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822.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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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链接是一个小说，看了去吃饭。
修新羽丨《平安》（小说）
原创2017-12-13修新羽青年文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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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新羽：一九九三年出生，青岛人，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作品散见于《芙蓉》《大家》《解放军文艺》等刊。曾获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二〇一三年度《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出版有小说集《死于荣耀之夜》《年轻时我们向陌生人奔去》。
平安
原载于《青年文学》2017年第9期
mother
久石譲-kikujiro(originalmotionpicturesoundtrack)
一
我仿佛永远都站在那张病床前。她的脸定在枕头上，眼睛缓缓睁开，再缓缓合起，仿佛这些动作并不是出于个人意愿，而是受控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走吧，”父亲突然说，“回家。”来了不到十分钟，他就领着我走了，路上什么都没说。在车里他打开了窗，以免水蒸气凝结起来遮挡视线。驾驶座那边的窗。寒风猛烈地拍在他脸上，然后四窜到我身边。这就是他们对我的回应，哪怕我说的完全真实。
那天晚上我对刚做完手术的母亲说：“我真羡慕你。”羡慕她被深爱自己的人探望，羡慕她无所事事地躺在床上，羡慕她正在康复。她总在康复。而我在复习期末考，这场考试的成绩占自招推荐排名的百分之六十，我晚上总是不敢睡，也睡不着。可她丝毫也不明白，我们永远也无法互相明白。“我们”，是指所有人。
我仿佛也永远站在那间教室里。肯定是初春，光线灰白，从窗外汹涌到我们身上。需要微微低头，尽可能温和而谦逊地介绍自己。需要戴着手表，用笨重的帆布表带掩盖伤痕，或解释伤痕。没人知道我前一天晚上把自己关进了房间，母亲在门外咒骂我除学习之外一无所知，而我边看书，边用指甲划过手腕。
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是场漂浮不定的梦，中了什么诅咒才化为人形。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有无休无止的耐心和义无反顾的决心，为了证明这点，不得不用指甲轻划手腕，划过人们惯常用刀划过的地方。最初无关痛痒，随后是白痕，发热，最后皮肤一小块一小块地掀起来。它们并不连贯，被那条红肿的线串起。两百四十五次。对我而言，两百四十五次。
我没帮母亲洗过碗拖过地。但我在那场答辩考试中排名第一，拿到了市级三好学生的奖项，能在中考时加五分，足够母亲向亲戚炫耀。这让我觉得自己虚伪得天衣无缝，熠熠生辉。这让我沾沾自喜得像是躺在金棺里的尸体，等待着或许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复活。
无论何时，但凡回忆往事总是这两个场景最先出现，久而久之就带有隐喻的味道。这是我生命中最初落下且永不消融的大雪，这是夜晚，这是我为什么对自己被诊断出的抑郁症无动于衷，终日长睡不醒。
二
冬季漫长，十月中旬就出现冷空气，月末就降雪。雪花被攒在树叶上，风一过就落一阵。所以我们有着充足的理由每天都躲在宿舍里，到中午才下楼去拿外卖。
我和陈平安都是这样的。我有十五学分，她只有十三，还把课都安排在了周一周二，还总是翘掉大半。点名的时候，就托同学递上假条。我们成绩都不算突出，却都已经在本校保了研，这学期万事无忧。
我们每日每日相处在一起。并不吵架，甚至并不交谈。
中午醒来后我一直躺在床上，觉得脸上很烫，就起身去洗了脸。没什么用。
镜子里的那双眼睛，眼白依旧微微透蓝。我看过书里的形容，说这是婴儿蓝，是最清澈的眼神。其实是固膜发育不健全的显症。人们总是用诗意掩盖病态，用多情掩盖病态，人们都有病。福柯相信，所谓人类的文明史，不过是一场理性对疯癫的胜利，人们把疯子和真理一起禁锢到精神病院里。
“现在生活压力大，很多人都有轻度抑郁。”父亲说。视频窗口上，他没在看我，而是盯着屏幕上的某处，可能在查阅抑郁症的资料，可能在随意浏览什么新闻趣事。他那么漫不经心，就像在谈论路旁的花开了，或楼下的流浪猫死掉了。
我早就不想每天都和父母视频。并没有什么好汇报的，翻来覆去说出口的也都是些没滋没味的句子。可这整件事情就是有种惯性。想要它停下来总要付出代价。
十二岁那年，母亲坐在地上抱住我的腿，把眼泪和鼻涕抹在我裤子上。她以为我想跳楼，其实我只是想从阳台翻到消防通道，继续玩离家出走的把戏。她用胳膊紧紧箍住我的腿。她很痛苦，我也是。但一个人如果仅凭痛苦就能得到原谅的话，这世上的仁慈未免也太多了。
我无法行走，只能低着头去看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陷入这样的荒诞。我不知道电视剧里演的事情真的会发生，而且真的会有效果。我无法行走，只能听着她的哭声。一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的生活被偷走了，而这个世界的上帝喜欢看情节庸俗的悲情剧，所以我们只能演下去。
我低着头看她，让她放手。她不说话，反而把胳膊抱得更紧了些。我们保持不动，就那样僵持了很久，直到她把所有眼泪都擦干净，而我精疲力竭地回到自己房间。在这样的生活里，谁都会抑郁，生活本身就是抑郁。
“我就是要去医院看看，觉得校医院不够权威。就是简单地检查了一下，居然就给我开药了……根本就不敢吃。”我看着父亲，尽可能平静地结束对话。
外面安静，昨晚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陈平安没有继续窝在床上写论文，而是坐到桌前看着什么书。阳台对面是男生宿舍，我们从来都整日整日拉着窗帘，房间里永远昏暗。她的台灯是一盏湿漉漉的光线，不由分说地洒在她身上，暖黄。
从水房回去，宿舍里的灯已经开了。陈平安倒还坐在原处，像是根本没起身过。
“你起来啦？”过阵子，她才终于开口，懒洋洋地朝我转过脸来。她是南方人，肤白而丰腴，慵散起来就像是西方古典油画里的女子。这是句毫无必要的话，唯一的价值就是破坏掉我们之前那种微妙默契。“今天好些了？”
我点点头，重新回到床上。那些困倦仿佛是某种沉淀在脑仁深处的物质，但凡运动或思考，都会让它们弥漫开来。
三
校医院的精神病科只在周二和周五出诊。
昨天人很多，医生说拿药的先进来，问诊的再等等。于是他们蜂拥而前，又蜂拥而去，很快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医生让我进入，关上门。
“多久了？”她把嘴巴扯出微笑的形状，眉毛却皱着，语气里有着迟钝的关切，就像我不是生病，而是未婚生子。
“三个月。”开学了三个月。假期里我们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乱想。从小学开始，年复一年，假期是重新洗牌，是终结。
“你觉得这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吗？”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
“经常会考虑生和死的问题吗？”
——是我主动走进了这间诊室，请求别人干预自己。所以我就不能让他们滚出去，把门关上。我只能坐在那里回答问题。不确定自己要回答多少问题。也可能需要治疗的是其他人。然而我选择了接受治疗，选择相信自己的不正常。
“经常考虑，但仅仅是考虑。”我说，“我是哲学系的。”
她看到我的表情，就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测试单，说是可以做测试来参考。上面的每个选项都标记了各种分值，花花绿绿，更像是科普性质的心理健康自测手册，或者什么*广告。
我应该对自己诚实。我故意不看那些分值，很快地填写完那些表格。数值是从1到6，从“几乎不”到“持续”。为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她并没对我诚实。或许她只是个水平有限的中年医师，根本就没资格开出任何药剂，即便她能开。或许她根本不在乎我会讲些什么，只在乎我说话时的语气和神情。
我把表格交还给她。她数了一下分值，在轻度抑郁的选项上打了勾，然后给我开了两盒百忧解。听起来像是安眠药，或者毒药。除了睡眠或死亡，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解决掉忧愁。我把药带回寝室，小心地藏到柜子里。
“你去哪儿了？”陈平安问我，漫不经心地问我。
我想说远处有召唤我的东西。可我不能说谎。
“校医院……不太舒服。”石头落下了，一切理所应当。
那天晚上陈平安始终在宿舍里，能听到我对母亲做出的所有坦白。每天吃完晚饭的时候，倘若我在宿舍，就要和母亲视频聊天，汇报一天的生活，并且接受她的关心。她说如果我很忙的话就没必要这么做，可是在我不去找她的时候，她总会主动来找我。
母亲是师范大学的函授学生，来北京读过一年书，学体育教育，课目里应该有教育心理。她总觉得自己既明白人体又明白人心。
“你就是缺乏锻炼，要多出去跑步。”她很笃定地嘱咐我。
“不行。”
“去食堂按时吃饭，不准叫外卖了。”
“不行。”
她一项一项提议，我一项一项否决。
“那就早点儿回家吧。”她说。她即将被激怒了。
我关掉视频窗口。
宿舍里安静下来，才听到陈平安在笑。是那种恼怒的，故意发出的冷笑。
“怎么，”她说，“你怎么什么都没说？”
“早晚你也会知道。”
“如果你非认为自己有病还希望别人都能体谅的话——”陈平安的话故意突兀停住，像是一只不断下落的杯子猛地撞在地上破碎那样突兀地停住。
陈平安的视线没从电脑屏幕上移开。她能否看清楚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正在看着他们看不清楚也无从理解的东西。那么多人正在看着。我不想走在他们的视线里。我没有解释。于是沉默将我们淹没。
那天晚上我依旧是凌晨三点才入睡。陈平安早早就上床了，她备好了耳塞，眼罩，香薰机。她总是准备好了所有利于入睡的东西。虽然她总要花费很久很久才能真正睡着。
第二天，我依旧是上午十一点才起床。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似乎科学家们对这种睡眠时长不变、睡眠时间整体延后的情况各有看法。我和陈平安讨论过这件事，她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认为不愿出门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不想破坏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形象，所以不敢冒任何风险。认为作息混乱的根源在于懒惰和拖延。认为我在寻求存在感，摆脱负罪感。人们无法互相理解。人们看到听到想到的一切都是谬误。
然而我只知道什么是错误。我给不出答案。
陈平安就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四
在我小时候，母亲经常加班，不得不把我也带去。那是个橡胶厂。那时候，我只能看出这是个黑色工厂，黑色的巨大机器，黑色的车间，没有被打扫的地方都落上层黑色尘埃。唯一干净的是那些工人，在上班时干干净净地来，下班后洗完澡又干干净净地离开。
我读小学的时候，她离开了那座工厂，考虑着继续去当小学老师，可是当老师已经需要拿到“教师资格证”。有段时间，我回家时总能看到她趴在书桌上看书，可后来还是没考上，她也不打算尝试第二次。
我不知道她的其他人生经历。在很小的时候，我没想过问，听到了也不能理解。年纪大些之后，我还是决定不问，她就更加不会主动地说。因为我考上了一所好大学。
在我小时候，我的一切优良基因都来自于她的遗传。但我和她不一样。
非要说的话，我和陈平安才是同样的人。我们从来都比身边的其他人更聪明，从来不指望得到什么真正的理解。老师用自己的方式来鼓励、管理学生，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装作被鼓励，被哄骗，被井井有条地管理。我们成摞成摞把奖状拿回家，留下原件和复印件，随时准备着来证明自己的优异。
母亲以脾气暴躁闻名。她喜欢在旁人面前骂我，有些时候还会动手。我必须哭，而其他人会把我拉到旁边的房间去安慰。他们会告诉我，母亲很爱我，甚至常常在旁人面前夸赞我。他们觉得这说明母亲很爱我。
我只能勉强理解她，耐着脾气和她相处。有时候我看着她，不知为什么就会哭出来。她不会安慰我，反而会冷静下来，神色里带着悲悯。
一个病人能否意识到自己需要医治？
我的母亲，她自己就是万物的标准，万物的尺度。
撕我书的是她。因为觉得都是“闲书”，是不务正业。父亲的解决方式是，把书页重新黏好，重新放到我桌上。这就是他们相处并对抗的方式。他们吵过架，有次父亲喝醉了酒，正在阳台上吃梨。念念叨叨的是她，而父亲把梨朝地上猛地一摔。家里安静了。果肉在瓷砖地上碎着，也没人去收拾。如果是在地板上碎的，母亲或许还会勤劳些……但瓷砖并无大碍。
等父亲醒了酒，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他摔了一个梨，摔得稀巴烂。”母亲不去想这件事听起来有多好笑。“他想动手打我了。”这就是他们相处并对抗的方式。
有那么几次，我坐在地上哭，而她闯进屋里冲我指指点点。她总是无比真诚，语调高亢，咬字清晰，脸上涨得通红，就好像生出我来是她命中注定的最大不幸。我不能反对她以显得叛逆，也不能顺从她以显得讥讽，还不能沉默不语……有次我打定主意沉默不语，而她整整骂了半小时，越说越生气，最后冲进来拿拖鞋抽打我。不疼。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表现得疼。
就像任何普通的家暴一样。伤害，弥补，伤害。
母亲会愧疚，会做我喜欢的饭菜，会不再干涉我的阅读和写作。她会说服自己这都是因为太爱我，她对此深信不疑，并且要求我也深信不疑。
我试过做家务，只会给她更多的机会嫌弃我笨手笨脚。她总觉得我应该早就什么都会，像她一样……她十岁就开始给家里做饭了。我不能说那些饭菜不好吃，也不能吃得太少，否则就是对她的嫌弃。“辛辛苦苦给她做的饭，吃两口就走了……”她会在我背后嚷嚷。“我伺候她都不行，还指望她能伺候我？养了这么个孩子我觉得丢人，我没指望过要她一分钱。”而我没指望过拒绝。
她会在和我视频的时候落下泪来，说实在太想念我。
我把这些事情都讲给陈平安听了。她还是坐在自己的桌前，做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文献梳理。左手边摊开了好几本书，空白处用铅笔写满了批注。
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才用“其实我和父母的关系一直挺不健康”来开场，非常拙劣的开场。陈平安转过身子来看我，像游客看被困在动物园里的动物。
我早就已经变得正常了。至少没再有什么小心翼翼的、无法克制的行为。
初中的时候，每次上床睡觉前我都要把拖鞋摆成一定角度。父母觉得我关灯很磨蹭，催促过几次。后来有一天，我正在摆弄的时候，发现父亲站在门口。我蹲在地上，用手指小心翼翼地让这双鞋变换摆放的位置。
父亲盯着我。我不知道他目光中有些什么。他走过来，故意朝那双拖鞋踢了一下。千钧系于一发，那根头发断掉了。他关上了灯。可这双拖鞋不能就这么放在地上，我把它们拿起来，塞进被子里。早晨去洗漱的时候，牙刷摆放的角度也变化了，和昨晚不一样。就好像一具被人摆成古怪角度的尸体，它的骨骼肯定已经断掉。昨晚我特意把漱口杯摆在不容易被碰到的地方。
“你在那儿做什么？”父亲问。母亲沉默地忙碌着早餐，她很明白父亲究竟在问什么。我在与我的强迫症和平共处。而他们会一次次提起这件事，会让我承认自己有精神病……然后以这个病症为理由，接管我的整个人生。因为我会是病态的，错误的，并且永远是病态的，错误的。如果不承认就得不到治疗。如果不承认，就得不到救赎。
“刷牙。”我慢慢拿起牙刷，把它塞进嘴里。
那段时间我常常睡不着觉。
我开着灯整宿整宿地看书。装作是在看书学习，其实什么都看。看笑话选集，歇后语大全，中药偏方集锦。我看家中所有印着字的东西，乃至洗发水背后的产品说明。就好像这是一场漫长的准备，有劫难等在未来，而我毫无办法，只能尽可能地，徒劳无益地，通过大量而丰富的阅读来做准备，试图从任何琐碎信息里找到关于末日的线索。
陈平安的初中生活不是这样。她所在的那所外国语学校要求严格，从初中就开始住校。图书馆有整整四层楼，负责选购书籍的老师是常青藤硕士。她的两个室友曾经一熄灯就躲到同一张床上，发出窸窣声响，像是皮肤之间在互相摩擦。而她那时候就准备好了耳塞和眼罩，每天很早就睡下，很早就起床，捧着复读机去天台读英语。
陈平安至今还会早起。有过那么几次，她还买了早餐放在我桌上，虽然我常常要在中午才醒来。我猜她会感到忧虑。但无论如何，至少我坚持去上了周五傍晚的那节课。六十多岁的老教授须发皆白，一板一眼地给我们讲解童话。他用一辈子来研究那些外国童话。
出门前我对陈平安说，天空是湛蓝的，一切都很好。
前些日子下的雪已经融化了，“红尘苦海”成了具象化的词语，人们并非在前行，而是在渡越。雪化了又结冰，路上就很滑，我小心翼翼停好车，踩在潮湿的雪花上，觉得自己应该跪下，或者躺下，应该尽可能多地浸透在冷水里，因为寒冷会让人清醒。让人想起《皇帝的新衣》，匹诺曹，或者类似的童话。他们的鼻子应该变长，他们在说谎。
我也在说谎。
五
在那个十二月中旬的晚上，人们成群结队地去操场上看双子座流星。
幸或不幸，又赶上了超级月亮，月朗星稀。但还是看得到流星，证据是那些间或传来的欢呼声。那些声音很模糊，一切都很模糊，像是站在湖底仰望到的太阳。
我在楼过。她和我一起，成天成天地待在宿舍里，成摞成摞地看书，听音乐，点外卖，安然无恙。
在某些时刻，安然无恙不过是一种感觉，与事实无关。
我想着陈平安的背影。她坐在写字台前，背对着我。像她这样丰腴的人，脊椎上的骨节却还是会隔着衣服透出来，绰约可见，弧度优雅。她总是坐在那里。而我在床上倚着墙写作，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在宿舍里随意瞥几眼。陈平安总是坐在那里，就好像她能岿然不动地等待一万年，完好无损地等待一万年。就好像她心里没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碎掉。
她离开了而我还在这里。人们总觉得另有缘由，却不肯相信一切都是出于幸运。
“我想回家一趟。”我告诉父亲。我自己买了票。视频里的我和平常看起来的似乎不太一样，仔细想了想，才意识到是背景变了。出现在我身后的不再是陈平安的床帘，而是光秃秃的石灰墙，白色的石灰墙。
“你再查查是几点，确认了吗？”
九点，九点五十五分，我已经告诉过他三遍。
“截图给我看，你别记错了……你总是做这种事。身份证记得带。”他总是做这种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对自己的父母如此厌倦。陈平安，我知道答案了。有些事情持续了太久，所以之前我们都忘记了。
七
很小的时候，我们会在外面玩捉迷藏。像我这样的人总喜欢占规则的便宜。不是躲在院子里哪棵树或哪辆车后面，我会藏到高楼里，然后隔着楼道里灰蒙的玻璃，看他们在楼下躲躲藏藏。一般而言没人愿意爬这么高的楼梯，况且一层层地找人未免太过费力。所以我总是安全的，只需要付出等待，忍受无聊。
所以我在等，所以我一直一直在等下去。我一直在高楼上。像我，像陈平安这样的人，我们一直在高楼上，等待，观察，用自己的方式玩游戏。
“你在宿舍吗？”母亲在电话里说，“你下午没课。”
我边回答，边站起来收拾东西。外套还披在椅背上，很好拿。
“你猜猜我们在哪儿了？”从桌上拿起学生卡。要刷卡才能打开那扇铁门。
“到你楼下了。”握着手机，走下楼，一级一级台阶地走。但凡粗心些，但凡在这瓷砖地上摔倒，就会留下旷日持久的伤痛，必须要耐心愈合。然而我还活着，我还能愈合。我会长白发，头发掉光，牙齿松动，指甲一片片脱落。我会变得年迈，却觉得这样的生活还是值得再过下去。
“没想到吧，我们过来找你了。”
母亲在楼下，隔着单元门就望到了我，露出了那种熟悉的笑容，沾沾自喜。很小的时候，她每次带我去单位的时候都会带着一块糖作为安慰。有次我不小心把糖掉到地上，脏得不能吃了，只好气急败坏地流眼泪。可是没过多久，母亲出现了，沾沾自喜地微笑着，就好像她刚刚用自己的方式拯救了世界。她用指尖捏着枚糖，说是用魔法变出来的，等我不哭了才能给我。于是我把眼泪全都忍回去。那块糖湿漉漉地带着水，肯定是被母亲捡起来洗过的，我装作不知道。他们说掉在地上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他们没说可以清洗一下，没说可以补救。但我知道了。
我早就想到了，你们肯定会来看我，然后把这件事告诉所有人，再一次一次地提醒我。这是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你们对我的爱与关心。而我只能装作不知道未来。只能装作温柔。
母亲张开双臂，我走入怀抱中。
与九o后作家修新羽问答录
特邀栏目主持：郑润良
修新羽的这篇作品表达了当下年青一代的某种精神征候，是一篇有痛感、关乎切己经验的小说。这也是她一直以来的追求。同时，她的作品又不局限于同代人经验的表述，比如她的军事题材小说，是对战争、军人、历史的关注，展示了她比较宽阔的创作视野。——有痛感、有视野，这是一个写作者很好的创作起步，期待修新羽能写出更成熟厚重的作品。
郑润良：我感觉你这篇作品写的是爱的专制，以及单向度的生活给人带来的抑郁感，你自己觉得呢？
修新羽：嗯。这篇确实写的是“爱”以及“生活”给人带来的抑郁感。因为对我而言，没有丝毫不“专制”的爱，也没有什么人能完全脱离社会环境及自身视角的限制，去拥有什么非“单向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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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为什么会想写这样一个题材，是对周围人群的观察，还是自我经验的体会呢？
修新羽：更多的是个人经验，但我相信可以反映一部分我们同时代人的共同特点：对外界权威的顺从与反感，对身边人的靠近却不亲近。我们习惯于在家长和老师的期待下扮演得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向上、乐观开朗。这也是整个社会对我们的期待。然而这种扮演经常会让我或者说我们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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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
修新羽：一直很有兴趣，从读初中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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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还记得第一次写小说是写什么内容，什么题材吗？
修新羽：不仅记得，而且还能找出来。我一直都是用电脑写作，所以留下来许多电子版。那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少女在过生日前夕如何意识到父母和周围人都对自己漠不关心，也是关于“爱的专制”和“单向度的生活”，关于亲情和友情，甚至里面也有关于自杀的内容，和这次发表的这篇一样。我觉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我最本质最原初的写作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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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第一次投稿是在什么时候？
修新羽：刚开始写作基本是自娱自乐。写得久了，想知道自己的水平大概处在什么位置，就去尝试了新概念作文比赛。那时读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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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参加这次“新概念”比赛是哪一年，获奖了吗？
修新羽：二〇一一年，获得了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郑润良：你还获过《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也就是说你还写过军事题材作品？
修新羽：对的，总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四篇作品。其中今年就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是科幻军事类，一篇是抗战题材。手头还有一个中篇也将在《解放军文艺》发表。
郑润良：你为什么会对军事题材感兴趣？
修新羽：我是青岛人，父亲曾是海军，外祖父也是海军。很小的时候我在海军码头生活过，梦里都能听到军舰离港的汽笛声，也就养成了比较强的军旅情结和英雄情结。我觉得战争是一种很极端的环境，在生死抉择面前，人性的复杂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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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最近两年各个文学刊物相继开设九〇后专栏。你觉得这两年的文学环境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修新羽：比较有压力。担心自己写得不够好，担心自己由于九〇后的身份被人更宽容地看待，然而其实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应该仅仅是自己的同龄人。另一方面，感觉大家都在不断发稿，不断去寻求认可，这时候会有些跟风的心态，容易急躁，容易担心居于人后，很难沉下心来好好打磨作品。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尤其需要克制住自己的贪婪。
郑润良：有评论者认为九〇后比较乖巧，你认同这种说法吗？你觉得九〇后有哪些共性？
修新羽：倒不一定是“乖巧”，可能是比较擅长在他人的规则下达成自己的目标。我觉得很难总结出九〇后的共性，因为人性总是很广阔的。我只能说一下我身边的九〇后的共性：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太习惯于自己和自己对话，自己和自己相处，以至于有时候很难在生活中和心理上为他人留出位置。与此同时，我们从小在家里都是直接和成年人对话的，我们习惯了享有话语权，在社会上和生活中也更容易和前辈们平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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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喜欢看哪些国内的当代作家的作品？
修新羽：我非常喜欢读格非老师、王安忆老师、徐则臣老师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格非的《迷舟》，徐则臣的《如果大雪封门》。我是对细节比较敏感的人，对我来说这两部作品里都有着饱满而精准的细节刻画，能让人念念不忘。而王安忆老师，我更多是喜欢她写上海的腔调，我自己是写不好这种特别有地域感的文字的。
郑润良：你觉得哪些作家对你的创作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修新羽：我读得比较杂，写作风格也比较杂。早期受影响较大的是卡尔维诺、川端康成，近期是麦克尤恩、胡里奥·科塔萨尔。川端康成有着很浓的宗教情结，他的文本里总有一种神性视角，一种悲悯感，而我在创作的时候也会尝试思考人与神之间的永恒关系。麦克尤恩讲述而不评判，他让人们的痛苦和欲望变得易于理解，乃至变成一种美，这让我能够更加坦诚无欺地自我剖析。至于科塔萨尔的《万火归一》，则让我对小说有了新的认识，明白短篇小说有时候就是一种生活的切片——只要选择好了在哪儿下刀，这切片就足以展现出生活的全貌。
郑润良：我读你的小说感觉格调很冷。你读过张爱玲作品吗？
修新羽：像张爱玲？很荣幸。她的作品我都看过，也都很喜欢。但和王安忆一样，我觉得她的上海腔调是我学不来的，而我作为青岛人也没有掌握什么青岛腔调，可能是因为现在都城市化同质化了吧，很遗憾。至于格调很冷，我觉得很多作家应该都这样，冷眼旁观对世界能看得更清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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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有哪些业余爱好？
修新羽：看话剧，听音乐会，画画，做饭，旅游……都是些比较一般的爱好，写小说其实也是我的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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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如何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与写作？
修新羽：我之前修过新闻学双学位，可能会去当几年记者，磨砺一下文笔，积累些素材。总之是不会放弃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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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新羽丨《平安》（小说）
原创2017-12-13修新羽青年文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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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新羽：一九九三年出生，青岛人，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作品散见于《芙蓉》《大家》《解放军文艺》等刊。曾获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二〇一三年度《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出版有小说集《死于荣耀之夜》《年轻时我们向陌生人奔去》。
平安
原载于《青年文学》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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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石譲-kikujiro(originalmotionpicturesoundtrack)
一
我仿佛永远都站在那张病床前。她的脸定在枕头上，眼睛缓缓睁开，再缓缓合起，仿佛这些动作并不是出于个人意愿，而是受控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走吧，”父亲突然说，“回家。”来了不到十分钟，他就领着我走了，路上什么都没说。在车里他打开了窗，以免水蒸气凝结起来遮挡视线。驾驶座那边的窗。寒风猛烈地拍在他脸上，然后四窜到我身边。这就是他们对我的回应，哪怕我说的完全真实。
那天晚上我对刚做完手术的母亲说：“我真羡慕你。”羡慕她被深爱自己的人探望，羡慕她无所事事地躺在床上，羡慕她正在康复。她总在康复。而我在复习期末考，这场考试的成绩占自招推荐排名的百分之六十，我晚上总是不敢睡，也睡不着。可她丝毫也不明白，我们永远也无法互相明白。“我们”，是指所有人。
我仿佛也永远站在那间教室里。肯定是初春，光线灰白，从窗外汹涌到我们身上。需要微微低头，尽可能温和而谦逊地介绍自己。需要戴着手表，用笨重的帆布表带掩盖伤痕，或解释伤痕。没人知道我前一天晚上把自己关进了房间，母亲在门外咒骂我除学习之外一无所知，而我边看书，边用指甲划过手腕。
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是场漂浮不定的梦，中了什么诅咒才化为人形。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有无休无止的耐心和义无反顾的决心，为了证明这点，不得不用指甲轻划手腕，划过人们惯常用刀划过的地方。最初无关痛痒，随后是白痕，发热，最后皮肤一小块一小块地掀起来。它们并不连贯，被那条红肿的线串起。两百四十五次。对我而言，两百四十五次。
我没帮母亲洗过碗拖过地。但我在那场答辩考试中排名第一，拿到了市级三好学生的奖项，能在中考时加五分，足够母亲向亲戚炫耀。这让我觉得自己虚伪得天衣无缝，熠熠生辉。这让我沾沾自喜得像是躺在金棺里的尸体，等待着或许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复活。
无论何时，但凡回忆往事总是这两个场景最先出现，久而久之就带有隐喻的味道。这是我生命中最初落下且永不消融的大雪，这是夜晚，这是我为什么对自己被诊断出的抑郁症无动于衷，终日长睡不醒。
二
冬季漫长，十月中旬就出现冷空气，月末就降雪。雪花被攒在树叶上，风一过就落一阵。所以我们有着充足的理由每天都躲在宿舍里，到中午才下楼去拿外卖。
我和陈平安都是这样的。我有十五学分，她只有十三，还把课都安排在了周一周二，还总是翘掉大半。点名的时候，就托同学递上假条。我们成绩都不算突出，却都已经在本校保了研，这学期万事无忧。
我们每日每日相处在一起。并不吵架，甚至并不交谈。
中午醒来后我一直躺在床上，觉得脸上很烫，就起身去洗了脸。没什么用。
镜子里的那双眼睛，眼白依旧微微透蓝。我看过书里的形容，说这是婴儿蓝，是最清澈的眼神。其实是固膜发育不健全的显症。人们总是用诗意掩盖病态，用多情掩盖病态，人们都有病。福柯相信，所谓人类的文明史，不过是一场理性对疯癫的胜利，人们把疯子和真理一起禁锢到精神病院里。
“现在生活压力大，很多人都有轻度抑郁。”父亲说。视频窗口上，他没在看我，而是盯着屏幕上的某处，可能在查阅抑郁症的资料，可能在随意浏览什么新闻趣事。他那么漫不经心，就像在谈论路旁的花开了，或楼下的流浪猫死掉了。
我早就不想每天都和父母视频。并没有什么好汇报的，翻来覆去说出口的也都是些没滋没味的句子。可这整件事情就是有种惯性。想要它停下来总要付出代价。
十二岁那年，母亲坐在地上抱住我的腿，把眼泪和鼻涕抹在我裤子上。她以为我想跳楼，其实我只是想从阳台翻到消防通道，继续玩离家出走的把戏。她用胳膊紧紧箍住我的腿。她很痛苦，我也是。但一个人如果仅凭痛苦就能得到原谅的话，这世上的仁慈未免也太多了。
我无法行走，只能低着头去看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陷入这样的荒诞。我不知道电视剧里演的事情真的会发生，而且真的会有效果。我无法行走，只能听着她的哭声。一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的生活被偷走了，而这个世界的上帝喜欢看情节庸俗的悲情剧，所以我们只能演下去。
我低着头看她，让她放手。她不说话，反而把胳膊抱得更紧了些。我们保持不动，就那样僵持了很久，直到她把所有眼泪都擦干净，而我精疲力竭地回到自己房间。在这样的生活里，谁都会抑郁，生活本身就是抑郁。
“我就是要去医院看看，觉得校医院不够权威。就是简单地检查了一下，居然就给我开药了……根本就不敢吃。”我看着父亲，尽可能平静地结束对话。
外面安静，昨晚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陈平安没有继续窝在床上写论文，而是坐到桌前看着什么书。阳台对面是男生宿舍，我们从来都整日整日拉着窗帘，房间里永远昏暗。她的台灯是一盏湿漉漉的光线，不由分说地洒在她身上，暖黄。
从水房回去，宿舍里的灯已经开了。陈平安倒还坐在原处，像是根本没起身过。
“你起来啦？”过阵子，她才终于开口，懒洋洋地朝我转过脸来。她是南方人，肤白而丰腴，慵散起来就像是西方古典油画里的女子。这是句毫无必要的话，唯一的价值就是破坏掉我们之前那种微妙默契。“今天好些了？”
我点点头，重新回到床上。那些困倦仿佛是某种沉淀在脑仁深处的物质，但凡运动或思考，都会让它们弥漫开来。
三
校医院的精神病科只在周二和周五出诊。
昨天人很多，医生说拿药的先进来，问诊的再等等。于是他们蜂拥而前，又蜂拥而去，很快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医生让我进入，关上门。
“多久了？”她把嘴巴扯出微笑的形状，眉毛却皱着，语气里有着迟钝的关切，就像我不是生病，而是未婚生子。
“三个月。”开学了三个月。假期里我们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乱想。从小学开始，年复一年，假期是重新洗牌，是终结。
“你觉得这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吗？”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
“经常会考虑生和死的问题吗？”
——是我主动走进了这间诊室，请求别人干预自己。所以我就不能让他们滚出去，把门关上。我只能坐在那里回答问题。不确定自己要回答多少问题。也可能需要治疗的是其他人。然而我选择了接受治疗，选择相信自己的不正常。
“经常考虑，但仅仅是考虑。”我说，“我是哲学系的。”
她看到我的表情，就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测试单，说是可以做测试来参考。上面的每个选项都标记了各种分值，花花绿绿，更像是科普性质的心理健康自测手册，或者什么*广告。
我应该对自己诚实。我故意不看那些分值，很快地填写完那些表格。数值是从1到6，从“几乎不”到“持续”。为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她并没对我诚实。或许她只是个水平有限的中年医师，根本就没资格开出任何药剂，即便她能开。或许她根本不在乎我会讲些什么，只在乎我说话时的语气和神情。
我把表格交还给她。她数了一下分值，在轻度抑郁的选项上打了勾，然后给我开了两盒百忧解。听起来像是安眠药，或者毒药。除了睡眠或死亡，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解决掉忧愁。我把药带回寝室，小心地藏到柜子里。
“你去哪儿了？”陈平安问我，漫不经心地问我。
我想说远处有召唤我的东西。可我不能说谎。
“校医院……不太舒服。”石头落下了，一切理所应当。
那天晚上陈平安始终在宿舍里，能听到我对母亲做出的所有坦白。每天吃完晚饭的时候，倘若我在宿舍，就要和母亲视频聊天，汇报一天的生活，并且接受她的关心。她说如果我很忙的话就没必要这么做，可是在我不去找她的时候，她总会主动来找我。
母亲是师范大学的函授学生，来北京读过一年书，学体育教育，课目里应该有教育心理。她总觉得自己既明白人体又明白人心。
“你就是缺乏锻炼，要多出去跑步。”她很笃定地嘱咐我。
“不行。”
“去食堂按时吃饭，不准叫外卖了。”
“不行。”
她一项一项提议，我一项一项否决。
“那就早点儿回家吧。”她说。她即将被激怒了。
我关掉视频窗口。
宿舍里安静下来，才听到陈平安在笑。是那种恼怒的，故意发出的冷笑。
“怎么，”她说，“你怎么什么都没说？”
“早晚你也会知道。”
“如果你非认为自己有病还希望别人都能体谅的话——”陈平安的话故意突兀停住，像是一只不断下落的杯子猛地撞在地上破碎那样突兀地停住。
陈平安的视线没从电脑屏幕上移开。她能否看清楚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正在看着他们看不清楚也无从理解的东西。那么多人正在看着。我不想走在他们的视线里。我没有解释。于是沉默将我们淹没。
那天晚上我依旧是凌晨三点才入睡。陈平安早早就上床了，她备好了耳塞，眼罩，香薰机。她总是准备好了所有利于入睡的东西。虽然她总要花费很久很久才能真正睡着。
第二天，我依旧是上午十一点才起床。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似乎科学家们对这种睡眠时长不变、睡眠时间整体延后的情况各有看法。我和陈平安讨论过这件事，她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认为不愿出门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不想破坏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形象，所以不敢冒任何风险。认为作息混乱的根源在于懒惰和拖延。认为我在寻求存在感，摆脱负罪感。人们无法互相理解。人们看到听到想到的一切都是谬误。
然而我只知道什么是错误。我给不出答案。
陈平安就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四
在我小时候，母亲经常加班，不得不把我也带去。那是个橡胶厂。那时候，我只能看出这是个黑色工厂，黑色的巨大机器，黑色的车间，没有被打扫的地方都落上层黑色尘埃。唯一干净的是那些工人，在上班时干干净净地来，下班后洗完澡又干干净净地离开。
我读小学的时候，她离开了那座工厂，考虑着继续去当小学老师，可是当老师已经需要拿到“教师资格证”。有段时间，我回家时总能看到她趴在书桌上看书，可后来还是没考上，她也不打算尝试第二次。
我不知道她的其他人生经历。在很小的时候，我没想过问，听到了也不能理解。年纪大些之后，我还是决定不问，她就更加不会主动地说。因为我考上了一所好大学。
在我小时候，我的一切优良基因都来自于她的遗传。但我和她不一样。
非要说的话，我和陈平安才是同样的人。我们从来都比身边的其他人更聪明，从来不指望得到什么真正的理解。老师用自己的方式来鼓励、管理学生，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装作被鼓励，被哄骗，被井井有条地管理。我们成摞成摞把奖状拿回家，留下原件和复印件，随时准备着来证明自己的优异。
母亲以脾气暴躁闻名。她喜欢在旁人面前骂我，有些时候还会动手。我必须哭，而其他人会把我拉到旁边的房间去安慰。他们会告诉我，母亲很爱我，甚至常常在旁人面前夸赞我。他们觉得这说明母亲很爱我。
我只能勉强理解她，耐着脾气和她相处。有时候我看着她，不知为什么就会哭出来。她不会安慰我，反而会冷静下来，神色里带着悲悯。
一个病人能否意识到自己需要医治？
我的母亲，她自己就是万物的标准，万物的尺度。
撕我书的是她。因为觉得都是“闲书”，是不务正业。父亲的解决方式是，把书页重新黏好，重新放到我桌上。这就是他们相处并对抗的方式。他们吵过架，有次父亲喝醉了酒，正在阳台上吃梨。念念叨叨的是她，而父亲把梨朝地上猛地一摔。家里安静了。果肉在瓷砖地上碎着，也没人去收拾。如果是在地板上碎的，母亲或许还会勤劳些……但瓷砖并无大碍。
等父亲醒了酒，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他摔了一个梨，摔得稀巴烂。”母亲不去想这件事听起来有多好笑。“他想动手打我了。”这就是他们相处并对抗的方式。
有那么几次，我坐在地上哭，而她闯进屋里冲我指指点点。她总是无比真诚，语调高亢，咬字清晰，脸上涨得通红，就好像生出我来是她命中注定的最大不幸。我不能反对她以显得叛逆，也不能顺从她以显得讥讽，还不能沉默不语……有次我打定主意沉默不语，而她整整骂了半小时，越说越生气，最后冲进来拿拖鞋抽打我。不疼。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表现得疼。
就像任何普通的家暴一样。伤害，弥补，伤害。
母亲会愧疚，会做我喜欢的饭菜，会不再干涉我的阅读和写作。她会说服自己这都是因为太爱我，她对此深信不疑，并且要求我也深信不疑。
我试过做家务，只会给她更多的机会嫌弃我笨手笨脚。她总觉得我应该早就什么都会，像她一样……她十岁就开始给家里做饭了。我不能说那些饭菜不好吃，也不能吃得太少，否则就是对她的嫌弃。“辛辛苦苦给她做的饭，吃两口就走了……”她会在我背后嚷嚷。“我伺候她都不行，还指望她能伺候我？养了这么个孩子我觉得丢人，我没指望过要她一分钱。”而我没指望过拒绝。
她会在和我视频的时候落下泪来，说实在太想念我。
我把这些事情都讲给陈平安听了。她还是坐在自己的桌前，做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文献梳理。左手边摊开了好几本书，空白处用铅笔写满了批注。
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才用“其实我和父母的关系一直挺不健康”来开场，非常拙劣的开场。陈平安转过身子来看我，像游客看被困在动物园里的动物。
我早就已经变得正常了。至少没再有什么小心翼翼的、无法克制的行为。
初中的时候，每次上床睡觉前我都要把拖鞋摆成一定角度。父母觉得我关灯很磨蹭，催促过几次。后来有一天，我正在摆弄的时候，发现父亲站在门口。我蹲在地上，用手指小心翼翼地让这双鞋变换摆放的位置。
父亲盯着我。我不知道他目光中有些什么。他走过来，故意朝那双拖鞋踢了一下。千钧系于一发，那根头发断掉了。他关上了灯。可这双拖鞋不能就这么放在地上，我把它们拿起来，塞进被子里。早晨去洗漱的时候，牙刷摆放的角度也变化了，和昨晚不一样。就好像一具被人摆成古怪角度的尸体，它的骨骼肯定已经断掉。昨晚我特意把漱口杯摆在不容易被碰到的地方。
“你在那儿做什么？”父亲问。母亲沉默地忙碌着早餐，她很明白父亲究竟在问什么。我在与我的强迫症和平共处。而他们会一次次提起这件事，会让我承认自己有精神病……然后以这个病症为理由，接管我的整个人生。因为我会是病态的，错误的，并且永远是病态的，错误的。如果不承认就得不到治疗。如果不承认，就得不到救赎。
“刷牙。”我慢慢拿起牙刷，把它塞进嘴里。
那段时间我常常睡不着觉。
我开着灯整宿整宿地看书。装作是在看书学习，其实什么都看。看笑话选集，歇后语大全，中药偏方集锦。我看家中所有印着字的东西，乃至洗发水背后的产品说明。就好像这是一场漫长的准备，有劫难等在未来，而我毫无办法，只能尽可能地，徒劳无益地，通过大量而丰富的阅读来做准备，试图从任何琐碎信息里找到关于末日的线索。
陈平安的初中生活不是这样。她所在的那所外国语学校要求严格，从初中就开始住校。图书馆有整整四层楼，负责选购书籍的老师是常青藤硕士。她的两个室友曾经一熄灯就躲到同一张床上，发出窸窣声响，像是皮肤之间在互相摩擦。而她那时候就准备好了耳塞和眼罩，每天很早就睡下，很早就起床，捧着复读机去天台读英语。
陈平安至今还会早起。有过那么几次，她还买了早餐放在我桌上，虽然我常常要在中午才醒来。我猜她会感到忧虑。但无论如何，至少我坚持去上了周五傍晚的那节课。六十多岁的老教授须发皆白，一板一眼地给我们讲解童话。他用一辈子来研究那些外国童话。
出门前我对陈平安说，天空是湛蓝的，一切都很好。
前些日子下的雪已经融化了，“红尘苦海”成了具象化的词语，人们并非在前行，而是在渡越。雪化了又结冰，路上就很滑，我小心翼翼停好车，踩在潮湿的雪花上，觉得自己应该跪下，或者躺下，应该尽可能多地浸透在冷水里，因为寒冷会让人清醒。让人想起《皇帝的新衣》，匹诺曹，或者类似的童话。他们的鼻子应该变长，他们在说谎。
我也在说谎。
五
在那个十二月中旬的晚上，人们成群结队地去操场上看双子座流星。
幸或不幸，又赶上了超级月亮，月朗星稀。但还是看得到流星，证据是那些间或传来的欢呼声。那些声音很模糊，一切都很模糊，像是站在湖底仰望到的太阳。
我在楼过。她和我一起，成天成天地待在宿舍里，成摞成摞地看书，听音乐，点外卖，安然无恙。
在某些时刻，安然无恙不过是一种感觉，与事实无关。
我想着陈平安的背影。她坐在写字台前，背对着我。像她这样丰腴的人，脊椎上的骨节却还是会隔着衣服透出来，绰约可见，弧度优雅。她总是坐在那里。而我在床上倚着墙写作，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在宿舍里随意瞥几眼。陈平安总是坐在那里，就好像她能岿然不动地等待一万年，完好无损地等待一万年。就好像她心里没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碎掉。
她离开了而我还在这里。人们总觉得另有缘由，却不肯相信一切都是出于幸运。
“我想回家一趟。”我告诉父亲。我自己买了票。视频里的我和平常看起来的似乎不太一样，仔细想了想，才意识到是背景变了。出现在我身后的不再是陈平安的床帘，而是光秃秃的石灰墙，白色的石灰墙。
“你再查查是几点，确认了吗？”
九点，九点五十五分，我已经告诉过他三遍。
“截图给我看，你别记错了……你总是做这种事。身份证记得带。”他总是做这种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对自己的父母如此厌倦。陈平安，我知道答案了。有些事情持续了太久，所以之前我们都忘记了。
七
很小的时候，我们会在外面玩捉迷藏。像我这样的人总喜欢占规则的便宜。不是躲在院子里哪棵树或哪辆车后面，我会藏到高楼里，然后隔着楼道里灰蒙的玻璃，看他们在楼下躲躲藏藏。一般而言没人愿意爬这么高的楼梯，况且一层层地找人未免太过费力。所以我总是安全的，只需要付出等待，忍受无聊。
所以我在等，所以我一直一直在等下去。我一直在高楼上。像我，像陈平安这样的人，我们一直在高楼上，等待，观察，用自己的方式玩游戏。
“你在宿舍吗？”母亲在电话里说，“你下午没课。”
我边回答，边站起来收拾东西。外套还披在椅背上，很好拿。
“你猜猜我们在哪儿了？”从桌上拿起学生卡。要刷卡才能打开那扇铁门。
“到你楼下了。”握着手机，走下楼，一级一级台阶地走。但凡粗心些，但凡在这瓷砖地上摔倒，就会留下旷日持久的伤痛，必须要耐心愈合。然而我还活着，我还能愈合。我会长白发，头发掉光，牙齿松动，指甲一片片脱落。我会变得年迈，却觉得这样的生活还是值得再过下去。
“没想到吧，我们过来找你了。”
母亲在楼下，隔着单元门就望到了我，露出了那种熟悉的笑容，沾沾自喜。很小的时候，她每次带我去单位的时候都会带着一块糖作为安慰。有次我不小心把糖掉到地上，脏得不能吃了，只好气急败坏地流眼泪。可是没过多久，母亲出现了，沾沾自喜地微笑着，就好像她刚刚用自己的方式拯救了世界。她用指尖捏着枚糖，说是用魔法变出来的，等我不哭了才能给我。于是我把眼泪全都忍回去。那块糖湿漉漉地带着水，肯定是被母亲捡起来洗过的，我装作不知道。他们说掉在地上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他们没说可以清洗一下，没说可以补救。但我知道了。
我早就想到了，你们肯定会来看我，然后把这件事告诉所有人，再一次一次地提醒我。这是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你们对我的爱与关心。而我只能装作不知道未来。只能装作温柔。
母亲张开双臂，我走入怀抱中。
与九o后作家修新羽问答录
特邀栏目主持：郑润良
修新羽的这篇作品表达了当下年青一代的某种精神征候，是一篇有痛感、关乎切己经验的小说。这也是她一直以来的追求。同时，她的作品又不局限于同代人经验的表述，比如她的军事题材小说，是对战争、军人、历史的关注，展示了她比较宽阔的创作视野。——有痛感、有视野，这是一个写作者很好的创作起步，期待修新羽能写出更成熟厚重的作品。
郑润良：我感觉你这篇作品写的是爱的专制，以及单向度的生活给人带来的抑郁感，你自己觉得呢？
修新羽：嗯。这篇确实写的是“爱”以及“生活”给人带来的抑郁感。因为对我而言，没有丝毫不“专制”的爱，也没有什么人能完全脱离社会环境及自身视角的限制，去拥有什么非“单向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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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为什么会想写这样一个题材，是对周围人群的观察，还是自我经验的体会呢？
修新羽：更多的是个人经验，但我相信可以反映一部分我们同时代人的共同特点：对外界权威的顺从与反感，对身边人的靠近却不亲近。我们习惯于在家长和老师的期待下扮演得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向上、乐观开朗。这也是整个社会对我们的期待。然而这种扮演经常会让我或者说我们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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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
修新羽：一直很有兴趣，从读初中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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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还记得第一次写小说是写什么内容，什么题材吗？
修新羽：不仅记得，而且还能找出来。我一直都是用电脑写作，所以留下来许多电子版。那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少女在过生日前夕如何意识到父母和周围人都对自己漠不关心，也是关于“爱的专制”和“单向度的生活”，关于亲情和友情，甚至里面也有关于自杀的内容，和这次发表的这篇一样。我觉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我最本质最原初的写作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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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第一次投稿是在什么时候？
修新羽：刚开始写作基本是自娱自乐。写得久了，想知道自己的水平大概处在什么位置，就去尝试了新概念作文比赛。那时读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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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参加这次“新概念”比赛是哪一年，获奖了吗？
修新羽：二〇一一年，获得了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郑润良：你还获过《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也就是说你还写过军事题材作品？
修新羽：对的，总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四篇作品。其中今年就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是科幻军事类，一篇是抗战题材。手头还有一个中篇也将在《解放军文艺》发表。
郑润良：你为什么会对军事题材感兴趣？
修新羽：我是青岛人，父亲曾是海军，外祖父也是海军。很小的时候我在海军码头生活过，梦里都能听到军舰离港的汽笛声，也就养成了比较强的军旅情结和英雄情结。我觉得战争是一种很极端的环境，在生死抉择面前，人性的复杂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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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最近两年各个文学刊物相继开设九〇后专栏。你觉得这两年的文学环境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修新羽：比较有压力。担心自己写得不够好，担心自己由于九〇后的身份被人更宽容地看待，然而其实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应该仅仅是自己的同龄人。另一方面，感觉大家都在不断发稿，不断去寻求认可，这时候会有些跟风的心态，容易急躁，容易担心居于人后，很难沉下心来好好打磨作品。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尤其需要克制住自己的贪婪。
郑润良：有评论者认为九〇后比较乖巧，你认同这种说法吗？你觉得九〇后有哪些共性？
修新羽：倒不一定是“乖巧”，可能是比较擅长在他人的规则下达成自己的目标。我觉得很难总结出九〇后的共性，因为人性总是很广阔的。我只能说一下我身边的九〇后的共性：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太习惯于自己和自己对话，自己和自己相处，以至于有时候很难在生活中和心理上为他人留出位置。与此同时，我们从小在家里都是直接和成年人对话的，我们习惯了享有话语权，在社会上和生活中也更容易和前辈们平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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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喜欢看哪些国内的当代作家的作品？
修新羽：我非常喜欢读格非老师、王安忆老师、徐则臣老师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格非的《迷舟》，徐则臣的《如果大雪封门》。我是对细节比较敏感的人，对我来说这两部作品里都有着饱满而精准的细节刻画，能让人念念不忘。而王安忆老师，我更多是喜欢她写上海的腔调，我自己是写不好这种特别有地域感的文字的。
郑润良：你觉得哪些作家对你的创作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修新羽：我读得比较杂，写作风格也比较杂。早期受影响较大的是卡尔维诺、川端康成，近期是麦克尤恩、胡里奥·科塔萨尔。川端康成有着很浓的宗教情结，他的文本里总有一种神性视角，一种悲悯感，而我在创作的时候也会尝试思考人与神之间的永恒关系。麦克尤恩讲述而不评判，他让人们的痛苦和欲望变得易于理解，乃至变成一种美，这让我能够更加坦诚无欺地自我剖析。至于科塔萨尔的《万火归一》，则让我对小说有了新的认识，明白短篇小说有时候就是一种生活的切片——只要选择好了在哪儿下刀，这切片就足以展现出生活的全貌。
郑润良：我读你的小说感觉格调很冷。你读过张爱玲作品吗？
修新羽：像张爱玲？很荣幸。她的作品我都看过，也都很喜欢。但和王安忆一样，我觉得她的上海腔调是我学不来的，而我作为青岛人也没有掌握什么青岛腔调，可能是因为现在都城市化同质化了吧，很遗憾。至于格调很冷，我觉得很多作家应该都这样，冷眼旁观对世界能看得更清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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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有哪些业余爱好？
修新羽：看话剧，听音乐会，画画，做饭，旅游……都是些比较一般的爱好，写小说其实也是我的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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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如何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与写作？
修新羽：我之前修过新闻学双学位，可能会去当几年记者，磨砺一下文笔，积累些素材。总之是不会放弃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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