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国殇为鬼无新旧――从张振武看辛亥首义元勋们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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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武这个人，国版教科书以及正史中，最多提他一句，往往一笔带过。最多是讲袁世凯“凶相毕露”时，弄一句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后翻脸，磨刀霍霍，杀掉首义功臣之一的张振武。
真实的历史中，袁世凯甫当“大总统”，不仅没大开杀戒，还对党人极尽网罗之能事，待孙中山如上宾，为各位辛亥元勋皆设荣位，极尽“杯酒释兵权”之厚道能事。
而且，张振武之死，实由黎元洪而起，怪不得袁世凯。
无论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还是定都北京，黎元洪一直站在袁世凯的一边。数日以来，经他授意，其手下文人幕僚饶汉祥为他起草了不少长篇电文，洋洋洒洒，行文华丽，骈体雕琢，广为传诵。
通电之中，黎元洪貌似公允，作忧国忧民状，痛斥南京方面的拖延刁难，让袁世凯深感其人可倚。
在武昌，党人内部发生的“宁汉龃龉”，以及文学社、共进会两个派别的内斗，终使黎元洪抓住机会，步步坐大。
武昌起义后，军政府成立，握有军权的军务部三个部长中，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占了两席。为了排斥文学社成员，孙武本人主动向黎元洪靠拢，甘心为其所用。
阳夏战争中，黄兴抵鄂，文学社的蒋翊武自称力挺这位老乡。而且，到援武汉的客军，主力是湖南派来的两个协。这样，湘鄂地域之争更趋激烈，形成了黄兴、蒋翊武的湖南帮与黎元洪、孙武湖北帮的对立，也含有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暗中较劲。
黄兴大败后回上海，文学社的蒋翊武出任战时总司令。孙武感觉不踏实，劝黎元洪改以谭人凤替代蒋翊武。岂料，同为湖南人的谭人凤，一任职就提出限制孙武等人权限的建议。为此，孙武大为光火，纠结一帮军官，黎元洪换下谭人凤。谭大胡子仅仅当三天官，指挥权又落回孙武等鄂籍军人手中。
不过，由于孙武本人军事才能未被公认，大家公推吴兆麟为战时总司令。所以，当时的湖北军政出现了双头领导，孙武为军务部长，又有吴兆麟为战时总司令。
南京组成临时政府后，孙武跑官不成，深恨黄兴，进而恨和尚憎及袈裟，又恨孙中山、同盟会以及南京政府。他气汹汹到上海组织“民社”，力挺黎元洪、袁世凯。
对于武昌党人文学社、共进会两个派动的矛盾，黎元洪乐观其成。
这两拨人闹得越凶，他本人作为“仲裁者”的身份就越凸显，权力就更加集中。
不仅坐观文学社、共进会之间的恶斗，黎元洪还挑拨孙武与张振武这两个同为共进会首领的湖北老乡的关系。
武昌首义中，张振武与孙武、蒋翊武齐名，号称“首义三武”。在起义初始阶段，孙武在医院疗伤，蒋翊武出逃，惟张振武一人担当，勇于任事。他和蔡济民等人一起，在武昌最困难的时刻，担负起军事指挥的任务。
汉阳失守后，黄兴心灰意冷，主张放弃武昌。危急时刻，张振武拨枪大喝：“有敢言弃武昌者，斩！”一言而定乾坤，终使武昌临危不失，革命军保住了根据地这一最大的“本钱”。
武昌停战后，张振武前往上海购置枪械，携款数十万而去。
为此，孙武打小算盘，惟恐张振武的势力膨胀，就暗中与黎元洪商量，派人监视张振武在上海的活动。
张振武对此丝毫不知情，站在老乡立场上，他也公开在报上指责黄兴和南京临时政府：“碌碌诸公，因人成事，攘夺利权”。访友论时局，他为孙武鸣不平，并积极参与“民社”的创立活动。
由于张振武在上海所购置的枪械有不少是废枪（此举中了那些中间当掮客吃回扣的日本浪人的当），黎元洪在孙武撺掇下电催张振武回武昌。
当时，张振武见南北议和濒于破裂，就拨出第二批购置的部分枪械，准备支持烟台的蓝天蔚，并想自领一支军队，参与北伐清廷。
同盟会驻沪人员得知此讯后，马上向黎元洪告状，说张振武有“借北伐名义携械潜逃”的意思。
黎元洪闻之恼火，严令电催张振武回鄂。
不得已，张振武只得回到武昌。
刚回来，他就到黎元洪处质问。黎元洪装得一脸茫然，推说召他归鄂是孙武之意，与自己无关。
由此，孙、张之间交恶。
张振武回来后，黎元洪查账仔细，细追每笔款项的去处，惹得张振武大怒。他冲入都督府，指着黎元洪鼻子大骂：
“当初我们把你拉出来当了大都督，你现在富贵尊荣了，也清起我们的账来！”
心中有愧，黎元洪不敢吭声，挥笔核销了张振武上海之行的款项。
深究其由，张振武在武昌首义后纳妾九人，私生活不检点，难免有蚀侵公款的行为。但数目甚小，于大节无亏。
黎元洪、孙武就此小题大做，难免深藏机心。
孙武攀上黎元洪后，愈加跋扈，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最终导致了武昌“群英会”推动的“二次革命”。（这与孙中山日后反袁的“二次革命”不是一回事）
“群英会”，原本由清朝新军32标革命党人向海潜所创，宗旨是反清革命，后并入共进会系统。武昌首义中，群英会成员舍生忘死，牺牲甚多。
首义胜利后，共进会会员黄申芗得任近卫军协统，对孙武的倨傲与蛮横甚为不满，就与同为湖北大冶老乡的向海潜暗中联合，以“改良政治”为由，暗中秘密联络将校团、教导团、毕血团等组织中那些胜利后因投闲置散而心怀怨恨的军官们，发起一场旨在倒孙武的军事行动。
1912年2月27日夜，大批士兵佩带“群英会”白布徽记，高喊“打倒孙武”、“驱逐民贼”的口号，一路鸣枪，冲向军务部和孙武的住处。
孙武腿快，单身逃往汉口洋租界躲避。他的家小，全部落入乱兵之手，被扣押住当“人质”。（后经张振武说情放出）
闯入孙宅的士兵们仔细搜察，发现孙武家箱笼甚盛，金银不少。
在这次事件中，黄申芗事先表明只杀孙武一人，目的单纯。但参与人数太多，人各怀心，中途生变。有人抢，有人烧，有人杀，变成了一场兵变。
大乱中，文学社成员张廷辅被杀（时任第二镇统制），邓玉麟（时任第四镇统制）和蔡济民两人被乱兵扣压。
由于张廷辅的被杀，事变显然掺入了共进会与文学社争斗的色彩。
逃入汉口的孙武，本想借邓玉麟之力进行军事镇压，但得知邓也已经被乱兵抓住，他只能放弃武力。
在张振武奔走解说下，黎元洪出来作好人，终于以不流血方式平息了这次兵变。
事后，孙武被迫辞职，表示“心寒齿冷”，“谢绝世事”，寓居于汉口不出。其实，他仍旧与黎元洪密切往来，随时准备“入世”。
虽然黎元洪一直倚重孙武，但对这个一直恃势凌人的武人，黎元洪心中也很不爽。“群英会”军官闹事，正好帮他忙，把孙武从要职位置上搞下。
为此，事后，黎元洪对黄申芗也很宽容，口头“申斥”一下，送数千大洋让他“出洋考察”。
坐山观虎斗之余，“群英会”二次革命也给黎元洪抓住了借口。孙武离职后，军务部两个副部长张振武、蒋翊武均被免职，只给两人以“顾问”的虚衔。军务部缩编为无数的军务司（蔡济民为司长），成为黎元洪手下的听命办事机构。
然后，黎元洪对武昌军政府一顿大换血，把不顺眼的人全部赶走，扶上清一色的自己人，完全把持了湖北一切军政大权。
武昌首义同志间，各立山头，既有湖南、湖北、上海的地域之争，又有同盟会与非同盟会之争。
在上海集团和武昌集团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结缠绕，僵持不休。
蒋翊武表面上是武昌集团的人，但他领导的文学社在感情上倾向同盟会，与上海集团不乏亲近；上海的章太炎，乃老光复会员，却因为一直与孙中山等人有过节，常常与黎元洪等武昌集团首脑明送秋波。
双方闹别扭，使劲掐，最后就使得北京的袁世凯和武昌的黎元洪坐收渔人之利。
在湖北，黎元洪可谓是真正的一方之主了。
首义功臣中，孙武去，蒋翊武免，蔡济民不就官，只有张振武一个人切齿恨恨，不甘心被边缘化，继续掌握将校团这样一支有实力的武装，坐恋不去。
黎元洪一再企图改编这个团，均为张振武所拒。黎元洪想派去一个副团长，也被赶回来。他想把该团编入自己亲信所辖的第六镇，还遭将校团的激烈反对。
从那时起，黎元洪对张振武已动杀心。
张振武本人不知韬晦，常出头为武昌首义功臣争利权。听说顾庆云被从黎元洪武昌警视厅长的位子上排挤下去，他就致信黎元洪，怒斥说：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何其颠倒错乱如是乎？”
黎元洪见此信，杀心益炽。联想到首义后自己被拉到咨议局当晚，一批旗兵叛乱进攻，张振武曾提议用自己脑袋来镇抚的事情，黎元洪心中更恨。
直接办了张振武不太容易，于是，黎元洪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让他率一支兵马前往任职，实际上想先排挤他出湖北。
张振武一心想立功名，秣兵厉马，准备就任。
袁世凯当时答应，但心中明白。他绝不想弄个非北洋系的军人，在北方自己地盘屯兵。于是，袁世凯很快就以烟台有变为由，电令张振武暂缓出行。
不久，袁世凯电令张振武、蒋翊武、孙武三人入京，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官”虚衔，以事笼络牵羁。
孙、蒋二人没说什么，惟独张振武不快，扬言：“我们湖北人只能作顾问官吗？”他两次上书袁世凯，要求派自己外出顿垦备边。
袁世凯敷衍他，授他为“蒙古屯垦使”。
如果张振武懂事，拿了这个“蒙古屯垦使”的俸禄就算了。他不，三番五次上书申请拨款拨经费，要当真的“蒙古屯垦使”。
袁世凯推诿，说政府没钱。
张振武大怒，把委任状往京中住处的桌子上一放，负气回到了武汉。这是1912年6月间的事。
在北京期间，由于孙武四处招摇张扬，把自己说成是武昌首义第一人，终日与外国使节和京内大员宴饮，使得张振武更加对这个首义战友心怀不满。
黎元洪呢，坐镇武昌，拥有一个“副总统”荣衔，在南京政府北迁、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之后，针对当时各地军阀势力交争的局面，常以老好人面目出现，不停发通电，申明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常常对时局纷扰做痛心疾首状，赢得了国内民众不少好印象。
特别是1912年初夏，黎元洪电文中有关“军民分治”的内容，虽是虚饰之文，却也道出了武人害政将要造成的“十害”：
荧惑政策，督乱方略，其害一；把持贤路，接挽私人，其害二；招募非人，嚣然自雄，其害三；恣财赎武，暴敛横征，其害四；假以军法，草菅人命，其害五；奸淫劫掠，蹂躏地方，其害六；易受鼓惑，动摇政局，其害七；拥兵自重，易生反侧，其害八；争城夺地，内讧不止，其害九；割据一方，形同藩镇，其害十。
观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以及其他各省军阀的乱哄，几乎全为黎元洪提前一一言中。
张振武回湖北后，仍旧四处奔走。他自己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索要每月一千银元，准备筹兵为一镇，前往蒙古作他的“屯垦使”。
见张振武如此不知进退，黎元洪痛下杀心。
此时，恰好湖北的同盟会会员祝制六等人，不满首义党人遭受排挤，暗中组织“改良政治团”，想进行排黎夺权的武昌“三次革命”。
黎元洪抓住这次机会，抹下“菩萨”假面，派人逮捕祝制六等人，指斥他们为“民国寇仇”，不久就下令杀害了祝制六及数十名党人，亮起了明晃晃的屠刀。
对于祝制六等人的密谋起事、被杀，张振武确实毫不知情。
而且，同盟会的人得知消息后，纷纷指责孙武在背后挑唆。孙武闻言发怒，他上书黎元洪，坚称同盟会的湖南人想诬蔑湖北人，泼污黎副总统。
在黎元洪本人和幕僚的暗中挑拨下，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三人，不辨是非，互相指责，关系僵如寇仇。
烦躁郁闷之间，张振武一次在公开演讲中，高言道：
“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黎元洪闻之，击掌扼腕。
听闻湖北乱哄哄，人在北京的袁世凯十分高兴。他笑呵呵出来作老好人，电请张振武到北京议事。
黎元洪借坡下驴，立刻拿出四千银元作盘缠，“欢送”张振武。
大总统请，副总统送，张振武一时飘飘然，得意忘形，带着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名亲信军官，踏上了入京的不归路。
到北京后，张振武雄心勃勃，四处宴客会友，大讲筹边安边之策，准备策马边陲立大功。
1912年8月15日晚间，为了联络感情，张振武代表湖北军界，在六国饭店宴请北京将校。
席间，众人笑语寒暄，酒皆尽兴。而入席的北洋驻军总司令段芝贵身上，已掖有一张对张振武等人的逮捕令。
原来，两天前，黎元洪自湖北已向袁世凯发来一封密电，言辞恳恳，罗织了张振武一大堆罪名：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成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司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
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中煽惑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与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谟，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
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返鄂。（观此数语，见得京、鄂两处已密布侦探，将张、方二人行踪，探得明明白白，张、方自己尚如睡在梦中。本书前文亦未尽说明，至此方才揭出。飞扬跋扈，可见一斑。）
（张振武）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假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顽之迹。
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昼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泯祸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使。
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害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
（我黎）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回腹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归籍者，请就近酌给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惟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
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我黎）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手，茸尸位，抚驭无才，致令起义健儿，夷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
临颖悲痛，不尽欲言。
真杀心与假惺惺，电文写得极其“感人”。
袁世凯接到电报后，很感踌躇。他召集北洋军人以及在京湖北籍将领们商议此事，并回电征询黎元洪那封电文是否确定。
黎元洪马上确认，并派“文胆”饶汉祥等人入京面见袁世凯，告知武汉方面布置严密，不会因杀张振武而出事，竭力要求袁世凯对张振武和方维立即“行刑”。
由此，8月15日，袁世凯签发，段祺瑞副署，决定捕杀张振武、方维二人。
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人。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著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总长，遵照办理。此令。
至于张振武、方维二人被逮情形，当时的《中华民国公报》记载甚详：张、方二人宴会乘马车回公寓，经过棋盘街时，忽然枪声隆隆，兵勇如蚁，将他们的马车围住。士兵用枪托捣碎玻璃，拉出二人捆上。
张振武大呼：“国都之地，你们怎敢劫人！我是张振武，你们不得如此无法纪！”
士兵也不理论，先后一千多人来围，如临大敌，拥着二人往西单牌楼方向而去。
被执送到了当时的营务处，执法处长陆建章先朗读黎元洪电文，再宣读袁世凯的命令。
张振武静静听着，然后大声喊道：“我张振武早就该死，但没想到是死在北京。”
他提出要写信。陆建章递过纸笔。
张振武给邓玉麟，刘成禹（民社成员）各写一封信，大概是责斥二人帮黎元洪出卖自己（其实这二人也受黎元洪愚弄），然后问陆建章：“可否容我见袁大总统一面，然后再把我枪毙？”
陆建章拒绝：“军法所在，予不敢当！”
被捕后仅三小时，张振武、方维二人即被行刑。
由于系脑后开枪，张振武死状甚惨，一晴脱出，头部鲜血淋漓。
本来，黎元洪是想借袁世凯之手杀张振武，嫁祸于人。
袁世凯何等人物，当然看得出黎元洪的心思。
转天早晨，面对来总统府汹汹质问的孙武等人（孙武此时大有兔死狐悲之感），袁世凯一脸无奈：“这件事我很抱歉，具体经过你们也知道，我本不欲办理，但黎副总统一直来电急催，我只能照办。我知道杀了张振武对不起湖北人，事已至此，无能为力。”
8月17日，袁世凯命人在报纸上全文刊出黎元洪密电内容，很委屈地表明自己是“不得已”的“遵照办理”。
黎元洪想玩袁世凯，最终袁世凯玩了黎元洪。
张振武之死，举国震骇。
同盟会、民社派（此时已并入“共和党”）纷纷而起，齐声谴责黎元洪（不好说袁世凯），并发起弹劾。
弹劾谁呢，不能弹劾袁世凯，就只能弹劾时任国务总理的陆征祥。但此人在张振武被杀前一直住院，案后他又辞职。而代任的总理赵秉均，显然当时与此案无关。
于是，大家的怒气，全部泄宣到武昌的黎元洪头上。
本想借刀杀人的黎元洪又气又急，但他也从心中十足服袁世凯的老辣。
为了挽救自身形像，黎元洪对全国发出一封长达数千言的通电，先讲张振武“罪恶”，后诉自己苦衷，三讲自己的负疚、自责，最后在示退的前提下，又当老好人，表示要赡养张振武老母幼子，一副孔明大义斩马谡的无辜与无奈。由于这篇骈文作得太好，不得不全文刊之：
连日函电纷驰，诘难群起，前电仓猝，尚未详尽。报告政府书，复未赍到，诚恐远道不察，真象愈湮，敢重述梗概，为诸公告。
张振武初充军务司副长。汉阳失败，托词购枪，留函径去。当命参议丁复生，追至上海，配定式样，只限购银二十万两，乃擅拨买铜元银四十万，仅购废枪四千枝，子弹四百万，机关枪三十六枝，子弹二百万，枪械腐窳，机件残缺，有物可查，设有战事，贻害何堪设想？且除买械二十六万余外，另滥用浮报三十二万，无账二万，尚借谭君人凤五万，陈督复来电索款，均系不明用途，有账可稽，罪一；南北统一，战事告终，振武由沪返鄂，私立将校团，遣方维往各营勾串，募集六百余人，每名二十元，鄂军屡次改编，该团始终不受编制，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已预备退伍，伊复私收为护卫队，拥兵自卫，罪二；二月二十七日，串谋煽乱，军务部全行推倒，伊复独任方维，要挟留任，复谋杀新举正长曾广大，经元洪访查得实，始将三司长悉改顾问，罪三；冒充军统，夤夜横行，护卫队常在百人以外，沿途放枪，居民惶恐。每至都督府，枪皆实弹。罪四；护卫队屡遣解散，抗不遵命，复擅抢兵站枪枝粮饷，藐无法纪，罪五；强调铁路立中小火轮，勾串军队，夤夜来往，罪六；暗煽义勇团长梅占鳌，增加营数，诱命石龙岩往联领事团，许事成任为外交司长，该员等不为所动，谋遂无成，罪七；革命后广纳良女为姬妾，内嬖如夫人者，将及十人，叶某及鲁某，皆女学生，复伙串某报鼓吹，颠倒黑白，破坏共和，罪八；民国公校开校，当众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摇动国本，骇人听闻，罪九；亲率佩枪军队，逼迫教育司，勒索学款，挟之以兵，罪十；令逆党方维，勾串已革管带李忠义，及军界祝制六、滕亚纲、姜国光、谢玉山、刘起沛、朱振鹏、江有贵、黄耀生，暨汉口土匪头目王金标，分设机关，密谋起事，并另举标统八人，伊为原动，大众皆知，虽名册已焚，祝、滕正法，刘、朱尚寄监可质，罪十一；机关破露，移恨孙武，复密遣四十人，分途暗杀，罪十二；前次所购机关枪弹，除湖北实收外，近证之蓝都督报告，接济之账，尚匿交机关枪多枝，子弹三万粒，私藏利械，图谋不轨，罪十三；此次电促赴京，实望革心向善，乃叠据侦探报告，伊以委命未下，复图归鄂，密遣党羽，预归布置，复查悉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武汉一隅，关系全局，三摘已稀，岂堪四摘！罪十四；此外索款巨万，密济党援，削公家，扰乱秩序，种种不法，不胜枚举。
元洪荐充大总统高等军事顾问，并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无非追录前功，冀挽将来，犹复要索巨款，议设专局，又在上海私文屯垦事务所，月索千余圆，凡此诸端，或档案具在，或实地可查，揭其本末罪状，实属无可宽容。诸公老成谋国，保卫治安，素为元洪所钦佩，倘使元洪留此大憝，贻害地方，致翻全局，诸公纵不见责，如苍生何？
顾或有谓杀非其地，杀非其时，杀非其道者，责以法理，夫复何辞？然此中委曲，尚有万不获已之衷，为诸公未悉者――武昌当革命之余，丁裁兵之会，地势冲繁，军心浮动，振武暗握重兵，潜伏租界，一经逮捕，立召干戈，既祸生灵，更酿交涉，操切偾事，谁尸其咎？况北京为民国首都，万流仰镜，初非邻省，更异敌邦，明正典刑，昭示天下，揆诸名义，似尚无妨，此不获已者一；振武席军务长之余焰，凭将校团之淫威，取精用宏，根深柢固，投鼠忌器，人莫敢撄，卷土重来，拥兵如故，狼子野心，更无纪极，前此以往，杀既不敢，后此以往，杀更不能，千里毫厘，稍纵即逝，先此不谋，噬脐何及？况谋叛民国之犯，果有确据，随时皆可掩捕，此不获已者二；振武分遣党羽，密布机关，奸谋败露，应命赴京，更怀疑惧，居则佩刀盈室，出则荷枪载途，京鄂之使，不绝于道，心机叵测，消息灵通，一电遥飞，全国窥变，联电请求，举兵要挟，虽有国典，亦无所施，况振武现参军政，遥领兵权，绳以军法，洵为允当，且北京军事裁判，尚未完全，南中军法会议，已非一次，询谋佥同，始敢出此，此不获已者三。（极叙黎元洪自己杀张振武的无奈，向世人说明杀他完全是怕他遗祸国家）
元洪数月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回肠九转，忧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取负振武罪，无取负天下罪。臂疗身，决蹯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
夫汉高、明太，皆以自图帝业，屠戮功臣，越践、吴差，皆以误信谗言，戕害善类，藏弓烹狗，有识同悲。至若（李）怀光就戮，史不论其寡恩，（侯）君集被擒，书不原其战绩，矧共和之国，同属编氓，但当为民国固金瓯，不当为个人保铁券。（举古代被杀的跋扈将领为例，彰显黎元洪自己杀之有名）
元洪念彼前劳，未忍悉行诛罚，安此反侧，复未稍事牵连，遂致日前两电，词多含蓄，迹似虚诬，又何怪诸公义愤之填胸，而责言之交耳也？伏思元洪素乏丰功，忝窃高位，爱民心切，驭将才疏，武汉蠢动，全楚骚然，商民流离，市廛雕敝，损失财产，几逾巨万，养痈成患，责在藐躬，亡羊补牢，泣将何及？洪罪一也；洪与振武，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弛，背道寒盟，口罔闻，剖心难谅，首义之士，忍为罪魁，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追念前功，能无陨涕，洪罪二也；国基初定，法权未张，凡属国民，应同维护，乃险象环生，祸机迫切，因养指失肩之惧，为枉寻直尺之谋，安一方黎庶之心，解天下动庸之体，反经行政，贻人口实，洪罪三也。（看似黎元洪怪罪自己，实际铺叙己功，博取同情）
有此三罪，十死难辞，纵诸公揆诸事实，鉴此苦衷，曲事优容，不加谴责，犹当天地，愧悔难容；况区区此心，不为诸公所谅乎？
溯自起义以来，戎马仓皇，军书旁午，忘餐废寝，忽忽半年，南北争议，亲历危机，蒙藏凶顽，频惊噩耗；重以骄兵四起，伏莽潜滋，内谨防闲，外图排解；戒严之令，至再至三，朽索奔驹，幸逾绝险。积劳成疾，咯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黎元洪把自己说成是劳苦功高、累得吐血的元勋义士）
秋荼尚甘，冻雀犹乐，顾瞻前路，如蹈深渊。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伫待严谴，倘有矜其微劳，保此迟暮，穷山绝海，尚可栖迟，汉水不波，方城如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世有鬼神，或容依庇，百世之下，庶知此心。（黎元洪指天划地，宛如百口莫辩的被冤枉者，彰显他自己的良苦用心）
至张振武罪名虽得，劳未彰，除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外，特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善为照料，俟灵柩到鄂，元洪当躬自奠祭，开会哀悼，以慰幽魂。并拟将该员事略，荟蕞成书，请大总统宣示天下，俾晓然于功罪之不掩，赏罚之有公，斗室之内，稍免疚心。泉台之下，或当瞑目。（优叙罪人家属，大办丧事，以显示黎元洪自己的“厚道”）
临风悲结，不暇择言，瞻望公门，尚垂明教！
经此表演后，黎元江在湖北密布军警，解散一切不利于他自己的军事、政治团体，然后通电，表示自己要“辞职”。
紧接着，由他安排的、署名“湖北全体士民”的一份通电，直发北京参议院，内容“痛责参议院”，无非是表示“竭力挽留黎公”。紧接着，湖北军界、地方议会纷纷去电北京，杀气腾腾，大有黎元洪一走湖北即大乱的威胁。
袁世凯乐得其成。他知道黎元洪在湖北搞不成什么大事，听任张振武案发展。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袁世凯腾出自己在北京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改为孙中山下榻处，进行无比隆重的欢迎。
当时，人们渴望民国的光明前景，浸沉于南北和解的幻景中，从某种程度上转移了对张振武一案的注意力。
而孙中山本人呢，正与袁世凯处于蜜月期。他明白指示同盟会员身份的议员不要对张振武案“小题大做”，怕影响“大局”的和谐。
8月25日，由宋教仁实际主持的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五个团体合组为“国民党”，孙中山亲临成立大会。
会后，孙中山与党员、同志密议，觉得南北调和是当时大事，不要再以张振武之死兴起波澜与袁世凯、黎元洪过不去。
最为主要的，张振武本人乃湖北地方军人，他与同盟会大头目之间关系疏远，又曾与黄兴交恶。所以，他的死，孙中山等人没有“切肤之痛”，自然不会为这么一个死人出头去深得罪袁大总统、黎副总统。
8月28日，张振武灵柩运回武昌。
已经躲过一次危机的黎元洪如释重负，马上扮演“厚道好人”。在抱冰堂，黎元洪为他亲自下令杀死的张振武开祭悼大会，并亲自主祭，并送悼联一副：
上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
下联：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义，此心不负故人
如此戏份，真是做到了家。
张振武追悼会过了仅仅不到一个月，9月24日，得知南湖马队的党人准备起义，黎元洪借“改进团事件”为名，在湖北杀掉了大批党人军官，由“黎菩萨”变成了人人称狠的“黎屠户”。
“首义三武”之一的蒋翊武，在武汉“改进团”倒黎运动失败后，前往湖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任鄂豫招抚使，在岳阳驻防。
湖南取消独立后，其他党人纷纷逃离湖南，大多经汉口乘船东下走避。
蒋翊武认为汉口太危险，因为在那里认识他的人太多，就准备改道广西入香港。
经全州时，蒋翊武为统领秦步衢的桂兵捕得。
得知消息后，广西都督陆荣廷立即电奏袁世凯。
袁世凯马上发电，征询黎元洪意见。
深恨蒋诩武不附自己，黎元洪不顾诸人在首义时拥推他的恩情，马上复电袁世凯，声称蒋翊武“逆迹昭彰”，在“湘鄂一带党羽众多”，要求袁世凯立刻杀掉他：“从速执行，以昭显戮。”
袁世凯接到电报，命令陆荣廷把蒋翊武就地枪决。
1913年9月9日，蒋翊武在桂林丽泽门从容就义，时年28。
“首义三武”，有“两武”死于黎元洪的催迫，下执行令的人竟然都姓陆（陆荣廷与陆建章）。
刑前，蒋翊武口占四首绝命诗，其一曰：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
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真实的历史中，袁世凯甫当“大总统”，不仅没大开杀戒，还对党人极尽网罗之能事，待孙中山如上宾，为各位辛亥元勋皆设荣位，极尽“杯酒释兵权”之厚道能事。
而且，张振武之死，实由黎元洪而起，怪不得袁世凯。
无论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还是定都北京，黎元洪一直站在袁世凯的一边。数日以来，经他授意，其手下文人幕僚饶汉祥为他起草了不少长篇电文，洋洋洒洒，行文华丽，骈体雕琢，广为传诵。
通电之中，黎元洪貌似公允，作忧国忧民状，痛斥南京方面的拖延刁难，让袁世凯深感其人可倚。
在武昌，党人内部发生的“宁汉龃龉”，以及文学社、共进会两个派别的内斗，终使黎元洪抓住机会，步步坐大。
武昌起义后，军政府成立，握有军权的军务部三个部长中，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占了两席。为了排斥文学社成员，孙武本人主动向黎元洪靠拢，甘心为其所用。
阳夏战争中，黄兴抵鄂，文学社的蒋翊武自称力挺这位老乡。而且，到援武汉的客军，主力是湖南派来的两个协。这样，湘鄂地域之争更趋激烈，形成了黄兴、蒋翊武的湖南帮与黎元洪、孙武湖北帮的对立，也含有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暗中较劲。
黄兴大败后回上海，文学社的蒋翊武出任战时总司令。孙武感觉不踏实，劝黎元洪改以谭人凤替代蒋翊武。岂料，同为湖南人的谭人凤，一任职就提出限制孙武等人权限的建议。为此，孙武大为光火，纠结一帮军官，黎元洪换下谭人凤。谭大胡子仅仅当三天官，指挥权又落回孙武等鄂籍军人手中。
不过，由于孙武本人军事才能未被公认，大家公推吴兆麟为战时总司令。所以，当时的湖北军政出现了双头领导，孙武为军务部长，又有吴兆麟为战时总司令。
南京组成临时政府后，孙武跑官不成，深恨黄兴，进而恨和尚憎及袈裟，又恨孙中山、同盟会以及南京政府。他气汹汹到上海组织“民社”，力挺黎元洪、袁世凯。
对于武昌党人文学社、共进会两个派动的矛盾，黎元洪乐观其成。
这两拨人闹得越凶，他本人作为“仲裁者”的身份就越凸显，权力就更加集中。
不仅坐观文学社、共进会之间的恶斗，黎元洪还挑拨孙武与张振武这两个同为共进会首领的湖北老乡的关系。
武昌首义中，张振武与孙武、蒋翊武齐名，号称“首义三武”。在起义初始阶段，孙武在医院疗伤，蒋翊武出逃，惟张振武一人担当，勇于任事。他和蔡济民等人一起，在武昌最困难的时刻，担负起军事指挥的任务。
汉阳失守后，黄兴心灰意冷，主张放弃武昌。危急时刻，张振武拨枪大喝：“有敢言弃武昌者，斩！”一言而定乾坤，终使武昌临危不失，革命军保住了根据地这一最大的“本钱”。
武昌停战后，张振武前往上海购置枪械，携款数十万而去。
为此，孙武打小算盘，惟恐张振武的势力膨胀，就暗中与黎元洪商量，派人监视张振武在上海的活动。
张振武对此丝毫不知情，站在老乡立场上，他也公开在报上指责黄兴和南京临时政府：“碌碌诸公，因人成事，攘夺利权”。访友论时局，他为孙武鸣不平，并积极参与“民社”的创立活动。
由于张振武在上海所购置的枪械有不少是废枪（此举中了那些中间当掮客吃回扣的日本浪人的当），黎元洪在孙武撺掇下电催张振武回武昌。
当时，张振武见南北议和濒于破裂，就拨出第二批购置的部分枪械，准备支持烟台的蓝天蔚，并想自领一支军队，参与北伐清廷。
同盟会驻沪人员得知此讯后，马上向黎元洪告状，说张振武有“借北伐名义携械潜逃”的意思。
黎元洪闻之恼火，严令电催张振武回鄂。
不得已，张振武只得回到武昌。
刚回来，他就到黎元洪处质问。黎元洪装得一脸茫然，推说召他归鄂是孙武之意，与自己无关。
由此，孙、张之间交恶。
张振武回来后，黎元洪查账仔细，细追每笔款项的去处，惹得张振武大怒。他冲入都督府，指着黎元洪鼻子大骂：
“当初我们把你拉出来当了大都督，你现在富贵尊荣了，也清起我们的账来！”
心中有愧，黎元洪不敢吭声，挥笔核销了张振武上海之行的款项。
深究其由，张振武在武昌首义后纳妾九人，私生活不检点，难免有蚀侵公款的行为。但数目甚小，于大节无亏。
黎元洪、孙武就此小题大做，难免深藏机心。
孙武攀上黎元洪后，愈加跋扈，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最终导致了武昌“群英会”推动的“二次革命”。（这与孙中山日后反袁的“二次革命”不是一回事）
“群英会”，原本由清朝新军32标革命党人向海潜所创，宗旨是反清革命，后并入共进会系统。武昌首义中，群英会成员舍生忘死，牺牲甚多。
首义胜利后，共进会会员黄申芗得任近卫军协统，对孙武的倨傲与蛮横甚为不满，就与同为湖北大冶老乡的向海潜暗中联合，以“改良政治”为由，暗中秘密联络将校团、教导团、毕血团等组织中那些胜利后因投闲置散而心怀怨恨的军官们，发起一场旨在倒孙武的军事行动。
1912年2月27日夜，大批士兵佩带“群英会”白布徽记，高喊“打倒孙武”、“驱逐民贼”的口号，一路鸣枪，冲向军务部和孙武的住处。
孙武腿快，单身逃往汉口洋租界躲避。他的家小，全部落入乱兵之手，被扣押住当“人质”。（后经张振武说情放出）
闯入孙宅的士兵们仔细搜察，发现孙武家箱笼甚盛，金银不少。
在这次事件中，黄申芗事先表明只杀孙武一人，目的单纯。但参与人数太多，人各怀心，中途生变。有人抢，有人烧，有人杀，变成了一场兵变。
大乱中，文学社成员张廷辅被杀（时任第二镇统制），邓玉麟（时任第四镇统制）和蔡济民两人被乱兵扣压。
由于张廷辅的被杀，事变显然掺入了共进会与文学社争斗的色彩。
逃入汉口的孙武，本想借邓玉麟之力进行军事镇压，但得知邓也已经被乱兵抓住，他只能放弃武力。
在张振武奔走解说下，黎元洪出来作好人，终于以不流血方式平息了这次兵变。
事后，孙武被迫辞职，表示“心寒齿冷”，“谢绝世事”，寓居于汉口不出。其实，他仍旧与黎元洪密切往来，随时准备“入世”。
虽然黎元洪一直倚重孙武，但对这个一直恃势凌人的武人，黎元洪心中也很不爽。“群英会”军官闹事，正好帮他忙，把孙武从要职位置上搞下。
为此，事后，黎元洪对黄申芗也很宽容，口头“申斥”一下，送数千大洋让他“出洋考察”。
坐山观虎斗之余，“群英会”二次革命也给黎元洪抓住了借口。孙武离职后，军务部两个副部长张振武、蒋翊武均被免职，只给两人以“顾问”的虚衔。军务部缩编为无数的军务司（蔡济民为司长），成为黎元洪手下的听命办事机构。
然后，黎元洪对武昌军政府一顿大换血，把不顺眼的人全部赶走，扶上清一色的自己人，完全把持了湖北一切军政大权。
武昌首义同志间，各立山头，既有湖南、湖北、上海的地域之争，又有同盟会与非同盟会之争。
在上海集团和武昌集团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结缠绕，僵持不休。
蒋翊武表面上是武昌集团的人，但他领导的文学社在感情上倾向同盟会，与上海集团不乏亲近；上海的章太炎，乃老光复会员，却因为一直与孙中山等人有过节，常常与黎元洪等武昌集团首脑明送秋波。
双方闹别扭，使劲掐，最后就使得北京的袁世凯和武昌的黎元洪坐收渔人之利。
在湖北，黎元洪可谓是真正的一方之主了。
首义功臣中，孙武去，蒋翊武免，蔡济民不就官，只有张振武一个人切齿恨恨，不甘心被边缘化，继续掌握将校团这样一支有实力的武装，坐恋不去。
黎元洪一再企图改编这个团，均为张振武所拒。黎元洪想派去一个副团长，也被赶回来。他想把该团编入自己亲信所辖的第六镇，还遭将校团的激烈反对。
从那时起，黎元洪对张振武已动杀心。
张振武本人不知韬晦，常出头为武昌首义功臣争利权。听说顾庆云被从黎元洪武昌警视厅长的位子上排挤下去，他就致信黎元洪，怒斥说：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何其颠倒错乱如是乎？”
黎元洪见此信，杀心益炽。联想到首义后自己被拉到咨议局当晚，一批旗兵叛乱进攻，张振武曾提议用自己脑袋来镇抚的事情，黎元洪心中更恨。
直接办了张振武不太容易，于是，黎元洪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让他率一支兵马前往任职，实际上想先排挤他出湖北。
张振武一心想立功名，秣兵厉马，准备就任。
袁世凯当时答应，但心中明白。他绝不想弄个非北洋系的军人，在北方自己地盘屯兵。于是，袁世凯很快就以烟台有变为由，电令张振武暂缓出行。
不久，袁世凯电令张振武、蒋翊武、孙武三人入京，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官”虚衔，以事笼络牵羁。
孙、蒋二人没说什么，惟独张振武不快，扬言：“我们湖北人只能作顾问官吗？”他两次上书袁世凯，要求派自己外出顿垦备边。
袁世凯敷衍他，授他为“蒙古屯垦使”。
如果张振武懂事，拿了这个“蒙古屯垦使”的俸禄就算了。他不，三番五次上书申请拨款拨经费，要当真的“蒙古屯垦使”。
袁世凯推诿，说政府没钱。
张振武大怒，把委任状往京中住处的桌子上一放，负气回到了武汉。这是1912年6月间的事。
在北京期间，由于孙武四处招摇张扬，把自己说成是武昌首义第一人，终日与外国使节和京内大员宴饮，使得张振武更加对这个首义战友心怀不满。
黎元洪呢，坐镇武昌，拥有一个“副总统”荣衔，在南京政府北迁、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之后，针对当时各地军阀势力交争的局面，常以老好人面目出现，不停发通电，申明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常常对时局纷扰做痛心疾首状，赢得了国内民众不少好印象。
特别是1912年初夏，黎元洪电文中有关“军民分治”的内容，虽是虚饰之文，却也道出了武人害政将要造成的“十害”：
荧惑政策，督乱方略，其害一；把持贤路，接挽私人，其害二；招募非人，嚣然自雄，其害三；恣财赎武，暴敛横征，其害四；假以军法，草菅人命，其害五；奸淫劫掠，蹂躏地方，其害六；易受鼓惑，动摇政局，其害七；拥兵自重，易生反侧，其害八；争城夺地，内讧不止，其害九；割据一方，形同藩镇，其害十。
观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以及其他各省军阀的乱哄，几乎全为黎元洪提前一一言中。
张振武回湖北后，仍旧四处奔走。他自己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索要每月一千银元，准备筹兵为一镇，前往蒙古作他的“屯垦使”。
见张振武如此不知进退，黎元洪痛下杀心。
此时，恰好湖北的同盟会会员祝制六等人，不满首义党人遭受排挤，暗中组织“改良政治团”，想进行排黎夺权的武昌“三次革命”。
黎元洪抓住这次机会，抹下“菩萨”假面，派人逮捕祝制六等人，指斥他们为“民国寇仇”，不久就下令杀害了祝制六及数十名党人，亮起了明晃晃的屠刀。
对于祝制六等人的密谋起事、被杀，张振武确实毫不知情。
而且，同盟会的人得知消息后，纷纷指责孙武在背后挑唆。孙武闻言发怒，他上书黎元洪，坚称同盟会的湖南人想诬蔑湖北人，泼污黎副总统。
在黎元洪本人和幕僚的暗中挑拨下，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三人，不辨是非，互相指责，关系僵如寇仇。
烦躁郁闷之间，张振武一次在公开演讲中，高言道：
“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黎元洪闻之，击掌扼腕。
听闻湖北乱哄哄，人在北京的袁世凯十分高兴。他笑呵呵出来作老好人，电请张振武到北京议事。
黎元洪借坡下驴，立刻拿出四千银元作盘缠，“欢送”张振武。
大总统请，副总统送，张振武一时飘飘然，得意忘形，带着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名亲信军官，踏上了入京的不归路。
到北京后，张振武雄心勃勃，四处宴客会友，大讲筹边安边之策，准备策马边陲立大功。
1912年8月15日晚间，为了联络感情，张振武代表湖北军界，在六国饭店宴请北京将校。
席间，众人笑语寒暄，酒皆尽兴。而入席的北洋驻军总司令段芝贵身上，已掖有一张对张振武等人的逮捕令。
原来，两天前，黎元洪自湖北已向袁世凯发来一封密电，言辞恳恳，罗织了张振武一大堆罪名：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成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司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
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中煽惑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与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谟，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
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返鄂。（观此数语，见得京、鄂两处已密布侦探，将张、方二人行踪，探得明明白白，张、方自己尚如睡在梦中。本书前文亦未尽说明，至此方才揭出。飞扬跋扈，可见一斑。）
（张振武）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假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顽之迹。
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昼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泯祸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使。
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害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
（我黎）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回腹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归籍者，请就近酌给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惟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
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我黎）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手，茸尸位，抚驭无才，致令起义健儿，夷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
临颖悲痛，不尽欲言。
真杀心与假惺惺，电文写得极其“感人”。
袁世凯接到电报后，很感踌躇。他召集北洋军人以及在京湖北籍将领们商议此事，并回电征询黎元洪那封电文是否确定。
黎元洪马上确认，并派“文胆”饶汉祥等人入京面见袁世凯，告知武汉方面布置严密，不会因杀张振武而出事，竭力要求袁世凯对张振武和方维立即“行刑”。
由此，8月15日，袁世凯签发，段祺瑞副署，决定捕杀张振武、方维二人。
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人。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著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总长，遵照办理。此令。
至于张振武、方维二人被逮情形，当时的《中华民国公报》记载甚详：张、方二人宴会乘马车回公寓，经过棋盘街时，忽然枪声隆隆，兵勇如蚁，将他们的马车围住。士兵用枪托捣碎玻璃，拉出二人捆上。
张振武大呼：“国都之地，你们怎敢劫人！我是张振武，你们不得如此无法纪！”
士兵也不理论，先后一千多人来围，如临大敌，拥着二人往西单牌楼方向而去。
被执送到了当时的营务处，执法处长陆建章先朗读黎元洪电文，再宣读袁世凯的命令。
张振武静静听着，然后大声喊道：“我张振武早就该死，但没想到是死在北京。”
他提出要写信。陆建章递过纸笔。
张振武给邓玉麟，刘成禹（民社成员）各写一封信，大概是责斥二人帮黎元洪出卖自己（其实这二人也受黎元洪愚弄），然后问陆建章：“可否容我见袁大总统一面，然后再把我枪毙？”
陆建章拒绝：“军法所在，予不敢当！”
被捕后仅三小时，张振武、方维二人即被行刑。
由于系脑后开枪，张振武死状甚惨，一晴脱出，头部鲜血淋漓。
本来，黎元洪是想借袁世凯之手杀张振武，嫁祸于人。
袁世凯何等人物，当然看得出黎元洪的心思。
转天早晨，面对来总统府汹汹质问的孙武等人（孙武此时大有兔死狐悲之感），袁世凯一脸无奈：“这件事我很抱歉，具体经过你们也知道，我本不欲办理，但黎副总统一直来电急催，我只能照办。我知道杀了张振武对不起湖北人，事已至此，无能为力。”
8月17日，袁世凯命人在报纸上全文刊出黎元洪密电内容，很委屈地表明自己是“不得已”的“遵照办理”。
黎元洪想玩袁世凯，最终袁世凯玩了黎元洪。
张振武之死，举国震骇。
同盟会、民社派（此时已并入“共和党”）纷纷而起，齐声谴责黎元洪（不好说袁世凯），并发起弹劾。
弹劾谁呢，不能弹劾袁世凯，就只能弹劾时任国务总理的陆征祥。但此人在张振武被杀前一直住院，案后他又辞职。而代任的总理赵秉均，显然当时与此案无关。
于是，大家的怒气，全部泄宣到武昌的黎元洪头上。
本想借刀杀人的黎元洪又气又急，但他也从心中十足服袁世凯的老辣。
为了挽救自身形像，黎元洪对全国发出一封长达数千言的通电，先讲张振武“罪恶”，后诉自己苦衷，三讲自己的负疚、自责，最后在示退的前提下，又当老好人，表示要赡养张振武老母幼子，一副孔明大义斩马谡的无辜与无奈。由于这篇骈文作得太好，不得不全文刊之：
连日函电纷驰，诘难群起，前电仓猝，尚未详尽。报告政府书，复未赍到，诚恐远道不察，真象愈湮，敢重述梗概，为诸公告。
张振武初充军务司副长。汉阳失败，托词购枪，留函径去。当命参议丁复生，追至上海，配定式样，只限购银二十万两，乃擅拨买铜元银四十万，仅购废枪四千枝，子弹四百万，机关枪三十六枝，子弹二百万，枪械腐窳，机件残缺，有物可查，设有战事，贻害何堪设想？且除买械二十六万余外，另滥用浮报三十二万，无账二万，尚借谭君人凤五万，陈督复来电索款，均系不明用途，有账可稽，罪一；南北统一，战事告终，振武由沪返鄂，私立将校团，遣方维往各营勾串，募集六百余人，每名二十元，鄂军屡次改编，该团始终不受编制，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已预备退伍，伊复私收为护卫队，拥兵自卫，罪二；二月二十七日，串谋煽乱，军务部全行推倒，伊复独任方维，要挟留任，复谋杀新举正长曾广大，经元洪访查得实，始将三司长悉改顾问，罪三；冒充军统，夤夜横行，护卫队常在百人以外，沿途放枪，居民惶恐。每至都督府，枪皆实弹。罪四；护卫队屡遣解散，抗不遵命，复擅抢兵站枪枝粮饷，藐无法纪，罪五；强调铁路立中小火轮，勾串军队，夤夜来往，罪六；暗煽义勇团长梅占鳌，增加营数，诱命石龙岩往联领事团，许事成任为外交司长，该员等不为所动，谋遂无成，罪七；革命后广纳良女为姬妾，内嬖如夫人者，将及十人，叶某及鲁某，皆女学生，复伙串某报鼓吹，颠倒黑白，破坏共和，罪八；民国公校开校，当众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摇动国本，骇人听闻，罪九；亲率佩枪军队，逼迫教育司，勒索学款，挟之以兵，罪十；令逆党方维，勾串已革管带李忠义，及军界祝制六、滕亚纲、姜国光、谢玉山、刘起沛、朱振鹏、江有贵、黄耀生，暨汉口土匪头目王金标，分设机关，密谋起事，并另举标统八人，伊为原动，大众皆知，虽名册已焚，祝、滕正法，刘、朱尚寄监可质，罪十一；机关破露，移恨孙武，复密遣四十人，分途暗杀，罪十二；前次所购机关枪弹，除湖北实收外，近证之蓝都督报告，接济之账，尚匿交机关枪多枝，子弹三万粒，私藏利械，图谋不轨，罪十三；此次电促赴京，实望革心向善，乃叠据侦探报告，伊以委命未下，复图归鄂，密遣党羽，预归布置，复查悉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武汉一隅，关系全局，三摘已稀，岂堪四摘！罪十四；此外索款巨万，密济党援，削公家，扰乱秩序，种种不法，不胜枚举。
元洪荐充大总统高等军事顾问，并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无非追录前功，冀挽将来，犹复要索巨款，议设专局，又在上海私文屯垦事务所，月索千余圆，凡此诸端，或档案具在，或实地可查，揭其本末罪状，实属无可宽容。诸公老成谋国，保卫治安，素为元洪所钦佩，倘使元洪留此大憝，贻害地方，致翻全局，诸公纵不见责，如苍生何？
顾或有谓杀非其地，杀非其时，杀非其道者，责以法理，夫复何辞？然此中委曲，尚有万不获已之衷，为诸公未悉者――武昌当革命之余，丁裁兵之会，地势冲繁，军心浮动，振武暗握重兵，潜伏租界，一经逮捕，立召干戈，既祸生灵，更酿交涉，操切偾事，谁尸其咎？况北京为民国首都，万流仰镜，初非邻省，更异敌邦，明正典刑，昭示天下，揆诸名义，似尚无妨，此不获已者一；振武席军务长之余焰，凭将校团之淫威，取精用宏，根深柢固，投鼠忌器，人莫敢撄，卷土重来，拥兵如故，狼子野心，更无纪极，前此以往，杀既不敢，后此以往，杀更不能，千里毫厘，稍纵即逝，先此不谋，噬脐何及？况谋叛民国之犯，果有确据，随时皆可掩捕，此不获已者二；振武分遣党羽，密布机关，奸谋败露，应命赴京，更怀疑惧，居则佩刀盈室，出则荷枪载途，京鄂之使，不绝于道，心机叵测，消息灵通，一电遥飞，全国窥变，联电请求，举兵要挟，虽有国典，亦无所施，况振武现参军政，遥领兵权，绳以军法，洵为允当，且北京军事裁判，尚未完全，南中军法会议，已非一次，询谋佥同，始敢出此，此不获已者三。（极叙黎元洪自己杀张振武的无奈，向世人说明杀他完全是怕他遗祸国家）
元洪数月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回肠九转，忧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取负振武罪，无取负天下罪。臂疗身，决蹯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
夫汉高、明太，皆以自图帝业，屠戮功臣，越践、吴差，皆以误信谗言，戕害善类，藏弓烹狗，有识同悲。至若（李）怀光就戮，史不论其寡恩，（侯）君集被擒，书不原其战绩，矧共和之国，同属编氓，但当为民国固金瓯，不当为个人保铁券。（举古代被杀的跋扈将领为例，彰显黎元洪自己杀之有名）
元洪念彼前劳，未忍悉行诛罚，安此反侧，复未稍事牵连，遂致日前两电，词多含蓄，迹似虚诬，又何怪诸公义愤之填胸，而责言之交耳也？伏思元洪素乏丰功，忝窃高位，爱民心切，驭将才疏，武汉蠢动，全楚骚然，商民流离，市廛雕敝，损失财产，几逾巨万，养痈成患，责在藐躬，亡羊补牢，泣将何及？洪罪一也；洪与振武，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弛，背道寒盟，口罔闻，剖心难谅，首义之士，忍为罪魁，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追念前功，能无陨涕，洪罪二也；国基初定，法权未张，凡属国民，应同维护，乃险象环生，祸机迫切，因养指失肩之惧，为枉寻直尺之谋，安一方黎庶之心，解天下动庸之体，反经行政，贻人口实，洪罪三也。（看似黎元洪怪罪自己，实际铺叙己功，博取同情）
有此三罪，十死难辞，纵诸公揆诸事实，鉴此苦衷，曲事优容，不加谴责，犹当天地，愧悔难容；况区区此心，不为诸公所谅乎？
溯自起义以来，戎马仓皇，军书旁午，忘餐废寝，忽忽半年，南北争议，亲历危机，蒙藏凶顽，频惊噩耗；重以骄兵四起，伏莽潜滋，内谨防闲，外图排解；戒严之令，至再至三，朽索奔驹，幸逾绝险。积劳成疾，咯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黎元洪把自己说成是劳苦功高、累得吐血的元勋义士）
秋荼尚甘，冻雀犹乐，顾瞻前路，如蹈深渊。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伫待严谴，倘有矜其微劳，保此迟暮，穷山绝海，尚可栖迟，汉水不波，方城如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世有鬼神，或容依庇，百世之下，庶知此心。（黎元洪指天划地，宛如百口莫辩的被冤枉者，彰显他自己的良苦用心）
至张振武罪名虽得，劳未彰，除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外，特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善为照料，俟灵柩到鄂，元洪当躬自奠祭，开会哀悼，以慰幽魂。并拟将该员事略，荟蕞成书，请大总统宣示天下，俾晓然于功罪之不掩，赏罚之有公，斗室之内，稍免疚心。泉台之下，或当瞑目。（优叙罪人家属，大办丧事，以显示黎元洪自己的“厚道”）
临风悲结，不暇择言，瞻望公门，尚垂明教！
经此表演后，黎元江在湖北密布军警，解散一切不利于他自己的军事、政治团体，然后通电，表示自己要“辞职”。
紧接着，由他安排的、署名“湖北全体士民”的一份通电，直发北京参议院，内容“痛责参议院”，无非是表示“竭力挽留黎公”。紧接着，湖北军界、地方议会纷纷去电北京，杀气腾腾，大有黎元洪一走湖北即大乱的威胁。
袁世凯乐得其成。他知道黎元洪在湖北搞不成什么大事，听任张振武案发展。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袁世凯腾出自己在北京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改为孙中山下榻处，进行无比隆重的欢迎。
当时，人们渴望民国的光明前景，浸沉于南北和解的幻景中，从某种程度上转移了对张振武一案的注意力。
而孙中山本人呢，正与袁世凯处于蜜月期。他明白指示同盟会员身份的议员不要对张振武案“小题大做”，怕影响“大局”的和谐。
8月25日，由宋教仁实际主持的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五个团体合组为“国民党”，孙中山亲临成立大会。
会后，孙中山与党员、同志密议，觉得南北调和是当时大事，不要再以张振武之死兴起波澜与袁世凯、黎元洪过不去。
最为主要的，张振武本人乃湖北地方军人，他与同盟会大头目之间关系疏远，又曾与黄兴交恶。所以，他的死，孙中山等人没有“切肤之痛”，自然不会为这么一个死人出头去深得罪袁大总统、黎副总统。
8月28日，张振武灵柩运回武昌。
已经躲过一次危机的黎元洪如释重负，马上扮演“厚道好人”。在抱冰堂，黎元洪为他亲自下令杀死的张振武开祭悼大会，并亲自主祭，并送悼联一副：
上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
下联：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义，此心不负故人
如此戏份，真是做到了家。
张振武追悼会过了仅仅不到一个月，9月24日，得知南湖马队的党人准备起义，黎元洪借“改进团事件”为名，在湖北杀掉了大批党人军官，由“黎菩萨”变成了人人称狠的“黎屠户”。
“首义三武”之一的蒋翊武，在武汉“改进团”倒黎运动失败后，前往湖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任鄂豫招抚使，在岳阳驻防。
湖南取消独立后，其他党人纷纷逃离湖南，大多经汉口乘船东下走避。
蒋翊武认为汉口太危险，因为在那里认识他的人太多，就准备改道广西入香港。
经全州时，蒋翊武为统领秦步衢的桂兵捕得。
得知消息后，广西都督陆荣廷立即电奏袁世凯。
袁世凯马上发电，征询黎元洪意见。
深恨蒋诩武不附自己，黎元洪不顾诸人在首义时拥推他的恩情，马上复电袁世凯，声称蒋翊武“逆迹昭彰”，在“湘鄂一带党羽众多”，要求袁世凯立刻杀掉他：“从速执行，以昭显戮。”
袁世凯接到电报，命令陆荣廷把蒋翊武就地枪决。
1913年9月9日，蒋翊武在桂林丽泽门从容就义，时年28。
“首义三武”，有“两武”死于黎元洪的催迫，下执行令的人竟然都姓陆（陆荣廷与陆建章）。
刑前，蒋翊武口占四首绝命诗，其一曰：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
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