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九百三十章、茶楼恶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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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实际权力关系来说，在这些官职上的士族，与皇帝不再是统属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互相合作的关系，士族子弟再也没有理由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为皇帝卖命。
因此，此时的士族们往往乐于担任品阶高c工作少的职务，即所谓“清官”，反之为“浊官”。在日常生活中，士族们通常崇尚不涉及实务的清谈c希企优游自适的隐逸，将以前分秒必争c锐意建功立业的行为视为“贪竞”而加以鄙视，整个上层社会的风气出现了根本的转变。
在这种以超脱高蹈为荣的风气下，士族们在清官任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余，自然乐于寻找一些远离事功的游戏来打发时间，曾遭鄙视的“博弈”等智力游戏，在此时反而成了被推崇的对象。
当时流行的智力游戏，有樗蒲c六博c格五等众多名目，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在游戏过程中要经历扔骰子之类诉诸概率的步骤，游戏的输赢有很大一部分依靠运气，并不能完全反映游戏者本人的思想和能力；在掷骰子时许多人还会吆五喝六地大声叫喊，有辱斯文。
只有围棋，每一步都是由棋手本人的意志决定，棋路和棋势能够完全反映棋手个人的品格，又不需太多声势助威，比较符合士族的高贵身份。此外，围棋规则简单，变化却极尽复杂，边角的攻守c中央的拼杀c局部的死活c整体的把控，每一颗棋子的摆放，都会衍生出种种可能性，每一步的对弈，都能让弈者品味到无穷的道理。
魏晋时期，正是玄谈之风流行的时候，当时玄谈的精髓，正是从有无c离合c同异这一组组对立的概念中，衍生出精深复杂的讨论。围棋这种既简单，又深刻的玩法，恰与玄谈的风格相符合，因此能从众多智力游戏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士族间的流行风尚。当时的名士将围棋称作“手谈”，正是这个道理。
东晋最有名的两位士族领袖王导和谢安，均是围棋的忠实爱好者，在他们的倡导下，围棋渐渐变成上流人士的一项必备技能。东晋学者范汪曾著《棋品》c《围棋九品序录》，原书已经不存，但从标题来看，大约是模仿当时将人才分为九品分配官职的“九品官人法”，将棋手也划分为九个品级，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分段。由此可见当时棋手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同体，并且产生了一批公认的高手。
此前反对围棋的人，通常会将“博”“弈”合论，强调两者虚耗时间c挑动争斗的弊端；而此时的人们，则越来越多将“博”和“弈”分开，强调围棋与众不同的特质。上文说过，东晋大将陶侃在做荆州刺史时，曾将部下的围棋和樗蒲狠心投入江中，当时在陶侃手下做僚佐的庾翼目睹了这一场面。
多年以后，庾翼自己做上荆州刺史，有部下向他反映军中流行樗蒲之类的博戏，经常争吵斗殴，希望禁止这些游戏。庾翼在回信中赞同了这一提议，但是特别提出“惟许其围棋”。由此可见，在当时士族的眼中，围棋已经开始与其他赌博游戏划清界限，从笼统的“博弈”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一项有益而高雅的运动。
两晋时期，围棋虽然成了士族社会中的流行游戏，但日理万机的皇帝们却只是偶尔为之，并未沉迷其中。到了之后的刘宋时代，嗜好围棋之风已经蔓延到宫廷。
刘宋王室本出身低级士族，开国皇帝刘裕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常常被身边的士族鄙视，因此他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努力让自己的子孙学习高门士族的高雅生活方式，围棋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
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就是一位著名的棋迷，他曾与当时“棋品第三”的大臣羊玄保以郡太守的官爵为赌注对弈，输棋后真的让羊玄保当上了宣城太守。宋文帝的儿子宋明帝刘彧虽然棋力不高，却对围棋有着异常的爱好。他为了确定自己和身边大臣的棋力，模仿当时的九品官人法，设置了“围棋州邑”，为棋手定品。
在九品官人法的制度设定中，国内重要的州h县分别设立选举官，州的选举官叫大中正，郡的选举官叫小中正，他们以门第和能力为标准，为自己管辖区内的人士依一品到九品的顺序从高到低划分品第c分配官职。在宋明帝的“围棋州邑”中，当时的第一权臣刘休仁担任大中正，几位公认的围棋高手担任小中正，为全国的棋士判定品级。
按照宋明帝本人的棋力，本来是进不了高品的，但是几位中正为了讨好他，硬是将之定为较高的第三品；在得知自己水平甚高之后，明帝对围棋更加热爱，常常拉着棋品第一的王抗对弈。作为“小中正”之一的王抗，为了不让皇帝怀疑这次定品的公正性，只能不断故意输棋，还顺便奉承说：“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
虽然宋明帝本人被后世视为昏君，但他开创的“围棋州邑”制度，将围棋从普通的游戏提高到和国家选举系统相同的高度，对围棋的发展功不可没。刘宋灭亡后，这种在全国范围内为棋手定品的活动传承了下去，在齐c梁两朝又开展过多次。据《南史》记载，梁武帝天监年间的定品活动中，有278位棋手获得“登格”身份，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一本叫《棋品》的书籍中，这本书的序言一直保留至今。
与宋明帝相比，齐梁两代的皇帝对围棋的热爱犹有过之。齐朝的开国之君萧道成在刘宋时就是围棋高手，曾位列第二品，还撰写了围棋专著《棋图》两卷；梁朝的开国之君萧衍习惯白天工作，夜晚通宵与大臣对弈，在位期间主持了多次品棋活动，并撰写了《围棋赋》《棋评》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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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时的士族们往往乐于担任品阶高c工作少的职务，即所谓“清官”，反之为“浊官”。在日常生活中，士族们通常崇尚不涉及实务的清谈c希企优游自适的隐逸，将以前分秒必争c锐意建功立业的行为视为“贪竞”而加以鄙视，整个上层社会的风气出现了根本的转变。
在这种以超脱高蹈为荣的风气下，士族们在清官任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余，自然乐于寻找一些远离事功的游戏来打发时间，曾遭鄙视的“博弈”等智力游戏，在此时反而成了被推崇的对象。
当时流行的智力游戏，有樗蒲c六博c格五等众多名目，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在游戏过程中要经历扔骰子之类诉诸概率的步骤，游戏的输赢有很大一部分依靠运气，并不能完全反映游戏者本人的思想和能力；在掷骰子时许多人还会吆五喝六地大声叫喊，有辱斯文。
只有围棋，每一步都是由棋手本人的意志决定，棋路和棋势能够完全反映棋手个人的品格，又不需太多声势助威，比较符合士族的高贵身份。此外，围棋规则简单，变化却极尽复杂，边角的攻守c中央的拼杀c局部的死活c整体的把控，每一颗棋子的摆放，都会衍生出种种可能性，每一步的对弈，都能让弈者品味到无穷的道理。
魏晋时期，正是玄谈之风流行的时候，当时玄谈的精髓，正是从有无c离合c同异这一组组对立的概念中，衍生出精深复杂的讨论。围棋这种既简单，又深刻的玩法，恰与玄谈的风格相符合，因此能从众多智力游戏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士族间的流行风尚。当时的名士将围棋称作“手谈”，正是这个道理。
东晋最有名的两位士族领袖王导和谢安，均是围棋的忠实爱好者，在他们的倡导下，围棋渐渐变成上流人士的一项必备技能。东晋学者范汪曾著《棋品》c《围棋九品序录》，原书已经不存，但从标题来看，大约是模仿当时将人才分为九品分配官职的“九品官人法”，将棋手也划分为九个品级，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分段。由此可见当时棋手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同体，并且产生了一批公认的高手。
此前反对围棋的人，通常会将“博”“弈”合论，强调两者虚耗时间c挑动争斗的弊端；而此时的人们，则越来越多将“博”和“弈”分开，强调围棋与众不同的特质。上文说过，东晋大将陶侃在做荆州刺史时，曾将部下的围棋和樗蒲狠心投入江中，当时在陶侃手下做僚佐的庾翼目睹了这一场面。
多年以后，庾翼自己做上荆州刺史，有部下向他反映军中流行樗蒲之类的博戏，经常争吵斗殴，希望禁止这些游戏。庾翼在回信中赞同了这一提议，但是特别提出“惟许其围棋”。由此可见，在当时士族的眼中，围棋已经开始与其他赌博游戏划清界限，从笼统的“博弈”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一项有益而高雅的运动。
两晋时期，围棋虽然成了士族社会中的流行游戏，但日理万机的皇帝们却只是偶尔为之，并未沉迷其中。到了之后的刘宋时代，嗜好围棋之风已经蔓延到宫廷。
刘宋王室本出身低级士族，开国皇帝刘裕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常常被身边的士族鄙视，因此他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努力让自己的子孙学习高门士族的高雅生活方式，围棋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
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就是一位著名的棋迷，他曾与当时“棋品第三”的大臣羊玄保以郡太守的官爵为赌注对弈，输棋后真的让羊玄保当上了宣城太守。宋文帝的儿子宋明帝刘彧虽然棋力不高，却对围棋有着异常的爱好。他为了确定自己和身边大臣的棋力，模仿当时的九品官人法，设置了“围棋州邑”，为棋手定品。
在九品官人法的制度设定中，国内重要的州h县分别设立选举官，州的选举官叫大中正，郡的选举官叫小中正，他们以门第和能力为标准，为自己管辖区内的人士依一品到九品的顺序从高到低划分品第c分配官职。在宋明帝的“围棋州邑”中，当时的第一权臣刘休仁担任大中正，几位公认的围棋高手担任小中正，为全国的棋士判定品级。
按照宋明帝本人的棋力，本来是进不了高品的，但是几位中正为了讨好他，硬是将之定为较高的第三品；在得知自己水平甚高之后，明帝对围棋更加热爱，常常拉着棋品第一的王抗对弈。作为“小中正”之一的王抗，为了不让皇帝怀疑这次定品的公正性，只能不断故意输棋，还顺便奉承说：“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
虽然宋明帝本人被后世视为昏君，但他开创的“围棋州邑”制度，将围棋从普通的游戏提高到和国家选举系统相同的高度，对围棋的发展功不可没。刘宋灭亡后，这种在全国范围内为棋手定品的活动传承了下去，在齐c梁两朝又开展过多次。据《南史》记载，梁武帝天监年间的定品活动中，有278位棋手获得“登格”身份，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一本叫《棋品》的书籍中，这本书的序言一直保留至今。
与宋明帝相比，齐梁两代的皇帝对围棋的热爱犹有过之。齐朝的开国之君萧道成在刘宋时就是围棋高手，曾位列第二品，还撰写了围棋专著《棋图》两卷；梁朝的开国之君萧衍习惯白天工作，夜晚通宵与大臣对弈，在位期间主持了多次品棋活动，并撰写了《围棋赋》《棋评》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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