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卷 39、邓子恢医治“早产儿” 党中央出台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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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连三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人为地促成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10月，全国多数省市区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至此，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宣告提前完成。如果从1953年算起，仅仅用4年时间走完了原定15年（3个5年计划）的历史进程。
由于过急过快过粗，大多数高级社是一片混乱：管理经营混乱，干部强迫命令，社员闹退社，留在社里的社员也是不关心集体，劳动消极怠工……。
当时有顺口溜说：“上工慢腾腾，干活瞎糊弄，收工一窝蜂”；有打油诗云：“出工鹭鸶探雪，收工流星赶月，干农活李逵说苦，挣工分武松打虎”。有的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
1956年秋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合作化，社会主义到来了。但是，农村并没有“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生产力却受到了破坏：1956年棉花比1955年减产一百四十七万担，猪减少了三百五十万头，大牲口减少一百多万头。此时，只有集体生产才是社会主义，农民（现在是社员了）个人从事副业便是资本主义，应加以限制或禁止的观点开始流行。结果是灾难性的：譬如福建省1956年猪比1955年减少20%，砖瓦减少27%，鸡、鸭、蛋也大量减少，而茶叶生产竟不及战前（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龙江省委当年七月向中央报告，全省农村的副业生产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
著名作家赵树理当时在山西省长治地区的一个县里挂职任县委书记，眼见中国农村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出现了恶劣的后果，就在1956年8月间给上级中共长治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讲到：“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中国农村这位母亲，从1951年开始就有了身孕（互助组），这个受精卵将发育到初级社，再发育到高级社，高级社的预产期从1953年算起是15年，即1968年是他的诞辰。可是性急的人不断地揉搓她的肚皮，给她吃“催产药”，特别是在1955年下半年，连续给她服下了“四种猛烈的催产药剂”（三个会议一部书），高级社就早产了12年。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一直在劝说、阻拦甚至，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财物）是处理社与队关系的一种最好办法”，采取“两个指标（计划指标、包产指标），超产提成，减产扣分制度”，可以使社队关系合理化，避免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他还结合科学管理的思想，提出了“计划指标略高于常年实际产量，而包产指标略低于计划指标”，联系“工包到组”、“组包片”、“田间零活包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等具体措施，从而发展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思想。
主席在这段时期对邓子恢倡导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默许的，主席默许邓子恢推行这种制度，只在于他看到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确有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此，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保持沉默，既不鼓励，也不公开表示反对。到了1958年，随着“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主席认为还是“人民公社好”，集体吃、集体干，这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于是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某些做法表示不满意了。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因此受到责难，被斥为“促退派”，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一些做法也被视为搞“单干”。这是后话。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由于过急过快过粗，大多数高级社是一片混乱：管理经营混乱，干部强迫命令，社员闹退社，留在社里的社员也是不关心集体，劳动消极怠工……。
当时有顺口溜说：“上工慢腾腾，干活瞎糊弄，收工一窝蜂”；有打油诗云：“出工鹭鸶探雪，收工流星赶月，干农活李逵说苦，挣工分武松打虎”。有的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
1956年秋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合作化，社会主义到来了。但是，农村并没有“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生产力却受到了破坏：1956年棉花比1955年减产一百四十七万担，猪减少了三百五十万头，大牲口减少一百多万头。此时，只有集体生产才是社会主义，农民（现在是社员了）个人从事副业便是资本主义，应加以限制或禁止的观点开始流行。结果是灾难性的：譬如福建省1956年猪比1955年减少20%，砖瓦减少27%，鸡、鸭、蛋也大量减少，而茶叶生产竟不及战前（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龙江省委当年七月向中央报告，全省农村的副业生产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
著名作家赵树理当时在山西省长治地区的一个县里挂职任县委书记，眼见中国农村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出现了恶劣的后果，就在1956年8月间给上级中共长治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讲到：“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中国农村这位母亲，从1951年开始就有了身孕（互助组），这个受精卵将发育到初级社，再发育到高级社，高级社的预产期从1953年算起是15年，即1968年是他的诞辰。可是性急的人不断地揉搓她的肚皮，给她吃“催产药”，特别是在1955年下半年，连续给她服下了“四种猛烈的催产药剂”（三个会议一部书），高级社就早产了12年。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一直在劝说、阻拦甚至，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财物）是处理社与队关系的一种最好办法”，采取“两个指标（计划指标、包产指标），超产提成，减产扣分制度”，可以使社队关系合理化，避免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他还结合科学管理的思想，提出了“计划指标略高于常年实际产量，而包产指标略低于计划指标”，联系“工包到组”、“组包片”、“田间零活包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等具体措施，从而发展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思想。
主席在这段时期对邓子恢倡导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默许的，主席默许邓子恢推行这种制度，只在于他看到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确有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此，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保持沉默，既不鼓励，也不公开表示反对。到了1958年，随着“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主席认为还是“人民公社好”，集体吃、集体干，这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于是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某些做法表示不满意了。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因此受到责难，被斥为“促退派”，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一些做法也被视为搞“单干”。这是后话。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