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关 回顾《孽债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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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辛
关于书名《孽债》:
在字典或《辞海》上,“孽债”这两个字的解释还要复杂一点。不过,“难以还清的感情债”却是比较清楚地解释了我的书名。
关于创作的缘起:
这本书的创作,源始于我那漫长的十年半的知青生涯,源始于那段生活本身。
当年知识青年的命运,总是牵扯着我的心。也可能正是因为我一本一本地写了些和知青有关的书,有些人也总是愿意来找我,把他们生活中真实的经历告诉我。知识青年由城市到达乡村时,从来都是听农民们忆苦思甜、讲述旧社会的苦难、虔诚地接受那份再教育的。曾几何时,她们自己却向人们诉起苦来。日子,对她们来说实在是过得太艰难了。是生活,逼着她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来的呀。可能正是因为我写下了前面所说的五部知识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我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们的来信。这些信多得我不可能一一作答,他们在书信中对我的作品或作品中的人物评头论足,他们给我讲述天南海北的插队知青们的故事,特别是悲剧;他们时常在书信中宣称要将自己经历过的真实的人生故事和体验告诉后代,他们认为这是20世纪即将进入21世纪最好的馈赠;他们说我们命中注定要遭遇这样的时代,我们有责任把这一时代的真实记录下来;他们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寻找人性,寻找良知,就是寻找我们这一代人自己。不论他们在书信中说什么,最后他们都会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写一写知识青年们回归都市之后的生活。说回城之后的生活同样精彩,同样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篇章,同样有着这个时代的生活原生相。
关于《孽债》的构思: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大潮中发生的一些故事,我身边的一些人和事,虽然是可以构思小说的素材,但是离《孽债》的具体酝酿,还早着哪。构思《孽债》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像美霞这样俏丽的一个小姑娘,到上海来寻找她的生身父亲的情节。这是长篇小说的“核”。所有的亮点都随着这一个“核”在闪烁,在跃动。以后所有的故事和情节的展开,都随着这一个“核”在转动。来自远方的、自小在西双版纳长大的美霞,要走进这样一个三口之家。她要和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吃饭,一起入睡,一起打发长长的一段日子。她的出现是一个引子,也是故事的全部。她是一个导火索,更是一颗炸弹。人在这样的尴尬面前,自己的本性就会展露无遗。吸引我的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而是这个故事提供的地域:西双版纳。哦,这是一块多么美妙无比的土地!那里的风情习俗和上海相比,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上海是海洋性气候,西双版纳是旱湿两季的山地气候;上海众多的人口和拥挤的住房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双版纳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幢宽敞的庭院围抱的干栏式竹楼;上海有那么多的高楼和狭窄的弄堂,而西双版纳满目看到的是青的山、绿的水;上海号称东方的大都市,而西双版纳系沙漠带上的绿洲,是一块没有冬天的乐土,既被称为“山国”里的平原,又被形容为孔雀之乡、大象之国,它有那么多的神秘莫测的自然保护区和独特珍贵的热带雨林;上海开埠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孕育了海纳百川的上海人,而西双版纳由偏远蛮荒、瘴疴之区演变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的百年史,更富传奇色彩;上海人被人议论成精明而不高明、聪明而不豁达,而西双版纳的傣族兄弟姐妹,谦和、热情、纤柔、美丽,无论是在电影里和生活中,他们的形象都给人遐思无尽……对比太强烈了,反差太大了。而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结婚、离婚手续比较简单,恰巧当年的知青和傣族女子由于差别的巨大而更为相互吸引,在插队岁月中有过恋情、爱情和婚姻的双方,到了大返城时知青的离异也就更多一些。
在昆明的那个夜晚我失眠了,我想了很多很多,这些年里听说的知青情变故事,一一浮上心头。最初的构思逐渐在我心头萌动着,一些人物开始浮出水面,一些矛盾慢慢成型,这全都是西双版纳这块神奇的土地带给我的。知识青年们已经回归到都市,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已不像在乡间和农场一样,共同在集体户、知青点和农场宿舍里居住。回到大中城市之后,他们已经融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返城后,他们重新在都市社会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人生和追求。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生活,比起十年二十年之前的生活,已经大不相同。而且城市的生活形态,正在并且即将发生更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当代人的价值观、伦理观和人生观。社会生活的氛围变,粮票、肉票、蛋票、油票从我们的生活中正在消失,而新的东西包括感情领域,正在产生更多的令人惊讶也令人困惑的东西。沧海桑田,文思更应神。于是我下了决心,来写作五个上海八九十年代不同层次的家庭。这些家庭的主人,都曾经当过知青,都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今天,他们却又在上海,代表着不同的生活层次和阶层。无情的岁月和时间已把当年还是以为平等的知识青年们找开了距离。由于所处社会地位不同,对于找上门来的孩子,自己亲生的骨肉,们的态度也必然是不同的。这么一想,创作的视野顿时豁然开朗,很多人物和故事涌上心头。他们联系着西双版纳的昨天和今天,他们也联系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昨天和今天。而在昨天与今天之间,展示的是一代知青的感情经历。
关于巴老看《孽债》:
因为工作关系,和巴老有一些交往。严格的说我是他的一个小辈。记得1994年我和他在杭州有一个合影。拍照的同志说,你看这张照片,你是45岁,94年巴老90岁了,年龄翻我一倍。他是我的文学前辈,也是个值得尊重的老作家。但在生活当中呢,我觉得他又是一个坚强的文学老人。他很关切我们的创作。记得《孽债》刚刚播出以后,他身边的子女告诉我,他每集都看,尤其是片头,看的很动容。
名人点评:
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王巨才:
“文革”后的知青文学与伤痕文学成了主流。梁晓声的《雪城》还有叶辛的《孽债》等,当时这些作品很受读者欢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
不管评价如何,当将来后人要了解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和知青是怎么回事时,读一下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就会得到完整的印象。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安忆:
多年后,叶辛又写了《孽债》。那被遗弃在西南乡村,长大了来上海寻找生身父母的孩子中间,不定就有柯碧舟们的儿女。然而,那一份青春热血依然是可纪念的。我并不以为叶辛矫情,我们这些知青作家中,他是最迟归来的,他最对异乡异土认同。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马以鑫:
把《孽债》称为“后知青文学”──我这个“后”倒不是步西方“后”的时髦,因为《孽债》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在知青返城以后所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如果没有当时的上山下乡,也许就没有这些问题,因此,这就是知青文学的一个延续。从这个角度讲,叶辛的这部小说又极大地丰富了知青文学。
著名评论家毛时安:
90年代重回故乡上海,又以电视连续剧《孽债》轰动全国。他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发生在贵州山寨里的故事。虽然回到了上海,他却依然保持着山里人的倔犟脾气。他习惯用贵州方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
读者感言
读者1:
《孽债》故事中的“孽债”无可辩护的是“文革”的直接产物。
读者2:
《孽债》真实再现了一代风云,它惊世骇俗,无人能敌,是一部难得的当今时代写实作品,说是里程碑也不过分。
读者3:
叶辛的那部《孽债》,曾经勾起整整一代人的感伤忧愁。那是历史赋予我们民族无法忘却的痛啊!然而,历史又何尝只惠顾我们一个民族?
读者5:
读过叶辛《孽债》的人,可以从中体会到人世间,没有什么比亲情爱情更可贵。可见,人类为了追求那些所谓的物质,却让肆意让心灵贫瘠,是多么的可悲。作为读者,很盼望叶辛能写出《孽债》的续篇,因为这曾经牵动多少人的情感啊!
读者6:
叶辛的《孽债》等作品拓展了知青小说的题材范围,探讨了“知青运动”所产生的巨大历史影响,它不仅改变了一代人十几年的生活轨迹,而且在精神上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甚至造成了下一代人的心灵创伤。
《孽债》与越南
彭世团
最近有机会与叶辛先生见面,亲耳聆听他讲《从到》。回想起当年在越南工作时,把《孽债》这部书及同名电视剧介绍到越南去的事情。转眼间,那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当时正值中越恢复正常关系不久,越南百废待兴,文化产品方面的缺口十分巨大,越南电视台到处寻求片源,以满足越南民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为此,我驻越南使馆通过一些渠道,将当时在我国内热播的《孽债》一片介绍到了越南。为了让该片在越南的播出有更深远的影响,越南世界出版社找来了叶先生的《孽债》一书,准备翻译出版。当年年底,即将升任越南文化通讯部部长的阮科恬先生(当时他还是越南作家协会的秘书长,即主席)带着他的好友,时任越南世界出版社副社长的潘鸿江先生一起到中国访问,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请叶辛先生授权在越南出版该书的越文版。这次见到叶辛先生,得知了当时见面时的一些细节。阮先生以越南还很困难,该书在越南出版将是一件加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增进友谊的好事等理由,希望叶先生能免版权由越南世界出版社出版该书越南文版,而且请叶先生写下了书面授权。《孽债》电视剧与越南文版图书几乎同时在越南推出,得到了越南观众的热烈追捧。一时间,《孽债》成为越南河内坊间的流行语。无论我到菜市去买菜,到小咖啡馆去喝咖啡,洗相店去洗照片,总能听到人们对此片人物、场景的议论,云南的风情、地名一时为众人所熟知。
2006年春上,跟随王蒙先生一起访问越南,我们见到越南作家协会的朋友时,大家又谈起《孽债》,特别是该书越文版的译者吴彩琼女士还与我一起担当了王蒙先生在越南作家协会演讲的翻译。后来,代表越共中央接见王蒙先生的,正是当年为《孽债》一书向叶先生申请版权的阮科恬先生,这时他已经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越南不设常委,只设书记处)兼越共中央思想文化部(相当于中宣部)部长。王蒙先生对于《孽债》能在越南受欢迎也颇为好奇。对方谈到的,大概就是越南六、七十年代越战时期,很多干部南来北往,两地奔波,两地都有家庭,很多人产生了与该剧人物共通的感受。
确实,越南长期战争造成的这种人间悲欢故事是很多的,战争条件下,很多人在无奈里结合,又在无奈里分离,这确实是《孽债》在越南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文化心理上的共通性。越南长期与中国共享一种文化,孔孟之道都曾是国家正统。对于性、对于家庭,有着一致的观念。单就“孽债”这一来自于佛教的汉语词,越南语里跟中文都是一样的,而且在据称70%人口信佛的这个国家,对于这个词的字面与深层意义的理解,都不是问题。其次,片中所描述的环境,山水、竹林、村落,人际关系等,都与越南十分相似。因此,越南朋友在看电视剧、读书的时候,既无文化心理上的隔阂,也无生活实际上的陌生感,感觉那就是越南某地发生的故事,感觉十分亲近。
叶辛先生《孽债》的续集据说也快出版了。在这十多年中,中国变化了很多,越南也变化很大。相信叶辛先生的新书在中国会取得成功,如果还能在越南出版,一样会得到人们的喜欢。
(作者曾在我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现为国家文化部办公厅干部、前部长王蒙的现任秘书)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关于书名《孽债》:
在字典或《辞海》上,“孽债”这两个字的解释还要复杂一点。不过,“难以还清的感情债”却是比较清楚地解释了我的书名。
关于创作的缘起:
这本书的创作,源始于我那漫长的十年半的知青生涯,源始于那段生活本身。
当年知识青年的命运,总是牵扯着我的心。也可能正是因为我一本一本地写了些和知青有关的书,有些人也总是愿意来找我,把他们生活中真实的经历告诉我。知识青年由城市到达乡村时,从来都是听农民们忆苦思甜、讲述旧社会的苦难、虔诚地接受那份再教育的。曾几何时,她们自己却向人们诉起苦来。日子,对她们来说实在是过得太艰难了。是生活,逼着她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来的呀。可能正是因为我写下了前面所说的五部知识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我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们的来信。这些信多得我不可能一一作答,他们在书信中对我的作品或作品中的人物评头论足,他们给我讲述天南海北的插队知青们的故事,特别是悲剧;他们时常在书信中宣称要将自己经历过的真实的人生故事和体验告诉后代,他们认为这是20世纪即将进入21世纪最好的馈赠;他们说我们命中注定要遭遇这样的时代,我们有责任把这一时代的真实记录下来;他们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寻找人性,寻找良知,就是寻找我们这一代人自己。不论他们在书信中说什么,最后他们都会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写一写知识青年们回归都市之后的生活。说回城之后的生活同样精彩,同样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篇章,同样有着这个时代的生活原生相。
关于《孽债》的构思: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大潮中发生的一些故事,我身边的一些人和事,虽然是可以构思小说的素材,但是离《孽债》的具体酝酿,还早着哪。构思《孽债》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像美霞这样俏丽的一个小姑娘,到上海来寻找她的生身父亲的情节。这是长篇小说的“核”。所有的亮点都随着这一个“核”在闪烁,在跃动。以后所有的故事和情节的展开,都随着这一个“核”在转动。来自远方的、自小在西双版纳长大的美霞,要走进这样一个三口之家。她要和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吃饭,一起入睡,一起打发长长的一段日子。她的出现是一个引子,也是故事的全部。她是一个导火索,更是一颗炸弹。人在这样的尴尬面前,自己的本性就会展露无遗。吸引我的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而是这个故事提供的地域:西双版纳。哦,这是一块多么美妙无比的土地!那里的风情习俗和上海相比,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上海是海洋性气候,西双版纳是旱湿两季的山地气候;上海众多的人口和拥挤的住房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双版纳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幢宽敞的庭院围抱的干栏式竹楼;上海有那么多的高楼和狭窄的弄堂,而西双版纳满目看到的是青的山、绿的水;上海号称东方的大都市,而西双版纳系沙漠带上的绿洲,是一块没有冬天的乐土,既被称为“山国”里的平原,又被形容为孔雀之乡、大象之国,它有那么多的神秘莫测的自然保护区和独特珍贵的热带雨林;上海开埠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孕育了海纳百川的上海人,而西双版纳由偏远蛮荒、瘴疴之区演变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的百年史,更富传奇色彩;上海人被人议论成精明而不高明、聪明而不豁达,而西双版纳的傣族兄弟姐妹,谦和、热情、纤柔、美丽,无论是在电影里和生活中,他们的形象都给人遐思无尽……对比太强烈了,反差太大了。而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结婚、离婚手续比较简单,恰巧当年的知青和傣族女子由于差别的巨大而更为相互吸引,在插队岁月中有过恋情、爱情和婚姻的双方,到了大返城时知青的离异也就更多一些。
在昆明的那个夜晚我失眠了,我想了很多很多,这些年里听说的知青情变故事,一一浮上心头。最初的构思逐渐在我心头萌动着,一些人物开始浮出水面,一些矛盾慢慢成型,这全都是西双版纳这块神奇的土地带给我的。知识青年们已经回归到都市,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已不像在乡间和农场一样,共同在集体户、知青点和农场宿舍里居住。回到大中城市之后,他们已经融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返城后,他们重新在都市社会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人生和追求。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生活,比起十年二十年之前的生活,已经大不相同。而且城市的生活形态,正在并且即将发生更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当代人的价值观、伦理观和人生观。社会生活的氛围变,粮票、肉票、蛋票、油票从我们的生活中正在消失,而新的东西包括感情领域,正在产生更多的令人惊讶也令人困惑的东西。沧海桑田,文思更应神。于是我下了决心,来写作五个上海八九十年代不同层次的家庭。这些家庭的主人,都曾经当过知青,都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今天,他们却又在上海,代表着不同的生活层次和阶层。无情的岁月和时间已把当年还是以为平等的知识青年们找开了距离。由于所处社会地位不同,对于找上门来的孩子,自己亲生的骨肉,们的态度也必然是不同的。这么一想,创作的视野顿时豁然开朗,很多人物和故事涌上心头。他们联系着西双版纳的昨天和今天,他们也联系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昨天和今天。而在昨天与今天之间,展示的是一代知青的感情经历。
关于巴老看《孽债》:
因为工作关系,和巴老有一些交往。严格的说我是他的一个小辈。记得1994年我和他在杭州有一个合影。拍照的同志说,你看这张照片,你是45岁,94年巴老90岁了,年龄翻我一倍。他是我的文学前辈,也是个值得尊重的老作家。但在生活当中呢,我觉得他又是一个坚强的文学老人。他很关切我们的创作。记得《孽债》刚刚播出以后,他身边的子女告诉我,他每集都看,尤其是片头,看的很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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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王巨才:
“文革”后的知青文学与伤痕文学成了主流。梁晓声的《雪城》还有叶辛的《孽债》等,当时这些作品很受读者欢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
不管评价如何,当将来后人要了解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和知青是怎么回事时,读一下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就会得到完整的印象。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安忆:
多年后,叶辛又写了《孽债》。那被遗弃在西南乡村,长大了来上海寻找生身父母的孩子中间,不定就有柯碧舟们的儿女。然而,那一份青春热血依然是可纪念的。我并不以为叶辛矫情,我们这些知青作家中,他是最迟归来的,他最对异乡异土认同。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马以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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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毛时安:
90年代重回故乡上海,又以电视连续剧《孽债》轰动全国。他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发生在贵州山寨里的故事。虽然回到了上海,他却依然保持着山里人的倔犟脾气。他习惯用贵州方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
读者感言
读者1:
《孽债》故事中的“孽债”无可辩护的是“文革”的直接产物。
读者2:
《孽债》真实再现了一代风云,它惊世骇俗,无人能敌,是一部难得的当今时代写实作品,说是里程碑也不过分。
读者3:
叶辛的那部《孽债》,曾经勾起整整一代人的感伤忧愁。那是历史赋予我们民族无法忘却的痛啊!然而,历史又何尝只惠顾我们一个民族?
读者5:
读过叶辛《孽债》的人,可以从中体会到人世间,没有什么比亲情爱情更可贵。可见,人类为了追求那些所谓的物质,却让肆意让心灵贫瘠,是多么的可悲。作为读者,很盼望叶辛能写出《孽债》的续篇,因为这曾经牵动多少人的情感啊!
读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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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债》与越南
彭世团
最近有机会与叶辛先生见面,亲耳聆听他讲《从到》。回想起当年在越南工作时,把《孽债》这部书及同名电视剧介绍到越南去的事情。转眼间,那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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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上,跟随王蒙先生一起访问越南,我们见到越南作家协会的朋友时,大家又谈起《孽债》,特别是该书越文版的译者吴彩琼女士还与我一起担当了王蒙先生在越南作家协会演讲的翻译。后来,代表越共中央接见王蒙先生的,正是当年为《孽债》一书向叶先生申请版权的阮科恬先生,这时他已经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越南不设常委,只设书记处)兼越共中央思想文化部(相当于中宣部)部长。王蒙先生对于《孽债》能在越南受欢迎也颇为好奇。对方谈到的,大概就是越南六、七十年代越战时期,很多干部南来北往,两地奔波,两地都有家庭,很多人产生了与该剧人物共通的感受。
确实,越南长期战争造成的这种人间悲欢故事是很多的,战争条件下,很多人在无奈里结合,又在无奈里分离,这确实是《孽债》在越南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文化心理上的共通性。越南长期与中国共享一种文化,孔孟之道都曾是国家正统。对于性、对于家庭,有着一致的观念。单就“孽债”这一来自于佛教的汉语词,越南语里跟中文都是一样的,而且在据称70%人口信佛的这个国家,对于这个词的字面与深层意义的理解,都不是问题。其次,片中所描述的环境,山水、竹林、村落,人际关系等,都与越南十分相似。因此,越南朋友在看电视剧、读书的时候,既无文化心理上的隔阂,也无生活实际上的陌生感,感觉那就是越南某地发生的故事,感觉十分亲近。
叶辛先生《孽债》的续集据说也快出版了。在这十多年中,中国变化了很多,越南也变化很大。相信叶辛先生的新书在中国会取得成功,如果还能在越南出版,一样会得到人们的喜欢。
(作者曾在我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现为国家文化部办公厅干部、前部长王蒙的现任秘书)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