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卷 13、高岗逼迫农民入组 少奇支持党员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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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高岗逼迫农民入组少奇支持党员致富东北农村是老解放区，到1948年就搞完了土地改革。农民们分得了土地翻了身，焕发出极大的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绝大多数农户靠着全家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日子过得好起来。他们拴车买马，添置农具，一心一意的发展生产，多打粮食，奔着越来越好的日子。有小部分农户还买了地，雇了工，经济上升成了富农。同时，也有少数农户因为天灾疾病，或因缺少劳力，或因好吃懒做，经济生活有所下降，有的开始卖地、借钱、借粮、当雇工。
常言道：“小河无水大河干，小河水多大河满。”东北绝大多数农民变富了，多生产了粮食，东北地区的农村经济恢复发展得很快，对支援解放战争和国家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为首的一批党员干部，对“小河水多大河满”的道理根本不懂，对东北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视而不见，却把农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看成是“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农村开始出现的两极分化看作洪水猛兽，害怕得不得了。
怎样遏制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怎样防止农村两极分化、不让农民冒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东北局于1949年12月10日专门召开了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提出的办法是：限制农民单干发家致富，大搞快搞合作互助，逐步消灭小农个体经济，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高岗在会上讲话指出：“在农村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由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与农村自发势力的结合，使一部分农民甚至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到了侵蚀，因而使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更加严重地滋长，其形式更趋于复杂。他批评了各种热衷、留恋单干、发家致富的思想，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的互助组提高到规模大的联组。他宣布了奖励互助合作的政策：国家农业贷款，除水利、防疫等贷款外，全部贷给好的、有困难的互助组；新式农具要优先贷给或卖给互助组，并给以优惠待遇；各种优良品种要优先卖给互助组；国家对农业的各种扶助，要优先互助组；劳模的奖励要奖励好的互助组，等等。这实际上是歧视、限制单干农民的政策。
1950年1月，东北局把座谈会的情况和高岗的讲话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同时，就党员先富以后，拴车买马、雇工等问题，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请示报告。
组织部负责人安子文等感到事体重大，立即请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党中央书记刘少奇（主席正在苏联访问，国内由刘少奇主政）。刘少奇于1950年1月23日，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信中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也不得因此而停止或开除。如果在今天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以及党员必须参加变工组等，则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各地的经验均已证明，党员不雇工，群众即不敢雇工；党员对生产消极，群众中的生产热情，就绝不可能发动起来。因此，对农民党员进行教育时，固须指出组织起来的好处，但同时更须明确提出“单干”与“雇工”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当天晚上，刘少奇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谈话，批评了高岗等人超越新民主主义阶段、急于搞社会主义的糊涂思想。
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了三匹马、一付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组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们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组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
刘少奇说：“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就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一百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因此，富农经济还是重要的，不要限制它，现在要让它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
刘少奇说：“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也不可认为反对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不限制雇工和单干，这是保证富农经济充分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由于生产资料还没有发展到取消单干、取消富农的程度。将来工业化实现了，大家都用机器生产，就没有人硬要单干了。”
刘少奇还说：“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刘少奇接下来却说了一句让一些人抓住把柄的话：“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因此现在的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再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那种认为当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高岗收到刘少奇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后，立即去北京，面呈给主席。主席看过之后露出不满之色。高岗敏感地察觉到主席同刘少奇在富农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当时，东北是高岗的“独立王国”，连货币都是自己发行。在东北地区，高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实行家长式统治，人们称他是“东北王”。他对刘少奇一直不服气，总想取而代之，对刘少奇的批评根本不放在心上。在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之后，《东北日报》大肆宣传高岗的讲话，鼓吹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迅速行动起来。于是，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
东北许多农村干部认为，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合法。他们采取各种办法排斥限制单干。例如：不许单干户拴车买马；单干户出门不给开路条；开垦荒地不准单干户先占场子；不给单干户贷款、贷粮、贷农具；合作社不卖给单干户任何生产、生活资料；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单干户没有公民权，限制人们和单干户来往。等等。他们认为，搞互助合作是“国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的口号下，只求数量，不管质量，要求组织起来的农户越多越好。有的地方用竞赛的办法大轰大嗡；有的地方连续开会，批判辩论，逼迫农民参加互助组；有的地方规定，农民要退组，第一次给予批评；批评后还要退，就只能单身出组，车马要留给互助组；而且不准组员和退组户来往。有的地方还规定，哪个互助组散了，罚款100万元（旧币），给军属代耕一垧地。不少干部还认为，入组的农户不仅越多越好，而且组的规模越大越好。辽西兴城县一下子就搞起1125个大型联组。
就这样，东北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51年10月14日，高岗向主席送上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很受主席的赏识。
（2008，2，25下午2点55）
14、山西省动摇私有基础华北局责其违背政策正当东北大搞强迫农民入组、把“合作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时候，山西省也像东北一样闹将起来。
1950年11月14日，山西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的文章。文章谈到农村土改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互助组发生涣散解体的现象；提出必须遏制小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互助组提高到初级社，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当前农村工作急需解决和回答的问题。经华北局同意，政策研究室于1951年3月，派农村科科长史林琪带领一个调查组，到长治地区农村进行调查。
调查组到了长治，适逢长治地委召开十个常年互助组转为初级社的会议。长治地委认为，要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必须贯彻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政策，土地分红不能高于30%，社员退社不能带走公积金。调查组对此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长治地委拒绝不同意见，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于是，调查组便将长治地委的做法和双方的分歧写成报告，经地委书记王谦看过并做了一些修改，上报华北局。
调查组回京途经太原市，向山西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书记赖若愚明确表态，支持长治地委的意见。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阐述了如下的观点：一、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党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两极分化和互助组发生涣散的根本原因。
二、为了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因此，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具体做法是：（1）在互助组内征集公积金，增强公共积累。按土地产量征集公积金，归全组组员平均所有，退组不准带走。
（2）引导互助组走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内，增大按劳分配的比重，减小土地分红的比重。
个体农民到互助组，再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当时确定的改造农民的步骤。
互助组是私有制基础上的简单集体劳动。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自己土地的经营权和和收获物全归自己，只是在劳动时组员之间互相换工；初级社是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参加初级社的农户，把土地以入股的形式交给农业社集体经营，收获物也由农业社统一分配。农民由社干部分配参加集体劳动，评分记工，工分和土地都按一定比例分红。这时的土地所有权还是社员的，但是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已经归于社干部了；高级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取消了土地分红，土地、耕畜、大型农具全归集体所有。这时，已经消灭了小农个体私有经济，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变成了依附于农业社的集体劳动者。
华北局看了调查组和山西省委的报告，认为这是关系到老区农村经济发展后的发展道路问题，决定召开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进行讨论研究。会前，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专门向刘少奇请示。
刘少奇说：“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应该巩固和确保私有。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意见是错误的。农村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并不可怕，这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搞社会主义，实行农业集体化，必须依靠发达的工业来提供农业机器，企图把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1951年4月下旬，由华北局书记刘澜涛领导、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哲人主持，在北京东城区后圆恩寺小白楼，召开了华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重点讨论山西省委的意见。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分歧，争论十分激烈。
山西省的王谦坚持认为：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正确的。应当防止两极分化，克服农民的自发势力，积极试办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完全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姚广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保护私有基础，这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没有机械化就不能实行合作化、集体化。
代表们争论激烈，意见无法统一。最后，华北局按照刘少奇的意见作了结论，山西省委则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5月4日，华北局正式批复了山西省委的报告，指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一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常言道：“小河无水大河干，小河水多大河满。”东北绝大多数农民变富了，多生产了粮食，东北地区的农村经济恢复发展得很快，对支援解放战争和国家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为首的一批党员干部，对“小河水多大河满”的道理根本不懂，对东北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视而不见，却把农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看成是“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农村开始出现的两极分化看作洪水猛兽，害怕得不得了。
怎样遏制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怎样防止农村两极分化、不让农民冒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东北局于1949年12月10日专门召开了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提出的办法是：限制农民单干发家致富，大搞快搞合作互助，逐步消灭小农个体经济，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高岗在会上讲话指出：“在农村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由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与农村自发势力的结合，使一部分农民甚至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到了侵蚀，因而使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更加严重地滋长，其形式更趋于复杂。他批评了各种热衷、留恋单干、发家致富的思想，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的互助组提高到规模大的联组。他宣布了奖励互助合作的政策：国家农业贷款，除水利、防疫等贷款外，全部贷给好的、有困难的互助组；新式农具要优先贷给或卖给互助组，并给以优惠待遇；各种优良品种要优先卖给互助组；国家对农业的各种扶助，要优先互助组；劳模的奖励要奖励好的互助组，等等。这实际上是歧视、限制单干农民的政策。
1950年1月，东北局把座谈会的情况和高岗的讲话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同时，就党员先富以后，拴车买马、雇工等问题，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请示报告。
组织部负责人安子文等感到事体重大，立即请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党中央书记刘少奇（主席正在苏联访问，国内由刘少奇主政）。刘少奇于1950年1月23日，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信中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也不得因此而停止或开除。如果在今天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以及党员必须参加变工组等，则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各地的经验均已证明，党员不雇工，群众即不敢雇工；党员对生产消极，群众中的生产热情，就绝不可能发动起来。因此，对农民党员进行教育时，固须指出组织起来的好处，但同时更须明确提出“单干”与“雇工”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当天晚上，刘少奇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谈话，批评了高岗等人超越新民主主义阶段、急于搞社会主义的糊涂思想。
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了三匹马、一付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组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们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组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
刘少奇说：“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就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一百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因此，富农经济还是重要的，不要限制它，现在要让它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
刘少奇说：“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也不可认为反对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不限制雇工和单干，这是保证富农经济充分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由于生产资料还没有发展到取消单干、取消富农的程度。将来工业化实现了，大家都用机器生产，就没有人硬要单干了。”
刘少奇还说：“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刘少奇接下来却说了一句让一些人抓住把柄的话：“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因此现在的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再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那种认为当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高岗收到刘少奇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后，立即去北京，面呈给主席。主席看过之后露出不满之色。高岗敏感地察觉到主席同刘少奇在富农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当时，东北是高岗的“独立王国”，连货币都是自己发行。在东北地区，高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实行家长式统治，人们称他是“东北王”。他对刘少奇一直不服气，总想取而代之，对刘少奇的批评根本不放在心上。在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之后，《东北日报》大肆宣传高岗的讲话，鼓吹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迅速行动起来。于是，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
东北许多农村干部认为，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合法。他们采取各种办法排斥限制单干。例如：不许单干户拴车买马；单干户出门不给开路条；开垦荒地不准单干户先占场子；不给单干户贷款、贷粮、贷农具；合作社不卖给单干户任何生产、生活资料；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单干户没有公民权，限制人们和单干户来往。等等。他们认为，搞互助合作是“国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的口号下，只求数量，不管质量，要求组织起来的农户越多越好。有的地方用竞赛的办法大轰大嗡；有的地方连续开会，批判辩论，逼迫农民参加互助组；有的地方规定，农民要退组，第一次给予批评；批评后还要退，就只能单身出组，车马要留给互助组；而且不准组员和退组户来往。有的地方还规定，哪个互助组散了，罚款100万元（旧币），给军属代耕一垧地。不少干部还认为，入组的农户不仅越多越好，而且组的规模越大越好。辽西兴城县一下子就搞起1125个大型联组。
就这样，东北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51年10月14日，高岗向主席送上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很受主席的赏识。
（2008，2，25下午2点55）
14、山西省动摇私有基础华北局责其违背政策正当东北大搞强迫农民入组、把“合作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时候，山西省也像东北一样闹将起来。
1950年11月14日，山西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的文章。文章谈到农村土改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互助组发生涣散解体的现象；提出必须遏制小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互助组提高到初级社，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当前农村工作急需解决和回答的问题。经华北局同意，政策研究室于1951年3月，派农村科科长史林琪带领一个调查组，到长治地区农村进行调查。
调查组到了长治，适逢长治地委召开十个常年互助组转为初级社的会议。长治地委认为，要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必须贯彻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政策，土地分红不能高于30%，社员退社不能带走公积金。调查组对此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长治地委拒绝不同意见，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于是，调查组便将长治地委的做法和双方的分歧写成报告，经地委书记王谦看过并做了一些修改，上报华北局。
调查组回京途经太原市，向山西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书记赖若愚明确表态，支持长治地委的意见。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阐述了如下的观点：一、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党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两极分化和互助组发生涣散的根本原因。
二、为了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因此，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具体做法是：（1）在互助组内征集公积金，增强公共积累。按土地产量征集公积金，归全组组员平均所有，退组不准带走。
（2）引导互助组走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内，增大按劳分配的比重，减小土地分红的比重。
个体农民到互助组，再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当时确定的改造农民的步骤。
互助组是私有制基础上的简单集体劳动。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自己土地的经营权和和收获物全归自己，只是在劳动时组员之间互相换工；初级社是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参加初级社的农户，把土地以入股的形式交给农业社集体经营，收获物也由农业社统一分配。农民由社干部分配参加集体劳动，评分记工，工分和土地都按一定比例分红。这时的土地所有权还是社员的，但是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已经归于社干部了；高级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取消了土地分红，土地、耕畜、大型农具全归集体所有。这时，已经消灭了小农个体私有经济，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变成了依附于农业社的集体劳动者。
华北局看了调查组和山西省委的报告，认为这是关系到老区农村经济发展后的发展道路问题，决定召开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进行讨论研究。会前，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专门向刘少奇请示。
刘少奇说：“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应该巩固和确保私有。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意见是错误的。农村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并不可怕，这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搞社会主义，实行农业集体化，必须依靠发达的工业来提供农业机器，企图把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1951年4月下旬，由华北局书记刘澜涛领导、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哲人主持，在北京东城区后圆恩寺小白楼，召开了华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重点讨论山西省委的意见。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分歧，争论十分激烈。
山西省的王谦坚持认为：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正确的。应当防止两极分化，克服农民的自发势力，积极试办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完全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姚广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保护私有基础，这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没有机械化就不能实行合作化、集体化。
代表们争论激烈，意见无法统一。最后，华北局按照刘少奇的意见作了结论，山西省委则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5月4日，华北局正式批复了山西省委的报告，指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一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