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0二章批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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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们，为了批判我，为了震慑我，买了粉和绿的标语纸，写了一条条标语：“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靳某某！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靳某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一条条标语贴满了村子的角角落落，贴满了大队部的院子，贴满了原来是“演节目宣传思想”，现在是“批斗人”的戏台。
我和哥哥又被两个造反派押来了。
政工组组长，带领全体社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大海航行靠航手，又念语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然后又是高喊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靳某某！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靳某某！”随着口号声，四个造反派两个人押一个，把我们哥俩押上了戏台，他们一手按着我们脑袋，一手把我们的两只胳膊往后抬起，使我们不得不把腰弯成九十度，或更低。
上台发言批判都是政工组事先安排好的，这个人批判完了，那个人来批判。
不几天后的又一次批判是在学校进行的。
我们这个地区，中学，是在一九五八年中办起的，校址在离我们村西四里地的一座古庙里。
十几个村的中学生都要到这一个学校去念书。
到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这种状况，中学下放到每个村里，而且像我们这样的大村还设了高中班。
我和哥哥被带到了这个高中班来接受批判，当然满学校和满教室又是写着的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靳某某、靳某某的标语。
这次批判对于我们是比较温和的，没有例行两个摁着脖子和反抬着双手押解我们上台的两个人，由于没有这两个摁着我们的人，我们站在讲台上也只是低着头就行了。
为何这次批判对于我们是比较温和的，分析起来，原因有几个，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教这个高中班的班主任老师也教过我们哥儿两个，也当过我们的班主任，我们哥儿两个原本在他的印像中是很好的，本来是得意门生，本应该给他增光长脸，现在却给他丢人现眼，他的心情是不好的，他本不愿看到此情此景，他本想避而远之，眼不见心不烦，可无奈的是这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学生就在眼前，如果对于眼前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不闻不问，他有走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之嫌，他不能不批判我们，但批判我们又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意愿。
如此的心理状况，就造成了他批判我们时候的温和现状。
批判会一次接一次的进行着，有时以批判我们为主，有时是以批判别人为主，村里每揭发出一个新的阶级敌人，都要批判几次，批判新揭发出来的阶级敌人，原来的老阶级敌人就要去陪绑。
有一次我们去陪绑，陪的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原来县里的领导。
一天晚上，全村的地、富、反、坏，被几个治保主任从集合地像押俘虏一样押到了大队部，大队部的屋内灯火通明，戏台上方横绷着个巨大的标语，“坚决打倒党内的走资派。”戏台上比往常又增加了几个大灯泡子，蚊子和猛虫子的天性使它们冲向了大灯泡子，大灯泡子的灼热又把它们烘烤了回来，而被烘烤得退却下来的它们，又禁不住大灯泡子奇异光亮的诱惑，又冲向了大灯泡子，它们反复的退却与冲刺。使灯泡子周围形成了一个蚊子和猛虫子包围的球形的圆圈子。
今天被批斗的是县里几个顶尖的领导，四外的墙上贴着一条一条用粉绿纸写的标语“打倒尹、许、陈、马、李、朱！”尹是当时的县委书记，许是县长，陈是副书记，马是副县长，李是解放初期的副书记，朱是解放初期的县长。
一辆解放军的大卡车把他们拉来了，因为他们的官大，知道他们的人多，他们挨斗的次数比我多
，哪个公社都要斗他们，哪个单位都要斗他们。
今天，按预先排好的“队”，轮到我们公社斗他们了，我们这些四类分子和他们虽然都是挨斗的对象，但他们的穿戴、气质、言语，自然和我们这些农村的四类分子有着天壤之别，他们虽然现在穿的衣服不敢奢华了，但还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虽然他们说话不敢指手划脚了，但他们还是不卑不亢的。
农村的老百性是淳朴的、憨厚的，他们对县里的干部，没有像对地、富、反、坏那样，是手下留情的，他们只让他们直挺挺的站在台上，并没有两个人去揞他们的脖子让他们弯九十度的腰，也没有让他们躬身朝前双手朝后，做那燕飞的动作。
这说得是我们这儿的百姓，听说南山根儿的一个村子，对他们可不是这个样子，南山根儿的百姓听说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把他们恨死了，会上斗争他们的时候让他们站在板凳上，弯着腰做那燕飞的动作，斗完了还要让他们去地里劳动，劳动完了，不让他们回原来的机关吃饭，让他们和贫下中农吃同样的饭，贫下中农没做完饭，让他们在院里的南墙根儿站着等着，精神的压抑、过度的疲劳、营养的不良，后来，有一位领导没熬过这一劫，死了。
世间万物，花花绿绿，人的心肠，千差万别，行行，有这么想的，有那么想的，有一位看守“走资派”的民兵，看着“走资派”吃那破饭，喝着凉水，起了怜悯之心，从家里拿来了一张烙饼提了一壶开水，“走资派”感激涕零，“走资派”遂跟这位挎着枪的民兵言道：“谢谢你了！谢谢你了！”遂后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啦？”“走资派”看到这个民兵心地善良，无有敌意，随后又托了民兵一个事情：“我从家里出来之时，家里不知道我到这里来了，我已经来这里好几天了，家里不定怎么着急哪，小同志啊，你行行好，能到我家里跑一趟吗？告诉她们，我在这里。”那个民兵言道：“这有什么不行。”随后“走资派”写了他家的住址，交给了民兵，这个民兵下了看守“走资派”的夜班，借了一个破自行车，进城照着“走资派”写的地址，找到了他家，把该告诉“走资派”家属的话告诉了“走资派”家属。据说，当那个“走资派”官复原职后，为了报答那一壶开水和一张饹饼和给他家属通风报信儿之恩，给了那个民兵不少实惠哪。当然这是后来话。
我们这里，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者，也没有像菩萨一样扶危济困者，只是对被押来的走资派进行了例行公事的批斗。
当官的直挺挺的站在大电灯泡子下，电灯泡子，灼热的光线，刺着一个个锃亮的脑门子，蚊子和猛虫子，不管不顾，狠命的，抽打着一张张憔悴的脸，他们，一动不敢动，直挺挺的站在哪里。
批斗会不知参加过多少次了，每次挨斗的人虽然不同，但是程序基本是相同的。
起先是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后来改成了先唱“东方红”，这个歌，然后是主持人念语录，再然后是把挨斗的人押上主席台，接着是大会发言，历数被斗人的“罪状”，每个在大会上发言的人，在发言后，都要振臂高呼口号，口号是，打倒台上被斗的人某某某，后来在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后，开批斗谁的会到最后都要喊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的口号，喊完这个口号后就要喊万岁。
口号都喊完，全场齐唱“大海航行靠航手”这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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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哥哥又被两个造反派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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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是高喊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靳某某！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靳某某！”随着口号声，四个造反派两个人押一个，把我们哥俩押上了戏台，他们一手按着我们脑袋，一手把我们的两只胳膊往后抬起，使我们不得不把腰弯成九十度，或更低。
上台发言批判都是政工组事先安排好的，这个人批判完了，那个人来批判。
不几天后的又一次批判是在学校进行的。
我们这个地区，中学，是在一九五八年中办起的，校址在离我们村西四里地的一座古庙里。
十几个村的中学生都要到这一个学校去念书。
到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这种状况，中学下放到每个村里，而且像我们这样的大村还设了高中班。
我和哥哥被带到了这个高中班来接受批判，当然满学校和满教室又是写着的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靳某某、靳某某的标语。
这次批判对于我们是比较温和的，没有例行两个摁着脖子和反抬着双手押解我们上台的两个人，由于没有这两个摁着我们的人，我们站在讲台上也只是低着头就行了。
为何这次批判对于我们是比较温和的，分析起来，原因有几个，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教这个高中班的班主任老师也教过我们哥儿两个，也当过我们的班主任，我们哥儿两个原本在他的印像中是很好的，本来是得意门生，本应该给他增光长脸，现在却给他丢人现眼，他的心情是不好的，他本不愿看到此情此景，他本想避而远之，眼不见心不烦，可无奈的是这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学生就在眼前，如果对于眼前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不闻不问，他有走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之嫌，他不能不批判我们，但批判我们又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意愿。
如此的心理状况，就造成了他批判我们时候的温和现状。
批判会一次接一次的进行着，有时以批判我们为主，有时是以批判别人为主，村里每揭发出一个新的阶级敌人，都要批判几次，批判新揭发出来的阶级敌人，原来的老阶级敌人就要去陪绑。
有一次我们去陪绑，陪的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原来县里的领导。
一天晚上，全村的地、富、反、坏，被几个治保主任从集合地像押俘虏一样押到了大队部，大队部的屋内灯火通明，戏台上方横绷着个巨大的标语，“坚决打倒党内的走资派。”戏台上比往常又增加了几个大灯泡子，蚊子和猛虫子的天性使它们冲向了大灯泡子，大灯泡子的灼热又把它们烘烤了回来，而被烘烤得退却下来的它们，又禁不住大灯泡子奇异光亮的诱惑，又冲向了大灯泡子，它们反复的退却与冲刺。使灯泡子周围形成了一个蚊子和猛虫子包围的球形的圆圈子。
今天被批斗的是县里几个顶尖的领导，四外的墙上贴着一条一条用粉绿纸写的标语“打倒尹、许、陈、马、李、朱！”尹是当时的县委书记，许是县长，陈是副书记，马是副县长，李是解放初期的副书记，朱是解放初期的县长。
一辆解放军的大卡车把他们拉来了，因为他们的官大，知道他们的人多，他们挨斗的次数比我多
，哪个公社都要斗他们，哪个单位都要斗他们。
今天，按预先排好的“队”，轮到我们公社斗他们了，我们这些四类分子和他们虽然都是挨斗的对象，但他们的穿戴、气质、言语，自然和我们这些农村的四类分子有着天壤之别，他们虽然现在穿的衣服不敢奢华了，但还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虽然他们说话不敢指手划脚了，但他们还是不卑不亢的。
农村的老百性是淳朴的、憨厚的，他们对县里的干部，没有像对地、富、反、坏那样，是手下留情的，他们只让他们直挺挺的站在台上，并没有两个人去揞他们的脖子让他们弯九十度的腰，也没有让他们躬身朝前双手朝后，做那燕飞的动作。
这说得是我们这儿的百姓，听说南山根儿的一个村子，对他们可不是这个样子，南山根儿的百姓听说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把他们恨死了，会上斗争他们的时候让他们站在板凳上，弯着腰做那燕飞的动作，斗完了还要让他们去地里劳动，劳动完了，不让他们回原来的机关吃饭，让他们和贫下中农吃同样的饭，贫下中农没做完饭，让他们在院里的南墙根儿站着等着，精神的压抑、过度的疲劳、营养的不良，后来，有一位领导没熬过这一劫，死了。
世间万物，花花绿绿，人的心肠，千差万别，行行，有这么想的，有那么想的，有一位看守“走资派”的民兵，看着“走资派”吃那破饭，喝着凉水，起了怜悯之心，从家里拿来了一张烙饼提了一壶开水，“走资派”感激涕零，“走资派”遂跟这位挎着枪的民兵言道：“谢谢你了！谢谢你了！”遂后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啦？”“走资派”看到这个民兵心地善良，无有敌意，随后又托了民兵一个事情：“我从家里出来之时，家里不知道我到这里来了，我已经来这里好几天了，家里不定怎么着急哪，小同志啊，你行行好，能到我家里跑一趟吗？告诉她们，我在这里。”那个民兵言道：“这有什么不行。”随后“走资派”写了他家的住址，交给了民兵，这个民兵下了看守“走资派”的夜班，借了一个破自行车，进城照着“走资派”写的地址，找到了他家，把该告诉“走资派”家属的话告诉了“走资派”家属。据说，当那个“走资派”官复原职后，为了报答那一壶开水和一张饹饼和给他家属通风报信儿之恩，给了那个民兵不少实惠哪。当然这是后来话。
我们这里，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者，也没有像菩萨一样扶危济困者，只是对被押来的走资派进行了例行公事的批斗。
当官的直挺挺的站在大电灯泡子下，电灯泡子，灼热的光线，刺着一个个锃亮的脑门子，蚊子和猛虫子，不管不顾，狠命的，抽打着一张张憔悴的脸，他们，一动不敢动，直挺挺的站在哪里。
批斗会不知参加过多少次了，每次挨斗的人虽然不同，但是程序基本是相同的。
起先是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后来改成了先唱“东方红”，这个歌，然后是主持人念语录，再然后是把挨斗的人押上主席台，接着是大会发言，历数被斗人的“罪状”，每个在大会上发言的人，在发言后，都要振臂高呼口号，口号是，打倒台上被斗的人某某某，后来在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后，开批斗谁的会到最后都要喊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的口号，喊完这个口号后就要喊万岁。
口号都喊完，全场齐唱“大海航行靠航手”这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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