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遥远的伏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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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夏天，杨帆调新四军军部军法处任科长。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和胡立教一起突围出去，昼伏夜行，通过日伪和国民党军队重重封锁，终于在2月中旬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刚建立不久的军部，受到陈毅和刘少奇同志的热情接见。不久，被任命为军部军法处副处长，兼任盐阜区行政公署的保安处长。42年冬，军部从盐阜区转移到淮南地区以后，仍留在盐阜区做保卫工作和文化工作。可是，43年10月一天，他接到淮南军部的紧急通知，让他到军部去开会。匆匆赶到军部后，饶漱石板起面孔命令他“缴枪”，随即他就被关进破旧的砖瓦房监狱。原来此时的延安，正在进行着一场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经华中局讨论通过，成立了三人小组审理杨帆一案，组长是潘汉年。潘审查了杨帆案件的材料，发现他被怀疑的主要依据是所谓地下“救国会”问题，而“救国会”是在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潘汉年对此非常清楚。据此，潘初步认定杨是被冤枉的。
几个月以后，潘汉年在人陪同下，来到牢房。由于天气寒冷，杨帆被铐着的手冻得难受，只好不停地搓着。潘汉年把卫兵叫来冷冷地说：“把手铐打开！”卫兵有些为难。
潘说：“这样铐着怎么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
潘汉年根据手头的材料，要杨帆简单地讲讲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然后着重询问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在南京戏校的历史情况。杨帆一一作了回答，并提出了有力的证人。潘汉年越发认定杨帆是无辜的。后来，在牢房里发生了一件事，多年之后，杨帆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组织上暗中派了个干部，装作汉奸要犯，和我关在一起，实际上是来侦察我。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在被偷抄的诗词中，有一首是挂念陈毅军长的：梦仲弘军长梦中执手悄无言，热泪如潮涌榻前。
犹忆深宵金石语，何期往日葛藤嫌。
现身说法楷模在，刮骨疗疮志气坚。
欲诉沉冤鸡鸣晓，含悲依旧抱头眠。
看了这首诗，潘汉年更加坚信杨帆是冤屈的，他也坚信此案一定能够大白于天下。于是，他提笔赋诗一首，赠与杨帆。
慰炎于狱中面壁高歌字字真，江郎岂肯作狂僧。
无端屈辱无端恨，巨眼何人识书生。
后来，中央发现“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开始进行纠偏。44年春，被关押审讯了10个月之久的杨帆释放。
建国后，潘汉年和杨帆同在上海工作。
53年在揭发饶漱石错误时，有人曾指出饶在华东“镇反”方面存在片面强调宽大，片面强调依靠公安机关的搜捕和“以特反特”等右倾错误，这样就牵连到上海抓公安的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杨帆。还有一件事就是前面提到的“二.六”轰炸一案，说，50年2月6日上海被国民党飞机轰炸，是潘汉年和杨帆给国民党打了电报，提供了飞机轰炸的目标——上海发电厂。后来已经查明，此案是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搞的。此人叫罗炳乾，50年2月7日在上海伏法。但是，那种年头，要把一个人跟莫须有的罪名挂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不过，杨帆案还有特别的隐情，就是前面提到的39年事关江青的反映信，因为又一封揭发江青的信的出现而旧事重牵。
1954年初，毛泽东到杭州起草宪法草案。3月间，江青也去杭州休息。有一天，她突然接到一封寄自上海的匿名信。信的内容大致是：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己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你应向中央组织部交代江青看了此信非常恼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意攻击，大吵大闹，说当年有人反对她和毛主席结婚，就写信污蔑她，在延安“整风”审干时，也有人想整她，转战陕北在“三整三查”中，又有人想抓她的历史。这些人都是同样的目的，都是想把矛头指向主席，背后都有政治背景。江青还闹着找当时也在杭州的罗瑞卿，要他回北京搞清楚。
毛泽东早在38年同江青结婚的时候就说过：他清楚江青的情况，没有问题，并说康生亲自审查过。所以，看了这封匿名信，又正是“高饶问题”出来以后，便也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认为是类似39年杨帆（殷扬）通过项英诽谤江青，矛头指向主席的事件，便把此信交给罗瑞卿办。罗当即召集华东公安部梁国斌副部长等来杭州一起研究，根据匿名信是用“华东文委”的用笺写的等情况分析，认为作案人可能是内部人。此人能知道主席和江青的行踪，还知道江青过去的历史，绝不是一般的干部，很大可能就在上海同时，江青还提供了三十年代熟知她情况的一批上海文化人的名单作为嫌疑对象，其中就有杨帆和赵丹、郑君里等人。罗瑞卿责成陈丕显、梁国斌等负责，指定专人进行追查，公安部进行配合。从53年认定杨帆包庇坏人，到54年算旧账，杨帆被认为早就是诽谤江青、矛头指向主席的人了。尽管通过查笔迹知道这封信不是杨帆写的，但他还是在劫难逃。
54年12月31日，正在家吃晚饭的杨帆突然接到市公安局的电话，说局长有急事让他去开会，己派车在门口接他。不料，在门口“接”他的是抓捕者。从此，杨帆就开始了漫长的囹圄生活。55年1月2日，他被押上了去北京的火车。1月4日，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找他谈话，向他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让他把在南京戏剧学校那段历史交代清楚，二是说他曾经向延安发电报，反映过一位同志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些情况，希望他说一说这件事的详细情况。
杨帆当即表态：“组织上对一个党员进行审查是必要的，我将尽一切努力配合组织上的审查，以便早日得出正确结论。”他把所谓当年向延安发电报的事向徐子荣说了一遍。
徐子荣问：这些情况你除了对项英讲过以外还对什么人说过？
“没有对别人说过。”
徐子荣郑重叮嘱：“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不要再扩散。以后如无公安部领导人的命令，你不能写也不要再说这方面的材料。”
过了些日子，罗瑞卿也到监狱，问杨帆受审查有什么想法。
杨帆：“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哪条国法或违反了党的什么纪律，希望罗部长能指明开导。”
罗瑞卿：“老实告诉你，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很不清楚，1944年本应审查清楚，由于饶漱石、潘汉年做了手脚，把你滑过去了，你现在应该坦白交代你的反革命面目，以及和饶漱石、潘汉年相勾结干了哪些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勾当。”`杨帆：“罗部长，我在饶漱石、潘汉年领导下做的工作都是为革命而工作的，怎么成了反革命了呢？”
罗瑞卿：“你说不是反革命，那么，你们表面搞革命的一套，背后又搞另一套，你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革命呢？”
罗瑞卿让他彻底把自己的家底和本人历史、各种社会关系都写出材料来，同时也要揭发饶漱石和潘汉年的反革命行为。接着，他压低了嗓门向杨帆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在莫斯科治病时见到了什么人？”
“我和蔡畅同志同住在一个疗养院，有时见面。”
“还有谁？”
杨帆已经意识到罗要问什么，就说：“有一次蔡畅同志约我同去看了江青同志。”
罗瑞卿追问：“你们过去认识吗？”
“三十年代在上海搞电影戏剧工作时曾见过她，但不是很熟。”
罗瑞卿又追问：“那你在1939年给延安发电报专门反映她的情况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对哪些人说过？”
杨帆又把事情的经过向罗瑞卿叙述了一遍。
罗瑞卿听完后说：“我只是顺便问问，你不要再对别人说这件事。”（6）
55年4月12日杨帆被正式逮捕。65年8月以“内奸，反革命罪”判刑16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妻子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询问，得到答复后带着儿女去湖北与20余年未曾见面的杨帆相见。83年8月，中央为杨帆进行了彻底平反，结论是：“杨帆同志长期从事革命保卫工作，对党是忠诚的，对革命事业卓有贡献；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保卫任务，在打击敌人和保卫人民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过去认定杨帆同志是内奸、反革命分子问题，均不是事实，应予否定。1955年后对杨帆同志的隔离、逮捕、判决都是错误的。杨帆蒙冤20多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和消除影响”。杨帆和一家人自此才见到天日。
“潘杨”一案受牵连同志的冤案也一一得以平反。
据统计，“潘汉年、杨帆案”所涉及到的人员竟达千人之多。直接被捕者就有830人。受党纪处分者有100余人，当年在上海曾为潘汉年服务的地下党员几乎无一漏网。
也许，当时的办案者都以为，抓的人越多，成绩就越大吧。
5、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是新中国第一个因为倒大霉而名扬全球的文人，上年俞平伯因《红楼梦》虽被批出名，还谈不上倒大霉。
胡风，1902年生，湖北蕲春人，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25年进北大预料，一年后改入清华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29年到日本留学，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日本当局逮捕、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中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与“国防文学”口号）的论争。胡风得到鲁迅的支持。这一时期发表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了《文艺笔谈》和《密云期风习小记》，诗集《野花与箭》与一些译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这一时期著有诗集，杂文集，散文集和译文集各1部文艺批评论文集5部等。
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
一个向往光明并为之奋斗的作家，身上未必没有一点阴暗，但这不是什么罪业。可是，他一处于光明中，别人却偏偏只注意他的那点阴暗。
胡风案的起因与经过大致是这样的——52年文艺界整风，有人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评。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并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讨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扬召集在京的部分文艺界人士同胡风举行了座谈。胡风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什么错误。中共中央认为他坚持的错误文艺理论，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有不良影响，决定对其文艺思想做公开批判。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做了转载。
胡风对批评不服。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对批评进行了反驳。悲剧就是从这封长信正式开始的。
55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作协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刘、周、邓即阅，退定一同志，照办。”“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毛泽东增写的内容主要是：“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因为有了毛的这个批示，周扬在1月15日就他和胡风谈话的情况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并转毛泽东）一份报告，同时附上胡风54年5月13日写的“我的声明”。该报告说，昨晚胡风来谈话，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我的声明”。但毛泽东却不同意，他在报告上批示：“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胡风的声明本来已经承认了错误，但毛泽东显然没有原谅他。（7）
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这个报告曲解了胡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的原意，说胡风诬蔑党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列举了胡风及其文艺派别五个方面的错误思想，认为胡风给中央的报告和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报告》请求对胡风的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报告》还请求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察”。
从上文可见，中宣部（陆定一）的调门比作协（周扬）高了许多，甚至比毛泽东批示的调门还要高。这大概是为了表示“加码”执行主席的批示精神吧。然而，上下是会互相影响的，有些事情也许就是这样“发酵”的。这叫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宣部这个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胡风给中央的报告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
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也展开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的思想。但到这时候，胡风问题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但是3个月后，起了质的变化。
5月13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材料”公布了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解放前写给他的信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解放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作序发行全国。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这时，胡风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全国各地陆续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被捕的基本都是文人。
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先后有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于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可以说，这是新中国第一例大型的“文字狱”。
与这场斗争密切相关的几个人、几件事颇耐人寻味。
第一个人是舒芜。胡风与作家舒芜有很多通信。胡风作为思想敏感的作家，腹中又正有许多块垒，信中自然会谈到不少批评现实，暴露思想的话。但这些信怎么会公开，弄到《人民日报》上的呢？“胡风事件”平反以后，舒芜答《时代人物周报》问时说：“胡风事件”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交信不交信”的问题。其实当时并不存在“交信”的问题。那件事情可以这样说，甲有一件东西，乙借去了，丙在甲乙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拿给了丁看。甲就是我，乙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丙是当时《人民日报》文学组组长袁水拍，丁就是林默涵。当时《人民日报》命题叫我写一篇《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中的部分内容，叶遥借去这些信核对。那时候胡风已经被上升到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了，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批判胡风的时候是一个很次要的内容。叶遥拿到信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什么，但袁水拍看后觉得很重要，就送到林默涵那里去了。这件事我和叶遥都不知道。林默涵后来找到我，我才知道信已经到他手里。林默涵说，你的文章不用发表了，人家已经不想看你说什么，人家要看胡风说什么。当时林默涵作为中宣部文艺局长是非常有权威的，我也不敢反对。但林还留有余地地说：“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这一次胡风真的很反动。你就把这个写出来，再加上简单的注解。”所谓第一批材料（55年5月13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就是这么出来的。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没有交信。叶遥向我借，她也不知道要送上去。袁水拍拿去也没有告诉叶遥就送到林默涵那里。我觉得，我和胡风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其中比较次的一派，我是诚心诚意希望把胡风改造起来，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胡风不断交换意见，后来发现和他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于是就发表文章，表达我自己想改造的意见，希望别人也改造。当时就是这样的出发点，确确实实相信思想改造，认为改造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后来批判的浪潮越来越高，到展开胡风大批判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了，胡风事件的性质就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胡风事件”之前，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都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检查。回头看这些，要说是逼迫，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人的思想有时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当时国家是这样，就要这么跟着国家走。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相信革命会胜利，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胡风这件事也是这样，要说我当时是趋炎附势、贪生怕死，也不是那么回事，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就是会那样做。现在想起来，当时所谓“思想改造的公式”就是“不革命=反革命”。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胡风的案件是个焦点，冲出焦点，回想知识分子所走的路，可以说，20世纪的经验需要整个21世纪来消化。上世纪30年代，全世界知识分子左倾，鲁迅、罗曼罗兰等世界知名作家都是这样。当年曾经有一个记者从苏联归来，写了一篇关于“苏联真相”的文章，遭到全世界的攻击。现在想起来，这里面其实问题很大。
我们应当相信劫后余生的舒芜的话。所有的人都有局限性，大多数人既不是先知先觉的圣人，也不是落井下石的混蛋，不过是受蒙蔽或随大流的凡夫。至于舒芜提到的袁水拍和林默涵，则略有不同而已。
第二个人是乔冠华。人们一般只知道他是著名外交家，鲜知他曾受命劝过胡风进行“自我批判”过关。
胡风在66年春节后被强行要求到四川去服刑。2月15日，胡风与妻子梅志赴四川，在离京的前后，“给与他有过多年交往和一直崇敬的几位友人写下了告别信”，其中有乔冠华、徐冰和老舍等。
胡风致乔冠华信：乔公足下：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旌所向；声音在耳，笑容更在眼中。历史在前进，虽面壁之人，亦能感到神旺。
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至完全见弃，希望能给我一个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
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你的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情何在，因而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想到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取消了。
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匆匆敬礼夫人均此胡风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北京东郊乔冠华接信后，随即写信给章汉夫、姬鹏飞并转周扬等人。信如下：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的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边（便）再理会他了。胡信附上。
即此敬礼乔冠华12／2，1966注：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都在信上画了圈，章汉夫并写道：“我意不理。”
胡风为何写上面那封信给乔老爷呢？
胡风被判刑后，以为可以在北京服完剩下的4年刑期，殊不料，公安部却要将他们赶往四川。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令胡风非常沮丧，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他心情沉重而忧郁，提出愿和梅志一起到京郊劳改农场去服满刑期。被拒绝后，他在写出狱后的感想时，因为知道这个感想要呈交周恩来的，所以又提出了留在北京的请求。然而，没有回音。胡风失望了。他给乔冠华等人的信，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的。然而，胡风又是执著的。即使是如此，胡风还是希望老朋友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希望自己的处境有所改变。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徐冰时任统战部部长。他在给他们二人的信中，都说到了“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的处境，实是在隐晦地表达请求老朋友帮忙的意愿。
但是，胡风当时不可能知道，就在他以不同的方式向周恩来、乔冠华表达希望留京的愿望之际，“文革”的序幕——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已揭开，“文革”的开场戏——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当时的处境下，不论周恩来乔冠华还是徐冰，都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和艰难的选择。乔冠华虽然知道胡风的信“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但是也只能表示“不边〔便〕再理会他了”。
胡风在困境中想到致信乔冠华，乔冠华那样对待，还另有深刻的原因。43年，乔冠华等人在重庆创办《群众》杂志，登载了陈家康、胡绳以及乔本人写的探讨哲学的文章。也在重庆的胡风，“感到这是在国统区讨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因而对乔的做法表示支持。胡风正筹备出版《希望》杂志，“也准备发表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乔冠华的支持他这一想法，并特意为《希望》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一文。
胡风回忆，在这一时期：乔冠华对当时的文艺实践情况很不满意，常和我谈对这方面的意见他对我的刊物和文章是同情的、理解的，还特意为第二期译了诗。在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共鸣。谈到整风，我说，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他表示了同意。这使我很高兴，引为知己。
48年，胡风返回上海，乔冠华去了香港。在香港的乔冠华与邵荃麟等人一起，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发动了批判。乔冠华在《人民与文艺》第二辑发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点名批评胡风，给胡风的文艺观点戴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
这场由权威理论家出面的“批判”，引起了胡风的愤怒。胡风决定答辩。48年9月17日午夜3时，胡风写完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在后记中，胡风认为，香港对他的批评，在思想实质上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在实践态度上是宗派主义，将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他还指出了乔冠华文章中的不妥之处。《论现实主义的路》尚未发行，这年的12月，胡风来到香港，又见到了乔冠华。乔冠华、邵荃麟以及冯乃超三对夫妇和周而复等人，一起招待了胡风。对此，《胡风传》一书写道：“饭后，开始正式谈话，以乔冠华为主，他先问胡风对他所写文章的意见。胡风说：我写了文章，你们可能知道了。例如，你引用的黑格尔的那个理论，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把它搞清楚了。‘搞清楚’的意思就是驳倒了他，也就是把他的理论根据推翻了，否定了他的意见。他听了，出现了惊愕的神情。他也承认，事情是不简单，同意他们意见的读者并不是多数。乔不好再说什么，只说他自己是经过了怎样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不是别人能体会到的。”
52年周扬在上海和胡风谈话中，还曾指责胡风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人）的亲密关系。其后，胡风因文艺理论问题招致批评，乔冠华等人的文章，也受到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领导人的批评。
53年1月中旬，对胡风的理论进行批判中，胡风去看乔冠华。两人谈到了林默涵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文章。乔冠华对胡风说：“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我觉得，把问题摊开来谈，花几天工夫一定可以谈得清楚。我觉得，这个关一定可以过去。”
耿直的胡风却抢白说：“我从来没有抱过关思想。”
乔冠华尴尬地说：“我的话说错了……”
但胡风最后还是说，自己打算好好检查，长期检查。
乔只好说，那就将来再说吧。
55年年初，始终坚持自己观点的胡风，在高压之下也不得不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
这年3月的一天晚上，乔冠华又一次来看望胡风。同乔一道来的还有陈家康和邵荃麟，主谈是乔冠华，主题还是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乔冠华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乔冠华希望胡风能积极地检讨自己的问题，并苦口婆心地劝道：“别的不说吧，你跟党这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上应该检查检查，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邵荃麟对胡风说：“你老指责宗派主义，左联的事情我不清楚，至少我和你的关系应该是没有宗派的，但你也把我划入宗派了”
陈家康却道：“一切可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乔冠华厉声打断：“家康这个同志就有这个毛病”陈家康嗫嚅地红着脸不再吭声。。
这次谈话后两个月，胡风被捕。乔信中所说55年“曾去劝过他一次”，就是这一次。
这次谈话，乔冠华显然是受命而来的。指派他来的人，乔信中说是陆定一，但是从乔向胡风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看，周恩来也许知道这次谈话，并给乔作过指示。从乔本人来说，他是希望胡风“过关”的，也不会料到胡的结局会那样惨。然而，胡风如果看见“此人已不可救药”这7个字，未免会寒心吧。
第三个人是姚文元。此人由“迷胡”到“批胡”，后来又差点“涉胡”栽跟头，但最后终于安然无恙，还尝到了批人的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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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后，潘汉年在人陪同下，来到牢房。由于天气寒冷，杨帆被铐着的手冻得难受，只好不停地搓着。潘汉年把卫兵叫来冷冷地说：“把手铐打开！”卫兵有些为难。
潘说：“这样铐着怎么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
潘汉年根据手头的材料，要杨帆简单地讲讲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然后着重询问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在南京戏校的历史情况。杨帆一一作了回答，并提出了有力的证人。潘汉年越发认定杨帆是无辜的。后来，在牢房里发生了一件事，多年之后，杨帆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组织上暗中派了个干部，装作汉奸要犯，和我关在一起，实际上是来侦察我。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在被偷抄的诗词中，有一首是挂念陈毅军长的：梦仲弘军长梦中执手悄无言，热泪如潮涌榻前。
犹忆深宵金石语，何期往日葛藤嫌。
现身说法楷模在，刮骨疗疮志气坚。
欲诉沉冤鸡鸣晓，含悲依旧抱头眠。
看了这首诗，潘汉年更加坚信杨帆是冤屈的，他也坚信此案一定能够大白于天下。于是，他提笔赋诗一首，赠与杨帆。
慰炎于狱中面壁高歌字字真，江郎岂肯作狂僧。
无端屈辱无端恨，巨眼何人识书生。
后来，中央发现“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开始进行纠偏。44年春，被关押审讯了10个月之久的杨帆释放。
建国后，潘汉年和杨帆同在上海工作。
53年在揭发饶漱石错误时，有人曾指出饶在华东“镇反”方面存在片面强调宽大，片面强调依靠公安机关的搜捕和“以特反特”等右倾错误，这样就牵连到上海抓公安的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杨帆。还有一件事就是前面提到的“二.六”轰炸一案，说，50年2月6日上海被国民党飞机轰炸，是潘汉年和杨帆给国民党打了电报，提供了飞机轰炸的目标——上海发电厂。后来已经查明，此案是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搞的。此人叫罗炳乾，50年2月7日在上海伏法。但是，那种年头，要把一个人跟莫须有的罪名挂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不过，杨帆案还有特别的隐情，就是前面提到的39年事关江青的反映信，因为又一封揭发江青的信的出现而旧事重牵。
1954年初，毛泽东到杭州起草宪法草案。3月间，江青也去杭州休息。有一天，她突然接到一封寄自上海的匿名信。信的内容大致是：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己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你应向中央组织部交代江青看了此信非常恼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意攻击，大吵大闹，说当年有人反对她和毛主席结婚，就写信污蔑她，在延安“整风”审干时，也有人想整她，转战陕北在“三整三查”中，又有人想抓她的历史。这些人都是同样的目的，都是想把矛头指向主席，背后都有政治背景。江青还闹着找当时也在杭州的罗瑞卿，要他回北京搞清楚。
毛泽东早在38年同江青结婚的时候就说过：他清楚江青的情况，没有问题，并说康生亲自审查过。所以，看了这封匿名信，又正是“高饶问题”出来以后，便也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认为是类似39年杨帆（殷扬）通过项英诽谤江青，矛头指向主席的事件，便把此信交给罗瑞卿办。罗当即召集华东公安部梁国斌副部长等来杭州一起研究，根据匿名信是用“华东文委”的用笺写的等情况分析，认为作案人可能是内部人。此人能知道主席和江青的行踪，还知道江青过去的历史，绝不是一般的干部，很大可能就在上海同时，江青还提供了三十年代熟知她情况的一批上海文化人的名单作为嫌疑对象，其中就有杨帆和赵丹、郑君里等人。罗瑞卿责成陈丕显、梁国斌等负责，指定专人进行追查，公安部进行配合。从53年认定杨帆包庇坏人，到54年算旧账，杨帆被认为早就是诽谤江青、矛头指向主席的人了。尽管通过查笔迹知道这封信不是杨帆写的，但他还是在劫难逃。
54年12月31日，正在家吃晚饭的杨帆突然接到市公安局的电话，说局长有急事让他去开会，己派车在门口接他。不料，在门口“接”他的是抓捕者。从此，杨帆就开始了漫长的囹圄生活。55年1月2日，他被押上了去北京的火车。1月4日，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找他谈话，向他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让他把在南京戏剧学校那段历史交代清楚，二是说他曾经向延安发电报，反映过一位同志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些情况，希望他说一说这件事的详细情况。
杨帆当即表态：“组织上对一个党员进行审查是必要的，我将尽一切努力配合组织上的审查，以便早日得出正确结论。”他把所谓当年向延安发电报的事向徐子荣说了一遍。
徐子荣问：这些情况你除了对项英讲过以外还对什么人说过？
“没有对别人说过。”
徐子荣郑重叮嘱：“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不要再扩散。以后如无公安部领导人的命令，你不能写也不要再说这方面的材料。”
过了些日子，罗瑞卿也到监狱，问杨帆受审查有什么想法。
杨帆：“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哪条国法或违反了党的什么纪律，希望罗部长能指明开导。”
罗瑞卿：“老实告诉你，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很不清楚，1944年本应审查清楚，由于饶漱石、潘汉年做了手脚，把你滑过去了，你现在应该坦白交代你的反革命面目，以及和饶漱石、潘汉年相勾结干了哪些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勾当。”`杨帆：“罗部长，我在饶漱石、潘汉年领导下做的工作都是为革命而工作的，怎么成了反革命了呢？”
罗瑞卿：“你说不是反革命，那么，你们表面搞革命的一套，背后又搞另一套，你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革命呢？”
罗瑞卿让他彻底把自己的家底和本人历史、各种社会关系都写出材料来，同时也要揭发饶漱石和潘汉年的反革命行为。接着，他压低了嗓门向杨帆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在莫斯科治病时见到了什么人？”
“我和蔡畅同志同住在一个疗养院，有时见面。”
“还有谁？”
杨帆已经意识到罗要问什么，就说：“有一次蔡畅同志约我同去看了江青同志。”
罗瑞卿追问：“你们过去认识吗？”
“三十年代在上海搞电影戏剧工作时曾见过她，但不是很熟。”
罗瑞卿又追问：“那你在1939年给延安发电报专门反映她的情况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对哪些人说过？”
杨帆又把事情的经过向罗瑞卿叙述了一遍。
罗瑞卿听完后说：“我只是顺便问问，你不要再对别人说这件事。”（6）
55年4月12日杨帆被正式逮捕。65年8月以“内奸，反革命罪”判刑16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妻子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询问，得到答复后带着儿女去湖北与20余年未曾见面的杨帆相见。83年8月，中央为杨帆进行了彻底平反，结论是：“杨帆同志长期从事革命保卫工作，对党是忠诚的，对革命事业卓有贡献；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保卫任务，在打击敌人和保卫人民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过去认定杨帆同志是内奸、反革命分子问题，均不是事实，应予否定。1955年后对杨帆同志的隔离、逮捕、判决都是错误的。杨帆蒙冤20多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和消除影响”。杨帆和一家人自此才见到天日。
“潘杨”一案受牵连同志的冤案也一一得以平反。
据统计，“潘汉年、杨帆案”所涉及到的人员竟达千人之多。直接被捕者就有830人。受党纪处分者有100余人，当年在上海曾为潘汉年服务的地下党员几乎无一漏网。
也许，当时的办案者都以为，抓的人越多，成绩就越大吧。
5、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是新中国第一个因为倒大霉而名扬全球的文人，上年俞平伯因《红楼梦》虽被批出名，还谈不上倒大霉。
胡风，1902年生，湖北蕲春人，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25年进北大预料，一年后改入清华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29年到日本留学，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日本当局逮捕、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中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与“国防文学”口号）的论争。胡风得到鲁迅的支持。这一时期发表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了《文艺笔谈》和《密云期风习小记》，诗集《野花与箭》与一些译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这一时期著有诗集，杂文集，散文集和译文集各1部文艺批评论文集5部等。
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
一个向往光明并为之奋斗的作家，身上未必没有一点阴暗，但这不是什么罪业。可是，他一处于光明中，别人却偏偏只注意他的那点阴暗。
胡风案的起因与经过大致是这样的——52年文艺界整风，有人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评。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并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讨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扬召集在京的部分文艺界人士同胡风举行了座谈。胡风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什么错误。中共中央认为他坚持的错误文艺理论，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有不良影响，决定对其文艺思想做公开批判。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做了转载。
胡风对批评不服。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对批评进行了反驳。悲剧就是从这封长信正式开始的。
55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作协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刘、周、邓即阅，退定一同志，照办。”“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毛泽东增写的内容主要是：“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因为有了毛的这个批示，周扬在1月15日就他和胡风谈话的情况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并转毛泽东）一份报告，同时附上胡风54年5月13日写的“我的声明”。该报告说，昨晚胡风来谈话，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我的声明”。但毛泽东却不同意，他在报告上批示：“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胡风的声明本来已经承认了错误，但毛泽东显然没有原谅他。（7）
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这个报告曲解了胡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的原意，说胡风诬蔑党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列举了胡风及其文艺派别五个方面的错误思想，认为胡风给中央的报告和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报告》请求对胡风的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报告》还请求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察”。
从上文可见，中宣部（陆定一）的调门比作协（周扬）高了许多，甚至比毛泽东批示的调门还要高。这大概是为了表示“加码”执行主席的批示精神吧。然而，上下是会互相影响的，有些事情也许就是这样“发酵”的。这叫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宣部这个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胡风给中央的报告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
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也展开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的思想。但到这时候，胡风问题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但是3个月后，起了质的变化。
5月13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材料”公布了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解放前写给他的信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解放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作序发行全国。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这时，胡风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全国各地陆续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被捕的基本都是文人。
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先后有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于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可以说，这是新中国第一例大型的“文字狱”。
与这场斗争密切相关的几个人、几件事颇耐人寻味。
第一个人是舒芜。胡风与作家舒芜有很多通信。胡风作为思想敏感的作家，腹中又正有许多块垒，信中自然会谈到不少批评现实，暴露思想的话。但这些信怎么会公开，弄到《人民日报》上的呢？“胡风事件”平反以后，舒芜答《时代人物周报》问时说：“胡风事件”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交信不交信”的问题。其实当时并不存在“交信”的问题。那件事情可以这样说，甲有一件东西，乙借去了，丙在甲乙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拿给了丁看。甲就是我，乙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丙是当时《人民日报》文学组组长袁水拍，丁就是林默涵。当时《人民日报》命题叫我写一篇《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中的部分内容，叶遥借去这些信核对。那时候胡风已经被上升到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了，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批判胡风的时候是一个很次要的内容。叶遥拿到信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什么，但袁水拍看后觉得很重要，就送到林默涵那里去了。这件事我和叶遥都不知道。林默涵后来找到我，我才知道信已经到他手里。林默涵说，你的文章不用发表了，人家已经不想看你说什么，人家要看胡风说什么。当时林默涵作为中宣部文艺局长是非常有权威的，我也不敢反对。但林还留有余地地说：“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这一次胡风真的很反动。你就把这个写出来，再加上简单的注解。”所谓第一批材料（55年5月13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就是这么出来的。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没有交信。叶遥向我借，她也不知道要送上去。袁水拍拿去也没有告诉叶遥就送到林默涵那里。我觉得，我和胡风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其中比较次的一派，我是诚心诚意希望把胡风改造起来，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胡风不断交换意见，后来发现和他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于是就发表文章，表达我自己想改造的意见，希望别人也改造。当时就是这样的出发点，确确实实相信思想改造，认为改造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后来批判的浪潮越来越高，到展开胡风大批判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了，胡风事件的性质就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胡风事件”之前，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都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检查。回头看这些，要说是逼迫，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人的思想有时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当时国家是这样，就要这么跟着国家走。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相信革命会胜利，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胡风这件事也是这样，要说我当时是趋炎附势、贪生怕死，也不是那么回事，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就是会那样做。现在想起来，当时所谓“思想改造的公式”就是“不革命=反革命”。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胡风的案件是个焦点，冲出焦点，回想知识分子所走的路，可以说，20世纪的经验需要整个21世纪来消化。上世纪30年代，全世界知识分子左倾，鲁迅、罗曼罗兰等世界知名作家都是这样。当年曾经有一个记者从苏联归来，写了一篇关于“苏联真相”的文章，遭到全世界的攻击。现在想起来，这里面其实问题很大。
我们应当相信劫后余生的舒芜的话。所有的人都有局限性，大多数人既不是先知先觉的圣人，也不是落井下石的混蛋，不过是受蒙蔽或随大流的凡夫。至于舒芜提到的袁水拍和林默涵，则略有不同而已。
第二个人是乔冠华。人们一般只知道他是著名外交家，鲜知他曾受命劝过胡风进行“自我批判”过关。
胡风在66年春节后被强行要求到四川去服刑。2月15日，胡风与妻子梅志赴四川，在离京的前后，“给与他有过多年交往和一直崇敬的几位友人写下了告别信”，其中有乔冠华、徐冰和老舍等。
胡风致乔冠华信：乔公足下：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旌所向；声音在耳，笑容更在眼中。历史在前进，虽面壁之人，亦能感到神旺。
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至完全见弃，希望能给我一个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
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你的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情何在，因而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想到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取消了。
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匆匆敬礼夫人均此胡风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北京东郊乔冠华接信后，随即写信给章汉夫、姬鹏飞并转周扬等人。信如下：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的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边（便）再理会他了。胡信附上。
即此敬礼乔冠华12／2，1966注：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都在信上画了圈，章汉夫并写道：“我意不理。”
胡风为何写上面那封信给乔老爷呢？
胡风被判刑后，以为可以在北京服完剩下的4年刑期，殊不料，公安部却要将他们赶往四川。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令胡风非常沮丧，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他心情沉重而忧郁，提出愿和梅志一起到京郊劳改农场去服满刑期。被拒绝后，他在写出狱后的感想时，因为知道这个感想要呈交周恩来的，所以又提出了留在北京的请求。然而，没有回音。胡风失望了。他给乔冠华等人的信，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的。然而，胡风又是执著的。即使是如此，胡风还是希望老朋友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希望自己的处境有所改变。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徐冰时任统战部部长。他在给他们二人的信中，都说到了“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的处境，实是在隐晦地表达请求老朋友帮忙的意愿。
但是，胡风当时不可能知道，就在他以不同的方式向周恩来、乔冠华表达希望留京的愿望之际，“文革”的序幕——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已揭开，“文革”的开场戏——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当时的处境下，不论周恩来乔冠华还是徐冰，都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和艰难的选择。乔冠华虽然知道胡风的信“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但是也只能表示“不边〔便〕再理会他了”。
胡风在困境中想到致信乔冠华，乔冠华那样对待，还另有深刻的原因。43年，乔冠华等人在重庆创办《群众》杂志，登载了陈家康、胡绳以及乔本人写的探讨哲学的文章。也在重庆的胡风，“感到这是在国统区讨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因而对乔的做法表示支持。胡风正筹备出版《希望》杂志，“也准备发表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乔冠华的支持他这一想法，并特意为《希望》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一文。
胡风回忆，在这一时期：乔冠华对当时的文艺实践情况很不满意，常和我谈对这方面的意见他对我的刊物和文章是同情的、理解的，还特意为第二期译了诗。在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共鸣。谈到整风，我说，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他表示了同意。这使我很高兴，引为知己。
48年，胡风返回上海，乔冠华去了香港。在香港的乔冠华与邵荃麟等人一起，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发动了批判。乔冠华在《人民与文艺》第二辑发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点名批评胡风，给胡风的文艺观点戴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
这场由权威理论家出面的“批判”，引起了胡风的愤怒。胡风决定答辩。48年9月17日午夜3时，胡风写完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在后记中，胡风认为，香港对他的批评，在思想实质上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在实践态度上是宗派主义，将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他还指出了乔冠华文章中的不妥之处。《论现实主义的路》尚未发行，这年的12月，胡风来到香港，又见到了乔冠华。乔冠华、邵荃麟以及冯乃超三对夫妇和周而复等人，一起招待了胡风。对此，《胡风传》一书写道：“饭后，开始正式谈话，以乔冠华为主，他先问胡风对他所写文章的意见。胡风说：我写了文章，你们可能知道了。例如，你引用的黑格尔的那个理论，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把它搞清楚了。‘搞清楚’的意思就是驳倒了他，也就是把他的理论根据推翻了，否定了他的意见。他听了，出现了惊愕的神情。他也承认，事情是不简单，同意他们意见的读者并不是多数。乔不好再说什么，只说他自己是经过了怎样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不是别人能体会到的。”
52年周扬在上海和胡风谈话中，还曾指责胡风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人）的亲密关系。其后，胡风因文艺理论问题招致批评，乔冠华等人的文章，也受到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领导人的批评。
53年1月中旬，对胡风的理论进行批判中，胡风去看乔冠华。两人谈到了林默涵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文章。乔冠华对胡风说：“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我觉得，把问题摊开来谈，花几天工夫一定可以谈得清楚。我觉得，这个关一定可以过去。”
耿直的胡风却抢白说：“我从来没有抱过关思想。”
乔冠华尴尬地说：“我的话说错了……”
但胡风最后还是说，自己打算好好检查，长期检查。
乔只好说，那就将来再说吧。
55年年初，始终坚持自己观点的胡风，在高压之下也不得不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
这年3月的一天晚上，乔冠华又一次来看望胡风。同乔一道来的还有陈家康和邵荃麟，主谈是乔冠华，主题还是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乔冠华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乔冠华希望胡风能积极地检讨自己的问题，并苦口婆心地劝道：“别的不说吧，你跟党这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上应该检查检查，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邵荃麟对胡风说：“你老指责宗派主义，左联的事情我不清楚，至少我和你的关系应该是没有宗派的，但你也把我划入宗派了”
陈家康却道：“一切可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乔冠华厉声打断：“家康这个同志就有这个毛病”陈家康嗫嚅地红着脸不再吭声。。
这次谈话后两个月，胡风被捕。乔信中所说55年“曾去劝过他一次”，就是这一次。
这次谈话，乔冠华显然是受命而来的。指派他来的人，乔信中说是陆定一，但是从乔向胡风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看，周恩来也许知道这次谈话，并给乔作过指示。从乔本人来说，他是希望胡风“过关”的，也不会料到胡的结局会那样惨。然而，胡风如果看见“此人已不可救药”这7个字，未免会寒心吧。
第三个人是姚文元。此人由“迷胡”到“批胡”，后来又差点“涉胡”栽跟头，但最后终于安然无恙，还尝到了批人的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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