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大学生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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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本所在，从古至今，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不是因重视教育而强盛起来的。孔夫子“有教无类”收第子三千，隋文帝“兴科举第”延千年不衰。后新学开办，文化传承，私塾、书社、太学、发展到现代学堂，完小、中学、大学。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中国人的正统思想的重要部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多少人“头悬梁，锥刺股”地熬夜苦读，终身追求。然“文化大革命”中国教育哑然而止。不但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是空前绝后的“革命”，在世界人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壮举”。这不能不惊叹毛泽东的“魄力”。
“人生自信三百年，能挡水击三千里。”“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从这些豪言状语，一方面可以看到其雄心壮志及伟大抱负。另一方面也察觉到一丝江湖英雄的莽撞气质。“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看来也就并不是凭空降落在华夏大地上的一场灾难。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宜要商量。”毛泽东不但不屑于避嫌秦始皇因其专制留下的骂名，反而以秦始皇自居：“……秦始皇坑了几百个儒，而我们坑掉了几百万！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为什么毛泽东这样说呢？想追根寻底的人不会少。他的理由是什么？在他写给郭沫若的一首诗中不知能否窥视到点什么呢？
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里面，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云云。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在他看来，儒家学究们常常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则不尽然。历朝历代都在打儒家和孔子的“仁义道德”旗号，而真正为民谋福利和与民同甘共苦者，没多少。就是这样，那些读了点“圣人”书籍的学子们，竟可以摇头晃脑，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毛泽东的义愤，除五四以来的反孔思潮外，在其性格底色上，也是自有其源。
建国后一次观看戏剧《白蛇传》，当“白娘子”被和尚“法海”压在“雷风塔”下时，他愤然起身喝道：“……这样不革命能行吗！……”更有甚者，在演出结束上台接见演员时，那个扮演“法海”的倒霉蛋根本没有机会握到“伟人”的手――毛对他视而不见。
毛泽东是革命家，是强调厚今薄古、创造新事物的政治家。他说的这些话，或许同他着意要“除旧布新”的现实考虑有关。他毕竟不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不会只丛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只不过在他愤然起身时没有顾及到他的裤子掉了下来（主席这时肚子已经太大，警卫人员在他坐下后要将他库带放松）。让他的卫士们一阵惊慌和忙碌……。
作为政治家、正处于文革中心的党和国家最高掌权者――已经80岁的毛泽东最后这首诗，是评价老去千年又遗风百代的正、反两位历史人物。不是心血来朝，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当然要说毛泽东本意就是不要教育，不准办学。显然不是事实。就象中国第一个“始皇帝”赢正“焚书坑儒”：烧的只是诸子百家的理论、学术著作，保留了农经、医术类书籍；埋的也是江湖术士、阴阳五行人等，仍重用博士、大夫类人才。但这也带了个坏头，有如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渠道上开了几个口子。“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何况不只有蚁穴，而是挖开了口子。
学校里在开展批判“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时，有一个很时新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应该也是出于同一理论。作为当时热血青年的我无能辨别是非，自然深陷其中。
到云南中甸“开门办学”时，去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的寺庙观逛，见山坡上一片壮观的土墙遗址，忍不住也上前推倒一堵，名曰：埋葬封建思想的残骸。就是住在原是上层喇嘛官邸的院子，也宁愿睡地铺，而不用“封建喇嘛”的卧榻。
到丽江石鼓镇体验生活，面对被砸得剩下半面的古迹――石鼓，前去踢上一脚，心里默念：与旧时代决裂。期间寻访贺龙二方面军的遗址或走访失散红军战士的耗时，比收集民歌的用心要多很多。
三年多的大学，我没有创作出一首成功的歌曲（指正式演出过）。要不是学了些“和声过度在变调中的运用”，“大、小和旋同四、七和旋的关联”。“乐队配器中各部的分配”等不是专业人士听到后会有点眩晕的理论，毕业回部队懵住了不少外行人的话。我还真不好交代：三年多做了些什么？
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议。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早期大学是在“中体西用”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下，是从西方舶来的，但只移植了大学的躯壳，而却舍去了它们的精髓和灵魂――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因此，在大学理念、大学体制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上，我国至今仍然处于误区。
我不是教育界业内人员，更沾不上改革家的边。只是对时政有点“好奇”的天性。无法对教育改革说出什么东东来。这里引几位世界知名学者关于大学在理念、体制、模式方面的论点，也许能有点启示。
在理念上，康德是世界上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人，他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
法国的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曾经对大学地位发表他过的论文：“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独立到什么程度？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和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这是世界上唯一著名的女哲学家在对大学的实用主义进行批判时说：“当大学制定一心只为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时，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本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
我现在对这些“大师”“名人”的论点仍然无法判定什么。但是在教育改革远没有到达让社会产生危机感，引发全社会思考的那个年代。当我全身心地投入“大批判”的政治运动时，不但没有让自己的精神充实，思想升华。反倒不时被一种莫名的空虚笼罩，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还是曲高合寡的寂寞？自己也说不请楚。就在这种悬浮于空中，飘飘然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了我。犯了一个十分严重而又自然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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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中国人的正统思想的重要部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多少人“头悬梁，锥刺股”地熬夜苦读，终身追求。然“文化大革命”中国教育哑然而止。不但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是空前绝后的“革命”，在世界人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壮举”。这不能不惊叹毛泽东的“魄力”。
“人生自信三百年，能挡水击三千里。”“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从这些豪言状语，一方面可以看到其雄心壮志及伟大抱负。另一方面也察觉到一丝江湖英雄的莽撞气质。“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看来也就并不是凭空降落在华夏大地上的一场灾难。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宜要商量。”毛泽东不但不屑于避嫌秦始皇因其专制留下的骂名，反而以秦始皇自居：“……秦始皇坑了几百个儒，而我们坑掉了几百万！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为什么毛泽东这样说呢？想追根寻底的人不会少。他的理由是什么？在他写给郭沫若的一首诗中不知能否窥视到点什么呢？
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里面，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云云。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在他看来，儒家学究们常常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则不尽然。历朝历代都在打儒家和孔子的“仁义道德”旗号，而真正为民谋福利和与民同甘共苦者，没多少。就是这样，那些读了点“圣人”书籍的学子们，竟可以摇头晃脑，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毛泽东的义愤，除五四以来的反孔思潮外，在其性格底色上，也是自有其源。
建国后一次观看戏剧《白蛇传》，当“白娘子”被和尚“法海”压在“雷风塔”下时，他愤然起身喝道：“……这样不革命能行吗！……”更有甚者，在演出结束上台接见演员时，那个扮演“法海”的倒霉蛋根本没有机会握到“伟人”的手――毛对他视而不见。
毛泽东是革命家，是强调厚今薄古、创造新事物的政治家。他说的这些话，或许同他着意要“除旧布新”的现实考虑有关。他毕竟不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不会只丛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只不过在他愤然起身时没有顾及到他的裤子掉了下来（主席这时肚子已经太大，警卫人员在他坐下后要将他库带放松）。让他的卫士们一阵惊慌和忙碌……。
作为政治家、正处于文革中心的党和国家最高掌权者――已经80岁的毛泽东最后这首诗，是评价老去千年又遗风百代的正、反两位历史人物。不是心血来朝，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当然要说毛泽东本意就是不要教育，不准办学。显然不是事实。就象中国第一个“始皇帝”赢正“焚书坑儒”：烧的只是诸子百家的理论、学术著作，保留了农经、医术类书籍；埋的也是江湖术士、阴阳五行人等，仍重用博士、大夫类人才。但这也带了个坏头，有如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渠道上开了几个口子。“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何况不只有蚁穴，而是挖开了口子。
学校里在开展批判“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时，有一个很时新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应该也是出于同一理论。作为当时热血青年的我无能辨别是非，自然深陷其中。
到云南中甸“开门办学”时，去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的寺庙观逛，见山坡上一片壮观的土墙遗址，忍不住也上前推倒一堵，名曰：埋葬封建思想的残骸。就是住在原是上层喇嘛官邸的院子，也宁愿睡地铺，而不用“封建喇嘛”的卧榻。
到丽江石鼓镇体验生活，面对被砸得剩下半面的古迹――石鼓，前去踢上一脚，心里默念：与旧时代决裂。期间寻访贺龙二方面军的遗址或走访失散红军战士的耗时，比收集民歌的用心要多很多。
三年多的大学，我没有创作出一首成功的歌曲（指正式演出过）。要不是学了些“和声过度在变调中的运用”，“大、小和旋同四、七和旋的关联”。“乐队配器中各部的分配”等不是专业人士听到后会有点眩晕的理论，毕业回部队懵住了不少外行人的话。我还真不好交代：三年多做了些什么？
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议。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早期大学是在“中体西用”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下，是从西方舶来的，但只移植了大学的躯壳，而却舍去了它们的精髓和灵魂――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因此，在大学理念、大学体制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上，我国至今仍然处于误区。
我不是教育界业内人员，更沾不上改革家的边。只是对时政有点“好奇”的天性。无法对教育改革说出什么东东来。这里引几位世界知名学者关于大学在理念、体制、模式方面的论点，也许能有点启示。
在理念上，康德是世界上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人，他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
法国的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曾经对大学地位发表他过的论文：“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独立到什么程度？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和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这是世界上唯一著名的女哲学家在对大学的实用主义进行批判时说：“当大学制定一心只为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时，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本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
我现在对这些“大师”“名人”的论点仍然无法判定什么。但是在教育改革远没有到达让社会产生危机感，引发全社会思考的那个年代。当我全身心地投入“大批判”的政治运动时，不但没有让自己的精神充实，思想升华。反倒不时被一种莫名的空虚笼罩，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还是曲高合寡的寂寞？自己也说不请楚。就在这种悬浮于空中，飘飘然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了我。犯了一个十分严重而又自然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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