就骂毛主席，直到咽气为止。我们100多人的小村，就有两个这样的人，全国可想而知。
然而，打击敌人固然必须，打击面过宽却是一种“左”的失误。正如主持其事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的，“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由于领导控制不严和某些地方基层组织不纯，因而在若干地方发生过程度不同的粗糙草率的‘左’的错误，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极少数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好人”。（3）
不过旧政权留用人员和知识分子在镇反运动中被捕被杀的并不多。可是，到了55年的肃反运动中，这些留下来的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等等，很少例外地成了运动要清查打击的对象。
51年至52年的“三反”运动中，把运动中打作贪污犯的人员叫做“老虎”，各单位都要编制“打虎预算”，事先规定打出“老虎”的数目再去物色对象。55年的肃反运动也沿用了“老虎”这个称呼。运动开始，每个单位都遵照统一部署成立一个叫做“五人小组”的机构，领导本单位的肃反运动。五人小组事先按照一定的百分比，比方说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五，选定一批“老虎”。这通常是一些历史比较复杂的人。如果这个单位没有那么多历史复杂的人，也可以找一些历史并不复杂的人凑数，这当然以本单位领导人认为可恶的人为限，例如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之类。“老虎”选定之后，即宣布限制其人身自由，吃饭拉屎都有专人看管，也不许与家属见面通信。实际上等于把监狱或者看守所分散到每个单位去。以前“三反”运动中的“老虎”也是这样办的。后来文革中群众专政的“牛棚”，大概就是滥觞于此。如果看管人为人还好，“老虎”额外的折磨就少。如果运气不好，碰上个不怎么正派不怎么厚道的人，或者碰上个要进步好表现的人，“老虎”就得多吃许多别出心裁的苦头。本人有位老领导，17、8岁时就是凑数的“小老虎”，不幸碰上了辣手，曾被逼得跳井自杀未遂。
罗瑞卿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承认：“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社会上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好人。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4）
据当时统计，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定案的81000多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加宽大处理的政策，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没有计算在内）。就是说，按照当时的政策，查他们是查对、肃对了的。另外还有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些人也应该认为是查对了的，肃对了的。并不是他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实行了更加宽大的政策才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另外全国有19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还有130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这130多万人都曾经立案审查，也就是说都划入了肃反对象但够不上定案为一名反革命分子。这些人也经过坦白交代、清算斗争、内查外调等等这一系列必经的程序，最后认定是“不够格”。
从上述人数之和来看，列入斗争面的当在140万人以上。就是说，55年肃反运动中受审查而“不够格”的占百分之九十四强，打准了的约占百分之六弱。
当时，全国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总数大约是500万人，140多万占百分之二十六，即每四个知识分子中有一个肃反对象。当时全国有行政工作人员约170万人，教育系统约200万人，此外商业系统和事业系统一共作300万人估计，全国各种机关团体学校企业这些单位的脱离生产的人员共计约670万人，在这些人员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肃反对象，斗争面就是这样：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而每100个肃反对象，又只有六个在运动结束时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换句话说，当运动结束时，每一个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16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作陪。尽管情况是这样，在运动结束时，对于一些没有能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还是给了记过、降级、撤职之类的行政处分，以表示并没有肃错。难怪在鸣放整风中有那么多人诉说肃反运动的偏差，他们几乎每人都能说出一篇肃反运动的故事。
这里讲述孙大雨一例。此人是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复旦大学教授，曾经把莎土比亚的诗剧《黎琊王》、《罕秣莱德》（即《哈姆莱德》）等译成中文，把许多唐诗译成英文。46年由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47年国共两党在战场上互争胜负的时候，他参加了受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被推为干事会主席。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李正文当时也是干事之一。这件事反映了他当时在教授们中的声望，他当时的政治倾向，和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态度。54年9月，孙大雨在华东局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批评了复旦大学前党委书记李正文，说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打击报复。55年2月，他又写信给上海市长陈毅，对一些人提出批评。陈毅收到信，约他谈话，批评了他。在场的一些人也批评他，柯庆施说他钻牛角尖。市高教局长陈其五说他反党、反政府。最后，陈毅对他说，我们是朋友，我今天代表党来批评你，是很温暖的。将来绝不会有任何人对你打击报复。可是到了8月，孙大雨就成了肃反运动的斗争对象。拿来斗争他的材料，比如说孙大雨讲中国共产党认为统一战线不要了；又比如说孙大雨曾经说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共产党内只有周恩来总理有资格与他讲讲话。还有一条是说他打击苏联专家。根据是，54年他视察污水处理问题，污水处理厂旁边有个无线电台。孙提出：那里造厂是不适当的。人家说这是苏联专家讲的。孙问：苏联专家知道这里有无线电台吗？回答说：他不知道。孙说：那是你们的错。这一次对话，到了肃反运动中，就变成了他讲苏联专家造的发电厂发不出电。肃反运动结束时，根据上述一些材料不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依旧让他当教授。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以苏联为鉴戒，不要“人家的短处也去学”，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又批评了那种“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的态度之后，这年年底，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对孙说，肃反里搞你反对学习苏联，你基本上是对的，他们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孙大雨多次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诉说自己在肃反运动中遭到的冤屈，什么“从早上9点帮助到晚上8点”呀，斗争会上揭发他的一些话他并没有讲过呀，等等。他这样舌敝唇焦地辩白那些横加的恶名，只是反映了一种不愿蒙受不白之冤的心情，一种要求公道的心情，是可以同情和理解的。可是，他不仅要人家承认他不是反革命分子，还反过来说那些打击他的人是反革命分子。56年12月他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把陈其五、李正文、复旦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杨西光、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风等人说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把这些人在肃反运动中和运动前后对他的打击都说成是反革命活动。他还几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检举这些他所说的反革命分子。他几次提出的反革命分子名单，累计达60多人，其中包括名律师史良和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讲话，把他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人并提，因此，“高攀”上钦定的右派分子行列。
其实，孙大雨只不过是模仿了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的做法。既然你们可以这样随心所欲血口喷人诬人为反革命，我为什么不可以也这么来胡闹一下子呢。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他这是在同领导、同组织、同党胡闹，是要付出代价的。陈其五、杨西光、李正文等16人联名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投诉状，告他的诽谤罪。经过例行的法律程序，58年6月2日孙大雨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他最终把自己闹进了监狱。文革中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再遭逮捕。（5）
孙大雨的命运与性格有关系，而性格又与经历有关系。孙近仁、孙佳始著的《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有这样一段话。“1949年5月28日，上海的全体民盟盟员参加了欢庆上海解放的大游行，但就在同月27日，从解放区归来的原大学教授联谊会（即大教联）成员李正文仓促宣布改选‘大教联’干事，结果，原为干事的民盟成员全部落选，曾代理干事会主席的孙大雨先生仅被增选为候补干事，这在孙先生刚刚晴朗的心中投下了阴影，他一直以为这是过河拆桥的不光明正大的行为。但他仍然极力支持唯一的女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先生就一直心意难平。到了1952年，在‘思想改造’、‘学习苏联经验一边倒’、‘肃反’、‘开门整风’、‘教学改革’等五个运动中，先生一直是被作为运动对象处理的。在复旦，先生被作为运动员运动了好些日子，说他任过汉奸之职，撤了他的外文系主任之职，评教授时‘压低我的级别为二级教授’，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的这些事情的发生，都给先生极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理刺激。那些话都不是随口说说就完事的，那些活动也不是轻描淡写的促膝谈心，那是有几十人参与十几个小时不歇脚车轮战的心理较量。此时的先生，十之八九已因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思虑成疾，他陷入特殊的心理定势走不出来了，加上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确也十分紧张，先生本人在肃反运动中被当成重点斗争对象，这可不是好玩的事情，‘肃清反革命’，那是要革去性命的事，先生遭遇这么严重的心理挫折，精神刺激，即便出于自卫，他好像也该做些什么事情：‘在运动中他们可以对我造谣诬蔑斗争，他们不需要负什么责任，承担什么后果，而我公开检举揭发却为何要获罪判刑？’但是他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识，一个逻辑不通的逻辑：你们把对革命有功的民主教授当作反革命，那么你们必然就是反革命。于是有了他指控数十人为反革命的‘诬陷’举动以个人力量与群体对抗，这是根本就不会有成功希望的盲动。
把学者做学问的认真用到了本来就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去，先生犯了认识上的错误。天命之年而不知天命，又是为何？”
历史最终还他以公正。
粉碎“四人帮”后，孙大雨连续五次写信给中共中央领导及上海市委领导，详细申诉了“文革”时期受“四人帮”迫害，自己遭逮捕关押及全家被扫地出门的惨状，请求按照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复查“四人帮”党羽给他扣上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问题。上海市公安局立案复查。78年8月21日，作出复查决定，撤消原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其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的决定，但同时仍认定他有写作反动诗词、影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错误行为，应予以批判。
孙大雨不服，要求彻底平反。1984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再次进行复查，又于6月11日作出决定：所谓孙大雨“现行反革命”一案，是“文革”期间造成的一件错案，原对孙大雨同志的拘留和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决定都是错误的，现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复查了原判孙大雨诬告诽谤案。办案人员反复核查原始材料，多次往返北京、上海等地，询问当年被孙大雨指控为“反革命集团”的党内外数十名原告。“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几十年整人与被整的轮回里，哪个人的心里都积淀有厚厚的五味，众人多半对他57年后的惨痛遭际抱有同情，对因他当年的几分猖介、几分桀鷔所造成的这一案件表示了谅解82年5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复查刑事裁决书，算是对他进行了平反。
从孙大雨这“一滴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良的政治环境，对人会造成多么大的扭曲。
从孙大雨和肃反运动，我们也可以看出，人们行事“宁左勿右”似乎是一个普遍性的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这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顽强地左右着人们的行动。这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当然有它复杂的成因和深远的历史源渊，但更重要的是，它在以后的运动中还会发挥作用。我敢断言，文革跟它也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文革时期，它只是走到了极端。（待续）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经过三大改造，虽然地主没地，富农不富了，资本家也没有资本了，反革命也被镇压和肃清过，但是套用一句当时的流行语，他们“人还在，心不死”。
大陆解放后，国民党留下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约有200万人，其中罪大恶极的在1950年至1953年镇反时被杀掉了一批，但大多数是战战兢兢地活着的。而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不甘心就此无声无息地老死的。
另外，还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小部分是潜伏的特务，外国的间谍，秘密的杀手之类，更多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就是在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在当时的政权机关（包括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汪精卫政府、伪满洲国等等）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的官职，例如科长乡长之类，以及军队中（包括北洋军队、国民党军队、汪精卫军队等等）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的军官，例如连长之类，都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些人还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只是在履历表上有这种那种反革命经历，却都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如果兼有现行活动就要算作现行反革命分子了。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的社论，“在1955年——1956年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
现行犯就是“乱说乱动”的那些人。1954年，仅经济企业系统就发生反革命破坏事故340多起，全国发生凶杀暗害案6300多起，徽、鄂、浙、桂、川等13省发生8起反革命暴乱和19起骚乱事件。1955年肃反取得了胜利，但是并没有也不能把那些坏人都杀掉，所以，大多数坏人还在。过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大多数人对于失去的既得利益是念念不忘的。我本人少年时，就见过村里一个小富农的寡妇，是个老奶奶，走路一瘸一拐，每当与生产队发生矛盾，就大声叫唤：把我的12亩田还给我！村里还有一个小富农，是个盲人，整天睡在床上，一见人就骂毛主席，直到咽气为止。我们100多人的小村，就有两个这样的人，全国可想而知。
然而，打击敌人固然必须，打击面过宽却是一种“左”的失误。正如主持其事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的，“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由于领导控制不严和某些地方基层组织不纯，因而在若干地方发生过程度不同的粗糙草率的‘左’的错误，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极少数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好人”。（3）
不过旧政权留用人员和知识分子在镇反运动中被捕被杀的并不多。可是，到了55年的肃反运动中，这些留下来的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等等，很少例外地成了运动要清查打击的对象。
51年至52年的“三反”运动中，把运动中打作贪污犯的人员叫做“老虎”，各单位都要编制“打虎预算”，事先规定打出“老虎”的数目再去物色对象。55年的肃反运动也沿用了“老虎”这个称呼。运动开始，每个单位都遵照统一部署成立一个叫做“五人小组”的机构，领导本单位的肃反运动。五人小组事先按照一定的百分比，比方说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五，选定一批“老虎”。这通常是一些历史比较复杂的人。如果这个单位没有那么多历史复杂的人，也可以找一些历史并不复杂的人凑数，这当然以本单位领导人认为可恶的人为限，例如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之类。“老虎”选定之后，即宣布限制其人身自由，吃饭拉屎都有专人看管，也不许与家属见面通信。实际上等于把监狱或者看守所分散到每个单位去。以前“三反”运动中的“老虎”也是这样办的。后来文革中群众专政的“牛棚”，大概就是滥觞于此。如果看管人为人还好，“老虎”额外的折磨就少。如果运气不好，碰上个不怎么正派不怎么厚道的人，或者碰上个要进步好表现的人，“老虎”就得多吃许多别出心裁的苦头。本人有位老领导，17、8岁时就是凑数的“小老虎”，不幸碰上了辣手，曾被逼得跳井自杀未遂。
罗瑞卿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承认：“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社会上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好人。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4）
据当时统计，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定案的81000多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加宽大处理的政策，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没有计算在内）。就是说，按照当时的政策，查他们是查对、肃对了的。另外还有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些人也应该认为是查对了的，肃对了的。并不是他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实行了更加宽大的政策才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另外全国有19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还有130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这130多万人都曾经立案审查，也就是说都划入了肃反对象但够不上定案为一名反革命分子。这些人也经过坦白交代、清算斗争、内查外调等等这一系列必经的程序，最后认定是“不够格”。
从上述人数之和来看，列入斗争面的当在140万人以上。就是说，55年肃反运动中受审查而“不够格”的占百分之九十四强，打准了的约占百分之六弱。
当时，全国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总数大约是500万人，140多万占百分之二十六，即每四个知识分子中有一个肃反对象。当时全国有行政工作人员约170万人，教育系统约200万人，此外商业系统和事业系统一共作300万人估计，全国各种机关团体学校企业这些单位的脱离生产的人员共计约670万人，在这些人员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肃反对象，斗争面就是这样：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而每100个肃反对象，又只有六个在运动结束时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换句话说，当运动结束时，每一个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16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作陪。尽管情况是这样，在运动结束时，对于一些没有能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还是给了记过、降级、撤职之类的行政处分，以表示并没有肃错。难怪在鸣放整风中有那么多人诉说肃反运动的偏差，他们几乎每人都能说出一篇肃反运动的故事。
这里讲述孙大雨一例。此人是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复旦大学教授，曾经把莎土比亚的诗剧《黎琊王》、《罕秣莱德》（即《哈姆莱德》）等译成中文，把许多唐诗译成英文。46年由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47年国共两党在战场上互争胜负的时候，他参加了受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被推为干事会主席。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李正文当时也是干事之一。这件事反映了他当时在教授们中的声望，他当时的政治倾向，和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态度。54年9月，孙大雨在华东局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批评了复旦大学前党委书记李正文，说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打击报复。55年2月，他又写信给上海市长陈毅，对一些人提出批评。陈毅收到信，约他谈话，批评了他。在场的一些人也批评他，柯庆施说他钻牛角尖。市高教局长陈其五说他反党、反政府。最后，陈毅对他说，我们是朋友，我今天代表党来批评你，是很温暖的。将来绝不会有任何人对你打击报复。可是到了8月，孙大雨就成了肃反运动的斗争对象。拿来斗争他的材料，比如说孙大雨讲中国共产党认为统一战线不要了；又比如说孙大雨曾经说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共产党内只有周恩来总理有资格与他讲讲话。还有一条是说他打击苏联专家。根据是，54年他视察污水处理问题，污水处理厂旁边有个无线电台。孙提出：那里造厂是不适当的。人家说这是苏联专家讲的。孙问：苏联专家知道这里有无线电台吗？回答说：他不知道。孙说：那是你们的错。这一次对话，到了肃反运动中，就变成了他讲苏联专家造的发电厂发不出电。肃反运动结束时，根据上述一些材料不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依旧让他当教授。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以苏联为鉴戒，不要“人家的短处也去学”，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又批评了那种“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的态度之后，这年年底，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对孙说，肃反里搞你反对学习苏联，你基本上是对的，他们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孙大雨多次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诉说自己在肃反运动中遭到的冤屈，什么“从早上9点帮助到晚上8点”呀，斗争会上揭发他的一些话他并没有讲过呀，等等。他这样舌敝唇焦地辩白那些横加的恶名，只是反映了一种不愿蒙受不白之冤的心情，一种要求公道的心情，是可以同情和理解的。可是，他不仅要人家承认他不是反革命分子，还反过来说那些打击他的人是反革命分子。56年12月他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把陈其五、李正文、复旦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杨西光、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风等人说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把这些人在肃反运动中和运动前后对他的打击都说成是反革命活动。他还几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检举这些他所说的反革命分子。他几次提出的反革命分子名单，累计达60多人，其中包括名律师史良和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讲话，把他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人并提，因此，“高攀”上钦定的右派分子行列。
其实，孙大雨只不过是模仿了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的做法。既然你们可以这样随心所欲血口喷人诬人为反革命，我为什么不可以也这么来胡闹一下子呢。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他这是在同领导、同组织、同党胡闹，是要付出代价的。陈其五、杨西光、李正文等16人联名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投诉状，告他的诽谤罪。经过例行的法律程序，58年6月2日孙大雨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他最终把自己闹进了监狱。文革中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再遭逮捕。（5）
孙大雨的命运与性格有关系，而性格又与经历有关系。孙近仁、孙佳始著的《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有这样一段话。“1949年5月28日，上海的全体民盟盟员参加了欢庆上海解放的大游行，但就在同月27日，从解放区归来的原大学教授联谊会（即大教联）成员李正文仓促宣布改选‘大教联’干事，结果，原为干事的民盟成员全部落选，曾代理干事会主席的孙大雨先生仅被增选为候补干事，这在孙先生刚刚晴朗的心中投下了阴影，他一直以为这是过河拆桥的不光明正大的行为。但他仍然极力支持唯一的女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先生就一直心意难平。到了1952年，在‘思想改造’、‘学习苏联经验一边倒’、‘肃反’、‘开门整风’、‘教学改革’等五个运动中，先生一直是被作为运动对象处理的。在复旦，先生被作为运动员运动了好些日子，说他任过汉奸之职，撤了他的外文系主任之职，评教授时‘压低我的级别为二级教授’，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的这些事情的发生，都给先生极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理刺激。那些话都不是随口说说就完事的，那些活动也不是轻描淡写的促膝谈心，那是有几十人参与十几个小时不歇脚车轮战的心理较量。此时的先生，十之八九已因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思虑成疾，他陷入特殊的心理定势走不出来了，加上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确也十分紧张，先生本人在肃反运动中被当成重点斗争对象，这可不是好玩的事情，‘肃清反革命’，那是要革去性命的事，先生遭遇这么严重的心理挫折，精神刺激，即便出于自卫，他好像也该做些什么事情：‘在运动中他们可以对我造谣诬蔑斗争，他们不需要负什么责任，承担什么后果，而我公开检举揭发却为何要获罪判刑？’但是他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识，一个逻辑不通的逻辑：你们把对革命有功的民主教授当作反革命，那么你们必然就是反革命。于是有了他指控数十人为反革命的‘诬陷’举动以个人力量与群体对抗，这是根本就不会有成功希望的盲动。
把学者做学问的认真用到了本来就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去，先生犯了认识上的错误。天命之年而不知天命，又是为何？”
历史最终还他以公正。
粉碎“四人帮”后，孙大雨连续五次写信给中共中央领导及上海市委领导，详细申诉了“文革”时期受“四人帮”迫害，自己遭逮捕关押及全家被扫地出门的惨状，请求按照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复查“四人帮”党羽给他扣上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问题。上海市公安局立案复查。78年8月21日，作出复查决定，撤消原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其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的决定，但同时仍认定他有写作反动诗词、影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错误行为，应予以批判。
孙大雨不服，要求彻底平反。1984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再次进行复查，又于6月11日作出决定：所谓孙大雨“现行反革命”一案，是“文革”期间造成的一件错案，原对孙大雨同志的拘留和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决定都是错误的，现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复查了原判孙大雨诬告诽谤案。办案人员反复核查原始材料，多次往返北京、上海等地，询问当年被孙大雨指控为“反革命集团”的党内外数十名原告。“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几十年整人与被整的轮回里，哪个人的心里都积淀有厚厚的五味，众人多半对他57年后的惨痛遭际抱有同情，对因他当年的几分猖介、几分桀鷔所造成的这一案件表示了谅解82年5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复查刑事裁决书，算是对他进行了平反。
从孙大雨这“一滴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良的政治环境，对人会造成多么大的扭曲。
从孙大雨和肃反运动，我们也可以看出，人们行事“宁左勿右”似乎是一个普遍性的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这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顽强地左右着人们的行动。这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当然有它复杂的成因和深远的历史源渊，但更重要的是，它在以后的运动中还会发挥作用。我敢断言，文革跟它也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文革时期，它只是走到了极端。（待续）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