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六章 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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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吾与雷氏兄弟到县中去应试，在路上他们就说：“我们倒起身了，不知长案起身没有？”因为县试五场，府试四场，终场第一名为案首，俗呼长案，到院试是一定入学的，第二名以下，则在不可知之数。言情穿越书更新首发，你只来后来县试案首，就是宗吾；府试案首，就是民心；铁崖则县试终场第二，府试终场第七。他们到了院试，都一齐入学。富顺应小试者有一千数百人，入学的定额是二十四名，可见想要考取秀才，也是不容易的。
雷民心应县试时，前几场本是前十名，到了第四场，题为“陈平论”，民心便数了陈平的十大罪。在那个时代，应考童生，甚有不知陈平为何许人的，而民心竟能数出十大罪，也算是颇有本领；哪知县官看了他的卷子，就说：“这个人如此刻薄，将来进了学，一定是个包揽词讼的烂秀才，把他丢在后十名好了。”当时阅卷的人，是叙府知府荐来的；府试时，他仍回府阅卷。府官见了民心的卷子，就问：“此人文笔很好，为何把他列在后十名呢？”那位阅卷人答道：“因他作了一篇《陈平论》，县官说他刻薄，我力争无效呢！”按县试的卷子，照例应该送府。府官调来一阅，不禁大加赞赏，因而取得案首。倘非县试被摈斥，他也未必取得案首，可称奇遇。这都是宗吾和他当年的八股朋友，爱作翻新文字的效果。
宗吾因着读《昭明文选》，就想试作骈体韵文，也想花样翻新地干一下。一次，在县试的头场，题目是《孟子》上的“而不见与薪”至“与薪之不见”一段，于是照作起来，全篇都成骈体韵语，据他说，这是等于开玩笑的；不料发榜时，竟列为第七。以后他便循规蹈矩地作去，终场才得案首，他就是因这次成绩，到院试时入学的。又一次，在富顺月课，题目是《孟子》上的“使弈秋诲二人奔，其一人专心致志”两句。他作了两卷，第一卷是循规蹈矩作的，第二卷又全篇用起韵语来，前者是用心作的，后者是信笔写的。哪想第一卷摈落，第二卷反被录取了。得的批语，是“古音古节，文有赋心”。实则令他暗中好笑，他常常是在这样玩弄着主考官的。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八股时代，无论在思想上，在文字的形式上，已是常常冲破藩篱的。宜乎他后来所著各书，就愈是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了。
可是他这种奇僻思想，他一再地对人声明，说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不是曾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它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于是他便采取了这种读书方式，任何书都是跑马看花地读去，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就是了。所以他每得到一部新书，先将序文看完了，前面再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必细看；但是寻着一二句合他的意思，他就口诵心维，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究下去。他因此所获的心得，便以为世间的道理，乃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我心中的道理罢了。世间的书是读不完的，譬如吃菜，听说某家馆子的菜好，就进去取菜牌子来，点几样尝尝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一一吃完呢？又如到商店中游逛，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它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再把它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件件都能合用；岂能把所有商店中的货物，全行购归呢？他因为采取这种读书方式，固然不容易成为一位专门学者，但他因此却不受书籍的拘束，往往“读书得间”，每发前人之所未发。
他从师初学八股时，父亲命他拿文章来看。他父亲看了，便说道：“你们开口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试问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呢？尧有九年的水患，汤有七年的旱灾，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是几个月不晴，就喊着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呢？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地希望，并且还以不生在那时为恨呢？”他当时听了，非常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这样怪议论呢？但仔细想来，也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便把这个疑问，存在胸中，久而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以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便不再出一个圣人呢？由此推寻下去，觉得一部廿四史，就有不少破绽，不但尧舜禹汤这些圣人可疑，就连孔子这个圣人也可疑。直到他后来作出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算把这个疑团打破。但他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父亲当年的启示之功。
他父亲一日问他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他听了，茫然不能致答。他父亲接着解释道：“此时应该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他听了，更觉诧异，心想，父亲怎么没有恻隐之心，纯是为己之私呢？这是由于乡下人读书读少了，满腔子私欲，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识者所笑吗？但当面却不敢驳他。退后想来，又觉得他父亲的话，也很有道理，可是苦思而不得其解。直到若干年后，他把这个问题，重加研究，才发觉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个大破绽。为什么呢？怵惕，是自己怕死；恻隐，是怜人之死。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恍如死临头上，心中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转念之间，知道这是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刻把自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这是人类的天性。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可惜著书时，也许是为行文简洁起见，又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这样一句话：“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啊。”于是后人便寻不出恻隐的本根了。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由此创出的学说，怎能不迂谬百出呢？因此，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议论，原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所以他后来著《心理与力学》，讨论到人性论时，就把这种议论写上去。这又是他父亲的一大启示。
他们父子二人，在家常常讨论书中的道理。有一天，宗吾正拿着一本《论语》，他父亲要过来，翻了翻，就指着问道：“这章书怎么讲？”就是“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一章。他父亲接着发出问题道：“颜回终日读书，不理家务，还幸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没有了，岂不饿死吗？”他父亲一连问了几回。他慢慢把答案想起了，他父又问，他就答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所以不患匮乏。于何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车，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他都忍心要卖他老师的车，叫孔子出门徒步而行，可见平日颜路找钱的方法，是无微不至的。颜渊有了这样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那般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已有的家业出脱光了呢。”他父亲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这里边是大有文章的，宗吾是只知读书，不能做工的人；他的父亲呢，既勤且俭，是一位治家的能手。在他父亲问时，问得有意思；不料他的回答，答得更有意思。真可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了！他们父子常常讨论这些问题，也是他善用思考的原因之一。
此外，他们父子讨论的问题还多，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及一一细述。要之，他的奇异思想，确实是导源于他父亲的不少，并非像世人故意宣扬先人的懿德者可比。自他入了私塾以后，老师初则只教背书，继则只讲八股诗赋，有些老师甚至连诗赋都不讲，专讲八股。像他父亲所说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老师提倡看的书，只是《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之类。高明一些的老师，也不过叫他读四史读古文罢了。至于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连提都没有提过。这种情形，在当时他还常常引以为恨；以后他仔细想来，幸而未叫他研究说文经解，否则他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八股诗赋，既不能使他满意，而说文经解等书，又无人指示，不得门径而入，所以只好拈出一些问题，东想西想。他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中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他；而书中的要紧所在，他却记得。因此，马越跑得快，他看的花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家，而独成一说，他后来的一切著作，都是这样慢慢酝酿成的。所以他自父亲方面受到若干启示之后，他的思想就开始飞翔，虽在专制君主的科第功令限制之下，他还是时时想要脱颖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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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民心应县试时，前几场本是前十名，到了第四场，题为“陈平论”，民心便数了陈平的十大罪。在那个时代，应考童生，甚有不知陈平为何许人的，而民心竟能数出十大罪，也算是颇有本领；哪知县官看了他的卷子，就说：“这个人如此刻薄，将来进了学，一定是个包揽词讼的烂秀才，把他丢在后十名好了。”当时阅卷的人，是叙府知府荐来的；府试时，他仍回府阅卷。府官见了民心的卷子，就问：“此人文笔很好，为何把他列在后十名呢？”那位阅卷人答道：“因他作了一篇《陈平论》，县官说他刻薄，我力争无效呢！”按县试的卷子，照例应该送府。府官调来一阅，不禁大加赞赏，因而取得案首。倘非县试被摈斥，他也未必取得案首，可称奇遇。这都是宗吾和他当年的八股朋友，爱作翻新文字的效果。
宗吾因着读《昭明文选》，就想试作骈体韵文，也想花样翻新地干一下。一次，在县试的头场，题目是《孟子》上的“而不见与薪”至“与薪之不见”一段，于是照作起来，全篇都成骈体韵语，据他说，这是等于开玩笑的；不料发榜时，竟列为第七。以后他便循规蹈矩地作去，终场才得案首，他就是因这次成绩，到院试时入学的。又一次，在富顺月课，题目是《孟子》上的“使弈秋诲二人奔，其一人专心致志”两句。他作了两卷，第一卷是循规蹈矩作的，第二卷又全篇用起韵语来，前者是用心作的，后者是信笔写的。哪想第一卷摈落，第二卷反被录取了。得的批语，是“古音古节，文有赋心”。实则令他暗中好笑，他常常是在这样玩弄着主考官的。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八股时代，无论在思想上，在文字的形式上，已是常常冲破藩篱的。宜乎他后来所著各书，就愈是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了。
可是他这种奇僻思想，他一再地对人声明，说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不是曾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它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于是他便采取了这种读书方式，任何书都是跑马看花地读去，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就是了。所以他每得到一部新书，先将序文看完了，前面再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必细看；但是寻着一二句合他的意思，他就口诵心维，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究下去。他因此所获的心得，便以为世间的道理，乃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我心中的道理罢了。世间的书是读不完的，譬如吃菜，听说某家馆子的菜好，就进去取菜牌子来，点几样尝尝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一一吃完呢？又如到商店中游逛，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它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再把它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件件都能合用；岂能把所有商店中的货物，全行购归呢？他因为采取这种读书方式，固然不容易成为一位专门学者，但他因此却不受书籍的拘束，往往“读书得间”，每发前人之所未发。
他从师初学八股时，父亲命他拿文章来看。他父亲看了，便说道：“你们开口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试问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呢？尧有九年的水患，汤有七年的旱灾，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是几个月不晴，就喊着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呢？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地希望，并且还以不生在那时为恨呢？”他当时听了，非常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这样怪议论呢？但仔细想来，也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便把这个疑问，存在胸中，久而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以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便不再出一个圣人呢？由此推寻下去，觉得一部廿四史，就有不少破绽，不但尧舜禹汤这些圣人可疑，就连孔子这个圣人也可疑。直到他后来作出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算把这个疑团打破。但他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父亲当年的启示之功。
他父亲一日问他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他听了，茫然不能致答。他父亲接着解释道：“此时应该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他听了，更觉诧异，心想，父亲怎么没有恻隐之心，纯是为己之私呢？这是由于乡下人读书读少了，满腔子私欲，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识者所笑吗？但当面却不敢驳他。退后想来，又觉得他父亲的话，也很有道理，可是苦思而不得其解。直到若干年后，他把这个问题，重加研究，才发觉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个大破绽。为什么呢？怵惕，是自己怕死；恻隐，是怜人之死。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恍如死临头上，心中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转念之间，知道这是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刻把自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这是人类的天性。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可惜著书时，也许是为行文简洁起见，又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这样一句话：“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啊。”于是后人便寻不出恻隐的本根了。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由此创出的学说，怎能不迂谬百出呢？因此，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议论，原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所以他后来著《心理与力学》，讨论到人性论时，就把这种议论写上去。这又是他父亲的一大启示。
他们父子二人，在家常常讨论书中的道理。有一天，宗吾正拿着一本《论语》，他父亲要过来，翻了翻，就指着问道：“这章书怎么讲？”就是“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一章。他父亲接着发出问题道：“颜回终日读书，不理家务，还幸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没有了，岂不饿死吗？”他父亲一连问了几回。他慢慢把答案想起了，他父又问，他就答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所以不患匮乏。于何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车，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他都忍心要卖他老师的车，叫孔子出门徒步而行，可见平日颜路找钱的方法，是无微不至的。颜渊有了这样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那般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已有的家业出脱光了呢。”他父亲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这里边是大有文章的，宗吾是只知读书，不能做工的人；他的父亲呢，既勤且俭，是一位治家的能手。在他父亲问时，问得有意思；不料他的回答，答得更有意思。真可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了！他们父子常常讨论这些问题，也是他善用思考的原因之一。
此外，他们父子讨论的问题还多，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及一一细述。要之，他的奇异思想，确实是导源于他父亲的不少，并非像世人故意宣扬先人的懿德者可比。自他入了私塾以后，老师初则只教背书，继则只讲八股诗赋，有些老师甚至连诗赋都不讲，专讲八股。像他父亲所说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老师提倡看的书，只是《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之类。高明一些的老师，也不过叫他读四史读古文罢了。至于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连提都没有提过。这种情形，在当时他还常常引以为恨；以后他仔细想来，幸而未叫他研究说文经解，否则他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八股诗赋，既不能使他满意，而说文经解等书，又无人指示，不得门径而入，所以只好拈出一些问题，东想西想。他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中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他；而书中的要紧所在，他却记得。因此，马越跑得快，他看的花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家，而独成一说，他后来的一切著作，都是这样慢慢酝酿成的。所以他自父亲方面受到若干启示之后，他的思想就开始飞翔，虽在专制君主的科第功令限制之下，他还是时时想要脱颖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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