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六章意料不到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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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这样，没经过的事情，总想知道，我很想知道母亲在拘留所中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是母亲躯体上的一处伤口，不问，随着时间推移，伤口会慢慢愈合，而问及，刚愈合了的伤口会被瞬间撕裂，我不忍看那血淋淋的伤口。因此，母亲在拘留所中的事情，我从来没有问过。我所知道母亲在拘留所中的事情，都是母亲有意无意中说出的。而当她说那些事情的时候，我总装作漫不经心若无其事的样子。
和我母亲同一监室的，在张辛如之后，还有一个比我母亲大几岁的干瘪的老太太，据说是个“一贯道”，母亲对她讲述的不多，由此，我对她无甚过多印像。而剩下的另一个，虽然她既无高官背景，也无历史劣迹，是个普普通通的妇女，但后来发生的事，使我对她终生难忘，一直到现在。
我母亲是先出狱的，她是后出狱的，她也是于我母亲之后进狱的，她进狱时，一只胳膊被人打折了，大便和女人的例假不能自理，都是我母亲来帮助她。也许是出于感恩，也许是她进了狱后由于世态炎凉，别人与她断绝了关系，她出狱后无亲可奔，她后来到我们家来了两次，她来我们家没有空手，拿了些小鱼、我母亲舍不得吃，挂在屋檐下，后来让猫给偷吃了。
在那个年代，我们不敢上别人家去，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到我们家来，特别是她这样的人，非亲非故，身上又有污点，我们深深怕她给我们家带来灾难。
可是怕什么，偏偏它就来什么，她的到来，给我们家，带来了又一场灾难。
一九七零年春天，我们家来了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就是和我母亲同住一个监室的第三个狱友。
这个女人干净、利落，说话嘎嘣溜脆，小女孩跟她妈妈一样性格，欢蹦乱跳，眉飞色舞，不知人间烦恼，在我家的所有亲戚中，从来没听母亲说过这么一位也从来没见过这么一位。
我不知如何称谓，我愣愣的看着，母亲看出了我的内心，把我拽进了里头屋，告诉了我她的来历：“她为了报答我在拘留所里对她的照顾，她出来以后哪儿也没有去就看我来了。”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狱友、病友都是朋友，尤其是狱友，更是不寻常的朋友，我母亲对于她的到来自然会有短暂的欢喜，而我们全家人并无半点欢喜，她来了，我们全家的神精都绷了起来。
当时的环境和政治气氛无法不让我们绷紧神精，我们哥俩虽然当时被解放了，但是我二妈和我妈还被当做四类分子管制着，早上出工要向请罪；晚上收工还要向请罪；每一礼拜要向治保委员会交一次思想汇报；每个月要出去做几天义务工；收工了，有时还要去义务劳动，来人要向治保委员会报户口。
这个人不是我们家的亲戚，我们如何报这个户口呢
如实汇报，和我母亲是同一监室的，治保委员会，会立刻来人，把来到我们家的这娘俩和我母亲立刻带走，那个横眉立目的治保主任，会立刻升堂，拍桌子瞪眼，审问所来之人到这里来的目的，要搞什么样的串联，要进行什么样的破坏活动。
来的这个女人我全然不了解，而我母亲我是了解的，她只想把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她不想招事，更不想惹事，和她能联系出什么绺儿来呢？
来这里既没有别的目的，那么也就是出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知恩图报了。
狱友，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不光彩的，而在那个时代更是非法的，这个女人怎么一点儿也不体惊我们的处境呢？她来了第一次，我们虽然对她没有过多的热情，但对她也没有冷淡，就由于我们家没有冷淡她，又导致她来了第二次、第三次。
我们家每次来人都要到生产队治保委员那里去汇报，我们队的“治保委员”就是把我母亲送进监狱的那个“瞎”子。
为了不让治保委员会把来看我母亲的人带走，为了不给来看我母亲的人头上浇一瓢冷水，我们家没有敢汇报所来女人的真实身份，谎报了她是我母亲的妹妹。
治保委员——“瞎子”听说我们家来人了，例行公事，履行他治保委员的职责，来到我们家，他本想巡视一番抬屁股就走，谁想斜眼一看，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屁股底下像粘上了膏药，就再也抬不起来了。
他变着法儿找话题跟那个女人搭勾，问家里有什么人，年龄有多大。女人这年三十有五，瞎子这年也三十有五，女人已经离异，而瞎子听到此话心里抓挠，恨不能把这女人一把抓到怀里。
女人在我们家住了四天，瞎子四天晚上都来到我们家，女人走了，可是瞎子还来，他总是谈那个女人，说那个女人。
过了有一个月，不知为何那个女人又来了，我和我们全家人都在为她的来到提心吊胆，上次阿弭弥佛没有出事，这次可千万别出事啊！
还得提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一九七一年住在我们村那拨十三陵修水库的。
住在我们家东屋有五个人，四个人是二十左右的小伙儿，有一个是三十多岁的老光棍，老光棍精明强干，说话干净利落。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男人追逐女人，特别是追逐那漂亮的女人是永远不变的法则，男光棍儿看到我们屋来了一漂亮的女人，找机会来我们家串门，跟那女人搭讪说话，我记得他只来了两次，而且是只站在地上，两次说话也没有超过十分钟，而且说得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
这个女人在我们家又住了三、四天，在我母亲婉转的催促下，她走了。她走了以后，那个老光棍也不见了，没过几天，我们东屋住着的修水库的民工又来了一个新人，我们东屋那个大炕只能睡五个人，多了一个往哪儿睡呢？民工们言道：“这个人是替那个老光棍儿的”我问：“那个老光棍儿哪儿去了？”民工说：“他回家结婚去了。”我问：“女方哪儿的？”民工说：“就是你们家那个亲戚啊！”
人家的回答使我和我们全家人茫然不知所措。
“这两个人怎么这样呢？你们俩的事儿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她本来跟我们也没关系，愿意跟谁结婚是她自己的事，何必跟你言语呢？甭说是她跟你没任何血缘关系，就是有血缘关系，她跟谁结婚你能管得
了吗？”我们这样自我安慰着自己。
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对于来自方方面面形形的事情，只能自己找理由，自己解脱自己。
可是有的人却不会这样解脱自己。万事只赖别人，瞎子的妈妈，横眉立目瞪着眼睛找我母亲来了，厉声道：“我儿子跟你妹妹搞对像，两人搞得热呼呼的，怎么她说不来就不来了，她是不是把我儿子给甩了？你一定要把你妹妹给我儿子找回来，给我儿子个说法！”
瞎子妈妈对我母亲劈头盖脑的“厉喝”，真难坏了我母亲，这样的结果是我母亲从来没想到的，当初我母亲告诉了那个女人我们家的地址，那个女人也告诉了我母亲她家的地址，但是做为我母亲，就是她亲妈，她出狱后也没有能力去看她，何况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女人呢？
当初帮助了同一监室里的那个女人了，那是因为她善良的天性，她从来没想过，出狱后再跟她联系什么，因此，那个女人家的地址，母亲根本没留心记过。
无法到她家去找，到十三陵去找，早就木已成舟，这样的事，甭说是这样的妹妹，就是亲妹妹你能对她如何呢？
婚姻自主，女人想跟谁，那是人家的权力，她跟谁和不跟谁跟我们有何干哪？如果我们和瞎子是平等的，本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和他理论，但在那时，假如我们说出这样的话，有如往自己已经着了火的身上再泼些油了。
我母亲无法找回那个女人，无奈之下，只得把无法找回的原因跟瞎子妈妈说了。
瞎子的妈妈，并没有念及当初我们家（靳大爷和靳二爷）帮助瞎子的父亲把她从居庸关抢回来的“好”，而把现在的实情，如实的告诉了她儿子——瞎子。瞎子的父亲——木匠，也没有阻止他的儿子——瞎子。瞎子，把我母亲带到了大队治保委员会，那个刀螂脖子的治保主任自然是又一番拍桌子瞪眼
由于我母亲谎报了来人的真实身份，而又引发了一系列罪名，最后的结果是对我母亲又开了一次批判会，每个月又增加了两个义务工，义务工由原来的四天变成了六天，而晚上每天的义务劳动由每月七次变成了十次。
而瞎子在对我母亲的这场“阶级斗争”中，从始至终他是冲在前头，打在前头，没有他，不可能抓出这么大的一个“阶级敌人”，因此他入了党。
世界上的坑人、害人者，有的能绳之于法，有的不能绳之于法，绳之于法的，有可能检讨他龌龊的以往，而不能绳之于法的会由于他龌龊的过去而偷着去乐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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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是先出狱的，她是后出狱的，她也是于我母亲之后进狱的，她进狱时，一只胳膊被人打折了，大便和女人的例假不能自理，都是我母亲来帮助她。也许是出于感恩，也许是她进了狱后由于世态炎凉，别人与她断绝了关系，她出狱后无亲可奔，她后来到我们家来了两次，她来我们家没有空手，拿了些小鱼、我母亲舍不得吃，挂在屋檐下，后来让猫给偷吃了。
在那个年代，我们不敢上别人家去，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到我们家来，特别是她这样的人，非亲非故，身上又有污点，我们深深怕她给我们家带来灾难。
可是怕什么，偏偏它就来什么，她的到来，给我们家，带来了又一场灾难。
一九七零年春天，我们家来了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就是和我母亲同住一个监室的第三个狱友。
这个女人干净、利落，说话嘎嘣溜脆，小女孩跟她妈妈一样性格，欢蹦乱跳，眉飞色舞，不知人间烦恼，在我家的所有亲戚中，从来没听母亲说过这么一位也从来没见过这么一位。
我不知如何称谓，我愣愣的看着，母亲看出了我的内心，把我拽进了里头屋，告诉了我她的来历：“她为了报答我在拘留所里对她的照顾，她出来以后哪儿也没有去就看我来了。”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狱友、病友都是朋友，尤其是狱友，更是不寻常的朋友，我母亲对于她的到来自然会有短暂的欢喜，而我们全家人并无半点欢喜，她来了，我们全家的神精都绷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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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不是我们家的亲戚，我们如何报这个户口呢
如实汇报，和我母亲是同一监室的，治保委员会，会立刻来人，把来到我们家的这娘俩和我母亲立刻带走，那个横眉立目的治保主任，会立刻升堂，拍桌子瞪眼，审问所来之人到这里来的目的，要搞什么样的串联，要进行什么样的破坏活动。
来的这个女人我全然不了解，而我母亲我是了解的，她只想把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她不想招事，更不想惹事，和她能联系出什么绺儿来呢？
来这里既没有别的目的，那么也就是出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知恩图报了。
狱友，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不光彩的，而在那个时代更是非法的，这个女人怎么一点儿也不体惊我们的处境呢？她来了第一次，我们虽然对她没有过多的热情，但对她也没有冷淡，就由于我们家没有冷淡她，又导致她来了第二次、第三次。
我们家每次来人都要到生产队治保委员那里去汇报，我们队的“治保委员”就是把我母亲送进监狱的那个“瞎”子。
为了不让治保委员会把来看我母亲的人带走，为了不给来看我母亲的人头上浇一瓢冷水，我们家没有敢汇报所来女人的真实身份，谎报了她是我母亲的妹妹。
治保委员——“瞎子”听说我们家来人了，例行公事，履行他治保委员的职责，来到我们家，他本想巡视一番抬屁股就走，谁想斜眼一看，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屁股底下像粘上了膏药，就再也抬不起来了。
他变着法儿找话题跟那个女人搭勾，问家里有什么人，年龄有多大。女人这年三十有五，瞎子这年也三十有五，女人已经离异，而瞎子听到此话心里抓挠，恨不能把这女人一把抓到怀里。
女人在我们家住了四天，瞎子四天晚上都来到我们家，女人走了，可是瞎子还来，他总是谈那个女人，说那个女人。
过了有一个月，不知为何那个女人又来了，我和我们全家人都在为她的来到提心吊胆，上次阿弭弥佛没有出事，这次可千万别出事啊！
还得提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一九七一年住在我们村那拨十三陵修水库的。
住在我们家东屋有五个人，四个人是二十左右的小伙儿，有一个是三十多岁的老光棍，老光棍精明强干，说话干净利落。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男人追逐女人，特别是追逐那漂亮的女人是永远不变的法则，男光棍儿看到我们屋来了一漂亮的女人，找机会来我们家串门，跟那女人搭讪说话，我记得他只来了两次，而且是只站在地上，两次说话也没有超过十分钟，而且说得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
这个女人在我们家又住了三、四天，在我母亲婉转的催促下，她走了。她走了以后，那个老光棍也不见了，没过几天，我们东屋住着的修水库的民工又来了一个新人，我们东屋那个大炕只能睡五个人，多了一个往哪儿睡呢？民工们言道：“这个人是替那个老光棍儿的”我问：“那个老光棍儿哪儿去了？”民工说：“他回家结婚去了。”我问：“女方哪儿的？”民工说：“就是你们家那个亲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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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的人却不会这样解脱自己。万事只赖别人，瞎子的妈妈，横眉立目瞪着眼睛找我母亲来了，厉声道：“我儿子跟你妹妹搞对像，两人搞得热呼呼的，怎么她说不来就不来了，她是不是把我儿子给甩了？你一定要把你妹妹给我儿子找回来，给我儿子个说法！”
瞎子妈妈对我母亲劈头盖脑的“厉喝”，真难坏了我母亲，这样的结果是我母亲从来没想到的，当初我母亲告诉了那个女人我们家的地址，那个女人也告诉了我母亲她家的地址，但是做为我母亲，就是她亲妈，她出狱后也没有能力去看她，何况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女人呢？
当初帮助了同一监室里的那个女人了，那是因为她善良的天性，她从来没想过，出狱后再跟她联系什么，因此，那个女人家的地址，母亲根本没留心记过。
无法到她家去找，到十三陵去找，早就木已成舟，这样的事，甭说是这样的妹妹，就是亲妹妹你能对她如何呢？
婚姻自主，女人想跟谁，那是人家的权力，她跟谁和不跟谁跟我们有何干哪？如果我们和瞎子是平等的，本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和他理论，但在那时，假如我们说出这样的话，有如往自己已经着了火的身上再泼些油了。
我母亲无法找回那个女人，无奈之下，只得把无法找回的原因跟瞎子妈妈说了。
瞎子的妈妈，并没有念及当初我们家（靳大爷和靳二爷）帮助瞎子的父亲把她从居庸关抢回来的“好”，而把现在的实情，如实的告诉了她儿子——瞎子。瞎子的父亲——木匠，也没有阻止他的儿子——瞎子。瞎子，把我母亲带到了大队治保委员会，那个刀螂脖子的治保主任自然是又一番拍桌子瞪眼
由于我母亲谎报了来人的真实身份，而又引发了一系列罪名，最后的结果是对我母亲又开了一次批判会，每个月又增加了两个义务工，义务工由原来的四天变成了六天，而晚上每天的义务劳动由每月七次变成了十次。
而瞎子在对我母亲的这场“阶级斗争”中，从始至终他是冲在前头，打在前头，没有他，不可能抓出这么大的一个“阶级敌人”，因此他入了党。
世界上的坑人、害人者，有的能绳之于法，有的不能绳之于法，绳之于法的，有可能检讨他龌龊的以往，而不能绳之于法的会由于他龌龊的过去而偷着去乐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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