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大学生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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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们新兵入伍车过下关，同车的指导员给我们介绍“点苍山”时顺带说过一句：“‘文化大革命’武斗中，革命派群众被“反革命土匪武装”赶上苍山逃难，冻死了很多人……”。有过被迫逃难经历的我很想了解：云南下关那派是那派？那派是“土匪”？那派被赶上苍山逃难？……
下关现在已改名为“大理市”，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了。大理白族自治洲政府设在了这里。原来意义上的大理现在名为“大理镇”。为方便写作，我还是按原有的地名将两地分别称“下关”和“大理”。
在城墙环绕的大理古城，能免费提供住宿条件的解放军第十一军军部招待所成为我们开门办学的后期基地。七十年代的大理还是个十分边远的小城，工业落后，市场萧条。要不是沾上电影“五朵金花”的光，没人注意到这个西南边陲小城。城中土路扬尘，建筑破旧，平日里基本不见行人来往。上街几次就索然无趣了。住在硕大的军部大院里就不想外出。
“蝴蝶泉”我们还是去过了：石栏围饶二十来平米的一潭见底地池水；一棵快倒的香樟树斜靠其上。没有彩蝶飞舞；不见鲜花环绕。一切与电影里看到的和自己想象中相差巨大。电影和宣传不可信的念头其后久久抹不掉。这让我们有些扫兴。以至连“蝴蝶泉”不远的“三塔寺”我们也就没兴致去观赏了。加上交通很不方便，十多公里外的下关就更没机会去走访了。
就在我已经放弃了另有所图的打算时，机缘来了。昆明某系统的一个宣传队也住进了十一军招待所。他们听说昆明师院艺术系，教音乐的老师带创作组也住这里，于是有人幕名来访。“文化大革命”中两大革命派为造声势，扩大影响，十分注重组织宣传队四处宣传，八方演出。因此宣传队中消息灵通人士大有人在。果然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基本弄清了我的疑团。
所谓“二月逆流”后，云南造反派分裂为：
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会联合指挥部（即后来的八派）；
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即后来的炮派）。
中央文革”的大红人康生曾说过：“‘八派’有个李成芳，‘炮’派有个赵健民。”这算是把两派的后台点了名。在云南党政一把手阎红彦在文革初期自杀身亡后，李成芳是当时昆明军区一把手，而云南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赵健民后面有云南省军区的支持。根据这两派的基本观点应该是“八派”与重庆“八.一五”属性相同；“炮派”和成都“八.二六”立场一致。
至于我关注的下关那段武斗基本情况是：昆明军区所属第十三军驻防大理，因此下关市“八派”力量一度占优，卡住省会昆明与滇西的通道。炮派为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计划，以昆明“工役制部队”八团组成一个名为“滇西挺进纵队”的队伍，于一九六八年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向下关进发，他们一路攻占了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打散了沿途“八派”及其观点相同的组织，到达下关。意在打通滇西通道。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有当地驻军背景的下关“八派”“四.二0”组织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攻打住在苍山饭店的工役制部队第八团，死七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住昆明的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带领七十七人前往下关，支援该团武斗中被围困的600余人队伍。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这支“工役制部队”。当时正值“援越抗美”期间，从山东、河南按征兵条件招收了近二万名农村青年到云南担负修筑国防公路，统称：“工役制部队”。这是一个按军事化管理的单位。这支半军事化的部队有部队训练的基础，打起仗来不比正规部队差多少。“文化大革命”中这支部队加入了“炮派”。
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带领的七十多人可就是其中的精华，而且其中还有不少“顾问”。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下关炮派分三路向八派发起反攻，从昆明赶到的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任副总指挥，工八团有三百多名战斗骨干参加，双方死一百零四人。“八派”败走，被迫上苍山逃亡。
了解到这些情况，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我注意到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任副总指挥这一细节，总指挥是谁呢？来访人神秘的说：“是当地武装部长，而且参战人员有许多武装部的军人。”……
四十年后，互联网普及到了中国所有大、小城镇。我在记述大学生活时，想起起了这一段记忆。在好奇心引导下我点击有关搜寻引擎。了解到后续的内容：
“……下关驻军领导机关向昆明军区党委报告：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西进四百五十公里，攻占了禄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城镇，严重破坏了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同志，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二百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战士二人。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当地驻军的的两名战士的死亡，给这场在全国并不算很严重情的武斗增加了“政治”分量。列入战备序列的野战军被不入流的部队揍了，这口气忍不下去的。昆明军区直接向上反映。这惊动了“中央”。“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武装斗争，说道底还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革命。大面子上要说得过去，一旦越过底线，给“红太阳”抹了黑，那谁都会“吃不了兜着走”。云南两派相持的天平倾斜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领导人根据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以坚决堵截，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夜间，工八团行至楚雄的吉山坡与前往堵截的某部相遇，工八团冲破堵截，继续往昆明方向前进。到达一平浪时，由于部队已经把公路截断，工八团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炮派代表向在北京的昆明军区负责人报告：‘所指工八团到滇西武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炮派要向中央报告。在未得中央指示前，工八团在原地（一平浪）待命。’”
但政治机关已经启动，谁也不愿负这个得罪当地野战军、落下破坏“援越抗美”的责任。从全盘博弈考虑，“工役制部队”这颗“棋子”被抛弃了。江青、康生接见云南代表时表态：“滇西挺进纵队”是反革命土匪武装……。
厄运降临到这批外乡人头上。他们要为自己的简单、执著，付出惨重的代价。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昆明军区派员从北京飞回昆明，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武装围剿。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晚，执行围剿任务的部队受命向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的工八团快速推进，缩小包围圈。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下午六点十分，部队攻占甘海资矿区。
在这次围剿中，打死工八团一百八十四人，煤矿职工家属五十九人。工八团四百八十人被捉。”
看到这里已进入“耳顺”之年的我心中生起一丝凄凉：那些青年不远千里来云南，本是“援越抗美”为国际共产主义架桥铺路的，到头来横尸外乡，不但无葬身之地，还落下“反革命政治武装土匪”的罪名。他们是怎么被赶上政治祭坛做了“牺牲”的呢？……，有多少人会去思考？……。
当然他们不是唯一的“牺牲”。资料表明：“此后，在1968年将近一年时间内在云南‘划线站队’和‘清队’中，又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并进一步说成是‘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计划’，军内外一些领导干部被诬为‘滇挺’的‘总司令’、‘总指挥’、‘密谋策划者’，一大批干部、群众惨遭迫害，有的致残致死。仅据大理州统计，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干部、群众被打死、逼死700多人，被打伤致残2000多人，受株连的达10万余人。全省被打死、逼死的1万7千多人，被打伤致残6万1千多人，直接遭到迫害的就有138万7千多人。赵建民文革中一直关在监狱里幸免遇难，反倒躲过此大劫。文革后复出，为国家某部副部长、中国驻罗斯大使、中央顾委委员。（粉碎“四人帮”后已平反）。
问题是那些来修路而冤死的农村青年们“平反”没有？
――有谁知道？――没人知道！\');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下关现在已改名为“大理市”，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了。大理白族自治洲政府设在了这里。原来意义上的大理现在名为“大理镇”。为方便写作，我还是按原有的地名将两地分别称“下关”和“大理”。
在城墙环绕的大理古城，能免费提供住宿条件的解放军第十一军军部招待所成为我们开门办学的后期基地。七十年代的大理还是个十分边远的小城，工业落后，市场萧条。要不是沾上电影“五朵金花”的光，没人注意到这个西南边陲小城。城中土路扬尘，建筑破旧，平日里基本不见行人来往。上街几次就索然无趣了。住在硕大的军部大院里就不想外出。
“蝴蝶泉”我们还是去过了：石栏围饶二十来平米的一潭见底地池水；一棵快倒的香樟树斜靠其上。没有彩蝶飞舞；不见鲜花环绕。一切与电影里看到的和自己想象中相差巨大。电影和宣传不可信的念头其后久久抹不掉。这让我们有些扫兴。以至连“蝴蝶泉”不远的“三塔寺”我们也就没兴致去观赏了。加上交通很不方便，十多公里外的下关就更没机会去走访了。
就在我已经放弃了另有所图的打算时，机缘来了。昆明某系统的一个宣传队也住进了十一军招待所。他们听说昆明师院艺术系，教音乐的老师带创作组也住这里，于是有人幕名来访。“文化大革命”中两大革命派为造声势，扩大影响，十分注重组织宣传队四处宣传，八方演出。因此宣传队中消息灵通人士大有人在。果然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基本弄清了我的疑团。
所谓“二月逆流”后，云南造反派分裂为：
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会联合指挥部（即后来的八派）；
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即后来的炮派）。
中央文革”的大红人康生曾说过：“‘八派’有个李成芳，‘炮’派有个赵健民。”这算是把两派的后台点了名。在云南党政一把手阎红彦在文革初期自杀身亡后，李成芳是当时昆明军区一把手，而云南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赵健民后面有云南省军区的支持。根据这两派的基本观点应该是“八派”与重庆“八.一五”属性相同；“炮派”和成都“八.二六”立场一致。
至于我关注的下关那段武斗基本情况是：昆明军区所属第十三军驻防大理，因此下关市“八派”力量一度占优，卡住省会昆明与滇西的通道。炮派为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计划，以昆明“工役制部队”八团组成一个名为“滇西挺进纵队”的队伍，于一九六八年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向下关进发，他们一路攻占了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打散了沿途“八派”及其观点相同的组织，到达下关。意在打通滇西通道。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有当地驻军背景的下关“八派”“四.二0”组织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攻打住在苍山饭店的工役制部队第八团，死七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住昆明的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带领七十七人前往下关，支援该团武斗中被围困的600余人队伍。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这支“工役制部队”。当时正值“援越抗美”期间，从山东、河南按征兵条件招收了近二万名农村青年到云南担负修筑国防公路，统称：“工役制部队”。这是一个按军事化管理的单位。这支半军事化的部队有部队训练的基础，打起仗来不比正规部队差多少。“文化大革命”中这支部队加入了“炮派”。
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带领的七十多人可就是其中的精华，而且其中还有不少“顾问”。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下关炮派分三路向八派发起反攻，从昆明赶到的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任副总指挥，工八团有三百多名战斗骨干参加，双方死一百零四人。“八派”败走，被迫上苍山逃亡。
了解到这些情况，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我注意到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任副总指挥这一细节，总指挥是谁呢？来访人神秘的说：“是当地武装部长，而且参战人员有许多武装部的军人。”……
四十年后，互联网普及到了中国所有大、小城镇。我在记述大学生活时，想起起了这一段记忆。在好奇心引导下我点击有关搜寻引擎。了解到后续的内容：
“……下关驻军领导机关向昆明军区党委报告：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西进四百五十公里，攻占了禄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城镇，严重破坏了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同志，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二百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战士二人。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当地驻军的的两名战士的死亡，给这场在全国并不算很严重情的武斗增加了“政治”分量。列入战备序列的野战军被不入流的部队揍了，这口气忍不下去的。昆明军区直接向上反映。这惊动了“中央”。“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武装斗争，说道底还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革命。大面子上要说得过去，一旦越过底线，给“红太阳”抹了黑，那谁都会“吃不了兜着走”。云南两派相持的天平倾斜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领导人根据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以坚决堵截，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夜间，工八团行至楚雄的吉山坡与前往堵截的某部相遇，工八团冲破堵截，继续往昆明方向前进。到达一平浪时，由于部队已经把公路截断，工八团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炮派代表向在北京的昆明军区负责人报告：‘所指工八团到滇西武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炮派要向中央报告。在未得中央指示前，工八团在原地（一平浪）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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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昆明军区派员从北京飞回昆明，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武装围剿。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晚，执行围剿任务的部队受命向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的工八团快速推进，缩小包围圈。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下午六点十分，部队攻占甘海资矿区。
在这次围剿中，打死工八团一百八十四人，煤矿职工家属五十九人。工八团四百八十人被捉。”
看到这里已进入“耳顺”之年的我心中生起一丝凄凉：那些青年不远千里来云南，本是“援越抗美”为国际共产主义架桥铺路的，到头来横尸外乡，不但无葬身之地，还落下“反革命政治武装土匪”的罪名。他们是怎么被赶上政治祭坛做了“牺牲”的呢？……，有多少人会去思考？……。
当然他们不是唯一的“牺牲”。资料表明：“此后，在1968年将近一年时间内在云南‘划线站队’和‘清队’中，又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并进一步说成是‘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计划’，军内外一些领导干部被诬为‘滇挺’的‘总司令’、‘总指挥’、‘密谋策划者’，一大批干部、群众惨遭迫害，有的致残致死。仅据大理州统计，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干部、群众被打死、逼死700多人，被打伤致残2000多人，受株连的达10万余人。全省被打死、逼死的1万7千多人，被打伤致残6万1千多人，直接遭到迫害的就有138万7千多人。赵建民文革中一直关在监狱里幸免遇难，反倒躲过此大劫。文革后复出，为国家某部副部长、中国驻罗斯大使、中央顾委委员。（粉碎“四人帮”后已平反）。
问题是那些来修路而冤死的农村青年们“平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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