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卷 23、批右倾主席重炮猛轰 邓子恢敕封“小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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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大怒，对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了一下，说：“是不是先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为好？”主席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
主席对即将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十分重视，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他作了精心的准备，要用大炮猛轰邓子恢。为此，他调阅了四、五月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准备“炮弹”。他又听了身边卫士回家探亲的调查报告，又和山西等省的省委书记谈话，进一步了解农业合作化情况，发掘农民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7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主席报送一份简报，其中提到1955年到1956年度合作社发展计划是103万个，而不是主席所要求的130万个。主席更加生气：这个邓子恢，真是顽固不化！他让把此件印发省、市委书记会议。
7月28日，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华东局作了一次电话汇报。汇报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五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柯庆施来京开会，特意把这份电话记录带给了主席。主席对浙江整掉一万五千个合作社，早就心怀不满，但又无法发作。见了此件如获至宝，暗想：“知我者，柯庆施也，他给我送来一发重型炮弹。”当即在“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这种估计不对。”批示印发到会人员。
主席已下定决心大炮猛轰邓子恢了。
1955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天，主席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报告一开头，就向邓子恢发射了一颗“重型炮弹”：“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对浙江整社，主席早就窝了一肚子火，这时他要发泄愤怒，对此大加挞伐：“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正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浙江整社是中央和主席本人批准的，而“赶快下马”也只是专指浙江省。主席盛气凌人、强词夺理，给持不同意见者以欲加之罪的霸道作风，于此可见一斑。
报告批评邓子恢们：“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至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报告逐条批驳了邓子恢所强调的“清规戒律”。批评邓子恢所认为的“‘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没有看到“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愤怒的质问：“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
报告论证了大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人民民主专政和广大贫苦农民有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是可能性；遏制一部分农民向富农发展，遏制两极分化，解决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求矛盾，这是大发展的必要性。
报告提出大发展的要求：1958年春，全国要有一半农民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到1960年，基本完成对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1967年完成合作化。
主席的这个报告，有许多论述是正确的，比如，他强调自愿互利原则和增加生产。但是，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主张合作化要稳步前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立场问题、路线之争，就要受到口诛笔伐、批判斗争。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有谁敢再发表不同意见？人人自危，怕当“小脚女人”，只能拼全力搞合作化的大发展。大发展的浪潮淹没了一切，什么“自愿互利”，什么“增加生产”，早被丢在了一边。
8月1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时，主席指名批评邓子恢：“四月间，中央一个意见，子恢一个意见，农村工作部没有执行中央的意见。五月十七日以前，说新区发展的合作社糟得很，这次会议上大家说好得很。现在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明夏可以大发展。”邓子恢听了十分茫然：他在四月份提出的整社意见，正是主席和党中央的意见呀，他何曾另有一个意见？但是，他没有辩驳。他和梁漱溟不同，他是位老共产党员，是在党内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闯过来的，他知道维护党的领袖权威的重要性。在私下，他可以和主席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但在大庭广众的会议上，他决不能辩驳、抗争。
会后，主席指示邓小平、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在目前9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请示报告，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不必交农村工作部办理。于是，邓子恢虽然没有被撤职，却被“晾”了起来。
这次会议后，主席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了修改和补充，印发给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于是，全国农村掀起了宣传、学习、贯彻主席报告的热潮，开展了批判“小脚女人”的运动，把合作化运动推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主席对即将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十分重视，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他作了精心的准备，要用大炮猛轰邓子恢。为此，他调阅了四、五月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准备“炮弹”。他又听了身边卫士回家探亲的调查报告，又和山西等省的省委书记谈话，进一步了解农业合作化情况，发掘农民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7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主席报送一份简报，其中提到1955年到1956年度合作社发展计划是103万个，而不是主席所要求的130万个。主席更加生气：这个邓子恢，真是顽固不化！他让把此件印发省、市委书记会议。
7月28日，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华东局作了一次电话汇报。汇报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五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柯庆施来京开会，特意把这份电话记录带给了主席。主席对浙江整掉一万五千个合作社，早就心怀不满，但又无法发作。见了此件如获至宝，暗想：“知我者，柯庆施也，他给我送来一发重型炮弹。”当即在“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这种估计不对。”批示印发到会人员。
主席已下定决心大炮猛轰邓子恢了。
1955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天，主席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报告一开头，就向邓子恢发射了一颗“重型炮弹”：“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对浙江整社，主席早就窝了一肚子火，这时他要发泄愤怒，对此大加挞伐：“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正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浙江整社是中央和主席本人批准的，而“赶快下马”也只是专指浙江省。主席盛气凌人、强词夺理，给持不同意见者以欲加之罪的霸道作风，于此可见一斑。
报告批评邓子恢们：“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至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报告逐条批驳了邓子恢所强调的“清规戒律”。批评邓子恢所认为的“‘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没有看到“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愤怒的质问：“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
报告论证了大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人民民主专政和广大贫苦农民有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是可能性；遏制一部分农民向富农发展，遏制两极分化，解决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求矛盾，这是大发展的必要性。
报告提出大发展的要求：1958年春，全国要有一半农民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到1960年，基本完成对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1967年完成合作化。
主席的这个报告，有许多论述是正确的，比如，他强调自愿互利原则和增加生产。但是，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主张合作化要稳步前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立场问题、路线之争，就要受到口诛笔伐、批判斗争。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有谁敢再发表不同意见？人人自危，怕当“小脚女人”，只能拼全力搞合作化的大发展。大发展的浪潮淹没了一切，什么“自愿互利”，什么“增加生产”，早被丢在了一边。
8月1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时，主席指名批评邓子恢：“四月间，中央一个意见，子恢一个意见，农村工作部没有执行中央的意见。五月十七日以前，说新区发展的合作社糟得很，这次会议上大家说好得很。现在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明夏可以大发展。”邓子恢听了十分茫然：他在四月份提出的整社意见，正是主席和党中央的意见呀，他何曾另有一个意见？但是，他没有辩驳。他和梁漱溟不同，他是位老共产党员，是在党内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闯过来的，他知道维护党的领袖权威的重要性。在私下，他可以和主席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但在大庭广众的会议上，他决不能辩驳、抗争。
会后，主席指示邓小平、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在目前9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请示报告，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不必交农村工作部办理。于是，邓子恢虽然没有被撤职，却被“晾”了起来。
这次会议后，主席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了修改和补充，印发给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于是，全国农村掀起了宣传、学习、贯彻主席报告的热潮，开展了批判“小脚女人”的运动，把合作化运动推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