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巷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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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三点酷热消退，地表初露，住在不出话来。
原来几发子弹穿透悬挂在窗口作为掩体的棉胎，将过道墙上的抹灰剥掉一大块，楼道里飘散起一股尘灰。“交通大楼”遭到了直接攻击。说明前面阵地失守。“临联”推进到我们驻守的阵地了。紧接楼下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我忙下去观看：原来住在我们楼下的那支队伍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正翻越楼道另一端的窗口，沿民房的屋脊撤退。
“你们是接到命令撤退吗？”我真希望他们能明确的回答。听到我的问话一个四十开外的瘦高个男人回头看了一眼，迟疑一下没有回答。一切很明白，他们是擅自撤退，他们“逃跑”了。我无法顾及这些随即返回楼上。同学们都集聚在楼道一端束手无策，我们手中除了类似原始长矛的钢钎外没有其他任何近代一点的兵器。面对现代化的武器我们怎么办？此刻我也是懵的。但没有撤退的命令我不会有“逃跑”的念头。唯一的行动是打听信息搞到武器。我这时做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决定：亲自带着一个同学去指挥部报告情况领取武器……。
“1931年初邓小平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在面临比较严峻的不利形势下，他考虑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的意见……。”这段历史后来被“四人帮”抓住，在“批邓”运动中企图以“临阵逃跑”为由，将邓小平加上“逃兵”的罪名。
“批邓”期间我正在昆明师范学院住校，虽然当时我也很激进，热衷在批判“十七年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中。但对“批邓”的这一举动确很不以为然。我深有体会，做口头革命派是最容易不过的了。我曾设想：要是让当权者们身临其景会是怎么样的呢？无从得知。以个人的体验来看，我十分怀疑有几个人会有更好的表现。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自称“真正左派”的人从来不会缺乏“炮弹”和手段。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好象都惊人地一至：且不说“老大哥”前苏联了。就在“四人帮”倒台后的九十年代，中国已经全面平反了怨假错案，“修正”斗争方向。在临国的缅甸，由中国大力支持过的的缅甸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发生了大规模骇人听闻的迫害事件。这种社会病毒的遗传基因源头在那里呢？马克思主义阐述的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吗？
我们的理论界正忙着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来要急办的事多着呢，真相大白还需时日！
当然十全十美的“圣人”世间也没有。我这个小人物当然不能与伟人相比。我得承认，在做那个决定时我内心并不是没有一点畏惧，而冠以是自告奋勇的。但要说我是“逃兵”，那也太没人性……。
到“指挥部”设在模范街的前线指挥所里，我们只领到两包炸药。到这座老名叫“花纱布公司”的三层红砖建筑来要武器的人不少。只看到一伙工人模样的人领到一支步枪，他们边走边拉开枪栓往里装子弹，让其他人只能眼红。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回转。当穿过几座打通山墙的民居，快到驻地的楼下时遇到了同学们。原来外号叫“悄悄”的肖副队长带领大家撤出了那座危险的大楼。在无必要的防卫条件下，撤退是最明智的。我性格中缺乏承担重大决策能力的弱点，后来成为造就我不成功人生的主要原因。
与大家碰头后我们简单商量决定，先回学校的暂驻地与“兵团”汇合，再看下步怎么安排。而且在撤退中同学们从四楼顺绳子下滑时，女生们双手基本都磨掉了一层皮，露出鲜红的嫩肉，她们用花手绢临时包扎着需要治疗处理。此时我看到虽然她们痛得口中直吸气，但手中的武器――钢钎却没有丢。
回到教育学院的暂住地后，看到有不少其他年级的同学先于我们回来了。但下一步怎么办大家心中都没数，正等待“兵团”的统一安排。此时该校教师有的收拾好行李离开学校去乡下避难了。一片不详的阴云笼罩在大家心头。晚饭后仍然没有什么消息。随着越来越多的群众离开城市向外转移。怎么办？的问题摆在眼前。继续坚持战斗，我们的“冷兵器”面对现代化武器就是以卵击石，这是上世纪初未开化民族的举动；要撤退的话我们上百人到那里去“避难”呢？学校“兵团”负责人中只有外号“樊眼镜”的高三同学在位。他一时也难定夺。
“我们退到篷溪去。”我突然想到一个去处。号称“赤城”的蓬溪县是南充去往成都必经的城市，也是离南充最近的一个外专区县城，公路距离约50公里。当地的“八.二六”派得到武装部的公开支持。在武斗初期来南充声援过我们。这个决定得到大家的认可。后来也证明是正确的。南充“指挥部”随后全部撤退到了蓬溪县。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月的流亡生活。
当我们沿着成南公路，经过西河大桥，登上西山坡时已是日落过后了。这条通往成都的公路上逃难人群已骆亦不绝，多数是携家带口的市民，不时有滑竿抬着老人从身边经过。
站在山坡上望去：城市里青瓦蒙尘，高楼顶旗帜污秽。大街上没人行走，道路旁无店开张。暮色从四面围拢，悲哀由心中生起。
文革初我们上北京去接受“红太阳”的检阅，兴奋地走上过这条路；文革中“大串联”我们满怀豪情地踏上过这条路；现在真不甘心就这样走上同一条路。
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让人能深入思考的年代。我也没有到能去思考“文化大革命”是否跟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有必然联系？与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有什么关联？社会文明进步是否必然要经历这种阵痛等种种问题的年龄。我只在思考：人数和士气都不如“指挥部”的“临联”怎么变得这样厉害；那缜密的策略；环环相扣的战术；有没有什么高人指点、参谋？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公然炸毁楼房，蓄意杀害多人。留下这残骸证据，就没王法了吗？……？？？
到蓬溪后听到传闻：成都“八.二六”派来的“顾问”在“指挥部”高层会议上说过，两派群众组织后面是“中央文革”与“中央xx”的斗争云云……。
再后来“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先后“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时。全国的“革命群众”都被弄得满头雾水。惟有“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更不要说我们那时还年轻……。\');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原来几发子弹穿透悬挂在窗口作为掩体的棉胎，将过道墙上的抹灰剥掉一大块，楼道里飘散起一股尘灰。“交通大楼”遭到了直接攻击。说明前面阵地失守。“临联”推进到我们驻守的阵地了。紧接楼下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我忙下去观看：原来住在我们楼下的那支队伍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正翻越楼道另一端的窗口，沿民房的屋脊撤退。
“你们是接到命令撤退吗？”我真希望他们能明确的回答。听到我的问话一个四十开外的瘦高个男人回头看了一眼，迟疑一下没有回答。一切很明白，他们是擅自撤退，他们“逃跑”了。我无法顾及这些随即返回楼上。同学们都集聚在楼道一端束手无策，我们手中除了类似原始长矛的钢钎外没有其他任何近代一点的兵器。面对现代化的武器我们怎么办？此刻我也是懵的。但没有撤退的命令我不会有“逃跑”的念头。唯一的行动是打听信息搞到武器。我这时做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决定：亲自带着一个同学去指挥部报告情况领取武器……。
“1931年初邓小平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在面临比较严峻的不利形势下，他考虑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的意见……。”这段历史后来被“四人帮”抓住，在“批邓”运动中企图以“临阵逃跑”为由，将邓小平加上“逃兵”的罪名。
“批邓”期间我正在昆明师范学院住校，虽然当时我也很激进，热衷在批判“十七年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中。但对“批邓”的这一举动确很不以为然。我深有体会，做口头革命派是最容易不过的了。我曾设想：要是让当权者们身临其景会是怎么样的呢？无从得知。以个人的体验来看，我十分怀疑有几个人会有更好的表现。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自称“真正左派”的人从来不会缺乏“炮弹”和手段。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好象都惊人地一至：且不说“老大哥”前苏联了。就在“四人帮”倒台后的九十年代，中国已经全面平反了怨假错案，“修正”斗争方向。在临国的缅甸，由中国大力支持过的的缅甸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发生了大规模骇人听闻的迫害事件。这种社会病毒的遗传基因源头在那里呢？马克思主义阐述的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吗？
我们的理论界正忙着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来要急办的事多着呢，真相大白还需时日！
当然十全十美的“圣人”世间也没有。我这个小人物当然不能与伟人相比。我得承认，在做那个决定时我内心并不是没有一点畏惧，而冠以是自告奋勇的。但要说我是“逃兵”，那也太没人性……。
到“指挥部”设在模范街的前线指挥所里，我们只领到两包炸药。到这座老名叫“花纱布公司”的三层红砖建筑来要武器的人不少。只看到一伙工人模样的人领到一支步枪，他们边走边拉开枪栓往里装子弹，让其他人只能眼红。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回转。当穿过几座打通山墙的民居，快到驻地的楼下时遇到了同学们。原来外号叫“悄悄”的肖副队长带领大家撤出了那座危险的大楼。在无必要的防卫条件下，撤退是最明智的。我性格中缺乏承担重大决策能力的弱点，后来成为造就我不成功人生的主要原因。
与大家碰头后我们简单商量决定，先回学校的暂驻地与“兵团”汇合，再看下步怎么安排。而且在撤退中同学们从四楼顺绳子下滑时，女生们双手基本都磨掉了一层皮，露出鲜红的嫩肉，她们用花手绢临时包扎着需要治疗处理。此时我看到虽然她们痛得口中直吸气，但手中的武器――钢钎却没有丢。
回到教育学院的暂住地后，看到有不少其他年级的同学先于我们回来了。但下一步怎么办大家心中都没数，正等待“兵团”的统一安排。此时该校教师有的收拾好行李离开学校去乡下避难了。一片不详的阴云笼罩在大家心头。晚饭后仍然没有什么消息。随着越来越多的群众离开城市向外转移。怎么办？的问题摆在眼前。继续坚持战斗，我们的“冷兵器”面对现代化武器就是以卵击石，这是上世纪初未开化民族的举动；要撤退的话我们上百人到那里去“避难”呢？学校“兵团”负责人中只有外号“樊眼镜”的高三同学在位。他一时也难定夺。
“我们退到篷溪去。”我突然想到一个去处。号称“赤城”的蓬溪县是南充去往成都必经的城市，也是离南充最近的一个外专区县城，公路距离约50公里。当地的“八.二六”派得到武装部的公开支持。在武斗初期来南充声援过我们。这个决定得到大家的认可。后来也证明是正确的。南充“指挥部”随后全部撤退到了蓬溪县。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月的流亡生活。
当我们沿着成南公路，经过西河大桥，登上西山坡时已是日落过后了。这条通往成都的公路上逃难人群已骆亦不绝，多数是携家带口的市民，不时有滑竿抬着老人从身边经过。
站在山坡上望去：城市里青瓦蒙尘，高楼顶旗帜污秽。大街上没人行走，道路旁无店开张。暮色从四面围拢，悲哀由心中生起。
文革初我们上北京去接受“红太阳”的检阅，兴奋地走上过这条路；文革中“大串联”我们满怀豪情地踏上过这条路；现在真不甘心就这样走上同一条路。
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让人能深入思考的年代。我也没有到能去思考“文化大革命”是否跟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有必然联系？与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有什么关联？社会文明进步是否必然要经历这种阵痛等种种问题的年龄。我只在思考：人数和士气都不如“指挥部”的“临联”怎么变得这样厉害；那缜密的策略；环环相扣的战术；有没有什么高人指点、参谋？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公然炸毁楼房，蓄意杀害多人。留下这残骸证据，就没王法了吗？……？？？
到蓬溪后听到传闻：成都“八.二六”派来的“顾问”在“指挥部”高层会议上说过，两派群众组织后面是“中央文革”与“中央xx”的斗争云云……。
再后来“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先后“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时。全国的“革命群众”都被弄得满头雾水。惟有“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更不要说我们那时还年轻……。\');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