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卷7、立威搞集权 公布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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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路线，向社会主义过渡，会不会遇到阻力呢？主席在考虑这个问题。
消灭资产阶级，共资本家的产，广大工人当然高兴，他们早就看着资本家有钱眼红呢。消灭小农经济，实际上是共富裕农民（中农、上中农）的产，那些土改后生活下降的农民，尤其是那些好吃懒做的人是积极拥护的，他们已经荡尽了土改分得的土地财产，正眼巴巴的盼着“第二次土改”呢。所以，主席觉得他要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定会受到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拥护（贫下中农比土改时的人数大大减少，土改时的许多贫下中农已经先富起来了，上升为中农或者上中农）。他所担心的，是在党的高层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主席首先想到了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对于农业互助合作和集体化问题，刘少奇和他有很大的分歧；在其它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有很大分歧。比如，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刘则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他强调要限制、斗争、改造，而刘则强调发展、团结、利用；在国营企业的工会问题上，他认为国营企业工人和管理干部的利益完全一致，无有矛盾，工会和管理干部立场完全一致，而刘则认为在工人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工人和管理干部存在着矛盾，工会应该维护工人的利益。刘少奇一直主张维护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按《共同纲领》办事，保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私有制。而现在，他要用“过渡时期”来取代“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抛开《共同纲领》，要消灭资本主义和农民的私有制，刘少奇能不反对么！更令他担心的是，刘少奇的威信正在越来越高，他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得到许多党内外高层人士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刘少奇的尾巴也渐渐翘起来了，不少的中共中央文件不经过他圈阅，竟敢直接下发。
主席又想到了第三号人物、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竟然在一次讲话稿里写道：建国三年来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是由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最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周恩来在政务院独揽党政大权，政府的许多大事都不向他请示报告。1952年12月，财政部薄一波对《税制》进行了修正，竟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照顾了资本家。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新税制，向下传达贯彻执行。事先，征求了工商界代表人士的意见，却没有向他这个主席请示报告。
主席意识到，要想顺利通过和贯彻他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他必须独揽大权，说了算。他决定，要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个下马威，进一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把大权全部收回到自己手里，让他们别再挡道，老老实实地同意他提出的“总路线”。
1953年2月，主席严厉的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还批评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
根据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做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决议郑重宣布：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决议规定：
第一，政府各部门对于党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需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和请示。
第二，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党组工作直接受中央领导。
第三，今后政务院各部、委、办等部门，要直接向党中央各个委员会对口请示报告。如系主席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这样一来，周恩来的党组干事会书记的职务自然被撤销，对政府内部党组的直接领导权被主席收回了。
决议还作了如下分工：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等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含外贸、外经、侨务、文化联络），由周恩来负责；
其它工作，由邓小平负责。
接着，又把政务院的各个部，分别划归以上各口直接领导。这样一来，周恩来就成了光杆司令，归他直接管辖的只剩个外交工作。
1953年5月19日，主席连续两次严厉批评刘少奇和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1953年6月15日，主席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他在讲话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系统的阐述，严厉批判了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他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他严厉的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所谓的“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听会者都听出来，这是在不指名的批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子恢等人。
主席还抓了提出新税制的财政部长薄一波作为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进行重点批判。
主席一连串的咄咄逼人的批判和独揽大权的组织措施，使全党震惊，谁还敢对主席提出的“总路线”说个“不”字！周恩来忙不迭地按照主席的旨意召开各种会议，传达和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9月2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国立即掀起一个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主席要中宣部起草一个宣传提纲。提纲几易其稿，最后经主席审阅定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在提纲里最后确定下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一切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提纲写道：“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批评，激发了高岗和饶漱石篡党夺权的野心。他俩借机上窜下跳，进行阴谋活动，攻击诋毁刘少奇和周恩来，妄图取而代之。结果，被主席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俩人都被开除党籍。这是趁火打劫者应有的下场，咎由自取。恕不详述。
主席用大批判开路，向全国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热烈欢迎。工人们欢呼雀跃的热烈欢迎；资本家咽着眼泪热烈欢迎；勤劳致富的农民胆战心惊的热烈欢迎；重新沦为贫下中农的手舞足蹈的热烈欢迎；“右倾”的党员干部无可奈何的热烈欢迎；善于追风的“左派”们则声嘶力竭的热烈欢迎。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消灭资产阶级，共资本家的产，广大工人当然高兴，他们早就看着资本家有钱眼红呢。消灭小农经济，实际上是共富裕农民（中农、上中农）的产，那些土改后生活下降的农民，尤其是那些好吃懒做的人是积极拥护的，他们已经荡尽了土改分得的土地财产，正眼巴巴的盼着“第二次土改”呢。所以，主席觉得他要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定会受到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拥护（贫下中农比土改时的人数大大减少，土改时的许多贫下中农已经先富起来了，上升为中农或者上中农）。他所担心的，是在党的高层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主席首先想到了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对于农业互助合作和集体化问题，刘少奇和他有很大的分歧；在其它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有很大分歧。比如，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刘则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他强调要限制、斗争、改造，而刘则强调发展、团结、利用；在国营企业的工会问题上，他认为国营企业工人和管理干部的利益完全一致，无有矛盾，工会和管理干部立场完全一致，而刘则认为在工人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工人和管理干部存在着矛盾，工会应该维护工人的利益。刘少奇一直主张维护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按《共同纲领》办事，保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私有制。而现在，他要用“过渡时期”来取代“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抛开《共同纲领》，要消灭资本主义和农民的私有制，刘少奇能不反对么！更令他担心的是，刘少奇的威信正在越来越高，他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得到许多党内外高层人士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刘少奇的尾巴也渐渐翘起来了，不少的中共中央文件不经过他圈阅，竟敢直接下发。
主席又想到了第三号人物、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竟然在一次讲话稿里写道：建国三年来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是由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最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周恩来在政务院独揽党政大权，政府的许多大事都不向他请示报告。1952年12月，财政部薄一波对《税制》进行了修正，竟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照顾了资本家。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新税制，向下传达贯彻执行。事先，征求了工商界代表人士的意见，却没有向他这个主席请示报告。
主席意识到，要想顺利通过和贯彻他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他必须独揽大权，说了算。他决定，要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个下马威，进一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把大权全部收回到自己手里，让他们别再挡道，老老实实地同意他提出的“总路线”。
1953年2月，主席严厉的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还批评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
根据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做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决议郑重宣布：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决议规定：
第一，政府各部门对于党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需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和请示。
第二，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党组工作直接受中央领导。
第三，今后政务院各部、委、办等部门，要直接向党中央各个委员会对口请示报告。如系主席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这样一来，周恩来的党组干事会书记的职务自然被撤销，对政府内部党组的直接领导权被主席收回了。
决议还作了如下分工：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等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含外贸、外经、侨务、文化联络），由周恩来负责；
其它工作，由邓小平负责。
接着，又把政务院的各个部，分别划归以上各口直接领导。这样一来，周恩来就成了光杆司令，归他直接管辖的只剩个外交工作。
1953年5月19日，主席连续两次严厉批评刘少奇和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1953年6月15日，主席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他在讲话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系统的阐述，严厉批判了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他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他严厉的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所谓的“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听会者都听出来，这是在不指名的批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子恢等人。
主席还抓了提出新税制的财政部长薄一波作为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进行重点批判。
主席一连串的咄咄逼人的批判和独揽大权的组织措施，使全党震惊，谁还敢对主席提出的“总路线”说个“不”字！周恩来忙不迭地按照主席的旨意召开各种会议，传达和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9月2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国立即掀起一个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主席要中宣部起草一个宣传提纲。提纲几易其稿，最后经主席审阅定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在提纲里最后确定下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一切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提纲写道：“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批评，激发了高岗和饶漱石篡党夺权的野心。他俩借机上窜下跳，进行阴谋活动，攻击诋毁刘少奇和周恩来，妄图取而代之。结果，被主席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俩人都被开除党籍。这是趁火打劫者应有的下场，咎由自取。恕不详述。
主席用大批判开路，向全国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热烈欢迎。工人们欢呼雀跃的热烈欢迎；资本家咽着眼泪热烈欢迎；勤劳致富的农民胆战心惊的热烈欢迎；重新沦为贫下中农的手舞足蹈的热烈欢迎；“右倾”的党员干部无可奈何的热烈欢迎；善于追风的“左派”们则声嘶力竭的热烈欢迎。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