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二节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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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运动，在主席和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基本恢复了平静，夕日的打、砸、抢现象没有了，政府机关已经开始正常动作起来，学校也复课了，工厂也恢复了生产，社会秩序逐步走向好转。
1975年末马学武结束了三年的《五。七》干校劳动生活，回到了县委机关，组织上按政策恢复了其工资待遇，补发了停扣的工资，解冻了银行存款。但是，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抄家掠夺的财物就无一归还，包括：功勋奖章、奖证、革命军人残废证、日军指挥刀、匕首、军用望远镜、八路军文件挎包、军用被服、瑞士三度士手表、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华南牌缝纫机、华生牌电风扇、上海牌电唱机、新版《三国演义全集》、《红楼梦全集》、《水浒传全集》、《列宁全集》、《选集》等一批书籍，以及一批木纹唱片，还有一些现金和全国通用粮票以及布票等等。
文革后地委给广园县新派来了一位县委书记，这位何姓书记原来是邻县的县委书记，1943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44年入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野战军担任纵队司令员的警卫员，南下广东后，转业地方工作，先在广东省委办公厅担任过科长，后来经他的老领导推荐，到韶关地区担任县委书记，文革期间也受过冲击，由于上头有人，文革结束就早早平反了，异地调动官复原职。此书记虽然是南下大军，但他对有同样经历的南下干部不予以重视，尤其是资历比他老、党龄比他长的老干部，更是敬而远之。为此，对待老干部他一直不予重用，并还有排拆行为。
在这一年，小辉高中毕业了，他和一群干部子弟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知青农场下放劳动，在广阔天地里培养磨练自己的革命意志，实现自己的崇高革命理想。
文革期间原来五，七干校的校长，已经升任县委主管干部工作的陈付书记，这一天他代表党组织约马学武谈话。
陈付书记说：“老马同志，这几年我们错误的批判了你，让你受苦了。”
马学武：“我个人算不了什么，问题是整个国家和社会都让他们搞得乱七八糟。”
陈付书记：“上级决定，文革期间对你进行的外调材料全部焚毁，老马同志，那些材料叠起来足足有一米多高呀！”
马学武笑着说：“呵呵，花了那么多钱，还要浪费多少时间，他们也不累！”
陈付书记继续说：“今天约你谈话，主要是代表组织向您表示问候。另外，准备恢复您的工作，省那边没有办法接收了，已经将您的关系转回韶关地委，地委组织部同意在本县重新安排您的工作，今天顺便来征求您个人的意见。”
由于文革中培养了不少造反起家的新干部，他们大部份都是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参加工作的本地农村干部，有一些还是各造反派的小头目，经过文革他们从基层走向领导机关，由普通工人摇身变成了国家干部，全县各部、委、办、局，甚至学校和医院的领导工作，都由他们把持着，获得平反解放的老干部仍然是靠边站，在职务安排上要充当这些“小将”们的副手，文革后原来的县委工业部已经改为县工交办，其职能与文革前没有两样，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县委考虑让马学武担任工交办付主任一职。
县工交办共有七个正付主任，马学武排名在第四位，主任由县革委会付主任兼任，此人在文革前还是在马学武主管全县工业交通工作时，下属县皮革厂的一名三级皮革匠，由于是工人阶级出身，而且造反有功，连升数级，文革后期进入县委领导班子，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马学武毫无怨言的就任此项工作，作为一位老红军、老党员，经历文革灾难，最后党组织还是信任他了解他，虽然仅仅是安排了一个付科级的职务，马学武一如既往，兢兢业业的为党为人民工作，决心将文革期间的损失夺回来，而忘我地工作。
一天上午，正在办公室开会的马学武，接到县委招待所林所长的电话，请他中午下班后到招待所小食堂来一趟，马学武觉得有点莫明其妙。下班后径直朝招待所走去，一进门，一高个子中年军人迎了上去，向马学武伸出了双手，说：“马营长，还认识我吗？”此人操一腔东北口音，马学武断定他是在1945—1948东北入伍的战士，高个子军人接着说：“你们出关时，我在营口参加的队伍。坚持南满斗争时，我在你的营当付班长。”马学武：“哦，对了，我记得你叫什么孙明？”“是呀，老营长，这么多年了，没有想到能在广园遇上你。”孙明激动地说。
孙明，辽宁营口人，1945年参军，48年入党，全国解放后，进入步兵学校学习，参加抗美援朝国后，曾担任124师某团参谋，军分区独立团付团长，文革后期参加地方三支两军工作，不久，调广园县人民武装部任第一付部长并兼县委付书记。来广园县工作的当天，在翻阅当地干部名册时，意外发现马学武的名字，就有了以上的这一幕。
孙明的到来，应该说对马学武是一个喜讯，自己过去的部下成为现时的领导，至少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给予支持。可是，事与愿违，由于孙明长期在部队担任军事领导工作，没有一点的地方工作经验，工作上比较主观，说一不二，在县委常委一班人中，出现了他与其它常委不和的局面，孙明是负责政法的书记，县委常委兼公安局长胡士杰，他对孙明的工作方式有不同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结果，孙明对胡局长深表不满。胡局长也感到有压力，想通过马学武与其缓解关系，马学武了解情况后，请孙明和胡局长一起吃饭，拉拉家常，使他们之间很快的消除了误解。
-恢复工作后的汪民给马学武去了一封长信，讲述了这场患难与共见真情的心境，也痛诉了一些见利忘义、落井下石、忘恩负义的无耻小人，他高度称赞马学武高风亮节、为人正直、不谓强暴的共产党人气节。桂永兰也给文青来信，说他们的两个插队下乡的孩子已经返城，其他两个孩子也安排了工作，并邮来名贵中药，给马学武冶理腰伤，这些高级中药还是因为桂永兰的老父亲，任职于河北省卫生厅付厅长一要职，才有办法搞到的尚好名贵中药材，这在文革后生活物资奇缺的那个年代，真是雪中送炭。
马学武知道这事后，交待文青按药材价格将钱邮寄给桂部长。
汪民让桂永兰写信给文青，请他们夫妇如有时间带孩子一起来广州玩几天，文青将汪民夫妇的意思转告了马学武，马学武对妻子说：“我哪儿都不去，要去你自己去。”丈夫不接受别人的邀请，作为妻子自然也不去了，文青想到了儿子，小辉在小的时候和汪民家的两个男孩子玩在一起，从文革开始到结束他们都没有见过面，倒不如让小辉去一趟广州。文青将自己的想法去信告诉了小辉，一个星期后，小辉告了假到广州去了汪民家。
汪民一家住在广州东山区一处闹中带静的地方，独门独院，红墙绿瓦，门口有两棵百年的大杨桃树，据说是民国时期将军住的宅子，一楼是车库和杂物房，主人和孩子们住在二楼，宽敞的大厅足可以打乒乓球，洁净的卫生间和厨房设备齐全，家里电话、电视、电冰厢、高级音响、风扇、洗衣机一应俱全，这让从小县城来的小辉可算是开了眼界。汪民的大儿子晚上开着那辆日本进口的雅马哈120型摩托车，背着汽枪和戴着小辉上白云山打猎，回来的路上趁夜深人静时又教小辉开摩托，结果让值夜班的民警逮着，扣留了摩托车，第二天两人到派出所学习了半天，写了检查才领回了摩托车。
“9，13”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得到的支持，在经济领域落实一系列政策，批判极左思潮，使国民经济有了持续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批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使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局面。1974年10月，毛主席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1975年起全国开展了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整顿，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好的形势。虽然主席不能容忍对“文革”的否定，先是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后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他并不允许像“文革”初期那样冲击经济领域。经他批准，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1976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传达的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文革”期间，在一些地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有过反复，但在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问题和分配政策上，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
为此，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整顿经济从铁路抓起。
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还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对铁路工作，中央从来是强调集中统一的，但是近几年这方面实际上大大削弱了。这些年铁路职工和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都有增加，可是由于削弱了集中统一领导，铁路运输总是上不去。现在每天只装四万多车。据调查，按现有的实际能力装五万五千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央的决定是根据铁路的特性，重申集中统一。当然，地方的责任并没有减轻。铁道部门的工作没有得到各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做不好的。因此铁道部门与地方之间应当加强协作，采取一致的步调。
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发前，铁路事故惊人，1973年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七百五十五件，比事故最少的一九六四年的八十八件增加好多倍。这中间有许多是责任事故，包括机车车辆维修方面的责任事故。这充分说明没有章程了，也没有纪律了。中央认为有些规章制度要必须重申，如：火车司机不能下车吃饭，要带饭盒在车上吃，这是老章程，是有道理的。现在随便下车吃饭，经常误点。值班不准喝酒，这是历来的规矩，现在也不严格执行了。喝醉了酒扳错道岔，就会造成火车相撞的重大事故。所以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这个问题不光是铁道部门存在，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同样存在。
中央还特别谈到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妨害整个国家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文革后期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于这种人，我们要严厉打击。
铁路系统里闹派性的人同地方上闹派性的人是有联系的，反对派性，要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切断。他们这些人懂得抓要害，把铁路一堵，事情就闹到北京来了。一定要把铁路上搞派性活动的里外联系彻底割断。中央认为，铁道部门的人事调动，还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道部有这个权力。铁路上的派性问题，地方解决不了的，由铁道部统一解决，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首先是他们的头头。中央也不希望到处捉人，当然反革命分子除外，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的，单位停止发放工资。
中国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组织的一部分。要建立组织纪律性，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不能再闹派性要团结。三月份开始深入动员工作，包括对职工家属、铁路沿线农民，都要做到家喻户晓。
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有很大的帮助，这对于当前存在的经济问题，中央出台的这一经济政策显然来得非常及时。
为执行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恢复国民经济的号召。马学武重新工作后，不顾自己文革期间的身体创伤，带领工交战线的同志，深入基层工矿企业，指导这些倍受文革冲击的企业，在政治思想上加强团结，丢弃文革的派别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最大的努力恢复正常生产。在九径铁矿调研时，马学武带头和工人们深入百米井巷，一蹲就是大半天，结果他的风湿性关节炎又复发。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的忘我工作，在黄牛煤矿井下调研时，还遇上过一次井下小塌方，险些发生生命危险。
马学武每到一处工矿企业，工人们都很爱护这位过去的老领导，不少老工人了解马学武文革期间的不幸遭遇，晚饭时特意将煮好的热鸡汤给他送去。
省、地联合组织有关部门到广园县检查“抓革命促生产”的落实情况，马学武受县里委托，陪同上级检查团赴各企业进行检查，在下午的工作汇报会议上，省检查团的带队领导，省政府付秘书长鲁飞，觉得眼前这位操纯正河北口音的县工交办马付主任，酷似南下时自己所在部队一位姓马的付团长，那个时候鲁飞是师政治部宣传科付科长，带着这个疑问鲁付秘书长在午饭时，特意让陪同的县长与马学武换换位置，请马主任来他这一桌一起用餐。
鲁飞：“马主任，能和你拉拉家常吗？”
马学武笑着说：“怎么，秘书长对我感兴趣？”鲁飞：“请问你府上是？”
马回答：“过去属河北，现在算是北京吧，哈哈，是北京的郊区。”
鲁飞：“请问您是部队南下大军，还是随军南下的工作团？”
县长听到秘书长对马学武如此感兴趣，过来插了一句话：“我们马主任是老红军，战斗英雄呀！”
鲁飞没有理采这位县长的话，继续和马学武攀谈：“南下时，你在哪个部队？”
马学武：“四野的40军。”鲁飞：“那个师？”
马学武回答：“153师。”
鲁飞自然自语的说：“这就对了。”
此时的鲁飞已经明白，这位马付主任就是当年叱诧风云的25团付团长—马学武。他立刻站了起来双手紧紧握住马学武的手，说：“马付团长，按理我应该给您敬礼呀，我们是战友啊！”
马学武：“鲁秘书长是？”
鲁飞：“我也是153师的，从东野到四野一直在师政治部工作。”
鲁飞，山西人，毕业于山西省立师范中等专科学校，1939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日救亡敢死队，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被编入八路军晋冀鲁军区，1946年入进入东北，曾任南满独立一师一团宣传队员，东野独立一师宣传干事，四野第40军153师宣传科付科长。南下广东后，1954年转业地方工作，在中南局工业部担任宣传处付处长，文革前担任省轻工业厅处长，文革后担任省政府付秘书长，协助付省长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
马学武因为是战斗指挥员，大多与作战部门接触，政治方面的工作，则由政委和政治处主任负责处理，所以，对鲁飞印象不是很深，由于马学武的名气很大，整个师从上至下无人不晓。
马学武：“你在政治部时，谁是主任？”
鲁：“郑效峰，后来当了师政委。”
马：“郑主任可是我的老领导了。”
鲁：“你们没有联系？”
马学武思索了一会说：“我和谁都没有联系。”
鲁飞似乎突然想起一件事，就笑着说；“马主任，我回想起一件事，您就一定会记起我是谁了。”
马：“你说，你说。”
鲁：“在40军准备入关时，当时我在师宣传科担任宣传干事，我到过你们营进行采访，那天你见我后，将我推给了营教导员，那篇采访报导还上了师的《战友报》呢。”
马学武笑了笑，说：“哦，还有那么点印象，让你给我们营吹出了名。”
鲁：“郑政委这些年一直在广东省军区担任付政委，去年升任湖南省军区政委。”
晚饭后，人们都各自午休去了，他们两位战友仍在继续聊。
鲁飞带着惊讶的口语气问马学武：“老马呀，你怎么会在这里工作呢？”
马：“这都是过去的事啦！”
鲁飞有点为马学武抱不平，说：“你的职务和你参加革命的时间也太不相称，我们省直机关的部门领导，论资格和功劳都比不上你呀，可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厅局级。”
的确如此，一对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友，一位是身经百战的付团级指挥员，一位是舞文弄墨的军中文化人，相隔二十年后，一位已经是省直机关要员，另一位却在县里基层苦苦工作，一位是厅局级大人，而另一位却是连九品官都排不上的芝麻小吏。
马学武让鲁飞这么一追问，一时也回答不上来，显得十分尴尬。
鲁飞见状忙转话题：“我们师很多战友都在省里工作，如：师卫生部长，现在是省卫生厅厅长，师保卫科长，现在是广州市公安局付局长，师后勤部供应科长，现在是省商业厅付厅长，25团的宣传股长，对了是你的部下，现在是省邮电局党委付书记，至于仍留在军队工作的就更多了，你们团的政治处付主任，现在是大军区后勤部付政委。”
鲁飞见马学武不吭声，他明白此时马学武的心情。
眼看下午返省城的时间已到，鲁飞深情地说：“老马同志，您要好好保重身体，如果来广州，一定要来我家作客，我还要陪您去见见我们那些40军的老战友们。”
马学武起身和鲁飞握手告别，一直目送着小汽车远去。
不久，组织上又将马学武平调县计委担任付主任，主任由县委付书记兼任，下设六个付主任，第一付主任叫洪连兴，文革前是县政府的行政科长，四川大巴山人，国民党军被俘人员，辽沈战役时是国民党军上尉连长，俘虏后加入解放大军随军南下，在50军担任过事务长，51年转业广东地方，此人高度近视，在走路时碰到电线杆，马上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另外，他还有个笑话就是，在核批旅差费报销时，总是这样签字“同意报销洪连兴！”尽管马学武的付主任职务还排在他之后，由于洪付主任年纪较大，在工作中马学武一直很尊重他。马学武在计委具体负责全县的基本建设工作，其管辖单位是：建工局、城建办、建筑设计所、房管所、建筑工程公司等单位。一次，县里组织局以上领导干部到佛网县洛洞大队参观学大寨经验，一台二十四座的中巴车，挤得满满的，洪付主任来晚了，位置全座满了，只好座中间的加座，全车年轻的干部却不少，却没有一人肯让座，这时马学武起来将自己的正座让给了他，自己却到中间的加位上去。
地处广园县城郊的县国营果木林场，是当年轰轰烈烈大跃进年代产生的县办国营农场，由于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农场土地日益减少，人员流失，经营不善，农场频临倒闭，多年以来一直依靠地方财政补帖过日子，400多名员工的遣散问题引发社会动荡，是典型的全县老大难单位，县里多次派出工作组进驻该场，都是无功而返。
县委决定委派马学武率领县财政、劳动、农业、民政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再次进驻农场，工作组代表县委全权负责处理农场的遣散安排和善后工作，马学武骑上自行车每天穿梭十多公里来回奔波，有时索性在农场住下，尤其在农场职工就业安排方面，马学武将人民群众的事，当做天大的事情处理，他四处奔走，分别说服多家工厂和事业单位，同意接收果木场分流出来的干部、职工，力争做到上级满意，农场职工满意，接受单位也满意的局面，对落实党的政策和促进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1976年经上级批准，广园县拟扩建新县城，新的县城比原来旧县城将扩大五倍，县直一些机关干部，甚至包括领导干部，也设法在新城圈地，抢建豪华住宅，新城到80年建成时，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占一半以上拥有自己私建的住宅，而作为城市建设方面副总指挥的马学武却连一寸土地及一片瓦都没有。
1982年省委接到广园县干部群众的举报，查处了这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建私房一事，给违纪者按党纪政纪论处。
广园县老干部较多，每年省委组织部都安排指标，让一些年纪大身体差的领导干部到省委从化温泉干部疗养院进行休养，可笑的是这些名额到了广园后，全让后门走了，去疗养的干部不是身体没问题，就是年轻干部，有些甚至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干部，而作为老红军、老干部和荣誉伤残军人的马学武连一次机会也没有，然而，真正需要休养的他也从未向组织上开口索要疗养指标。
1977年秋天，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已经下乡两年多的小辉在所属的人民公社报了名，从初检到复检及政治审查均全部合格，这一年广园全县共有征兵指标750人，兵种是空军航校和海军守岛部队，小辉听别人说部队不接受独子参军，他也没有将报名参军的事告诉父母，直到返回县城复检身体时，马学武才知道小辉拟报名参加兵检，由于当兵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走后门现象，一些人把服兵役当成入党做官的台阶。为此，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孩子到部队去，而马学武和文青根本没有考虑过当兵还有那么复杂。一天接兵部队的领导，在县武装部和征兵办的领导陪同下来到马学武家访问，之前，他们在县武装部了解到马学武就那么一个儿子，试图说服马学武不让儿子小辉参军。其实，真实情况是，这次县里征兵是粥多僧少，县里一位领导的孩子也符合征兵条件，可从个人情况和身体以及家庭条件方面，接兵部队更倾向于小辉，为此，这位县领导担心自己的儿子当不成兵，生怕名额让条件较好的小辉得到，在这位领导的授意下，征兵办只好精心策划了以上这一幕。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介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一九七七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一九七八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七七级学生七八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1977年，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此时，马学武的大女儿小琳也加入了这些考试的大军之中，在数万名高考生中，她以全地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上海一所知名大学录取。
1978年底，全国干部、职工工资调整，由于马学武和文青的实际职务与行政级别不相称，现行职务低，而工资相对偏高，而哪些经过文革从基层座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其工资就相对低了。为此，他们夫妇又一次错过了调级机会。这是他们从建国后，其工资待遇就一直未变动过，最关健一点是因为职务没有提升，而造成工资级别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位置上。
1979年秋季，马学武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一连几天吃下睡不着，并伴有腹部疼痛，体重显著下降，精神不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坚持工作，文青看到自己的丈夫确实支持不住了，将马学武近来身体不好佳的情况向县委办公室作了汇报。县委指示马学武立即停止工作，接受身体检查。次日，马学武住了县人民医院。经过x光检查和物理化验，医院认为马学武是胃出血，建议：到广州较大的医院做胃镜检查，可是，马学武根本不听领导和医生的劝导，坚持留在本县医院治疗，不去省城作进一步的病情检查。
在县人民医院经过两个星期的药物治疗，病情仍未见好转，马学武被转去县中医院进行一边疗养一边治疗的方案，文青按医生嘱咐，天天送流质食物，二十天后，马学武觉得精神好了一些，向医院提出出院要求。
出院后的马学武又积极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经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央不断提高认识，强化培养锻炼后备干部的意识，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应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刻认识培养锻炼大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认识到加快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是贡献，保持社会稳定是贡献，为党和人民推荐、选拔和培养锻炼好年轻干部也是贡献，而且是最忠诚、最长远的贡献。自觉纠正认为后备干部“只要是金子，在哪都发光”，后备干部靠自然成长，用不着培养锻炼的模糊认识。防止和克服极少数现职领导干部出现思想觉悟低下，心胸狭隘，怕培养锻炼后备干部对自己形成威胁，根本不愿意培养锻炼后备干部的意识和行为。充分认识培养锻炼这一环节在促进和推动后备干部健康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正确、客观公正地看待后备干部，襟怀坦白，立党为公，甘为“人梯”，当好“伯乐”，不断强化培养锻炼后备干部的意识。
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政治上坚定。对此，无论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肩负着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要正确履行好职责，必须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有科学的理论修养，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与自己所承担职责任务相适应的文化科学知识、业务知识和领导水平。因此，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学习中提高工作和领导能力，是培养锻炼后备干部的首要任务。
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理论培训的重点是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把握其基本观点，领会其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坚持与时俱进，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加大对后备干部进行市场经济知识、法律法规知识、现代科技和管理、新知识、新技能学习培训的力度，提高他们适应社会发展，运用新的理念、新的工作方式，推进工作创新的能力。
针对有的地方或单位对后备干部实践锻炼没有紧密联系领导班子建设和后备干部自身实际，采取“一刀切”、“一锅煮”的方式方法进行，没有根据不同层次、不同阅历后备干部的不同特点和实践锻炼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形式实践锻炼的问题，要认真研究和把握后备干部健康成长的客观规律，牢固树立实践出真知、实践出能力的观点，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因人而宜，有针对性、有目的地抓好后备干部的实践锻炼。明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后备干部实践锻炼的具体目标。
广泛开辟后备干部实践锻炼的渠道。对长时间在副职岗位工作，没有担任单位主要领导阅历的后备干部，应授权他们负责抓好单位的重要单项或中心工作，或负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锻炼提高他们驾驭全局、果断决策和组织协调的能力。对缺乏基层工作经历的后备干部，应通过下调任职、下派挂职、下派驻点，以及离岗参与完成重大专题或综合性调研活动等途径，让他们丰富阅历，了解基层实情，夯实做好领导工作的基础。对在工作条件和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或单位工作的后备干部，应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到工作条件艰苦、工作基础较差，工作难度较大的地方或岗位接受锻炼，使他们在集中群众智慧、带领群众战胜困难、创造实绩的同时，磨练自己的意志，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同群众的感情。要开阔视野，从长计议，对政治上靠得住、综合素质高、发展潜力大、年富力强的后备干部，应根据情况选送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境外、国外的相关单位或公司进行实践锻炼，接受现代领导意识和领导方法的培训，使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的培养锻炼，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领导干部从领导职务改任非领导职务后，习惯上称之为退居二线，二线干部约占一个地区领导干部总数的1／5，且随着领导干部任期制的推行，这个比例将越来越大。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重大财富，是党政人才队伍中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部分。
八十年代初，根据国家培养新干部，老干部主动退居二线的政策，广园县也不例外，马学武和十多位老干部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让年富力强的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县委安排马学武担任县人大付主任一职，分管财经事务方面的工作，人大主任则由退居二线的县委刘付书记担任，刘主任是本地干部，1946年参加粤赣湘边游击队，担任过付指导员，解放后在文园县担任公社书记，文革前在马学武主管的工交系统担任交通局局长，文革后期担任县委付书记。
地方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议，虽然是权力机关，实际上却是个虚设的闲职，很多地方事务可管可不管，正常的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每年一二次的人大会议上。为此，当选人大付主任的马学武，处于半休息半工作的状况。
一位三十年代参加革命，在革命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荣誉伤残军人，人民共和国的有功之臣，居然在革命成功以后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在倍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百般折磨下，最后，以一个八品官职退居二线，结束了他的革命征程。
而一些能说会道、阿于奉承的同道人，却以专员、厅长、省长、部长、将军、司令员混迹于天下。
更具讽刺的是，在解放武汉时，一位被马学武俘虏的国民党军上尉付营长，解放后一直被我党作为统战对象，由于受到保护，不仅三反五反和反右斗争没有伤害过他，连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没有受到冲击，八十年代恢复政治协商会议后，以党外爱国人士身份当选武汉市政协付主席。
对于这一切马学武心里十分明白，然而，他从不后悔自己的人生轨迹，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既使是退居了，仍要继续保持革命的晚节，走向人生的最后一程。
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就提出了“老干部“的概念。老干部的认定条件和标准也经多次修订。[1978]104号文件具体规定为，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1942年底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及相当职务的干部；1949年9月30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地委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及相当职务以上干部可以离休。
1980年10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把离休条件扩大为：1937年7月6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参加革命工作的副县长及相当职务或18级以上干部；1945年9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参加革命工作的地委行政公署副专员及相当职务或行政14级以上的干部。
1982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国发[1982162号），对离休条件又作了新的修订。文件规定，对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达到离职休养年龄的，实行离职休养制度。改变了按参加革命工作时期、职务和级别确定离休的做法，离休范围有所扩大，使为建党、建军、建国做出特殊贡献的老干部基本上都得到了照顾。
按照这个规定，马学武被套上地（厅）一级的虚职，或可享受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
这一年，马学武身体时常感到不适，尤其是胸口感觉疼痛，被再度送进县人民医院，经过初步检查，胃和肾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此时，由于胃口不好，睡眠不足，马学武的身体状况急度下降，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为了照顾其生活，县委将文青调县委宣传部工作，以方便照料马学武的身体。
由于县里的医疗条件极其有限，院方决定将马学武转去条件较好的广州省人民医院或广州军区总医院就诊，可是，一般从县一级转往省级医院这医，必须经得这些医院领导的许可，或者是党政军这一级别的高级干部，文青试图通过关系找省卫生厅长或军区后勤领导，他们曾经是马学武的战友，但马学武知道后执意不求人，也不让妻子去找人。最后，只好住进了广州郊区一所普通的野战医院治疗。
说来也巧，有一天，文青在医院给马学武洗衣服时，在遇了一个熟悉的影子，她是这所野战医院的付院长李医生，50年代部队驻守海边防时，她是25团卫生队的医生，和马学武文青是一个部队的战友，那时候李医生还称文青是她的老大姐呢，近三十年了她们能在这里相遇，真让文青和李医生感到意外和高兴。
李医生好奇地问：“文教员，你怎么在这里？”
文青：“是老马在这医院住院。”
李医生吃惊地问道：“什么病，在哪病房？我马上过去。”李医生随文青急忙赶往病房，双手握着躺在病床上的马学武，说：“马团长，我是小李医生呀！”马学武也认出了这位当年在自己团里做医生的小李姑娘。李医生对文青说：“马团长应该够条件去陆总或南方医院就医，我们只是一间普通的军队医院，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都不行。”
文青不好意思的说：“老马职务不高，恐怕去不了。”
李医生：“他可是老红军呀，怎么不行？对了，马团长过去的同事和部下有不少在军区任职，你们可以找他们呀。”
文青：“哎，老马拉不下这张老脸，不准我求人，文革期间他受了那么多苦，他战友就是省革委的领导，老马也不找人家。”
李医生：“马团长还是过去的老脾气。”
李医生的丈夫孟勇，湖北人，在南下时也与马学武在一个师，马学武在25团任付团长，他在26团任宣传干事，现在是广州警备区付政治委员，军队的正师职干部，听妻子说马学武在野战医院住院，第二天专程到医院探望这位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他们在病房里谈了一个下午，从平津战役谈到解放海南，孟政委从谈话中了解到马学武建国后的种种经历，这位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多年的政治委员，为马学武这样的老革命，没有得到公平、公正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深感不安。
孟勇提笔给广东省委领导写信，呼吁关注在地方工作的南下老干部身体状况，省委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孟勇的提议，敦促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改善老干部的生活和医疗条件。
李医生是医院的内科专家，又担任医院的领导职务，在工作比较繁忙的情况下，坚持每天为马学武巡诊。她发现马学武经常有胸部巨痛的现状，这与目前治疗的胃病临床表现不相同，文青向李医生讲述了马学武在文革期间受冲击时，身体多处受伤，尤其是在军管时看守人员多次用枪托击打其胸部，造成吐血的情况。
革命老干部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宝贵财富，可惜上级的政策来得太晚了，1983年的七一党的生日刚过不久，一天早上文青依旧在病床上照顾丈夫吃早餐，当吃到一半时，马学武突然感到身体有一股前所末有的力量，一刹间，胸口感到剧痛，马学武跟妻子说了这样一句话：“老文呀，我打仗杀人太多了吧。”这也是马学武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说完就晕死了过去，院方立即将马学武送去抢救室，全力进行抢救，无奈老天不再给这位英雄最后一次机会，至止，马学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除了妻子在场，其他亲人无一在场。
由于事发突然。医院不清楚马学武至死的原因，经院方要求，征得文青同意，医院决定对马学武的身体进行医学解剖查明死因，解剖结果发现是心脏主动脉血管爆裂，是造成死亡的直接原因。
老英雄无声无息的走完了他坎坷的人生道路，据说老天也为之动容，从马学武倒下那一片刻，天公突降大雨，雷呜电闪，且一连三天不停地下着。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1975年末马学武结束了三年的《五。七》干校劳动生活，回到了县委机关，组织上按政策恢复了其工资待遇，补发了停扣的工资，解冻了银行存款。但是，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抄家掠夺的财物就无一归还，包括：功勋奖章、奖证、革命军人残废证、日军指挥刀、匕首、军用望远镜、八路军文件挎包、军用被服、瑞士三度士手表、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华南牌缝纫机、华生牌电风扇、上海牌电唱机、新版《三国演义全集》、《红楼梦全集》、《水浒传全集》、《列宁全集》、《选集》等一批书籍，以及一批木纹唱片，还有一些现金和全国通用粮票以及布票等等。
文革后地委给广园县新派来了一位县委书记，这位何姓书记原来是邻县的县委书记，1943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44年入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野战军担任纵队司令员的警卫员，南下广东后，转业地方工作，先在广东省委办公厅担任过科长，后来经他的老领导推荐，到韶关地区担任县委书记，文革期间也受过冲击，由于上头有人，文革结束就早早平反了，异地调动官复原职。此书记虽然是南下大军，但他对有同样经历的南下干部不予以重视，尤其是资历比他老、党龄比他长的老干部，更是敬而远之。为此，对待老干部他一直不予重用，并还有排拆行为。
在这一年，小辉高中毕业了，他和一群干部子弟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知青农场下放劳动，在广阔天地里培养磨练自己的革命意志，实现自己的崇高革命理想。
文革期间原来五，七干校的校长，已经升任县委主管干部工作的陈付书记，这一天他代表党组织约马学武谈话。
陈付书记说：“老马同志，这几年我们错误的批判了你，让你受苦了。”
马学武：“我个人算不了什么，问题是整个国家和社会都让他们搞得乱七八糟。”
陈付书记：“上级决定，文革期间对你进行的外调材料全部焚毁，老马同志，那些材料叠起来足足有一米多高呀！”
马学武笑着说：“呵呵，花了那么多钱，还要浪费多少时间，他们也不累！”
陈付书记继续说：“今天约你谈话，主要是代表组织向您表示问候。另外，准备恢复您的工作，省那边没有办法接收了，已经将您的关系转回韶关地委，地委组织部同意在本县重新安排您的工作，今天顺便来征求您个人的意见。”
由于文革中培养了不少造反起家的新干部，他们大部份都是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参加工作的本地农村干部，有一些还是各造反派的小头目，经过文革他们从基层走向领导机关，由普通工人摇身变成了国家干部，全县各部、委、办、局，甚至学校和医院的领导工作，都由他们把持着，获得平反解放的老干部仍然是靠边站，在职务安排上要充当这些“小将”们的副手，文革后原来的县委工业部已经改为县工交办，其职能与文革前没有两样，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县委考虑让马学武担任工交办付主任一职。
县工交办共有七个正付主任，马学武排名在第四位，主任由县革委会付主任兼任，此人在文革前还是在马学武主管全县工业交通工作时，下属县皮革厂的一名三级皮革匠，由于是工人阶级出身，而且造反有功，连升数级，文革后期进入县委领导班子，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马学武毫无怨言的就任此项工作，作为一位老红军、老党员，经历文革灾难，最后党组织还是信任他了解他，虽然仅仅是安排了一个付科级的职务，马学武一如既往，兢兢业业的为党为人民工作，决心将文革期间的损失夺回来，而忘我地工作。
一天上午，正在办公室开会的马学武，接到县委招待所林所长的电话，请他中午下班后到招待所小食堂来一趟，马学武觉得有点莫明其妙。下班后径直朝招待所走去，一进门，一高个子中年军人迎了上去，向马学武伸出了双手，说：“马营长，还认识我吗？”此人操一腔东北口音，马学武断定他是在1945—1948东北入伍的战士，高个子军人接着说：“你们出关时，我在营口参加的队伍。坚持南满斗争时，我在你的营当付班长。”马学武：“哦，对了，我记得你叫什么孙明？”“是呀，老营长，这么多年了，没有想到能在广园遇上你。”孙明激动地说。
孙明，辽宁营口人，1945年参军，48年入党，全国解放后，进入步兵学校学习，参加抗美援朝国后，曾担任124师某团参谋，军分区独立团付团长，文革后期参加地方三支两军工作，不久，调广园县人民武装部任第一付部长并兼县委付书记。来广园县工作的当天，在翻阅当地干部名册时，意外发现马学武的名字，就有了以上的这一幕。
孙明的到来，应该说对马学武是一个喜讯，自己过去的部下成为现时的领导，至少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给予支持。可是，事与愿违，由于孙明长期在部队担任军事领导工作，没有一点的地方工作经验，工作上比较主观，说一不二，在县委常委一班人中，出现了他与其它常委不和的局面，孙明是负责政法的书记，县委常委兼公安局长胡士杰，他对孙明的工作方式有不同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结果，孙明对胡局长深表不满。胡局长也感到有压力，想通过马学武与其缓解关系，马学武了解情况后，请孙明和胡局长一起吃饭，拉拉家常，使他们之间很快的消除了误解。
-恢复工作后的汪民给马学武去了一封长信，讲述了这场患难与共见真情的心境，也痛诉了一些见利忘义、落井下石、忘恩负义的无耻小人，他高度称赞马学武高风亮节、为人正直、不谓强暴的共产党人气节。桂永兰也给文青来信，说他们的两个插队下乡的孩子已经返城，其他两个孩子也安排了工作，并邮来名贵中药，给马学武冶理腰伤，这些高级中药还是因为桂永兰的老父亲，任职于河北省卫生厅付厅长一要职，才有办法搞到的尚好名贵中药材，这在文革后生活物资奇缺的那个年代，真是雪中送炭。
马学武知道这事后，交待文青按药材价格将钱邮寄给桂部长。
汪民让桂永兰写信给文青，请他们夫妇如有时间带孩子一起来广州玩几天，文青将汪民夫妇的意思转告了马学武，马学武对妻子说：“我哪儿都不去，要去你自己去。”丈夫不接受别人的邀请，作为妻子自然也不去了，文青想到了儿子，小辉在小的时候和汪民家的两个男孩子玩在一起，从文革开始到结束他们都没有见过面，倒不如让小辉去一趟广州。文青将自己的想法去信告诉了小辉，一个星期后，小辉告了假到广州去了汪民家。
汪民一家住在广州东山区一处闹中带静的地方，独门独院，红墙绿瓦，门口有两棵百年的大杨桃树，据说是民国时期将军住的宅子，一楼是车库和杂物房，主人和孩子们住在二楼，宽敞的大厅足可以打乒乓球，洁净的卫生间和厨房设备齐全，家里电话、电视、电冰厢、高级音响、风扇、洗衣机一应俱全，这让从小县城来的小辉可算是开了眼界。汪民的大儿子晚上开着那辆日本进口的雅马哈120型摩托车，背着汽枪和戴着小辉上白云山打猎，回来的路上趁夜深人静时又教小辉开摩托，结果让值夜班的民警逮着，扣留了摩托车，第二天两人到派出所学习了半天，写了检查才领回了摩托车。
“9，13”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得到的支持，在经济领域落实一系列政策，批判极左思潮，使国民经济有了持续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批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使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局面。1974年10月，毛主席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1975年起全国开展了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整顿，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好的形势。虽然主席不能容忍对“文革”的否定，先是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后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他并不允许像“文革”初期那样冲击经济领域。经他批准，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1976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传达的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文革”期间，在一些地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有过反复，但在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问题和分配政策上，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
为此，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整顿经济从铁路抓起。
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还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对铁路工作，中央从来是强调集中统一的，但是近几年这方面实际上大大削弱了。这些年铁路职工和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都有增加，可是由于削弱了集中统一领导，铁路运输总是上不去。现在每天只装四万多车。据调查，按现有的实际能力装五万五千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央的决定是根据铁路的特性，重申集中统一。当然，地方的责任并没有减轻。铁道部门的工作没有得到各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做不好的。因此铁道部门与地方之间应当加强协作，采取一致的步调。
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发前，铁路事故惊人，1973年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七百五十五件，比事故最少的一九六四年的八十八件增加好多倍。这中间有许多是责任事故，包括机车车辆维修方面的责任事故。这充分说明没有章程了，也没有纪律了。中央认为有些规章制度要必须重申，如：火车司机不能下车吃饭，要带饭盒在车上吃，这是老章程，是有道理的。现在随便下车吃饭，经常误点。值班不准喝酒，这是历来的规矩，现在也不严格执行了。喝醉了酒扳错道岔，就会造成火车相撞的重大事故。所以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这个问题不光是铁道部门存在，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同样存在。
中央还特别谈到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妨害整个国家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文革后期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于这种人，我们要严厉打击。
铁路系统里闹派性的人同地方上闹派性的人是有联系的，反对派性，要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切断。他们这些人懂得抓要害，把铁路一堵，事情就闹到北京来了。一定要把铁路上搞派性活动的里外联系彻底割断。中央认为，铁道部门的人事调动，还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道部有这个权力。铁路上的派性问题，地方解决不了的，由铁道部统一解决，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首先是他们的头头。中央也不希望到处捉人，当然反革命分子除外，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的，单位停止发放工资。
中国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组织的一部分。要建立组织纪律性，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不能再闹派性要团结。三月份开始深入动员工作，包括对职工家属、铁路沿线农民，都要做到家喻户晓。
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有很大的帮助，这对于当前存在的经济问题，中央出台的这一经济政策显然来得非常及时。
为执行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恢复国民经济的号召。马学武重新工作后，不顾自己文革期间的身体创伤，带领工交战线的同志，深入基层工矿企业，指导这些倍受文革冲击的企业，在政治思想上加强团结，丢弃文革的派别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最大的努力恢复正常生产。在九径铁矿调研时，马学武带头和工人们深入百米井巷，一蹲就是大半天，结果他的风湿性关节炎又复发。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的忘我工作，在黄牛煤矿井下调研时，还遇上过一次井下小塌方，险些发生生命危险。
马学武每到一处工矿企业，工人们都很爱护这位过去的老领导，不少老工人了解马学武文革期间的不幸遭遇，晚饭时特意将煮好的热鸡汤给他送去。
省、地联合组织有关部门到广园县检查“抓革命促生产”的落实情况，马学武受县里委托，陪同上级检查团赴各企业进行检查，在下午的工作汇报会议上，省检查团的带队领导，省政府付秘书长鲁飞，觉得眼前这位操纯正河北口音的县工交办马付主任，酷似南下时自己所在部队一位姓马的付团长，那个时候鲁飞是师政治部宣传科付科长，带着这个疑问鲁付秘书长在午饭时，特意让陪同的县长与马学武换换位置，请马主任来他这一桌一起用餐。
鲁飞：“马主任，能和你拉拉家常吗？”
马学武笑着说：“怎么，秘书长对我感兴趣？”鲁飞：“请问你府上是？”
马回答：“过去属河北，现在算是北京吧，哈哈，是北京的郊区。”
鲁飞：“请问您是部队南下大军，还是随军南下的工作团？”
县长听到秘书长对马学武如此感兴趣，过来插了一句话：“我们马主任是老红军，战斗英雄呀！”
鲁飞没有理采这位县长的话，继续和马学武攀谈：“南下时，你在哪个部队？”
马学武：“四野的40军。”鲁飞：“那个师？”
马学武回答：“153师。”
鲁飞自然自语的说：“这就对了。”
此时的鲁飞已经明白，这位马付主任就是当年叱诧风云的25团付团长—马学武。他立刻站了起来双手紧紧握住马学武的手，说：“马付团长，按理我应该给您敬礼呀，我们是战友啊！”
马学武：“鲁秘书长是？”
鲁飞：“我也是153师的，从东野到四野一直在师政治部工作。”
鲁飞，山西人，毕业于山西省立师范中等专科学校，1939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日救亡敢死队，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被编入八路军晋冀鲁军区，1946年入进入东北，曾任南满独立一师一团宣传队员，东野独立一师宣传干事，四野第40军153师宣传科付科长。南下广东后，1954年转业地方工作，在中南局工业部担任宣传处付处长，文革前担任省轻工业厅处长，文革后担任省政府付秘书长，协助付省长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
马学武因为是战斗指挥员，大多与作战部门接触，政治方面的工作，则由政委和政治处主任负责处理，所以，对鲁飞印象不是很深，由于马学武的名气很大，整个师从上至下无人不晓。
马学武：“你在政治部时，谁是主任？”
鲁：“郑效峰，后来当了师政委。”
马：“郑主任可是我的老领导了。”
鲁：“你们没有联系？”
马学武思索了一会说：“我和谁都没有联系。”
鲁飞似乎突然想起一件事，就笑着说；“马主任，我回想起一件事，您就一定会记起我是谁了。”
马：“你说，你说。”
鲁：“在40军准备入关时，当时我在师宣传科担任宣传干事，我到过你们营进行采访，那天你见我后，将我推给了营教导员，那篇采访报导还上了师的《战友报》呢。”
马学武笑了笑，说：“哦，还有那么点印象，让你给我们营吹出了名。”
鲁：“郑政委这些年一直在广东省军区担任付政委，去年升任湖南省军区政委。”
晚饭后，人们都各自午休去了，他们两位战友仍在继续聊。
鲁飞带着惊讶的口语气问马学武：“老马呀，你怎么会在这里工作呢？”
马：“这都是过去的事啦！”
鲁飞有点为马学武抱不平，说：“你的职务和你参加革命的时间也太不相称，我们省直机关的部门领导，论资格和功劳都比不上你呀，可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厅局级。”
的确如此，一对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友，一位是身经百战的付团级指挥员，一位是舞文弄墨的军中文化人，相隔二十年后，一位已经是省直机关要员，另一位却在县里基层苦苦工作，一位是厅局级大人，而另一位却是连九品官都排不上的芝麻小吏。
马学武让鲁飞这么一追问，一时也回答不上来，显得十分尴尬。
鲁飞见状忙转话题：“我们师很多战友都在省里工作，如：师卫生部长，现在是省卫生厅厅长，师保卫科长，现在是广州市公安局付局长，师后勤部供应科长，现在是省商业厅付厅长，25团的宣传股长，对了是你的部下，现在是省邮电局党委付书记，至于仍留在军队工作的就更多了，你们团的政治处付主任，现在是大军区后勤部付政委。”
鲁飞见马学武不吭声，他明白此时马学武的心情。
眼看下午返省城的时间已到，鲁飞深情地说：“老马同志，您要好好保重身体，如果来广州，一定要来我家作客，我还要陪您去见见我们那些40军的老战友们。”
马学武起身和鲁飞握手告别，一直目送着小汽车远去。
不久，组织上又将马学武平调县计委担任付主任，主任由县委付书记兼任，下设六个付主任，第一付主任叫洪连兴，文革前是县政府的行政科长，四川大巴山人，国民党军被俘人员，辽沈战役时是国民党军上尉连长，俘虏后加入解放大军随军南下，在50军担任过事务长，51年转业广东地方，此人高度近视，在走路时碰到电线杆，马上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另外，他还有个笑话就是，在核批旅差费报销时，总是这样签字“同意报销洪连兴！”尽管马学武的付主任职务还排在他之后，由于洪付主任年纪较大，在工作中马学武一直很尊重他。马学武在计委具体负责全县的基本建设工作，其管辖单位是：建工局、城建办、建筑设计所、房管所、建筑工程公司等单位。一次，县里组织局以上领导干部到佛网县洛洞大队参观学大寨经验，一台二十四座的中巴车，挤得满满的，洪付主任来晚了，位置全座满了，只好座中间的加座，全车年轻的干部却不少，却没有一人肯让座，这时马学武起来将自己的正座让给了他，自己却到中间的加位上去。
地处广园县城郊的县国营果木林场，是当年轰轰烈烈大跃进年代产生的县办国营农场，由于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农场土地日益减少，人员流失，经营不善，农场频临倒闭，多年以来一直依靠地方财政补帖过日子，400多名员工的遣散问题引发社会动荡，是典型的全县老大难单位，县里多次派出工作组进驻该场，都是无功而返。
县委决定委派马学武率领县财政、劳动、农业、民政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再次进驻农场，工作组代表县委全权负责处理农场的遣散安排和善后工作，马学武骑上自行车每天穿梭十多公里来回奔波，有时索性在农场住下，尤其在农场职工就业安排方面，马学武将人民群众的事，当做天大的事情处理，他四处奔走，分别说服多家工厂和事业单位，同意接收果木场分流出来的干部、职工，力争做到上级满意，农场职工满意，接受单位也满意的局面，对落实党的政策和促进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1976年经上级批准，广园县拟扩建新县城，新的县城比原来旧县城将扩大五倍，县直一些机关干部，甚至包括领导干部，也设法在新城圈地，抢建豪华住宅，新城到80年建成时，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占一半以上拥有自己私建的住宅，而作为城市建设方面副总指挥的马学武却连一寸土地及一片瓦都没有。
1982年省委接到广园县干部群众的举报，查处了这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建私房一事，给违纪者按党纪政纪论处。
广园县老干部较多，每年省委组织部都安排指标，让一些年纪大身体差的领导干部到省委从化温泉干部疗养院进行休养，可笑的是这些名额到了广园后，全让后门走了，去疗养的干部不是身体没问题，就是年轻干部，有些甚至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干部，而作为老红军、老干部和荣誉伤残军人的马学武连一次机会也没有，然而，真正需要休养的他也从未向组织上开口索要疗养指标。
1977年秋天，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已经下乡两年多的小辉在所属的人民公社报了名，从初检到复检及政治审查均全部合格，这一年广园全县共有征兵指标750人，兵种是空军航校和海军守岛部队，小辉听别人说部队不接受独子参军，他也没有将报名参军的事告诉父母，直到返回县城复检身体时，马学武才知道小辉拟报名参加兵检，由于当兵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走后门现象，一些人把服兵役当成入党做官的台阶。为此，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孩子到部队去，而马学武和文青根本没有考虑过当兵还有那么复杂。一天接兵部队的领导，在县武装部和征兵办的领导陪同下来到马学武家访问，之前，他们在县武装部了解到马学武就那么一个儿子，试图说服马学武不让儿子小辉参军。其实，真实情况是，这次县里征兵是粥多僧少，县里一位领导的孩子也符合征兵条件，可从个人情况和身体以及家庭条件方面，接兵部队更倾向于小辉，为此，这位县领导担心自己的儿子当不成兵，生怕名额让条件较好的小辉得到，在这位领导的授意下，征兵办只好精心策划了以上这一幕。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介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一九七七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一九七八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七七级学生七八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1977年，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此时，马学武的大女儿小琳也加入了这些考试的大军之中，在数万名高考生中，她以全地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上海一所知名大学录取。
1978年底，全国干部、职工工资调整，由于马学武和文青的实际职务与行政级别不相称，现行职务低，而工资相对偏高，而哪些经过文革从基层座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其工资就相对低了。为此，他们夫妇又一次错过了调级机会。这是他们从建国后，其工资待遇就一直未变动过，最关健一点是因为职务没有提升，而造成工资级别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位置上。
1979年秋季，马学武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一连几天吃下睡不着，并伴有腹部疼痛，体重显著下降，精神不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坚持工作，文青看到自己的丈夫确实支持不住了，将马学武近来身体不好佳的情况向县委办公室作了汇报。县委指示马学武立即停止工作，接受身体检查。次日，马学武住了县人民医院。经过x光检查和物理化验，医院认为马学武是胃出血，建议：到广州较大的医院做胃镜检查，可是，马学武根本不听领导和医生的劝导，坚持留在本县医院治疗，不去省城作进一步的病情检查。
在县人民医院经过两个星期的药物治疗，病情仍未见好转，马学武被转去县中医院进行一边疗养一边治疗的方案，文青按医生嘱咐，天天送流质食物，二十天后，马学武觉得精神好了一些，向医院提出出院要求。
出院后的马学武又积极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经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央不断提高认识，强化培养锻炼后备干部的意识，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应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刻认识培养锻炼大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认识到加快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是贡献，保持社会稳定是贡献，为党和人民推荐、选拔和培养锻炼好年轻干部也是贡献，而且是最忠诚、最长远的贡献。自觉纠正认为后备干部“只要是金子，在哪都发光”，后备干部靠自然成长，用不着培养锻炼的模糊认识。防止和克服极少数现职领导干部出现思想觉悟低下，心胸狭隘，怕培养锻炼后备干部对自己形成威胁，根本不愿意培养锻炼后备干部的意识和行为。充分认识培养锻炼这一环节在促进和推动后备干部健康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正确、客观公正地看待后备干部，襟怀坦白，立党为公，甘为“人梯”，当好“伯乐”，不断强化培养锻炼后备干部的意识。
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政治上坚定。对此，无论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肩负着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要正确履行好职责，必须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有科学的理论修养，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与自己所承担职责任务相适应的文化科学知识、业务知识和领导水平。因此，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学习中提高工作和领导能力，是培养锻炼后备干部的首要任务。
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理论培训的重点是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把握其基本观点，领会其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坚持与时俱进，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加大对后备干部进行市场经济知识、法律法规知识、现代科技和管理、新知识、新技能学习培训的力度，提高他们适应社会发展，运用新的理念、新的工作方式，推进工作创新的能力。
针对有的地方或单位对后备干部实践锻炼没有紧密联系领导班子建设和后备干部自身实际，采取“一刀切”、“一锅煮”的方式方法进行，没有根据不同层次、不同阅历后备干部的不同特点和实践锻炼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形式实践锻炼的问题，要认真研究和把握后备干部健康成长的客观规律，牢固树立实践出真知、实践出能力的观点，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因人而宜，有针对性、有目的地抓好后备干部的实践锻炼。明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后备干部实践锻炼的具体目标。
广泛开辟后备干部实践锻炼的渠道。对长时间在副职岗位工作，没有担任单位主要领导阅历的后备干部，应授权他们负责抓好单位的重要单项或中心工作，或负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锻炼提高他们驾驭全局、果断决策和组织协调的能力。对缺乏基层工作经历的后备干部，应通过下调任职、下派挂职、下派驻点，以及离岗参与完成重大专题或综合性调研活动等途径，让他们丰富阅历，了解基层实情，夯实做好领导工作的基础。对在工作条件和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或单位工作的后备干部，应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到工作条件艰苦、工作基础较差，工作难度较大的地方或岗位接受锻炼，使他们在集中群众智慧、带领群众战胜困难、创造实绩的同时，磨练自己的意志，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同群众的感情。要开阔视野，从长计议，对政治上靠得住、综合素质高、发展潜力大、年富力强的后备干部，应根据情况选送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境外、国外的相关单位或公司进行实践锻炼，接受现代领导意识和领导方法的培训，使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的培养锻炼，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领导干部从领导职务改任非领导职务后，习惯上称之为退居二线，二线干部约占一个地区领导干部总数的1／5，且随着领导干部任期制的推行，这个比例将越来越大。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重大财富，是党政人才队伍中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部分。
八十年代初，根据国家培养新干部，老干部主动退居二线的政策，广园县也不例外，马学武和十多位老干部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让年富力强的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县委安排马学武担任县人大付主任一职，分管财经事务方面的工作，人大主任则由退居二线的县委刘付书记担任，刘主任是本地干部，1946年参加粤赣湘边游击队，担任过付指导员，解放后在文园县担任公社书记，文革前在马学武主管的工交系统担任交通局局长，文革后期担任县委付书记。
地方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议，虽然是权力机关，实际上却是个虚设的闲职，很多地方事务可管可不管，正常的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每年一二次的人大会议上。为此，当选人大付主任的马学武，处于半休息半工作的状况。
一位三十年代参加革命，在革命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荣誉伤残军人，人民共和国的有功之臣，居然在革命成功以后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在倍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百般折磨下，最后，以一个八品官职退居二线，结束了他的革命征程。
而一些能说会道、阿于奉承的同道人，却以专员、厅长、省长、部长、将军、司令员混迹于天下。
更具讽刺的是，在解放武汉时，一位被马学武俘虏的国民党军上尉付营长，解放后一直被我党作为统战对象，由于受到保护，不仅三反五反和反右斗争没有伤害过他，连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没有受到冲击，八十年代恢复政治协商会议后，以党外爱国人士身份当选武汉市政协付主席。
对于这一切马学武心里十分明白，然而，他从不后悔自己的人生轨迹，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既使是退居了，仍要继续保持革命的晚节，走向人生的最后一程。
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就提出了“老干部“的概念。老干部的认定条件和标准也经多次修订。[1978]104号文件具体规定为，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1942年底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及相当职务的干部；1949年9月30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地委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及相当职务以上干部可以离休。
1980年10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把离休条件扩大为：1937年7月6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参加革命工作的副县长及相当职务或18级以上干部；1945年9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参加革命工作的地委行政公署副专员及相当职务或行政14级以上的干部。
1982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国发[1982162号），对离休条件又作了新的修订。文件规定，对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达到离职休养年龄的，实行离职休养制度。改变了按参加革命工作时期、职务和级别确定离休的做法，离休范围有所扩大，使为建党、建军、建国做出特殊贡献的老干部基本上都得到了照顾。
按照这个规定，马学武被套上地（厅）一级的虚职，或可享受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
这一年，马学武身体时常感到不适，尤其是胸口感觉疼痛，被再度送进县人民医院，经过初步检查，胃和肾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此时，由于胃口不好，睡眠不足，马学武的身体状况急度下降，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为了照顾其生活，县委将文青调县委宣传部工作，以方便照料马学武的身体。
由于县里的医疗条件极其有限，院方决定将马学武转去条件较好的广州省人民医院或广州军区总医院就诊，可是，一般从县一级转往省级医院这医，必须经得这些医院领导的许可，或者是党政军这一级别的高级干部，文青试图通过关系找省卫生厅长或军区后勤领导，他们曾经是马学武的战友，但马学武知道后执意不求人，也不让妻子去找人。最后，只好住进了广州郊区一所普通的野战医院治疗。
说来也巧，有一天，文青在医院给马学武洗衣服时，在遇了一个熟悉的影子，她是这所野战医院的付院长李医生，50年代部队驻守海边防时，她是25团卫生队的医生，和马学武文青是一个部队的战友，那时候李医生还称文青是她的老大姐呢，近三十年了她们能在这里相遇，真让文青和李医生感到意外和高兴。
李医生好奇地问：“文教员，你怎么在这里？”
文青：“是老马在这医院住院。”
李医生吃惊地问道：“什么病，在哪病房？我马上过去。”李医生随文青急忙赶往病房，双手握着躺在病床上的马学武，说：“马团长，我是小李医生呀！”马学武也认出了这位当年在自己团里做医生的小李姑娘。李医生对文青说：“马团长应该够条件去陆总或南方医院就医，我们只是一间普通的军队医院，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都不行。”
文青不好意思的说：“老马职务不高，恐怕去不了。”
李医生：“他可是老红军呀，怎么不行？对了，马团长过去的同事和部下有不少在军区任职，你们可以找他们呀。”
文青：“哎，老马拉不下这张老脸，不准我求人，文革期间他受了那么多苦，他战友就是省革委的领导，老马也不找人家。”
李医生：“马团长还是过去的老脾气。”
李医生的丈夫孟勇，湖北人，在南下时也与马学武在一个师，马学武在25团任付团长，他在26团任宣传干事，现在是广州警备区付政治委员，军队的正师职干部，听妻子说马学武在野战医院住院，第二天专程到医院探望这位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他们在病房里谈了一个下午，从平津战役谈到解放海南，孟政委从谈话中了解到马学武建国后的种种经历，这位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多年的政治委员，为马学武这样的老革命，没有得到公平、公正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深感不安。
孟勇提笔给广东省委领导写信，呼吁关注在地方工作的南下老干部身体状况，省委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孟勇的提议，敦促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改善老干部的生活和医疗条件。
李医生是医院的内科专家，又担任医院的领导职务，在工作比较繁忙的情况下，坚持每天为马学武巡诊。她发现马学武经常有胸部巨痛的现状，这与目前治疗的胃病临床表现不相同，文青向李医生讲述了马学武在文革期间受冲击时，身体多处受伤，尤其是在军管时看守人员多次用枪托击打其胸部，造成吐血的情况。
革命老干部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宝贵财富，可惜上级的政策来得太晚了，1983年的七一党的生日刚过不久，一天早上文青依旧在病床上照顾丈夫吃早餐，当吃到一半时，马学武突然感到身体有一股前所末有的力量，一刹间，胸口感到剧痛，马学武跟妻子说了这样一句话：“老文呀，我打仗杀人太多了吧。”这也是马学武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说完就晕死了过去，院方立即将马学武送去抢救室，全力进行抢救，无奈老天不再给这位英雄最后一次机会，至止，马学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除了妻子在场，其他亲人无一在场。
由于事发突然。医院不清楚马学武至死的原因，经院方要求，征得文青同意，医院决定对马学武的身体进行医学解剖查明死因，解剖结果发现是心脏主动脉血管爆裂，是造成死亡的直接原因。
老英雄无声无息的走完了他坎坷的人生道路，据说老天也为之动容，从马学武倒下那一片刻，天公突降大雨，雷呜电闪，且一连三天不停地下着。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