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十六，逃亡乌鲁木齐

    自从农场分成两派观点后，十二队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主要领导几乎都被靠边。新调来一个副指导员当家，指导员姓苗，有三块金牌，转业战士c贫下中农c员，但只有初小文化，还是个二杆子，有的地方叫二百五，但他很左，每天拿着铁皮喇叭筒（那时连队还没有扩音设备）爬到房顶上喊口号“某某某是好书记”c“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骂少数派观点的群众。他公然操纵多数派观点的头头在机务房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少数派群众，说少数派是反动组织，把少数派负责人戴上脚镣手铐。他们还把十七队少数派观点的负责人弄来吊在房粱上毒打，施以压杠子c坐老虎凳c顶砖头c跪三角铁等法西斯刑罚。每天晚上，机务房都传出哎哟哎哟的惨叫声他知道我是少数派观点，虽然我从不参与队上的文化大革命，但对我仍不放心，每天晚上派人到学校站岗c监视我。那时，我一人教两个班，都是一c二年纪学生，他们还不会象中心校高年级红卫兵学生那样斗老师。只是受家庭和社会影响，一些学生欺侮新生员子女。有一次，一些多数派家长的孩子，把一个新生员的孩子捆起来，边打边批斗。我知道后，上前制止了他们，并批评了几个带头的学生。我又集合全体学生宣布，大家都是同学，学校决不允许学生斗学生。那几个受批评的学生回去告诉家长后，家长对我很不满意，找到我，说我包庇新生员子女，欺侮好学生，立场有问题。他们找苗指导员告状，说我在队上煽阴风点鬼火，为少数派打气，还欺侮贫下中农子女。苗说，这人是该治一治。不几天，十七队分校一个老师来找我玩，苗带着几个多数派头头到学校来，说是人家是来搞串联的，要赶人家走。我给他解释他不听，和他吵起来，他气得嚷着说要把学校的房顶烧了，不让我在学校上课了，还说什么“臭知识分子，没有几个是好东西”，临走警告我，不要太猖狂了。第二天，一个业务干部悄悄告诉我，苗指导员和多数派头头准备收拾我，让我赶快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苗一伙人已经丧失了人性，他们决不会轻饶我。他还说他们还准备整崔队长，说崔队长是少数派的后台，崔队长也准备跑。下午我找着崔队长，我俩商量好后，晚上就离开十二队。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个苗指导员患了精神病，老婆也离他而去。有一年夏天，我到十二队去看我校在队上拾棉花的学生，见他戴着烂棉帽，穿着又脏又破的棉袄，腰里还系着一根草绳子，脸上满是污垢，拿着一个缺了口的大碗，目光呆滞，蹲在食堂门口，口里念念有词。看着他现在的模样，也怪可怜。这也是报应吧！

    1967年9月初，我和崔队长一块经奎屯逃到乌鲁木齐。当时，乌鲁木齐两派斗争很激烈，武斗气氛很浓。街上墙上地上到处是大字报c大标语c漫画传单，有的广播里播放着语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的广播里播放着群众组织的通令c通告。红卫兵战旗在一些楼顶上飘扬。大街上行人稀少。许多商店c饭店都没有开门。街上不时走过一队队红卫兵，他们臂戴“文攻武卫队”袖章，头戴安全盔，身着黄军服，腰扎宽皮带，别着手榴弹，有的拿着长枪，有的拿着长矛。看样子象是奔赴战场。我们到乌鲁木齐后，崔队长去和靖找他儿子，我到南梁去找吴某安和陈老师。南梁是少数派的据点。我在南梁食品厂找到他们。他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地下铺着毡子，睡统铺，房子里住着一c二百人，大都是从农场逃出来的少数派。吴c陈见我逃出来了，很高兴，他们就让我睡在他们中间。他们还给我领来饭票，在这里吃饭不要钱，我就在这里住下了。白天我们上街去看大字报，收集传单，有时参加少数派观点的大会。晚上不敢出门，要么看传单，要么大家在一块聊天。那时晚上经常有武斗，常听到枪炮声。听说乌鲁木齐武斗，死了不少人。有的过路行人也被流弹打死。那时，一会儿听说多数派要攻新疆大学，一会儿听说要攻八一农学院，弄得人心惶惶。谁会想到文化大革命会发展成武斗革命。街上广播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一一一。”可惜的是，这些为了捍卫革命路线舍生忘死牺牲的红卫兵都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死得冤，更可悲的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为一场错误的运动卖命。那时新疆兵团发生了石河子“12。6”武斗流血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接着又发生了奎屯火烧农校大楼事件，被围困的红卫兵从楼顶上跳下来，不知死了多少人！死了的人被群众组织追认为捍卫路线的烈士，成为了学习的榜样。文化大革命后，又有谁承认他们是烈士呢？

    一天逛街逛到军区司令部门口，看见门外围了许多红卫兵小将，门口站着一些军人，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正在回答红卫兵小将的问题。我挤上前去一听，才知道，那军人是自治区一号人物c军区司令员，他态度和蔼，满面笑容，手拿着红宝书语录，小心翼翼地回答着红卫兵小将的提问，一个红卫兵小将，站在他前面，口气十分严厉地提着问，一些红卫兵不时喊着，“你要老实交代问题，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没想到，我在乌鲁木齐会见到他，新疆至上而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是因为他分成了两大派，他就是新疆文化大革命的焦点。没想到他这么大的人物，在红卫兵小将面前是那样的无奈。我是打倒他的观点，其实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只是从传单上了解他的问题。今天见到他，我不免对他产生了同情和好感。九月十日，兵团文革通知我们下三场少数派的代表到兵团司令部，参加兵团司令员召开的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座谈会，见到了兵团司令员。我们汇报了下三场目前武斗和逼供信，及迫害少数派的情况，司令员表示支持我们下三场的少数派，并给我们作了一些指示，真没想到，这次逃亡乌鲁木齐，会见到自治区和兵团的一号人物。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空前的浩劫。下三场也深受其害。文化大革命中，小小的下三场，发生了500余起逼供信，6名团级干部被打倒靠边劳动，营级干部被打倒靠边劳动的19人，连级37人，动用各种刑具110多种，有538人不同程度地挨过打，57人被打成残废，17人致死。因受冤c假c错案株连的有221人，10年财务亏损共计1526。8万元。这些数据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场揭c批c查办公室落实政策统计的结果。对人们精神上的巨大伤害，就没法估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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