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中国古代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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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制度（一）：
酒的制度即酒政，是国家对酒的生产，流通，销售和使用而制定实施的制度政策的总和。
一、酒的特殊性
在众多的生活用品中，酒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用品。这是因为：
1、中国酿酒的原料主要是粮食，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质。由于酿酒一般获利甚丰，在历史上常常发生酿酒大户大量采购粮食用于酿酒，与民争食，当酿酒原料与口粮发生冲突时，国家必须实施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加以干预。
2、酿酒及用酒是一项非常普遍的社会活动。首先，酒的生产非常普及，酿酒作坊可以大规模生产，家庭可以自产自用。由于生产方法相对简便，生产周期比较短，只要粮食富裕，随时都可以进行酿酒。酒的直接生产企业与社会上许多行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酒的消费面也非常广，如酿酒业与饮食业的结合，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国家对酒业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3、国家对酒实行榷酒以来，一般来说，酒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商品。酿酒业往往获利甚厚，在古代，在社会上能够开办酒坊酿酒的人户往往是富商巨贾，酿酒业的开办，给他们带来了滚滚财源，但财富过分集中在这些人手中，对国家来说并不是有利的。酒政的频繁变动，实际上是酒利的争夺，即是不同利益集团对酒利的争夺的结果。即使在当代，不同行业，不同管理层，不同的流通环节对酒利的分配也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4、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它不是生活必须品，但却具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如同古人所说的“酒以成礼，酒以治病，酒以成欢”，在这些特定的场合下，酒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酒又被人们看作为是一种奢侈品，没有它，也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而且，酒能使人上瘾，饮多使人致醉，惹事生非，伤身败体，人们又将其作为引起祸乱的根源。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酒业管理，使酒的生产，流通，消费走上正确的轨道，使酒的正面效应得到发挥，负面效应得到抑制也是一门深厚的学问。
数千年来，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历代统治者对于酒这个影响面极广的产品，从放任不管到紧抓不放，实行了种种管理政策。这些措施有利有弊，执行的程度有松有紧，历史上人们对其有煲有贬，虽然这些都成了历史，但对于后人总有借鉴的作用。
二、古代酒政的内容
远古时代，由于粮食生产并不稳定，酒的生产和消费一般来说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主要受粮食产量的影响。同时要明确的是，在奴隶社会，有资格酿酒和饮酒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层人物。酒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并不是商品，而只是一般的物品。人们还未认识到酒的经济价值。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朝前期。
从夏禹绝旨酒开始及周公发布《酒诰》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酒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酒政的具体实施形式和程度随各朝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在禁酒，榷酒和税酒之间变来变去。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形式。实行不同的酒政，往往涉及到酒利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问题，有时，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另外，由于政权更迭，酒政的连续性时有中断，尤其是酒政作为整个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其实施的内容和方式往往与国家整个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1、禁酒
禁酒，即由政府下令禁止酒的生产，流通和消费。
禁酒的目的主要是：
减少粮食的消耗，备战备荒。这是历代历朝禁酒的主要目的。
防止沈湎于酒，伤德败性，引来杀身之祸，禁止百官酒后狂言，议论朝政。这点主要针对统治者本身而言。
禁群饮，在古代主要是为了防止民众聚众闹事。
由于酒特有的引诱力，一些贵族们沈湎于酒，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最高统治者从维护本身的利益出发，不得不采取禁酒措施。
在中国历史上，夏禹可能是最早提出禁酒的帝王。相传“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战国策·魏策二》）在此，“绝旨酒”可以理解为自己不饮酒，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绝旨酒”的目的大概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表明自己要以身作则，不被美酒所诱惑，同时大概也包含有禁止民众过度饮酒的想法。
实证明夏禹的预见是正确的。夏商的两代末君都是因为酒而引来杀身之祸而导至亡国的。从史料记载及出土的大量酒器来看，夏商二代统治者饮酒的风气十分盛行。夏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夏桀最后被商汤放逐。商代贵族的饮酒风气并未收敛，反而越演越烈。出土的酒器不仅数量多，种类繁，而且其制作巧夺天功，堪称世界之最。这充分说明统治者是如何的沈缅于酒。据说商纣饮酒七天七夜不歇，酒糟堆成小山丘，酒池里可运舟。据研究商代的贵族们因长期用含有锡的青铜器的饮酒，造成慢性中毒，致使战斗力下降。商代的灭亡被普遍认为酗酒成风是其重要的原因。西周统治者在推翻商代的统治之后，发布了我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其中说道，不要经常饮酒，只有祭祀时，才能饮酒。对于那些聚众饮酒的人，抓起来杀掉。在这种情况下，西周初中期，酗酒的风气有所敛。这点可从出土的器物中，酒器所占的比重减少得到证明。《酒诰》中禁酒之教基本上可归结为，无彝酒，执群饮，戒缅酒，并认为酒是大乱丧德，亡国的根源。这构成了中国禁酒的主导思想之一。成为后世人们引经据典的典范。
西汉前期实行“禁群饮”的制度，相国萧何制定的律令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史记·文帝本纪》文颖注）。这大概是西汉初，新王朝刚刚建立，统治者为杜绝反对势力聚众闹事，故有此规定。禁群饮，这实际上是根据《酒诰》而制定的。
禁酒时，由朝廷发布禁酒令。禁酒也分为数种，一种是绝对禁酒，即官私皆禁，整个社会都不允许酒的生产和流通；另一种是局部地区禁酒，这在有些朝代如元代较为普遍，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粮食丰歉程度不一。还有一种是禁酒曲而不禁酒，这是一种特殊的方式，即酒曲是官府专卖品，不允许私人制造，属于禁止之列。没有酒曲，酿酒自然就无法进行。还有一种禁酒是在国家实行专卖时，禁止私人酿酒、运酒和卖酒。
在历史上禁酒极为普遍，除了以上的政治原因外，更多的还是因为粮食问题引起的。每当碰上天灾人祸，粮食紧张之时，朝廷就会发布禁酒令。而当粮食丰收，禁酒令就会解除。禁酒时，会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如发现私酒，轻则罚没酒曲或酿酒工具，重则处以极刑。
2、榷酒
榷酒，现在称为酒的专卖。即国家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不允许私人从事与酒有关的行业。由于实行国家的垄断生产和销售，酒价或者利润可以定得较高，一方面可获取高额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此来调节酒的生产和销售。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在历史上，专卖的形式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完全专卖
这种榷酒形式，是由官府负责全部过程，诸如造曲，酿酒，酒的运输，销售。由于独此一家，别无分店，酒价可以定得很高，故往往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收入全归官府。
（2）间接专卖
间接专卖的形式很多，官府只承担酒业的某一环节，其余环节则由民间负责。如官府只垄断酒曲的生产，实行酒曲的专卖，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在南宋时实行过，叫“隔槽法”，官府只提供场所，酿具，酒曲，酒户自备酿酒原料，向官府交纳一定的费用，酿酒数量不限，销售自负。
（3）商专卖
官府不生产，不收购，不运销，而由特许的商人或酒户在交纳一定的款项并接受管理的条件下自酿自销或经理购销事宜，非特许的商人则不允许从事酒业的经营。
西汉前中期酿酒业是很发达的。但并没有实行酒的专卖，西汉武帝时期第一次实行酒的专卖酒业政策的变化，是汉武帝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财经政策的一部分。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多年中，针对当时商人把持盐业，铁业，投机倒把，大发横财，但却“不佐国家之急”的不义之举，首先下令把盐业，铁业收归国家专营，这些措施为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为实行榷酒准备了重要的前提条件。既然盐和铁可以实行国家专卖，酒这种商品，到了一定的程度，提到专卖的议事日程也是迟早的事了。因为酒确实是一种可以为国家敛聚巨大财富的特殊商品。
促使实行榷酒政策的直接原因可能还是国家财政的日益捉襟见衬。在汉武帝末期，由于国家连年边关战争，耗资巨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酒这种几乎象盐，铁那样普遍的物品，由于生产方法相对比较简单，生产周期比较短，投资少，原材料来源丰富，产区分布广泛，酒的销路极广，社会需求量极大，赢利丰厚，其敛财聚宝的经济价值终于第一次被体现出来了。据史料记载，天汉三年（前98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汉书·武帝本纪》）。
榷酒的首创，在中国酒政史上甚至在中国财政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这是因为：（1）榷酒为国家扩大了财政收入的来源，为当时频繁的边关战争，浩繁的宫廷开支和镇压农民起义提供了财政来源。且这比直接向人民征税要高明，更合情理。因为酒是极为普及的物品，但又不是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提高销售价格，表面上看，饮酒的人未受到损害。但酒的价格中实际上包含了饮酒人向国家交纳的费用。这对于不饮酒的人来说，则间接地减轻了负担，尽管这也是一般人所体察不到的。（2）从经济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使一部分商人，富豪的利益转移到国家手中。因为当时有资格开设大型酒坊和酒店的人都是大商人和大地主。财富过多地集中在他们手中，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实行榷酒，在经济上剥夺了这些人的特权。这对于调剂贫富差距，无疑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3）实行榷酒，由国家宏观上加强对酿酒的管理，国家可以根据当时粮食的丰歉来决定酿酒与否或酿酒的规模，由于在榷酒期间不允许私人酿酒，卖酒，故比较容易控制酒的生产和销售，从而达到节约粮食的目的。
酒的专卖，在唐代后期，宋代，元代及清朝后期都是主要的酒政形式。
在历史上，北宋和南宋两代酒的专卖是最具特色的。北宋的专卖有多种形式。据史料记载，大体上有二种，此外还有承包制形式。
在历史上还有一种专卖，即酒曲的专卖，官府垄断酒曲的生产，由于酒曲是酿酒必不可少的基本原料，垄断了酒曲的生产就等于垄断了酒的生产。民间向官府的曲院（曲的生产场所）购买酒曲，自行酿酒，所酿的酒再向官府交纳一定的费用。这种政策在宋代的一些大城市，如东京（汴梁），南京（商丘）和西京（洛阳）曾实行
3、税酒
税酒是对酒征收的专税。这与一般的市税的概念有所不同。由于将酒看作是奢侈品，酒税与其它税相比，一般是比较重的。在汉代以前，对酒不实行专税，而只有普通的市税。在清代后期和民国时对卖酒的还有特许卖酒的牌照税等杂税。
从周公发布《酒诰》到汉武帝的初榷酒之前，统治者并未把管理酒业看作是敛聚财赋的重要手段。
商鞅辅政时的秦国，实行了“重本抑末”的基本国策。酒作为消费品，自然在限制之中。《商君书·垦令篇》中规定：“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意思是加重酒税，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秦律·田律》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部佐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秦国的酒政，有两点，即：禁止百姓酿酒，对酒实行高价重税。其目的是用经济的手段和严历的法律抑制酒的生产和消费，鼓励百姓多种粮食；另一方面，通过重税高价，国家也可以获得巨额的收入。
4、唐代特许下的税酒制的提出
禁酒的结果无疑会使酿酒业受到很大的摧残，酒的买卖少了，连酒的市税也收不到。代宗广德元年，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唐政府为了应付军费开支和养活皇室及官僚，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据《新唐书·杨炎传》的记载，当时搜括民财已到了“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地步。为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再次恢复了180多年的税酒政策。代宗二年，“定天下酤户纳税”（《唐书·食货志）。《杜佑通典》也记载：“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
唐朝的税酒，即对酿酒户和卖酒户进行登记，并对其生产经营规模划分等级，给予这些人从事酒业的特权。未经特许的则无资格从事酒业。大历六年的作法是：酒税一般由地方征收，地方向朝廷进奉，如所谓的“充布绢进奉”是说地方上可用酒税钱抵充进奉的布绢之数。
5、其它形式的酒政
（1）隔酿法
这是南宋时采取的一种变通措施，方法大致是：官府设立集中的酿酒场所，置办酿酒器具，民众自带粮食，前来酿酒，官府根据酿酒数量的多少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特殊的酒税。此法实行过一段时间，得到推广。
（2）酒税均摊法：“酒随两税青苗敛之”
元和六年（811年），粮食大熟，有的地方斗米只值二钱，粮食多，必然酿酒风行，酒价必然下跌。如果再不改变原来斗酒纳税百五十元的政策，酒户就将破产。统治者在此时及时调整了其酒政，是年，“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新唐书·食货志》）。《旧志》记载：“榷酒钱除出正酒户外，一切随两税青苗据贯均收。”这说明当时罢去的是官办的酒店，正酒户（官方核定的酒户，如按额纳税的酒户，他们可以免徭役等）仍然要纳酒税。青苗钱是一种地税附加税，土地越多，纳的青苗钱自然就越多。这样一来，一般的人只要交纳少量的青苗钱，就可以自行酿酒自用，不必作为私酒而被禁止了。这是向全体人民平均分摊的榷酒钱。在推行榷酒随两税青苗敛之的地区，则不再开设官办酒店。这种政策与唐前期的酒类自由经营的政策相仿，但榷酒钱已经转化成地税附加税。这样既可平息民众对官办酒坊或官方认可的酒店的怨恨，政府又有一定的财政收入。
6、对违反官府酒业政策的处罚
处罚制度是为了保证官府的酒业政策得到顺种实施的必要手段，在国家实行专卖政策、税酒政策或禁酒政策时，都对私酿酒实行一定程度的处罚。轻者没收酿酒器具，酿酒收入，或罚款处理，重者处以极刑。
中国古代十大宫廷贡酒
中国古代的十大宫廷贡酒，绵爽清冽，香醇宜人，流传至今，非常受欢迎。
1、九酝春酒
东汉建安年间（公元196年），曹操将家乡的“九酝春酒”（即古井贡酒）以及酿造方法献给汉献帝刘协，自此“九酝春酒”（古井贡酒）成为历代贡品。
古井贡酒的商标注册却颇费周折：1960年2月26日，古井酒厂按级申请注册古井牌古井贡酒商标时，3月18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却致函答复：古井酒厂申请注册的古井牌商标可以使用，但“古井贡酒”最好改为“古井酒”，也就是“贡”字不能用。后经据理力争，后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使用古井牌古井贡酒的注册商标和产品简介。古井贡酒1960年5月被评为安徽省名酒，1963年11月，在全国第二届评酒会上，被评为中国八大名酒第二名。从此，古井贡酒进人中国名酒行列，名字也越叫越响。
十年浩劫期间，文化界及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最严重的摧残。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最浓的“古井贡酒”也难逃劫难。1967年古井贡酒的“贡”字被戴上了“四旧”的帽子惨遭战害，数十万套“古井贡酒”商标被一举焚之，简易新商标“古井酒”以“革命”身份进人“革命者”手中。然而，文化的魁力是无法消退的。应消费者的强烈要求，古井酒厂1973年上报安徽省轻工业局请求恢复使用古井贡酒商标。1973年9月1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轻工业局下发文件，同意恢复古井贡酒名称的批复。
从此，古井贡酒这个历经政治、经济、文化沧桑的品牌才被固定下来，并为人们所钟爱。
2、鹤年贡酒
创立于明朝永乐三年的北京鹤年堂在明、清两朝就专门为皇宫配制御用养生酒、养生茶等而扬名海内外，被誉为“京城养生老字号历史悠久第一家”！现专供于中央国家机关的《1405·鹤年贡》系列养生酒系运用鹤年堂世传六百年御用养生酒酿制工艺精制而成，色泽瑰丽、口味醇香，酒性温和，营养丰富，养人养生，是中老年养生保健的上好嘉品。
鹤年堂把歧黄之术融于酒茶之道，他善长用佛手、桂花、金橘、茵陈、玫瑰等配以多种中药泡制成佳酿，制成后，酒的色泽瑰丽，红、绿、黄、紫无不晶莹剔透，花果之香浓郁，醇甜回味悠长，极投合文人雅士所追求的浪漫意境；而且具有解郁理气、保胆利肝、补气养血之功效，少饮养性，多饮微薰怡情，有酒意而无酒醉，且体无酒攻脾胃肝之害，人无酒后少德行之象，从永乐皇帝起，就把此酒列为皇宫御饮，永乐徐皇后、清朝慈安、慈禧等还以“金瑰酒”为养生养颜常用饮品。此方曾列为宫廷秘方，1927年曾按传承之方重新配制金佛酒、金橘酒、金茵酒、金瑰酒，深受京城名流雅士欢迎，甚至外宾也争相饮用。
鹤年堂重又按古方及工艺研发生产，《1405·鹤年贡》系列养生酒，一经推出，立即受到追求健康完美的人士所钟爱，成为名流聚饮、亲朋馈赠的上等嘉品，日本、韩国、东南亚等也有人闻讯而至，未曾上市，就订购一空。
鹤年堂最负盛名的“鹤年寿酒”等功能性养生酒，更是具有传奇色彩。明嘉靖四年（1525年），当时才25岁的严嵩任南京翰林院侍读，文章书法已负盛名，来京公干时住在菜市口南边的江苏会馆，距鹤年堂很近。此时的鹤年堂已经从丁家转到浙江药商曹蒲飒的手中。当时人们称他为“曹菩萨”，口碑极好。一日严嵩偶染小恙来到鹤年堂，“曹菩萨”为他亲自开方配药，相谈甚欢，“曹菩萨”知道严嵩书法极好，就请他给药铺写个牌匾，据说严嵩当时欣然提笔写下了“鹤年堂”三个字，从此，围绕这块牌子匾，演绎了许多传说。据说此匾一挂上去，便吸引了过往的行人，人们对这三个雄浑大字赞叹不已，认为京师无二。
有一位山西的老举子，站在匾下端详许多，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字是好字，有功底，有韵味，可惜笔锋转折处，时时透出一股奸气。后来严嵩果然成为权臣，当然，这只不过是后人的附会。
严嵩题匾之后，从此与鹤年堂来往我了起来。后来严嵩嘉靖十五年（1536年）入京为礼部尚书，费尽心神，攀爬仕途，终于位至首辅，由于过于功于心计，官场明争暗斗错综复杂，如履薄冰，太过劳神，刚过花甲之年，就已老态龙钟。他到鹤年堂讨教调养之方，鹤年堂幼主曹永利用结合祖先之法，以培植中气、调节气血运行的原理给他配制了“鹤年长生不老酒”，用了年余，竟然白发变黑，脸色红润。严嵩和他的家人始终都在使用鹤年堂配制的中草药，“鹤年长生不老酒”更是每日必饮，身体慢慢调养的非常健康，严嵩一生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竟然活了八十九岁（1408－1569）高龄。严嵩喝鹤年长生不老酒而神爽体健之事，后来传到了嘉庆皇帝的耳朵里，他是又喜又怒，喜的是世上竟然有此等妙方，怒的是“严嵩有此秘方，未尝呈录，可见人心是难料啊！”于是传旨命太医院到鹤年堂照方配酒，交将此方改名为“鹤年寿酒”，列为宫廷秘方，严令不得外传。此方也秘传至今，鹤年堂福、禄、寿、禧贡洒，就是用此系列配方配制，功效强，效果好，始终非常受欢迎。
3、枣集美酒
枣集镇是我国著名的传统酒乡，是道教鼻祖老子的诞生地。其酿酒历史久远，上可追溯至春秋，盛于隋唐，产出的酒被宋真宗赵恒钦定为“宫廷贡酒”，有“天赐名酒，地赐名泉”“枣集美酒，名不虚传”之美句流传。公元前518年，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祖师孔子问礼拜谒于道教祖师――老子（李耳），老子奉上枣集酿造的美酒招待孔子，孔子饮后遂留下“惟酒无量不及乱”的千古名言。宋真宗赵恒于在中祥符七年来鹿邑拜老子，夜宿老君台前“明道宫”饮用枣集酒后才思大发，命笔写下“先天太后赞碑”立于太清宫门前，并下诏地方每年进贡两万斤枣集酒作为宫廷之用。
4、酃酒
又名酃酉录酒。在北魏时就成为宫廷的贡酒，而且还被历代帝王祭祀祖先作为最佳的祭酒。湖之酒最初是酃湖附近农民自制的“家作酒”，后逐步进入市场，民国24年上海版《中国实业杂志》载：清末民初，衡阳城内有酿酒作坊179家，每年产酒达32，600担。故城衡阳酒店遍及大街小巷，有“青草桥头酒百家”之赞。今衡阳四乡，每家每户都会酿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用湖之酒待客。湖之酒用途广泛，除作饮料酒外，还用来作烹调佐料，除腐去腥，添色添香。其酒糟加淀粉冲蛋，甜酒糟煮汤元等美味可口。
5、鸿茅酒
鸿茅酒始创于清代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生产历史。它产于内蒙古凉城县的鸿茅古镇。
独特的地域风貌，独特的气候环境，独特的原料宝藏，独特的上乘水质，独特的酿造工艺，造就了鸿茅基酒绵爽清冽，香醇宜人。
清乾隆四年，山西榆次县王家堡驰名中医王吉天行医至鸿茅古镇，见此等上乘好酒，便毅然收买了鸿茅基酒（当时叫鸿茅白酒或称鸿茅酒）酿制缸坊，将自家历代秘传的中草药秘方用该酒浸提，制成了功效卓著的鸿茅药酒。自此，王吉天便停止了此酒的销售，专用作鸿茅药酒的基酒使用，故使得此酒更加神秘，外界很少见得到。后道光年间，与鸿茅药酒一并被选为宫廷贡酒。抗战期间，贺龙元帅在凉城工作期间，常饮用此酒，以御塞外严寒。
6、羊羔美酒
羊羔美酒配方独特，用料考究，选用优质黍米、嫩羊肉、鲜水果及名贵中药材陈酿而成，酒业呈琥珀色，酒度17度，融酯香、奶香、果香、药香于一体，酸甜适度，风格独特，具有滋阴润肺，增补元气，壮腰益肾，开胃健脾，养肝明目及乌发美容之功效。
三国时诸葛亮以羊羔酒犒赏三军，在《空城计》中，当司马懿兵临城下时，诸葛亮在城楼上唱到：“大开城门将您迎，我用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唐代羊羔美酒作为贡品进入宫廷，供皇帝享用，唐玄宗李隆基给杨贵妃过二十岁生日时，从“沉香亭”贡酒中特意为杨贵妃选中了“羊羔美酒”以示祝贺，贵妃醉酒后，翩翩起舞，跳起了“霓裳羽衣舞”，玄宗酒兴排击奏乐。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在同客人畅饮羊羔美酒时，挥笔写下了“试开云梦羊羔酒，快泻钱唐药王船”的精美诗句，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名著《本草纲目》中记载：“羊羔美酒健脾胃、益腰身、大补元气”的滋补保健用品；清朝学者李汝珍在《镜花缘》中记载羊羔美酒系栾城所产，并将羊羔美酒列为当时55种名酒之量。
7、杏花村汾酒
据《北齐书》记载，杏花村汾酒在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成为宫廷贡酒。唐代大诗人杜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千古绝唱更使杏花村和汾酒天下闻名，妇孺皆知。《唐国史补》、北宋朱翼中的《北山酒经》、窦革的《酒谱》、张能臣的《酒名记》、元朝宋伯仁的《酒小史》、明代王世贞的《酒品》、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都有关于杏花村美酒为历代名酒的记载。上世纪初的1915年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甲等金质大奖章，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的优秀代表。
8、五加皮酒
五加皮酒，堪称最古老的贡酒。五加皮酒是由多种中药材配制而成，关于它的配制有一段段优美的传说。
传说，东海龙王的五公主佳婢下凡到人间，与凡人致中和相爱。因生活维难五公文提出要酿造一种既健身又治病的酒，致中和感到为难。五公文让致中和按她的方法酿造，并按一定的比例投放中药。在投放中药时，五公主唱出一首歌：“一味当归补心血，去瘀化湿用妾黄。甘松醒脾能除恶，散滞和胃广木香。薄荷性凉清头目，木瓜舒络精神爽。独活山楂镇湿邪，风寒顽痹屈能张。五加树皮有奇香，滋补肝肾筋骨壮，调和诸药添甘草，桂枝玉竹不能忘。凑足地支十二数，增增减减皆妙方。”原来这歌中含有十二种中药，便是五加皮酒的配方。五公主为了避嫌，将酒取名“致中和五加皮酒”。据秦汉时期的〈申农本草经〉载，“鲁定公母单服五加皮酒，以致不死”。
9、菊花酒
据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沂己载，汉高祖时，宫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莲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据南朝梁关均撰《续齐谐记》记载，“九月九日……，饮菊酒，祸可消”。这是旧俗重九为重阳节，需饮菊花酒的开始。
溥杰先生曾为菊花白酒赋诗：“媲莲花白，蹬邻竹叶青。菊英夸寿世，药估庆延龄。醇肇新风味，方传旧禁廷。长征携作伴，跃进莫须停。”为莲花白酒题诗为：“酿美醇凝露，香幽远益精，秘方传禁苑，寿世归闻名。”
10、“同盛金”烧酒
1996年6月9日，一项令人惊叹的考古发现在辽宁锦州面世。人们搬迁锦州凌川酿酒总厂的老厂时，偶然在地下80厘米处发现了四个木制的酒海（古代酒的容器），酒海内竟然完好地保存着香气宜人的白酒。这些酒海以红桦构筑，长为2。62米、宽1。31米、深1。64米箱内裱糊以约1500层、内蘸以鹿血的宣纸。这些宣纸上用汉字，涝文书写“大清道光乙已年”、“同盛金”、“大清国”等字样。通过这些记载及其他遗迹、文物考古专家确认这是“同盛金”酒坊在清道光二十五年封存的，这些酒不仅命长，而且十分好喝。
“烧酒”属陈香型，色微黄，酒精度53%，理化和卫生指标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规定。由于是贡酒，它用鹿血蘸宣纸封存，150多年的浸泡使鹿血渗入酒中，功效了得。
据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食品工艺协会白酒专业协会反复考证后认为：这批清朝贡酒是世界上穴藏时间最长的白酒，它和盛酒器皿“木酒海”的发现，对中国酒文化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古代的酿酒技术秦汉以来，由于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为酿酒业的兴旺提供了物质基础。
山东诸城凉台出土的一幅汉代的画像石有一幅庖厨图，图中的一部分为酿酒情形的描绘，把当时酿酒的全过程都表现出来了。一人跪着正在捣碎曲块，旁边有一口陶缸应为曲末的浸泡，一人正在加柴烧饭，一人正在劈柴，一人在甑旁拨弄着米饭，一人负责曲汁过滤到米饭中去，并把发酵醪拌匀的操作。有两人负责酒的过滤，还有一人拿着勺子，大概是要把酒液装入酒瓶。下面是发酵用的大酒缸，都安放在酒垆之中。大概有一人偷喝了酒，被人发现后，正在挨揍。酒的过滤大概是用绢袋，并用手挤干。过滤后的酒放入小口瓶，进一步陈酿。
东汉时期酿酒工艺路线是：
酒曲块酿酒原料↓↓捣碎蒸熟↓↓浸曲冷却↓↓过滤曲汁───→入大口缸发酵（酒垆）
↓过滤↓入小口酒瓶
这一酿酒工艺路线，可以说是汉代及其以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酿酒的主要操作法。
新汉王莽当权，恢复西汉时期酒的专卖，为此，制定了详细的酿酒原料的配比，即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出酒率220％，这个比例与现在的也很接近。从中也可看出，酒曲的用量很大（占酿酒用米的50％），这说明酒曲的糖化发酵力不高。
东汉末期，曹操发现家乡已故县令的家酿法（九酝春酒法）新颖独特，所酿的酒醇厚无比。将此方献给汉献帝。这个方法是酿酒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发酵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补料发酵法。这种方法，现代称为“喂饭法”。在发酵工程上归为“补料发酵法”（feed－batchferme。补料发酵法后来成为我国黄酒酿造的最主要的加料方法。<<齐民要术>
“九酝春酒法”就是在一个发酵周期中，原料不是一次性都加入进去，而是分为九次投入。该法先浸曲，第一次加一石米，以后每隔三天加入一石米，其加九次。曹操自称用此法酿成的酒质量很好。故向当时的皇帝推荐此法。
补料法除了上述的“递减补料法”外，还有“递增补料法”。如“法酒第六十七”国的“米酒法”，第一次加料3斗三升，第二次加六斗六升，第三次加一石三斗二升，第四投加料二石六斗四升。最重要者应是根据曲热强盛决定加料量。
汉代开始采用喂饭法，从酒曲的功能来看，说明酒曲的质量提高了。这可能与当时普遍使用块曲有关。块曲中根霉菌和酵母菌的数量比散曲中的相对要多。由于这两类微生物可在发酵液中繁殖，因此，曲的用量没有必要太多，只需逐级扩大培养就行了。喂饭法的方法故在本质上来说也具有逐级扩大培养的功能。
北魏时期的贾思勰写下了不朽名著，这是一部农业技术专著，作为农副业产品之一的酒的生产技术占有一定的篇幅。其中有八例制曲法，四十余例酿酒法。所收录的实际上是汉代以来各地区（以北方为主）的酿酒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酿酒技术总结。酿酒技术路线与前面所总结的汉代酿酒路线大致相同。但是更为可贵的是总结了许多酿酒技术的原理，这些原理在现代仍然起着指导意义。
1、用曲的方法用酒曲酿酒是我国的特色，古人如何用曲值得研究。曲是糖化发酵剂，在古代，将其看作发酵的引物。在古时，酿酒的关键步骤之一就是先将酒曲制成这种引物，酒曲的使用是否得当往往决定酿酒的成败。因为古代的酒曲都是天然接种微生物的，极易污染杂菌。
古代用曲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先将酒曲泡在水中，待酒曲发动后（即待曲中的酶制剂都溶解出来并活化后），过滤曲汁，再投入米饭开始发酵，这称之为浸曲法；另一种是酒曲捣碎成细粉后，直接与米饭混合，这不妨称之为“曲末拌饭法”。浸曲法可能比曲末拌饭法更为古老。浸曲法大概是从蘖（谷芽）浸泡糖化发酵转变而来的。浸曲法在汉代甚至在北魏时期都是最常用的用曲方法，这可从广泛使用浸曲法得出这一结论。
古代懂得浸曲之水应根据不同的季节而应分别处理。冬季酿酒取来的水可以直接浸曲；春天后，气温较高，水不干净，需将水煮沸，沸水也不能直接浸曲，需冷却后才能浸曲（沸水会将曲中的微生物烫死，酶也会失活）。
浸曲，也有讲究，应根据季节，水温确定浸曲时间。以保证浸曲的效果。
2、酸浆的使用酿酒酵母菌喜欢在较酸的环境中生长，其生长最适ph值最好在4。2－5。0之间。有些微生物如细菌则在中性的ph环境下较易生长。在较低的ph环境下会受到抑制。米饭加水后，其ph往往不在4。2－5。0的范围内。为克服这一矛盾，古人除了选择酿酒时间多在温度较低的冬季进行之外，还采用了即大胆，又明智的“以酸治酸”的策略：酸浆法。本来酿酒所忌讳的就是酒变酸了。但是古人巧妙地利用先酸化后酿酒的策略，使酒醪中的酸性环境有利于的益的酵母菌生长，不利于腐败菌（细菌）的生长，反而可以抑制酒的酸败。
3、固态及半固态发酵法我国黄酒酿造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发酵醪液中固体物质的浓度较高。与国外的葡萄酒发酵，啤酒发酵相比，这一特点就更加明显。啤酒也是采用谷物作原料，其糖化醪中麦芽与水之比为1：4。3左右。威士忌的糖化醪则为1：5左右。
如淳注：“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黍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一斗米出酒一斗，可见酿酒时原料米在发酵醪液中的浓度肯定是很高的。
新汉王莽时期规定的酿酒米曲酒之间的比例为2：1：6。6。这一比例在我国是较为常见的。发酵醪中的固体物质浓度也大大高于啤酒的发酵醪。
酿酒法的发酵醪液的固体物浓度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浓度极高的如：米酎酒和米酒。固体物质与水之比为1：0。7－0。8，居中的是1：1左右的。最稀的则是夏鸡鸣酒，约为1：3。这种酒发酵时间不到24小时，晚间下酿，次日早晨出售，是比较淡泊的。但不管如何，绝大多数酒比啤酒要浓。
5、温度的控制古人与现代人在温度这个物理量上无非是表达方式的不同，确切地说古人不是用数值表示，而是用人的体温或沸水的温度做为参照，来大致确定酿造时应控制在什么温度的范围内。我国人民在酿酒过程中已掌握了各关键环节的温度控制要点，这就是浸曲时温度的控制；摊饭时温度的控制；维持适当的发酵温度。
6、酿酒的后道处理技术到北魏时期，酿酒的后道处理技术仍然是比较简单的。从东汉的画像石上的“庖厨图上可看出，酒的过滤是采用绢袋自然过滤后再加上用手挤压。
但如何“押”则不甚清楚。如在“粳米法酒”中是这样做的：“令清者，以盆盖，密泥封之，经七日，便极清澄，接取清者，然后押之”。首先是任酒液自然澄清，取上清酒液后，下面的酒糟则用押的方法进一步取其酒液。在古汉字中，“押”通“压”，应是用重物从上往下压。才能把酒糟压干。可能会使用压板和某种过滤介质作为配合，把酒糟压下去，稍清的酒液又显示出来。不知当时是否有专用的木质压榨工具。
中国人用餐排坐的讲究中华饮食源远流长。在这自古为礼仪之邦，讲究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饮食礼仪自然成为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的饮宴礼仪号称始于周公，千百年的演进，终于形成今天大家普遍接受的一套饮食进餐礼仪，是古代饮食礼制的继承和发展。
饮食礼仪因宴席的性质、目的而不同；不同的地区，也是千差万别。古代的饮食礼仪是按阶层划分：宫廷，官府，行帮，民间等。而现代饮食礼仪则简化为：主人（东道），客人了。
作为客人，赴宴讲究仪容，根据关系亲疏决定是否携带小礼品或好酒。赴宴守时守约。抵达后，先根据认识与否自报家门，或由东道进行引见介绍，听从东道安排，然后入座：这个“排座次”，是整个中国饮食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从古到今，因为桌具的演进，所以座位的排法也相应变化。总的来讲，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家宴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末席为最低者。
家庭宴请，首席为地位最尊的客人，主人则居末席。首席未落座，其余都不能落座，首席未动手，大家都不能动手。
巡酒时自首席按顺序一路敬下。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左手边依次为2、4、6……右手边依次为3、5、7……直至汇合。
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然后首席的左手边坐开去为2、4、6、8，右手边为3、5、7。
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酒的制度即酒政，是国家对酒的生产，流通，销售和使用而制定实施的制度政策的总和。
一、酒的特殊性
在众多的生活用品中，酒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用品。这是因为：
1、中国酿酒的原料主要是粮食，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质。由于酿酒一般获利甚丰，在历史上常常发生酿酒大户大量采购粮食用于酿酒，与民争食，当酿酒原料与口粮发生冲突时，国家必须实施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加以干预。
2、酿酒及用酒是一项非常普遍的社会活动。首先，酒的生产非常普及，酿酒作坊可以大规模生产，家庭可以自产自用。由于生产方法相对简便，生产周期比较短，只要粮食富裕，随时都可以进行酿酒。酒的直接生产企业与社会上许多行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酒的消费面也非常广，如酿酒业与饮食业的结合，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国家对酒业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3、国家对酒实行榷酒以来，一般来说，酒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商品。酿酒业往往获利甚厚，在古代，在社会上能够开办酒坊酿酒的人户往往是富商巨贾，酿酒业的开办，给他们带来了滚滚财源，但财富过分集中在这些人手中，对国家来说并不是有利的。酒政的频繁变动，实际上是酒利的争夺，即是不同利益集团对酒利的争夺的结果。即使在当代，不同行业，不同管理层，不同的流通环节对酒利的分配也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4、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它不是生活必须品，但却具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如同古人所说的“酒以成礼，酒以治病，酒以成欢”，在这些特定的场合下，酒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酒又被人们看作为是一种奢侈品，没有它，也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而且，酒能使人上瘾，饮多使人致醉，惹事生非，伤身败体，人们又将其作为引起祸乱的根源。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酒业管理，使酒的生产，流通，消费走上正确的轨道，使酒的正面效应得到发挥，负面效应得到抑制也是一门深厚的学问。
数千年来，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历代统治者对于酒这个影响面极广的产品，从放任不管到紧抓不放，实行了种种管理政策。这些措施有利有弊，执行的程度有松有紧，历史上人们对其有煲有贬，虽然这些都成了历史，但对于后人总有借鉴的作用。
二、古代酒政的内容
远古时代，由于粮食生产并不稳定，酒的生产和消费一般来说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主要受粮食产量的影响。同时要明确的是，在奴隶社会，有资格酿酒和饮酒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层人物。酒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并不是商品，而只是一般的物品。人们还未认识到酒的经济价值。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朝前期。
从夏禹绝旨酒开始及周公发布《酒诰》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酒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酒政的具体实施形式和程度随各朝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在禁酒，榷酒和税酒之间变来变去。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形式。实行不同的酒政，往往涉及到酒利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问题，有时，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另外，由于政权更迭，酒政的连续性时有中断，尤其是酒政作为整个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其实施的内容和方式往往与国家整个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1、禁酒
禁酒，即由政府下令禁止酒的生产，流通和消费。
禁酒的目的主要是：
减少粮食的消耗，备战备荒。这是历代历朝禁酒的主要目的。
防止沈湎于酒，伤德败性，引来杀身之祸，禁止百官酒后狂言，议论朝政。这点主要针对统治者本身而言。
禁群饮，在古代主要是为了防止民众聚众闹事。
由于酒特有的引诱力，一些贵族们沈湎于酒，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最高统治者从维护本身的利益出发，不得不采取禁酒措施。
在中国历史上，夏禹可能是最早提出禁酒的帝王。相传“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战国策·魏策二》）在此，“绝旨酒”可以理解为自己不饮酒，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绝旨酒”的目的大概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表明自己要以身作则，不被美酒所诱惑，同时大概也包含有禁止民众过度饮酒的想法。
实证明夏禹的预见是正确的。夏商的两代末君都是因为酒而引来杀身之祸而导至亡国的。从史料记载及出土的大量酒器来看，夏商二代统治者饮酒的风气十分盛行。夏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夏桀最后被商汤放逐。商代贵族的饮酒风气并未收敛，反而越演越烈。出土的酒器不仅数量多，种类繁，而且其制作巧夺天功，堪称世界之最。这充分说明统治者是如何的沈缅于酒。据说商纣饮酒七天七夜不歇，酒糟堆成小山丘，酒池里可运舟。据研究商代的贵族们因长期用含有锡的青铜器的饮酒，造成慢性中毒，致使战斗力下降。商代的灭亡被普遍认为酗酒成风是其重要的原因。西周统治者在推翻商代的统治之后，发布了我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其中说道，不要经常饮酒，只有祭祀时，才能饮酒。对于那些聚众饮酒的人，抓起来杀掉。在这种情况下，西周初中期，酗酒的风气有所敛。这点可从出土的器物中，酒器所占的比重减少得到证明。《酒诰》中禁酒之教基本上可归结为，无彝酒，执群饮，戒缅酒，并认为酒是大乱丧德，亡国的根源。这构成了中国禁酒的主导思想之一。成为后世人们引经据典的典范。
西汉前期实行“禁群饮”的制度，相国萧何制定的律令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史记·文帝本纪》文颖注）。这大概是西汉初，新王朝刚刚建立，统治者为杜绝反对势力聚众闹事，故有此规定。禁群饮，这实际上是根据《酒诰》而制定的。
禁酒时，由朝廷发布禁酒令。禁酒也分为数种，一种是绝对禁酒，即官私皆禁，整个社会都不允许酒的生产和流通；另一种是局部地区禁酒，这在有些朝代如元代较为普遍，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粮食丰歉程度不一。还有一种是禁酒曲而不禁酒，这是一种特殊的方式，即酒曲是官府专卖品，不允许私人制造，属于禁止之列。没有酒曲，酿酒自然就无法进行。还有一种禁酒是在国家实行专卖时，禁止私人酿酒、运酒和卖酒。
在历史上禁酒极为普遍，除了以上的政治原因外，更多的还是因为粮食问题引起的。每当碰上天灾人祸，粮食紧张之时，朝廷就会发布禁酒令。而当粮食丰收，禁酒令就会解除。禁酒时，会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如发现私酒，轻则罚没酒曲或酿酒工具，重则处以极刑。
2、榷酒
榷酒，现在称为酒的专卖。即国家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不允许私人从事与酒有关的行业。由于实行国家的垄断生产和销售，酒价或者利润可以定得较高，一方面可获取高额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此来调节酒的生产和销售。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在历史上，专卖的形式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完全专卖
这种榷酒形式，是由官府负责全部过程，诸如造曲，酿酒，酒的运输，销售。由于独此一家，别无分店，酒价可以定得很高，故往往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收入全归官府。
（2）间接专卖
间接专卖的形式很多，官府只承担酒业的某一环节，其余环节则由民间负责。如官府只垄断酒曲的生产，实行酒曲的专卖，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在南宋时实行过，叫“隔槽法”，官府只提供场所，酿具，酒曲，酒户自备酿酒原料，向官府交纳一定的费用，酿酒数量不限，销售自负。
（3）商专卖
官府不生产，不收购，不运销，而由特许的商人或酒户在交纳一定的款项并接受管理的条件下自酿自销或经理购销事宜，非特许的商人则不允许从事酒业的经营。
西汉前中期酿酒业是很发达的。但并没有实行酒的专卖，西汉武帝时期第一次实行酒的专卖酒业政策的变化，是汉武帝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财经政策的一部分。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多年中，针对当时商人把持盐业，铁业，投机倒把，大发横财，但却“不佐国家之急”的不义之举，首先下令把盐业，铁业收归国家专营，这些措施为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为实行榷酒准备了重要的前提条件。既然盐和铁可以实行国家专卖，酒这种商品，到了一定的程度，提到专卖的议事日程也是迟早的事了。因为酒确实是一种可以为国家敛聚巨大财富的特殊商品。
促使实行榷酒政策的直接原因可能还是国家财政的日益捉襟见衬。在汉武帝末期，由于国家连年边关战争，耗资巨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酒这种几乎象盐，铁那样普遍的物品，由于生产方法相对比较简单，生产周期比较短，投资少，原材料来源丰富，产区分布广泛，酒的销路极广，社会需求量极大，赢利丰厚，其敛财聚宝的经济价值终于第一次被体现出来了。据史料记载，天汉三年（前98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汉书·武帝本纪》）。
榷酒的首创，在中国酒政史上甚至在中国财政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这是因为：（1）榷酒为国家扩大了财政收入的来源，为当时频繁的边关战争，浩繁的宫廷开支和镇压农民起义提供了财政来源。且这比直接向人民征税要高明，更合情理。因为酒是极为普及的物品，但又不是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提高销售价格，表面上看，饮酒的人未受到损害。但酒的价格中实际上包含了饮酒人向国家交纳的费用。这对于不饮酒的人来说，则间接地减轻了负担，尽管这也是一般人所体察不到的。（2）从经济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使一部分商人，富豪的利益转移到国家手中。因为当时有资格开设大型酒坊和酒店的人都是大商人和大地主。财富过多地集中在他们手中，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实行榷酒，在经济上剥夺了这些人的特权。这对于调剂贫富差距，无疑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3）实行榷酒，由国家宏观上加强对酿酒的管理，国家可以根据当时粮食的丰歉来决定酿酒与否或酿酒的规模，由于在榷酒期间不允许私人酿酒，卖酒，故比较容易控制酒的生产和销售，从而达到节约粮食的目的。
酒的专卖，在唐代后期，宋代，元代及清朝后期都是主要的酒政形式。
在历史上，北宋和南宋两代酒的专卖是最具特色的。北宋的专卖有多种形式。据史料记载，大体上有二种，此外还有承包制形式。
在历史上还有一种专卖，即酒曲的专卖，官府垄断酒曲的生产，由于酒曲是酿酒必不可少的基本原料，垄断了酒曲的生产就等于垄断了酒的生产。民间向官府的曲院（曲的生产场所）购买酒曲，自行酿酒，所酿的酒再向官府交纳一定的费用。这种政策在宋代的一些大城市，如东京（汴梁），南京（商丘）和西京（洛阳）曾实行
3、税酒
税酒是对酒征收的专税。这与一般的市税的概念有所不同。由于将酒看作是奢侈品，酒税与其它税相比，一般是比较重的。在汉代以前，对酒不实行专税，而只有普通的市税。在清代后期和民国时对卖酒的还有特许卖酒的牌照税等杂税。
从周公发布《酒诰》到汉武帝的初榷酒之前，统治者并未把管理酒业看作是敛聚财赋的重要手段。
商鞅辅政时的秦国，实行了“重本抑末”的基本国策。酒作为消费品，自然在限制之中。《商君书·垦令篇》中规定：“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意思是加重酒税，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秦律·田律》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部佐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秦国的酒政，有两点，即：禁止百姓酿酒，对酒实行高价重税。其目的是用经济的手段和严历的法律抑制酒的生产和消费，鼓励百姓多种粮食；另一方面，通过重税高价，国家也可以获得巨额的收入。
4、唐代特许下的税酒制的提出
禁酒的结果无疑会使酿酒业受到很大的摧残，酒的买卖少了，连酒的市税也收不到。代宗广德元年，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唐政府为了应付军费开支和养活皇室及官僚，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据《新唐书·杨炎传》的记载，当时搜括民财已到了“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地步。为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再次恢复了180多年的税酒政策。代宗二年，“定天下酤户纳税”（《唐书·食货志）。《杜佑通典》也记载：“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
唐朝的税酒，即对酿酒户和卖酒户进行登记，并对其生产经营规模划分等级，给予这些人从事酒业的特权。未经特许的则无资格从事酒业。大历六年的作法是：酒税一般由地方征收，地方向朝廷进奉，如所谓的“充布绢进奉”是说地方上可用酒税钱抵充进奉的布绢之数。
5、其它形式的酒政
（1）隔酿法
这是南宋时采取的一种变通措施，方法大致是：官府设立集中的酿酒场所，置办酿酒器具，民众自带粮食，前来酿酒，官府根据酿酒数量的多少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特殊的酒税。此法实行过一段时间，得到推广。
（2）酒税均摊法：“酒随两税青苗敛之”
元和六年（811年），粮食大熟，有的地方斗米只值二钱，粮食多，必然酿酒风行，酒价必然下跌。如果再不改变原来斗酒纳税百五十元的政策，酒户就将破产。统治者在此时及时调整了其酒政，是年，“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新唐书·食货志》）。《旧志》记载：“榷酒钱除出正酒户外，一切随两税青苗据贯均收。”这说明当时罢去的是官办的酒店，正酒户（官方核定的酒户，如按额纳税的酒户，他们可以免徭役等）仍然要纳酒税。青苗钱是一种地税附加税，土地越多，纳的青苗钱自然就越多。这样一来，一般的人只要交纳少量的青苗钱，就可以自行酿酒自用，不必作为私酒而被禁止了。这是向全体人民平均分摊的榷酒钱。在推行榷酒随两税青苗敛之的地区，则不再开设官办酒店。这种政策与唐前期的酒类自由经营的政策相仿，但榷酒钱已经转化成地税附加税。这样既可平息民众对官办酒坊或官方认可的酒店的怨恨，政府又有一定的财政收入。
6、对违反官府酒业政策的处罚
处罚制度是为了保证官府的酒业政策得到顺种实施的必要手段，在国家实行专卖政策、税酒政策或禁酒政策时，都对私酿酒实行一定程度的处罚。轻者没收酿酒器具，酿酒收入，或罚款处理，重者处以极刑。
中国古代十大宫廷贡酒
中国古代的十大宫廷贡酒，绵爽清冽，香醇宜人，流传至今，非常受欢迎。
1、九酝春酒
东汉建安年间（公元196年），曹操将家乡的“九酝春酒”（即古井贡酒）以及酿造方法献给汉献帝刘协，自此“九酝春酒”（古井贡酒）成为历代贡品。
古井贡酒的商标注册却颇费周折：1960年2月26日，古井酒厂按级申请注册古井牌古井贡酒商标时，3月18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却致函答复：古井酒厂申请注册的古井牌商标可以使用，但“古井贡酒”最好改为“古井酒”，也就是“贡”字不能用。后经据理力争，后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使用古井牌古井贡酒的注册商标和产品简介。古井贡酒1960年5月被评为安徽省名酒，1963年11月，在全国第二届评酒会上，被评为中国八大名酒第二名。从此，古井贡酒进人中国名酒行列，名字也越叫越响。
十年浩劫期间，文化界及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最严重的摧残。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最浓的“古井贡酒”也难逃劫难。1967年古井贡酒的“贡”字被戴上了“四旧”的帽子惨遭战害，数十万套“古井贡酒”商标被一举焚之，简易新商标“古井酒”以“革命”身份进人“革命者”手中。然而，文化的魁力是无法消退的。应消费者的强烈要求，古井酒厂1973年上报安徽省轻工业局请求恢复使用古井贡酒商标。1973年9月1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轻工业局下发文件，同意恢复古井贡酒名称的批复。
从此，古井贡酒这个历经政治、经济、文化沧桑的品牌才被固定下来，并为人们所钟爱。
2、鹤年贡酒
创立于明朝永乐三年的北京鹤年堂在明、清两朝就专门为皇宫配制御用养生酒、养生茶等而扬名海内外，被誉为“京城养生老字号历史悠久第一家”！现专供于中央国家机关的《1405·鹤年贡》系列养生酒系运用鹤年堂世传六百年御用养生酒酿制工艺精制而成，色泽瑰丽、口味醇香，酒性温和，营养丰富，养人养生，是中老年养生保健的上好嘉品。
鹤年堂把歧黄之术融于酒茶之道，他善长用佛手、桂花、金橘、茵陈、玫瑰等配以多种中药泡制成佳酿，制成后，酒的色泽瑰丽，红、绿、黄、紫无不晶莹剔透，花果之香浓郁，醇甜回味悠长，极投合文人雅士所追求的浪漫意境；而且具有解郁理气、保胆利肝、补气养血之功效，少饮养性，多饮微薰怡情，有酒意而无酒醉，且体无酒攻脾胃肝之害，人无酒后少德行之象，从永乐皇帝起，就把此酒列为皇宫御饮，永乐徐皇后、清朝慈安、慈禧等还以“金瑰酒”为养生养颜常用饮品。此方曾列为宫廷秘方，1927年曾按传承之方重新配制金佛酒、金橘酒、金茵酒、金瑰酒，深受京城名流雅士欢迎，甚至外宾也争相饮用。
鹤年堂重又按古方及工艺研发生产，《1405·鹤年贡》系列养生酒，一经推出，立即受到追求健康完美的人士所钟爱，成为名流聚饮、亲朋馈赠的上等嘉品，日本、韩国、东南亚等也有人闻讯而至，未曾上市，就订购一空。
鹤年堂最负盛名的“鹤年寿酒”等功能性养生酒，更是具有传奇色彩。明嘉靖四年（1525年），当时才25岁的严嵩任南京翰林院侍读，文章书法已负盛名，来京公干时住在菜市口南边的江苏会馆，距鹤年堂很近。此时的鹤年堂已经从丁家转到浙江药商曹蒲飒的手中。当时人们称他为“曹菩萨”，口碑极好。一日严嵩偶染小恙来到鹤年堂，“曹菩萨”为他亲自开方配药，相谈甚欢，“曹菩萨”知道严嵩书法极好，就请他给药铺写个牌匾，据说严嵩当时欣然提笔写下了“鹤年堂”三个字，从此，围绕这块牌子匾，演绎了许多传说。据说此匾一挂上去，便吸引了过往的行人，人们对这三个雄浑大字赞叹不已，认为京师无二。
有一位山西的老举子，站在匾下端详许多，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字是好字，有功底，有韵味，可惜笔锋转折处，时时透出一股奸气。后来严嵩果然成为权臣，当然，这只不过是后人的附会。
严嵩题匾之后，从此与鹤年堂来往我了起来。后来严嵩嘉靖十五年（1536年）入京为礼部尚书，费尽心神，攀爬仕途，终于位至首辅，由于过于功于心计，官场明争暗斗错综复杂，如履薄冰，太过劳神，刚过花甲之年，就已老态龙钟。他到鹤年堂讨教调养之方，鹤年堂幼主曹永利用结合祖先之法，以培植中气、调节气血运行的原理给他配制了“鹤年长生不老酒”，用了年余，竟然白发变黑，脸色红润。严嵩和他的家人始终都在使用鹤年堂配制的中草药，“鹤年长生不老酒”更是每日必饮，身体慢慢调养的非常健康，严嵩一生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竟然活了八十九岁（1408－1569）高龄。严嵩喝鹤年长生不老酒而神爽体健之事，后来传到了嘉庆皇帝的耳朵里，他是又喜又怒，喜的是世上竟然有此等妙方，怒的是“严嵩有此秘方，未尝呈录，可见人心是难料啊！”于是传旨命太医院到鹤年堂照方配酒，交将此方改名为“鹤年寿酒”，列为宫廷秘方，严令不得外传。此方也秘传至今，鹤年堂福、禄、寿、禧贡洒，就是用此系列配方配制，功效强，效果好，始终非常受欢迎。
3、枣集美酒
枣集镇是我国著名的传统酒乡，是道教鼻祖老子的诞生地。其酿酒历史久远，上可追溯至春秋，盛于隋唐，产出的酒被宋真宗赵恒钦定为“宫廷贡酒”，有“天赐名酒，地赐名泉”“枣集美酒，名不虚传”之美句流传。公元前518年，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祖师孔子问礼拜谒于道教祖师――老子（李耳），老子奉上枣集酿造的美酒招待孔子，孔子饮后遂留下“惟酒无量不及乱”的千古名言。宋真宗赵恒于在中祥符七年来鹿邑拜老子，夜宿老君台前“明道宫”饮用枣集酒后才思大发，命笔写下“先天太后赞碑”立于太清宫门前，并下诏地方每年进贡两万斤枣集酒作为宫廷之用。
4、酃酒
又名酃酉录酒。在北魏时就成为宫廷的贡酒，而且还被历代帝王祭祀祖先作为最佳的祭酒。湖之酒最初是酃湖附近农民自制的“家作酒”，后逐步进入市场，民国24年上海版《中国实业杂志》载：清末民初，衡阳城内有酿酒作坊179家，每年产酒达32，600担。故城衡阳酒店遍及大街小巷，有“青草桥头酒百家”之赞。今衡阳四乡，每家每户都会酿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用湖之酒待客。湖之酒用途广泛，除作饮料酒外，还用来作烹调佐料，除腐去腥，添色添香。其酒糟加淀粉冲蛋，甜酒糟煮汤元等美味可口。
5、鸿茅酒
鸿茅酒始创于清代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生产历史。它产于内蒙古凉城县的鸿茅古镇。
独特的地域风貌，独特的气候环境，独特的原料宝藏，独特的上乘水质，独特的酿造工艺，造就了鸿茅基酒绵爽清冽，香醇宜人。
清乾隆四年，山西榆次县王家堡驰名中医王吉天行医至鸿茅古镇，见此等上乘好酒，便毅然收买了鸿茅基酒（当时叫鸿茅白酒或称鸿茅酒）酿制缸坊，将自家历代秘传的中草药秘方用该酒浸提，制成了功效卓著的鸿茅药酒。自此，王吉天便停止了此酒的销售，专用作鸿茅药酒的基酒使用，故使得此酒更加神秘，外界很少见得到。后道光年间，与鸿茅药酒一并被选为宫廷贡酒。抗战期间，贺龙元帅在凉城工作期间，常饮用此酒，以御塞外严寒。
6、羊羔美酒
羊羔美酒配方独特，用料考究，选用优质黍米、嫩羊肉、鲜水果及名贵中药材陈酿而成，酒业呈琥珀色，酒度17度，融酯香、奶香、果香、药香于一体，酸甜适度，风格独特，具有滋阴润肺，增补元气，壮腰益肾，开胃健脾，养肝明目及乌发美容之功效。
三国时诸葛亮以羊羔酒犒赏三军，在《空城计》中，当司马懿兵临城下时，诸葛亮在城楼上唱到：“大开城门将您迎，我用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唐代羊羔美酒作为贡品进入宫廷，供皇帝享用，唐玄宗李隆基给杨贵妃过二十岁生日时，从“沉香亭”贡酒中特意为杨贵妃选中了“羊羔美酒”以示祝贺，贵妃醉酒后，翩翩起舞，跳起了“霓裳羽衣舞”，玄宗酒兴排击奏乐。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在同客人畅饮羊羔美酒时，挥笔写下了“试开云梦羊羔酒，快泻钱唐药王船”的精美诗句，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名著《本草纲目》中记载：“羊羔美酒健脾胃、益腰身、大补元气”的滋补保健用品；清朝学者李汝珍在《镜花缘》中记载羊羔美酒系栾城所产，并将羊羔美酒列为当时55种名酒之量。
7、杏花村汾酒
据《北齐书》记载，杏花村汾酒在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成为宫廷贡酒。唐代大诗人杜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千古绝唱更使杏花村和汾酒天下闻名，妇孺皆知。《唐国史补》、北宋朱翼中的《北山酒经》、窦革的《酒谱》、张能臣的《酒名记》、元朝宋伯仁的《酒小史》、明代王世贞的《酒品》、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都有关于杏花村美酒为历代名酒的记载。上世纪初的1915年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甲等金质大奖章，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的优秀代表。
8、五加皮酒
五加皮酒，堪称最古老的贡酒。五加皮酒是由多种中药材配制而成，关于它的配制有一段段优美的传说。
传说，东海龙王的五公主佳婢下凡到人间，与凡人致中和相爱。因生活维难五公文提出要酿造一种既健身又治病的酒，致中和感到为难。五公文让致中和按她的方法酿造，并按一定的比例投放中药。在投放中药时，五公主唱出一首歌：“一味当归补心血，去瘀化湿用妾黄。甘松醒脾能除恶，散滞和胃广木香。薄荷性凉清头目，木瓜舒络精神爽。独活山楂镇湿邪，风寒顽痹屈能张。五加树皮有奇香，滋补肝肾筋骨壮，调和诸药添甘草，桂枝玉竹不能忘。凑足地支十二数，增增减减皆妙方。”原来这歌中含有十二种中药，便是五加皮酒的配方。五公主为了避嫌，将酒取名“致中和五加皮酒”。据秦汉时期的〈申农本草经〉载，“鲁定公母单服五加皮酒，以致不死”。
9、菊花酒
据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沂己载，汉高祖时，宫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莲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据南朝梁关均撰《续齐谐记》记载，“九月九日……，饮菊酒，祸可消”。这是旧俗重九为重阳节，需饮菊花酒的开始。
溥杰先生曾为菊花白酒赋诗：“媲莲花白，蹬邻竹叶青。菊英夸寿世，药估庆延龄。醇肇新风味，方传旧禁廷。长征携作伴，跃进莫须停。”为莲花白酒题诗为：“酿美醇凝露，香幽远益精，秘方传禁苑，寿世归闻名。”
10、“同盛金”烧酒
1996年6月9日，一项令人惊叹的考古发现在辽宁锦州面世。人们搬迁锦州凌川酿酒总厂的老厂时，偶然在地下80厘米处发现了四个木制的酒海（古代酒的容器），酒海内竟然完好地保存着香气宜人的白酒。这些酒海以红桦构筑，长为2。62米、宽1。31米、深1。64米箱内裱糊以约1500层、内蘸以鹿血的宣纸。这些宣纸上用汉字，涝文书写“大清道光乙已年”、“同盛金”、“大清国”等字样。通过这些记载及其他遗迹、文物考古专家确认这是“同盛金”酒坊在清道光二十五年封存的，这些酒不仅命长，而且十分好喝。
“烧酒”属陈香型，色微黄，酒精度53%，理化和卫生指标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规定。由于是贡酒，它用鹿血蘸宣纸封存，150多年的浸泡使鹿血渗入酒中，功效了得。
据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食品工艺协会白酒专业协会反复考证后认为：这批清朝贡酒是世界上穴藏时间最长的白酒，它和盛酒器皿“木酒海”的发现，对中国酒文化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古代的酿酒技术秦汉以来，由于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为酿酒业的兴旺提供了物质基础。
山东诸城凉台出土的一幅汉代的画像石有一幅庖厨图，图中的一部分为酿酒情形的描绘，把当时酿酒的全过程都表现出来了。一人跪着正在捣碎曲块，旁边有一口陶缸应为曲末的浸泡，一人正在加柴烧饭，一人正在劈柴，一人在甑旁拨弄着米饭，一人负责曲汁过滤到米饭中去，并把发酵醪拌匀的操作。有两人负责酒的过滤，还有一人拿着勺子，大概是要把酒液装入酒瓶。下面是发酵用的大酒缸，都安放在酒垆之中。大概有一人偷喝了酒，被人发现后，正在挨揍。酒的过滤大概是用绢袋，并用手挤干。过滤后的酒放入小口瓶，进一步陈酿。
东汉时期酿酒工艺路线是：
酒曲块酿酒原料↓↓捣碎蒸熟↓↓浸曲冷却↓↓过滤曲汁───→入大口缸发酵（酒垆）
↓过滤↓入小口酒瓶
这一酿酒工艺路线，可以说是汉代及其以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酿酒的主要操作法。
新汉王莽当权，恢复西汉时期酒的专卖，为此，制定了详细的酿酒原料的配比，即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出酒率220％，这个比例与现在的也很接近。从中也可看出，酒曲的用量很大（占酿酒用米的50％），这说明酒曲的糖化发酵力不高。
东汉末期，曹操发现家乡已故县令的家酿法（九酝春酒法）新颖独特，所酿的酒醇厚无比。将此方献给汉献帝。这个方法是酿酒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发酵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补料发酵法。这种方法，现代称为“喂饭法”。在发酵工程上归为“补料发酵法”（feed－batchferme。补料发酵法后来成为我国黄酒酿造的最主要的加料方法。<<齐民要术>
“九酝春酒法”就是在一个发酵周期中，原料不是一次性都加入进去，而是分为九次投入。该法先浸曲，第一次加一石米，以后每隔三天加入一石米，其加九次。曹操自称用此法酿成的酒质量很好。故向当时的皇帝推荐此法。
补料法除了上述的“递减补料法”外，还有“递增补料法”。如“法酒第六十七”国的“米酒法”，第一次加料3斗三升，第二次加六斗六升，第三次加一石三斗二升，第四投加料二石六斗四升。最重要者应是根据曲热强盛决定加料量。
汉代开始采用喂饭法，从酒曲的功能来看，说明酒曲的质量提高了。这可能与当时普遍使用块曲有关。块曲中根霉菌和酵母菌的数量比散曲中的相对要多。由于这两类微生物可在发酵液中繁殖，因此，曲的用量没有必要太多，只需逐级扩大培养就行了。喂饭法的方法故在本质上来说也具有逐级扩大培养的功能。
北魏时期的贾思勰写下了不朽名著，这是一部农业技术专著，作为农副业产品之一的酒的生产技术占有一定的篇幅。其中有八例制曲法，四十余例酿酒法。所收录的实际上是汉代以来各地区（以北方为主）的酿酒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酿酒技术总结。酿酒技术路线与前面所总结的汉代酿酒路线大致相同。但是更为可贵的是总结了许多酿酒技术的原理，这些原理在现代仍然起着指导意义。
1、用曲的方法用酒曲酿酒是我国的特色，古人如何用曲值得研究。曲是糖化发酵剂，在古代，将其看作发酵的引物。在古时，酿酒的关键步骤之一就是先将酒曲制成这种引物，酒曲的使用是否得当往往决定酿酒的成败。因为古代的酒曲都是天然接种微生物的，极易污染杂菌。
古代用曲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先将酒曲泡在水中，待酒曲发动后（即待曲中的酶制剂都溶解出来并活化后），过滤曲汁，再投入米饭开始发酵，这称之为浸曲法；另一种是酒曲捣碎成细粉后，直接与米饭混合，这不妨称之为“曲末拌饭法”。浸曲法可能比曲末拌饭法更为古老。浸曲法大概是从蘖（谷芽）浸泡糖化发酵转变而来的。浸曲法在汉代甚至在北魏时期都是最常用的用曲方法，这可从广泛使用浸曲法得出这一结论。
古代懂得浸曲之水应根据不同的季节而应分别处理。冬季酿酒取来的水可以直接浸曲；春天后，气温较高，水不干净，需将水煮沸，沸水也不能直接浸曲，需冷却后才能浸曲（沸水会将曲中的微生物烫死，酶也会失活）。
浸曲，也有讲究，应根据季节，水温确定浸曲时间。以保证浸曲的效果。
2、酸浆的使用酿酒酵母菌喜欢在较酸的环境中生长，其生长最适ph值最好在4。2－5。0之间。有些微生物如细菌则在中性的ph环境下较易生长。在较低的ph环境下会受到抑制。米饭加水后，其ph往往不在4。2－5。0的范围内。为克服这一矛盾，古人除了选择酿酒时间多在温度较低的冬季进行之外，还采用了即大胆，又明智的“以酸治酸”的策略：酸浆法。本来酿酒所忌讳的就是酒变酸了。但是古人巧妙地利用先酸化后酿酒的策略，使酒醪中的酸性环境有利于的益的酵母菌生长，不利于腐败菌（细菌）的生长，反而可以抑制酒的酸败。
3、固态及半固态发酵法我国黄酒酿造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发酵醪液中固体物质的浓度较高。与国外的葡萄酒发酵，啤酒发酵相比，这一特点就更加明显。啤酒也是采用谷物作原料，其糖化醪中麦芽与水之比为1：4。3左右。威士忌的糖化醪则为1：5左右。
如淳注：“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黍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一斗米出酒一斗，可见酿酒时原料米在发酵醪液中的浓度肯定是很高的。
新汉王莽时期规定的酿酒米曲酒之间的比例为2：1：6。6。这一比例在我国是较为常见的。发酵醪中的固体物质浓度也大大高于啤酒的发酵醪。
酿酒法的发酵醪液的固体物浓度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浓度极高的如：米酎酒和米酒。固体物质与水之比为1：0。7－0。8，居中的是1：1左右的。最稀的则是夏鸡鸣酒，约为1：3。这种酒发酵时间不到24小时，晚间下酿，次日早晨出售，是比较淡泊的。但不管如何，绝大多数酒比啤酒要浓。
5、温度的控制古人与现代人在温度这个物理量上无非是表达方式的不同，确切地说古人不是用数值表示，而是用人的体温或沸水的温度做为参照，来大致确定酿造时应控制在什么温度的范围内。我国人民在酿酒过程中已掌握了各关键环节的温度控制要点，这就是浸曲时温度的控制；摊饭时温度的控制；维持适当的发酵温度。
6、酿酒的后道处理技术到北魏时期，酿酒的后道处理技术仍然是比较简单的。从东汉的画像石上的“庖厨图上可看出，酒的过滤是采用绢袋自然过滤后再加上用手挤压。
但如何“押”则不甚清楚。如在“粳米法酒”中是这样做的：“令清者，以盆盖，密泥封之，经七日，便极清澄，接取清者，然后押之”。首先是任酒液自然澄清，取上清酒液后，下面的酒糟则用押的方法进一步取其酒液。在古汉字中，“押”通“压”，应是用重物从上往下压。才能把酒糟压干。可能会使用压板和某种过滤介质作为配合，把酒糟压下去，稍清的酒液又显示出来。不知当时是否有专用的木质压榨工具。
中国人用餐排坐的讲究中华饮食源远流长。在这自古为礼仪之邦，讲究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饮食礼仪自然成为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的饮宴礼仪号称始于周公，千百年的演进，终于形成今天大家普遍接受的一套饮食进餐礼仪，是古代饮食礼制的继承和发展。
饮食礼仪因宴席的性质、目的而不同；不同的地区，也是千差万别。古代的饮食礼仪是按阶层划分：宫廷，官府，行帮，民间等。而现代饮食礼仪则简化为：主人（东道），客人了。
作为客人，赴宴讲究仪容，根据关系亲疏决定是否携带小礼品或好酒。赴宴守时守约。抵达后，先根据认识与否自报家门，或由东道进行引见介绍，听从东道安排，然后入座：这个“排座次”，是整个中国饮食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从古到今，因为桌具的演进，所以座位的排法也相应变化。总的来讲，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家宴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末席为最低者。
家庭宴请，首席为地位最尊的客人，主人则居末席。首席未落座，其余都不能落座，首席未动手，大家都不能动手。
巡酒时自首席按顺序一路敬下。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左手边依次为2、4、6……右手边依次为3、5、7……直至汇合。
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然后首席的左手边坐开去为2、4、6、8，右手边为3、5、7。
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