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五章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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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言情穿越书更新首发，你只来”老子所说的“道”，即释氏所说的“真如”。释氏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器，都是由真如不守自性，变现出来的。”其说与老子正同。真如者，空无所有也——实则非空非不空；老子所说的道，也是如此。忽然真如不守自性，变现为中和磁电，由是而变现为气体，回旋于太空之中，几经转变，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依次生出了。由是而生植物，生动物，生人类。佛氏所说“阿赖耶识”的状态，与中和磁电的状态最相似。此二者都是冲漠无联，万象森然，也即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我们可以说：真如变现出来，在物为中和磁电，在人为阿赖耶识；犹之同一物质，在地球为泥土沙石，在人则为毛发骨肉。今人每谓人之性灵与磁电迥不相同，犹之无科学知识的人见了毛发骨肉，即说与泥土沙石迥不相同是一样。中国磁电是真如最初变现出来的，真如不可得见，我们读佛老之书，姑以中和磁电，模拟“道”与“真如”的状态，也可得其仿佛了。
我们假定：“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则佛的诸多说法，与夫宋儒所谓“如鱼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水，鳜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只是一样”，明儒所谓“盈天地皆心也”等说法，都可不费烦言而解。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广成子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说：“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这都是阿赖耶识的现象，也即是磁电中和的现象。中和磁电发动出来，呈相推相引的作用，而纷纷纭纭的事物就起来了。所以要研究人世事变，当首先造一臆说曰：“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但研究磁电又离不得力学，于是更造一臆说曰：“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有了这两个臆说，纷纷纭纭的事物，才有轨道可循；而世界分歧的学说也可以汇归为一。
以上便是那篇文章的大意。那篇文章后来即作为《心理与力学》的第一章。他所以如此这般穷索冥究，是想为他的《心理与力学》建立本体。必须有此造诣，则“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说法，才不算无根之言。所以我说：这是他思想发展的极致。但他的才华，他的精力，到此地步，已可说是发泄尽了。
盖棺尚待论定
中国政治界的君主，和学术界的圣人，所走的轨道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不已，后来产生了皇帝，列强就消灭了。同时诸子百家也纷争不已，后来推孔子为圣人，诸子百家也就消灭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从，如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圣人任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不信从，也是大逆不道。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我与宗吾在青木关相会，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不幸逝世为止，中间的一段生活，我已把它写入《厚黑教主别传》那篇文章中了，此处不再赘及。我今只将遗漏的地方补述一二，以作本传的结束。
记得我们第一次相会的时候，他对于抗建大业，具着充分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干年的消沉岁月又鼓舞焕发起来。他自己竟然忘却了年迈体弱及其他种种条件，曾对我说：“我此次外出，暂时不拟返里，打算自费到美国去，宣传我们的‘中国主义’，让彼邦人士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立国的精神，或者借此唤起他们的同情，来帮助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也算尽了所谓国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责任，你以为如何？”我当时不便打断他的兴致，只好漫然应之。其实他当时的壮志是为爱国的热情所激，完全不顾事实的话。第一，他仅是小康之家，怎能担负起游美的用费？第二，政府正在讨厌他妄言惑众，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发给他出国护照？第三，他不通英语，他的经济条件未必即能携带翻译，究竟凭着什么去作宣传或讲学？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连三地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用委婉的言辞，才把他的意念暂时打消了。
我知道他在重庆时曾和吴稚晖先生数度来往，并曾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两位老人来往的信件中，他们似乎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与几个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发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为思想家，不得称之为学术家或是学者。思想家所见到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成，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与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无怪乎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由于这种情形，所以他到重庆约有半年之后，就渐渐地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寂寞c冷落c孤独。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学力不够，读书太少，不能与当代学者并驾齐驱。他这种自卑的情意往往流露在他致我的书信中。当时有人见到他这样信件的，就笑着说：“厚黑教主垮台了！”但我对他的看法，则以为这是他的进步，是他能虚心研究的美德。假若他能多活若干年，他或者把过去大胆所假设的予以证成或推翻，而有更精深的著作出来。
他于一九四三年春季，回到北碚来，我们又相聚了。这次我们相处的时日较多，几乎无所不谈。他还是一味地自谦，说自己读书太少，见闻不广，而又叹时不再来，所谓“老大徒伤悲”了！我当时对他说：“我们中国近代的读书人，像老先生的成就已很不小了；尤其是戛戛独造的精神，试问海内究有几人？就凭你所提出的若干假设，将来有人为你证成一二，也就足以不朽了。宇宙真理的发现，何必由老先生一身独担呢？”他听了这话，仍是苦笑着摇摇头，叹息不已。
有一次，我问他：“你对于政治c文化c学术有什么究极的看法吗？”他说：“我在《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书中，最末的一章差不多可以答复这个问题，虽然是十年前的一种见解，但直到如今，我的看法还是依然如故。这莫非是我不能进步的表现吗？哈哈哈！”
好了，现在我把那一章撮录于下，以作他自己思想的总介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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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则佛的诸多说法，与夫宋儒所谓“如鱼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水，鳜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只是一样”，明儒所谓“盈天地皆心也”等说法，都可不费烦言而解。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广成子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说：“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这都是阿赖耶识的现象，也即是磁电中和的现象。中和磁电发动出来，呈相推相引的作用，而纷纷纭纭的事物就起来了。所以要研究人世事变，当首先造一臆说曰：“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但研究磁电又离不得力学，于是更造一臆说曰：“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有了这两个臆说，纷纷纭纭的事物，才有轨道可循；而世界分歧的学说也可以汇归为一。
以上便是那篇文章的大意。那篇文章后来即作为《心理与力学》的第一章。他所以如此这般穷索冥究，是想为他的《心理与力学》建立本体。必须有此造诣，则“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说法，才不算无根之言。所以我说：这是他思想发展的极致。但他的才华，他的精力，到此地步，已可说是发泄尽了。
盖棺尚待论定
中国政治界的君主，和学术界的圣人，所走的轨道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不已，后来产生了皇帝，列强就消灭了。同时诸子百家也纷争不已，后来推孔子为圣人，诸子百家也就消灭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从，如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圣人任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不信从，也是大逆不道。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我与宗吾在青木关相会，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不幸逝世为止，中间的一段生活，我已把它写入《厚黑教主别传》那篇文章中了，此处不再赘及。我今只将遗漏的地方补述一二，以作本传的结束。
记得我们第一次相会的时候，他对于抗建大业，具着充分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干年的消沉岁月又鼓舞焕发起来。他自己竟然忘却了年迈体弱及其他种种条件，曾对我说：“我此次外出，暂时不拟返里，打算自费到美国去，宣传我们的‘中国主义’，让彼邦人士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立国的精神，或者借此唤起他们的同情，来帮助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也算尽了所谓国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责任，你以为如何？”我当时不便打断他的兴致，只好漫然应之。其实他当时的壮志是为爱国的热情所激，完全不顾事实的话。第一，他仅是小康之家，怎能担负起游美的用费？第二，政府正在讨厌他妄言惑众，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发给他出国护照？第三，他不通英语，他的经济条件未必即能携带翻译，究竟凭着什么去作宣传或讲学？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连三地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用委婉的言辞，才把他的意念暂时打消了。
我知道他在重庆时曾和吴稚晖先生数度来往，并曾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两位老人来往的信件中，他们似乎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与几个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发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为思想家，不得称之为学术家或是学者。思想家所见到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成，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与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无怪乎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由于这种情形，所以他到重庆约有半年之后，就渐渐地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寂寞c冷落c孤独。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学力不够，读书太少，不能与当代学者并驾齐驱。他这种自卑的情意往往流露在他致我的书信中。当时有人见到他这样信件的，就笑着说：“厚黑教主垮台了！”但我对他的看法，则以为这是他的进步，是他能虚心研究的美德。假若他能多活若干年，他或者把过去大胆所假设的予以证成或推翻，而有更精深的著作出来。
他于一九四三年春季，回到北碚来，我们又相聚了。这次我们相处的时日较多，几乎无所不谈。他还是一味地自谦，说自己读书太少，见闻不广，而又叹时不再来，所谓“老大徒伤悲”了！我当时对他说：“我们中国近代的读书人，像老先生的成就已很不小了；尤其是戛戛独造的精神，试问海内究有几人？就凭你所提出的若干假设，将来有人为你证成一二，也就足以不朽了。宇宙真理的发现，何必由老先生一身独担呢？”他听了这话，仍是苦笑着摇摇头，叹息不已。
有一次，我问他：“你对于政治c文化c学术有什么究极的看法吗？”他说：“我在《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书中，最末的一章差不多可以答复这个问题，虽然是十年前的一种见解，但直到如今，我的看法还是依然如故。这莫非是我不能进步的表现吗？哈哈哈！”
好了，现在我把那一章撮录于下，以作他自己思想的总介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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