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代号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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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九思远远便望见，杨炳新和一位小个子男人站在汇丰银行用来吓唬中国储户的爱奥尼克柱下，显出手脚无处安置的样子，很不自在。果然，杨炳新一见面就怒冲冲道：“你让我们俩站在这个地界等你，拿我们寻开心哪。”
冯九思没想到这个地方会对穷人的自尊心有所伤害，但他又不想当着新同志的面服软，便强词夺理道：“到这儿来你也该化个妆才是。”然后他立刻转向另一位同志，伸出手来说：“见到您很高兴。”那人的身材又瘦又小，黑黑的脸上满是穷苦，握住他的手说：“我是‘大象’，在三条石……”
冯九思拦住他的话头说：“你好，你好，叫我老冯。”他并不是不想对同志介绍自己，但地下工作风险太大，组织上要求他严格保守自己身份的秘密，不经领导批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这时杨炳新却说：“我还得回去一趟，你们先走，我随后就到。”冯九思不解，悄声问：“你小子也是凶手的目标，都这会儿了，还满大街乱窜，是私事还是公事？”杨炳新顿时面有惭色，但很快又板起脸来说：“我是你的领导，听从指挥。”
得，这可就没话说了。冯九思很不情愿地把地址告诉杨炳新，然后带着“大象”上车离开，银行门前站岗的两个巡捕咔地碰响鞋跟向他行礼，他对这些手下也只是挥了挥手而已。
这算怎么回事呢？他指挥着司机开车在英、法租界里一阵乱转，希望摆脱凶手可能的跟踪。说实话，他很希望杨炳新能留下来，因为他对这个案子的下一步进展根本就毫无线索。这一点杨炳新不清楚，但他自己清楚得很，他对杨炳新讲的那些东西，大多都是在小仓的提示下做出的判断，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往好里说这是推断，往坏里说他这是在“撞大运”。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算是小仓的提示没错，他的判断也很正确，凶手确实是冲着“吉田事件”的参与者来的，但凶手今晚的目标到底是谁，他可就无从猜测了。现在他告诉杨炳新说“大象”是凶手今晚的目标，但如果凶手今晚偏偏选中了杨炳新，而将“大象”安排在明晚，那么，杨炳新此时此刻的处境就太危险了。
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杨炳新和上级党组织显然赞成他的判断，如今也把“大象”交到他手里，然而，要想最终证实他的判断，就必须得等待凶手向他们动手的那一刻，这也就是说，他这是在拿“大象”的性命做诱饵，以便向组织上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判断正确。这可不像是正派人想出来的办法，他对自己很是不满。
望着“大象”对他充满信任的眼神，他在心底悄悄自问，我算得上是个好人吗？这话得看由谁来说，但他认为自己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好人。我是个好的革命者吗？也许吧，至少马马虎虎。那么，我是个好同志好伙伴吗？只怕未必，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太看重自己了，以至于忽略了同志。
他的家是所一楼一底的公寓，邻居多是各大洋行的外国职员。隔着三个路口他们就下了车，又步行绕了两条街，看清楚没有人跟踪，这才开锁进门。
“大象”见什么东西都新鲜，特别是门上的美国新型弹簧锁，关门开门地拨弄了半天，像是见到了难得的玩具。他则打电话给饭馆订了三个人的晚餐，然后领着“大象”在楼下各处转了转，并且特别说明了抽水马桶的使用方法。你得坐在上面，他格外强调，因为多年前他也曾在家中隐蔽过一位同志，不想那位同志居然蹲在马桶上方便，结果弄得很不好收拾。
方才在回来的路上，他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根据通常的组织纪律，他认为杨炳新必定没对“大象”透露他的双重身份，这样一来，在杨炳新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就可以摆出一副上级领导的架式，对“大象”进行正式“询问”，让“大象”吐露他所了解的有关“吉田事件”的细节――“吉田事件”导致了领导对他的不信任，这是他的心结，他一直在寻找正式询问当事人的机会，现在终于找到了。
两年前，虽然他本人也参与了“吉田事件”的行动，但对行动细节知之甚少，也从来没见过吉田次郎本人。那次行动出问题之后，领导又一直不让他与当事者接触，这便让他找不到任何证据为自己辩护。或许，导致领导不再信任他的事实，就藏在“大象”的“鼻子”里。为了弄清楚领导不信任他的真相，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是的，一切代价，哪怕是杀人放火，否则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两年来，每想到此事，他就不禁怒火中烧。
瓦斯炉上的水烧开了，他打算泡一壶红茶。突然外边门铃响，他告诉“大象”是送饭的来了。“大象”兴冲冲地又去摆弄门锁，但开门迎进来的却是警务处副处长乔治·安德森。
安德森拿他那双生了锈的铜铃般的大眼睛紧盯在“大象”脸上问：“这是谁？”冯九思平淡地说：“通下水道的工人。”然后他示意“大象”躲进卫生间。
安德森又把大眼睛盯在他脸上问：“你小子背着我在玩什么把戏？”冯九思丝毫也不畏惧这条爱尔兰大汉，即使赤手相搏，他们当初也不过是打了个平手，但他实在不想看这家伙因为终于能爬到他头上而表现出来的志得意满的神气，便没好气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安德森说：“我刚刚才听说，你小子故意违抗我的命令，没去调查那两起爆炸案，而是正在帮助共产党调查连环杀人案。”听到这话，冯九思心下一沉，知道安德森必定掌握了相当准确的情报，这才前来兴师问罪。安德森接着说：“不论这是共产党自己内哄，还是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仇杀，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冯九思问：“你从哪听来的这些胡说八道，还当了真啦？”安德森说：“周孝存先生是位可敬的绅士，我们合作多年，他从没说过谎。”
如果是周孝存告的密，这件事可就蹊跷了。他为什么要阻止我调查这个案子？冯九思不明白。这时安德森又说：“我早就说你小子是共产党，但工部局的董事们却说，像你这种贪污受贿逛交际花的租界警察，共产党不要；我现在终于有证据了，等我把事情真相报告给董事会，看他们怎么说。”到了这会儿，冯九思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拿起电话递给安德森说：“我在警务处这么多年，得罪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董事会每个月都接到几十封针对我的告密信，这几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诬陷我是共产党，我这不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吗？所以，你最好现在就打电话向上报告，省得老惦记着晚上睡不着觉。”
这叫以攻为守，但是他知道，这一回要想脱身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国民党特务向来与租界当局关系紧密，这次又是周孝存亲自出面，他手里必须得有些过硬的东西抵挡一阵，才能有机会利用现有的职务和权力完成党组织交派的任务。至于说日后警务处对他的调查，他倒不太在意，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像两年前的“吉田事件”一样，蒙混过关的机会还是有的，实在不行，他还可以乘机丢下这份危险的地下工作，正式参加抗日队伍，或者，仅仅是或者，他也可以带着蓝小姐去南洋过小日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安德森突然得意地大笑起来，一张胖脸笑得好似开花馒头。他说：“还有一件事，我还掌握着一件证据。”冯九思这会儿不想再与他纠缠，便推着他往门外边走边说：“你还有什么东西尽管拿回家自己玩去。”刚把他推出门，安德森却说：“我知道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小子就是共产党。”冯九思故意大笑道：“就是那个通下水道的工人吗？”安德森说：“不是，是姓杨的小子，这件事你那聪明的小脑袋没想到吧，这是日本人专门派人送给我个人的情报，说你小子私通‘共匪’。”
冯九思相信安德森说的全部都是实情，然而他一点也不害怕，恰恰相反，这倒让他在心里产生了几分解脱感，因为这家伙把所有的实话都说了，也就等于把日本人和国民党特务所掌握的与他有关的情报全都透露给他了。于是他笑道：“你小子糊涂了，还是喝醉了？这都什么年月了，怎么还是一嘴的旧词儿，还‘共匪’？你忘了，自从日本人占了华北，租界就成了‘共匪’和‘蒋匪’的避难所，跟谁‘私通’都没有杀头的罪过。”说罢他便猛地把门摔上了。
斗嘴归斗嘴，他认为，安德森这次打上门来毕竟是个麻烦。在租界当局看来，私通“蒋匪”绝不是罪过，但私通“共匪”可就不好说了。但他不怕，因为这只是与他在警务处的前途有关，对党组织的事业伤害不大，即使花上十天半个月的功夫最终被查实，并且将他开除出警务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让他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周孝存和日本人会同时把矛头指向了他？为什么？现在他越发感觉到，自己调查的这起连环杀人案背后，一定有大秘密，大文章。\');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冯九思没想到这个地方会对穷人的自尊心有所伤害，但他又不想当着新同志的面服软，便强词夺理道：“到这儿来你也该化个妆才是。”然后他立刻转向另一位同志，伸出手来说：“见到您很高兴。”那人的身材又瘦又小，黑黑的脸上满是穷苦，握住他的手说：“我是‘大象’，在三条石……”
冯九思拦住他的话头说：“你好，你好，叫我老冯。”他并不是不想对同志介绍自己，但地下工作风险太大，组织上要求他严格保守自己身份的秘密，不经领导批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这时杨炳新却说：“我还得回去一趟，你们先走，我随后就到。”冯九思不解，悄声问：“你小子也是凶手的目标，都这会儿了，还满大街乱窜，是私事还是公事？”杨炳新顿时面有惭色，但很快又板起脸来说：“我是你的领导，听从指挥。”
得，这可就没话说了。冯九思很不情愿地把地址告诉杨炳新，然后带着“大象”上车离开，银行门前站岗的两个巡捕咔地碰响鞋跟向他行礼，他对这些手下也只是挥了挥手而已。
这算怎么回事呢？他指挥着司机开车在英、法租界里一阵乱转，希望摆脱凶手可能的跟踪。说实话，他很希望杨炳新能留下来，因为他对这个案子的下一步进展根本就毫无线索。这一点杨炳新不清楚，但他自己清楚得很，他对杨炳新讲的那些东西，大多都是在小仓的提示下做出的判断，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往好里说这是推断，往坏里说他这是在“撞大运”。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算是小仓的提示没错，他的判断也很正确，凶手确实是冲着“吉田事件”的参与者来的，但凶手今晚的目标到底是谁，他可就无从猜测了。现在他告诉杨炳新说“大象”是凶手今晚的目标，但如果凶手今晚偏偏选中了杨炳新，而将“大象”安排在明晚，那么，杨炳新此时此刻的处境就太危险了。
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杨炳新和上级党组织显然赞成他的判断，如今也把“大象”交到他手里，然而，要想最终证实他的判断，就必须得等待凶手向他们动手的那一刻，这也就是说，他这是在拿“大象”的性命做诱饵，以便向组织上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判断正确。这可不像是正派人想出来的办法，他对自己很是不满。
望着“大象”对他充满信任的眼神，他在心底悄悄自问，我算得上是个好人吗？这话得看由谁来说，但他认为自己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好人。我是个好的革命者吗？也许吧，至少马马虎虎。那么，我是个好同志好伙伴吗？只怕未必，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太看重自己了，以至于忽略了同志。
他的家是所一楼一底的公寓，邻居多是各大洋行的外国职员。隔着三个路口他们就下了车，又步行绕了两条街，看清楚没有人跟踪，这才开锁进门。
“大象”见什么东西都新鲜，特别是门上的美国新型弹簧锁，关门开门地拨弄了半天，像是见到了难得的玩具。他则打电话给饭馆订了三个人的晚餐，然后领着“大象”在楼下各处转了转，并且特别说明了抽水马桶的使用方法。你得坐在上面，他格外强调，因为多年前他也曾在家中隐蔽过一位同志，不想那位同志居然蹲在马桶上方便，结果弄得很不好收拾。
方才在回来的路上，他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根据通常的组织纪律，他认为杨炳新必定没对“大象”透露他的双重身份，这样一来，在杨炳新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就可以摆出一副上级领导的架式，对“大象”进行正式“询问”，让“大象”吐露他所了解的有关“吉田事件”的细节――“吉田事件”导致了领导对他的不信任，这是他的心结，他一直在寻找正式询问当事人的机会，现在终于找到了。
两年前，虽然他本人也参与了“吉田事件”的行动，但对行动细节知之甚少，也从来没见过吉田次郎本人。那次行动出问题之后，领导又一直不让他与当事者接触，这便让他找不到任何证据为自己辩护。或许，导致领导不再信任他的事实，就藏在“大象”的“鼻子”里。为了弄清楚领导不信任他的真相，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是的，一切代价，哪怕是杀人放火，否则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两年来，每想到此事，他就不禁怒火中烧。
瓦斯炉上的水烧开了，他打算泡一壶红茶。突然外边门铃响，他告诉“大象”是送饭的来了。“大象”兴冲冲地又去摆弄门锁，但开门迎进来的却是警务处副处长乔治·安德森。
安德森拿他那双生了锈的铜铃般的大眼睛紧盯在“大象”脸上问：“这是谁？”冯九思平淡地说：“通下水道的工人。”然后他示意“大象”躲进卫生间。
安德森又把大眼睛盯在他脸上问：“你小子背着我在玩什么把戏？”冯九思丝毫也不畏惧这条爱尔兰大汉，即使赤手相搏，他们当初也不过是打了个平手，但他实在不想看这家伙因为终于能爬到他头上而表现出来的志得意满的神气，便没好气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安德森说：“我刚刚才听说，你小子故意违抗我的命令，没去调查那两起爆炸案，而是正在帮助共产党调查连环杀人案。”听到这话，冯九思心下一沉，知道安德森必定掌握了相当准确的情报，这才前来兴师问罪。安德森接着说：“不论这是共产党自己内哄，还是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仇杀，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冯九思问：“你从哪听来的这些胡说八道，还当了真啦？”安德森说：“周孝存先生是位可敬的绅士，我们合作多年，他从没说过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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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九思相信安德森说的全部都是实情，然而他一点也不害怕，恰恰相反，这倒让他在心里产生了几分解脱感，因为这家伙把所有的实话都说了，也就等于把日本人和国民党特务所掌握的与他有关的情报全都透露给他了。于是他笑道：“你小子糊涂了，还是喝醉了？这都什么年月了，怎么还是一嘴的旧词儿，还‘共匪’？你忘了，自从日本人占了华北，租界就成了‘共匪’和‘蒋匪’的避难所，跟谁‘私通’都没有杀头的罪过。”说罢他便猛地把门摔上了。
斗嘴归斗嘴，他认为，安德森这次打上门来毕竟是个麻烦。在租界当局看来，私通“蒋匪”绝不是罪过，但私通“共匪”可就不好说了。但他不怕，因为这只是与他在警务处的前途有关，对党组织的事业伤害不大，即使花上十天半个月的功夫最终被查实，并且将他开除出警务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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