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社会主义之倡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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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圣西门等一流人，都是悲天悯人之君子，目睹工人所受痛苦，倡为共产之说。特么对于我只有一句话，更新速度领先其他站n倍，广告少他们都说：“人性是善良的，上帝造人类，并没有给人类罪恶痛苦，人类罪恶痛苦，都是恶社会制成的。”我们看他这种议论，即知道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以性善说为出发点。
孟子主张性善，他举出的证据，共有两个：（1）“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2）“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他这两个证据，都是有破绽的。他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我们可以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她的亲生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中拿一块糕饼，小儿见了，就伸手来拖，母亲如不给他，把糕饼放在自己口中，小儿就会伸手，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入他的口中。请问孟子，这种现象算不算爱亲呢?孟子又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说法，我也承认，但是我要请问孟子，这句话中，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何以下文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是何道理?又孟子所举的证据，是孺子对于井，生出死生存亡的关系，那个时候，我是立在旁边，超然于利害之外。请问孟子，假使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心作何状态?请问此刹那间发出来的念头，究竟是恻隐，还是怵惕?不消说，这刹那间，只是有怵惕而无恻隐，恻隐是仁，怵惕断不可谓之为仁，怵惕是惊惧的意思，是从自己怕死之心生出来的。吾人怕死之心，根于天性，乍见孺子将入井，是猝然之间，有一种死的现象呈于吾前。我见了不觉大吃一惊，心中连跳几下，这即是怵惕。我略一审视，知道这是孺子死在临头，不是我死在临头，立即化我身而为孺子，化怵惕而为恻隐。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先有我而后有孺子，先有怵惕而后有恻隐，天然顺序，原是如此。怵惕是利己之心，恻隐是利人之心，利人心是利己心放大出来的。主张性善说者，每每教人把利己心铲除了单留利人之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无有我，焉得有孺子?既无怵惕，焉得有恻隐?
研究心理学，自然以佛家讲得最精深，但他所讲的是出世法，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世间法。佛家言无人无我，此章是研究人我的关系，目的各有不同，故不能高谈佛理。孟子言怵惕恻隐，我们从怵惕恻隐研究起就是了。怵惕是利己心，恻隐是利人心。荀子知道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恶说，孟子知道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说。我们可以说：荀子的学说，以怵惕为出发点；孟子的学说，以恻隐为出发点。王阳明《传习录》说：“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上说来。”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有无源头，我们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讲之恻隐，则确非源头。怵惕是恻隐之源，恻隐是怵惕之流，王阳明所下“源流”二字，未免颠倒了。
孟子的学说，虽不以怵惕为出发点，但“怵惕”二字，他是看清楚了的。他知道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因教人再扩而充之，以达于四海，其说未尝不圆满。他的学说，纯是推己及人，所以他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王如好色，与民同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己”字的代名词，孟子的学说，处处顾及“己”字，留得有“己”字的地位，本无何种弊害，惜乎他的书上，少说了一句“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传至宋儒，就误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动出来，即是恻隐，以“恻隐”二字为源头，抹杀了“怵惕”二字。元明清儒者，承继其说，所以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总是尽力发挥“恻隐”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不免损伤“己”字，因而就弊端百出。
宋儒创“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天理隐贴“恻隐”二字，把它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说不清，有时把怵惕也认为人欲，想设法把它除去，成了“去怵惕存恻隐”，那就坏事不小了。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不知死之可畏，这可算是去了怵惕的。程子是主张去人欲之人，他发此不通之论，其病根就在抹杀了“己”字。这是由于他读孟子书，于“怵惕恻隐”四字，欠了体会的缘故。张魏公符离之败，死人无算，他终夜鼾声如雷，其子南轩，夸其父心学很精，这也算是去了怵惕的。怵惕是恻隐的根源，去了怵惕，就无恻隐，就会流于残忍，这是一定不移之理。许多杀人不眨眼的恶匪，身临刑场，谈笑自若，就是明证。
据上项研究，可知怵惕与侧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之煮饭者是火，烧房子者也是火一般。宋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做截然不同之二物，创出“去人欲”之说，其弊往往流于伤天害理。王阳明说：“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了一星之火，立即把它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传习录》中又说：“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是友愧谢。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座者悚然。”我们试思，王阳明是很有涵养的人，他平日讲学，任人如何问难，总是勤勤恳恳地解说，从未动气，何以门人这一问，他会动气了？何以始终未把那门人之误点指出?何以又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因为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c致知c诚意c正心c修身五者看做一事，独不能把天理c人欲看做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他的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他就动起气来了。
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即是把无理认做人欲，去人欲即未免伤及天理，门人的意思，即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即把它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请问拿什么东西去煮饭呢?换言之，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厉害?所以阳明无话可答，只好愤然作色了。宋儒去人欲，存天理，所做的是剜肉做疮的工作。
我们如果知道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同是一物，即知道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截然两事。斯密士说人有利己心，是以怵惕为出发点，讲共产的人，说人有同情心，是以恻隐为出发点，前面曾说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因而知同情心是利己心之放大形，社会主义c个人主义之放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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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主张性善，他举出的证据，共有两个：（1）“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2）“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他这两个证据，都是有破绽的。他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我们可以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她的亲生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中拿一块糕饼，小儿见了，就伸手来拖，母亲如不给他，把糕饼放在自己口中，小儿就会伸手，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入他的口中。请问孟子，这种现象算不算爱亲呢?孟子又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说法，我也承认，但是我要请问孟子，这句话中，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何以下文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是何道理?又孟子所举的证据，是孺子对于井，生出死生存亡的关系，那个时候，我是立在旁边，超然于利害之外。请问孟子，假使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心作何状态?请问此刹那间发出来的念头，究竟是恻隐，还是怵惕?不消说，这刹那间，只是有怵惕而无恻隐，恻隐是仁，怵惕断不可谓之为仁，怵惕是惊惧的意思，是从自己怕死之心生出来的。吾人怕死之心，根于天性，乍见孺子将入井，是猝然之间，有一种死的现象呈于吾前。我见了不觉大吃一惊，心中连跳几下，这即是怵惕。我略一审视，知道这是孺子死在临头，不是我死在临头，立即化我身而为孺子，化怵惕而为恻隐。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先有我而后有孺子，先有怵惕而后有恻隐，天然顺序，原是如此。怵惕是利己之心，恻隐是利人之心，利人心是利己心放大出来的。主张性善说者，每每教人把利己心铲除了单留利人之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无有我，焉得有孺子?既无怵惕，焉得有恻隐?
研究心理学，自然以佛家讲得最精深，但他所讲的是出世法，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世间法。佛家言无人无我，此章是研究人我的关系，目的各有不同，故不能高谈佛理。孟子言怵惕恻隐，我们从怵惕恻隐研究起就是了。怵惕是利己心，恻隐是利人心。荀子知道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恶说，孟子知道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说。我们可以说：荀子的学说，以怵惕为出发点；孟子的学说，以恻隐为出发点。王阳明《传习录》说：“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上说来。”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有无源头，我们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讲之恻隐，则确非源头。怵惕是恻隐之源，恻隐是怵惕之流，王阳明所下“源流”二字，未免颠倒了。
孟子的学说，虽不以怵惕为出发点，但“怵惕”二字，他是看清楚了的。他知道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因教人再扩而充之，以达于四海，其说未尝不圆满。他的学说，纯是推己及人，所以他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王如好色，与民同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己”字的代名词，孟子的学说，处处顾及“己”字，留得有“己”字的地位，本无何种弊害，惜乎他的书上，少说了一句“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传至宋儒，就误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动出来，即是恻隐，以“恻隐”二字为源头，抹杀了“怵惕”二字。元明清儒者，承继其说，所以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总是尽力发挥“恻隐”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不免损伤“己”字，因而就弊端百出。
宋儒创“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天理隐贴“恻隐”二字，把它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说不清，有时把怵惕也认为人欲，想设法把它除去，成了“去怵惕存恻隐”，那就坏事不小了。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不知死之可畏，这可算是去了怵惕的。程子是主张去人欲之人，他发此不通之论，其病根就在抹杀了“己”字。这是由于他读孟子书，于“怵惕恻隐”四字，欠了体会的缘故。张魏公符离之败，死人无算，他终夜鼾声如雷，其子南轩，夸其父心学很精，这也算是去了怵惕的。怵惕是恻隐的根源，去了怵惕，就无恻隐，就会流于残忍，这是一定不移之理。许多杀人不眨眼的恶匪，身临刑场，谈笑自若，就是明证。
据上项研究，可知怵惕与侧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之煮饭者是火，烧房子者也是火一般。宋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做截然不同之二物，创出“去人欲”之说，其弊往往流于伤天害理。王阳明说：“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了一星之火，立即把它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传习录》中又说：“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是友愧谢。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座者悚然。”我们试思，王阳明是很有涵养的人，他平日讲学，任人如何问难，总是勤勤恳恳地解说，从未动气，何以门人这一问，他会动气了？何以始终未把那门人之误点指出?何以又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因为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c致知c诚意c正心c修身五者看做一事，独不能把天理c人欲看做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他的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他就动起气来了。
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即是把无理认做人欲，去人欲即未免伤及天理，门人的意思，即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即把它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请问拿什么东西去煮饭呢?换言之，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厉害?所以阳明无话可答，只好愤然作色了。宋儒去人欲，存天理，所做的是剜肉做疮的工作。
我们如果知道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同是一物，即知道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截然两事。斯密士说人有利己心，是以怵惕为出发点，讲共产的人，说人有同情心，是以恻隐为出发点，前面曾说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因而知同情心是利己心之放大形，社会主义c个人主义之放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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