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变革风云录》 作品相关介绍 《》 目录 《农村变革风云录》（作者：碧峰） 目录 楔子棋迷梦游聚贤寺 第一卷土改前后 第二卷农业合作化 第三卷发动大跃进 第四卷奔向“天堂” 第五卷郑州纠“左” 第六卷庐山反右 第七卷跌入地狱 第八卷拯救农民 第九卷七千人大会前后 第十卷重提阶级斗争 第十一卷“四清”运动 第十三卷十年浩劫 第十四卷农业学大寨 第十五卷农村改革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楔子 棋迷梦入聚贤寺 楔子棋迷梦入聚贤寺 河北省某高校有位姓秦的副教授，平生有两大嗜好：一是爱读书。他读书多而杂，文史、哲学、小说、故事、野史、逸文，无所不读，学校图书馆里的文史藏书几乎被他读遍。他读书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快如电子扫描，再加上他资质鲁钝，所以读书虽多却一事无成，只落个“书痴”的绰号；二是爱下中国象棋。下起棋来废寝忘食，能进入“忘我”之境。因为下棋不回家吃饭或忘记妻子交办的大事，常遭到妻子的申斥。但是，事情可以缓办，棋不能不下。他下棋虽然费了很多功夫，棋艺却长进不大，没能成为“大师”或“棋士”，却成了著名的“棋迷”。 1999年2月，秦教授退休了。做官的不愿意退休，秦教授不是官，他非常高兴退休。退休后有退休金足以温饱，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下棋和看书。下棋树荫下，读书明窗前，其乐融融。 退休后，秦教授在中国象棋的棋艺上，另辟蹊径，潜心研究一种冷僻开局。这种开局的特点是：执红先行，第一步“车九进二”送对手一马，对手“炮2进8”吃马；第二步“车一进一”再送一马，对手“炮8进8”吃马；第三步，“炮八进三”巡河。以后看对手的应着而有多种变化。因为此开局的特点是先送对手两只马，他就把此开局命名为“送马局”。“送马局”着法怪异、搏杀凌厉，一般的业余棋手往往被杀的蒙头转向、胆战心寒，二十几个回合就投子认输。因而，他的名声大噪，被棋迷们称为“棋坛怪侠”。 秦教授读书也由“多而杂”变为“专而精”，他专读与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村和农民有关的书。小说、历史、杂文、故事、论文、传记等等，他都认真阅读、潜心研究。后来，他又萌生了写书的念头。他出身农村，又很长时间在农村教书，亲历了土地改革运动、粮棉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农村改革开放，耳闻目睹并亲身体验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村的变革和农民的酸甜苦辣。他想在有生之年把这些写一本书，记录出半个多世纪的农村变革风云。一则用以消磨余生；二则可以供有农村情结的人读。 秦教授是教物理的老师，从来没有写过文学作品。编写讲稿是轻车熟路，写作小说就不知道如何下笔了。怎么写？他很发愁。 2004年夏季的一天，秦教授吃过午饭，照例拿起一本书，躺在床上看了起来。渐觉眼皮沉重，袭来睡意。朦胧间，觉得有人喊他：“秦老师，请醒醒。我师傅命我来请你。”他睁眼一看，来人竟是个小和尚。他急忙坐了起来，惊疑地问：“你是谁？你师傅是谁？”小和尚恭谨地回答：“小僧是聚贤寺的，我师傅是本寺的方丈锐觉禅师。他老人家久慕您老的大名，特派小僧来请您老到敝寺相会。”“聚贤寺在哪里？”“不远，请跟我来。”秦教授一时好奇心起，就跟着小和尚走出门来，见还有个小和尚正等在门外。两个小和尚把他一搀，只觉得身体轻如羽毛，随着小和尚腾空而起，向北飞来。时间不大，就飞进一座大山。大山里松林苍郁、怪石嶙峋、溪水潺潺，景色清幽宁静。半山腰有一座古老寺院，山门上横着一块斑驳的匾额，上书三个苍劲的金字：聚贤寺。 他们轻轻落在山门前，就见一位宽额隆鼻、须眉皆白的老和尚迎了出来。这就是聚贤寺方丈锐觉禅师。 “阿弥陀佛，秦老施主，请，请。”老禅师双手合十、躬身行礼。秦教授急忙作揖还礼，连说：“打扰，打扰。”进入客房，落座，献茶。 “老衲听说秦老施主研究出‘送马局’，招法怪异、搏杀凌厉，特请您来赐教，让老衲也开开眼界。”老禅师开门见山。 “不敢。‘送马局’只是和一般业余棋手玩的趣味象棋游戏，不敢在大师面前献丑。”秦教授客气的推辞。其实他已经心痒难挠，想和老禅师过过招。 “施主不必客气。”老禅师吩咐小和尚，“把棋盘摆上。” 于是，秦教授用“送马局”和老禅师对弈起来。只二十几个回合，老禅师就输了第一盘。 “承让，承让。”秦教授客气着，心里却不无得意。 “咦？这‘送马局’果然厉害！”老和尚有些琢磨不透，但是还不服气，“再来一盘。” 只二十几个回合，老禅师又输了。又下一盘，又输了。不到半个小时，老禅师连输三盘。 “哈，哈，哈，‘送马局’确实厉害，佩服，佩服。”老禅师推枰而起，罢战认输。秦教授也不想再下，意欲告辞。见老禅师的客厅里摆着一排书橱，即产生了看看老禅师藏书的念头。 “大师藏书真是丰富，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可以，请。” 秦教授走到书橱前浏览起来。有两架书橱里的藏书引起了他的注意。第一架书橱里陈列的全是与党史有关的著作。其中有各种版本的有关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通史和断代史；有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著作和传记；还有对党史和领袖人物研究的论文、专著。第二架书橱里陈列的全是与中国农村和农民有关的图书。有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张贤亮、张一弓、高晓声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有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中国农民问题》、《包产到户沉浮录》、《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警示录》、《饥饿引发的变革》、《刘少奇在1961》、《陈永贵沉浮中南海》等都在其中。 这两架书橱的藏书都是秦教授喜欢读的图书，他站在书橱前不忍离去，忍不住地把书橱内陈列的《中国农民问题》（杜虹著）抽出翻看起来。 “秦老施主对中国农民问题也感兴趣吗？”老禅师笑问道。 “是的。”秦教授点点头，“土改以后到文化大革命近30年来，中国农民一直在贫困中挣扎。特别是三年大饥荒，上千万的农民被饿死，其中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而在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来，绝大多数农民过上了小康生活，安居乐业。土，都是同一块土地；人，都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人，前后30年农民的生活竟如天壤之别，农村竟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建国后前30年，主席一直想把农民送入共产主义天堂，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农民却两度被推入了‘地狱’。这是中国农民的最大悲剧，也是主席晚年的最大悲剧。”老禅师喟然长叹，“这悲剧的根源，就是因为主席在晚年走入了理论误区，照搬‘斯大林模式’，自以为是建设社会主义，其实，没弄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知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后30年，邓小平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原因！” “说的好！说的好！一语中的。”秦教授对老禅师的看法非常感兴趣，就把书放进书橱，洗耳恭听，“请大师说的再具体些。” 老禅师觉得遇到了知音，也来了谈话的兴趣，就和秦教授重新落座品茶，侃侃谈了起来：主席是一代伟人。他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唤起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初期，主席的头脑是清醒的，他集聚党内外的精英制定了《共同纲领》，实行了一整套符合国情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搞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贫苦农民都分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由衷的爱戴、感激毛主席、共产党，歌唱毛主席是“大救星”。 可惜好景不长，主席由清醒渐渐进入梦境，走入了理论误区，他把“斯大林模式”错误地当作科学社会主义。 主席的伟大理想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把中国人民——当然包括农民——尽快地领进共产主义天堂。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呢？主要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消灭了私有制和个体经济，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劳动集体化；第二，消灭了两极分化和剥削，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第三，限制直至消灭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到了共产主义，上述的三个特征更加突出：公有化程度更高，实行全民所有制，连家庭都消灭了，社会成员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消灭了城乡、工农、脑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平均主义达到了绝对程度；彻底消灭了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 他还设想，先在农村建立起“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公社，再由若干个农村公社围绕着城市组成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这样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滚雪球的方法，在全国建成含有许多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公社，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些，都远远超越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他没有弄清楚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无异于拔苗助长！ 主席认为，凡是和他的“社会主义模式”对立的东西，就属于资本主义。比如，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单干、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农民经商、进城打工、雇工、放贷、个人发家致富等都是资本主义。他所一直担心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取消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出现了单干、经商、雇工、市场经济和两极分化等现象。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实现共产主义？他采用方法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群众运动，狠批资本主义，不断强化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纵观建国后前30年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他的“社会主义模式”为指导的。国家——当然包括农村——前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农民的酸甜苦辣，都是以这种错误理论为指导的实践造成的。 前30年，农村为什么搞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什么一再打击“包产到户”？为什么一再打击农民经商和打工，打击所谓的“投机倒把”？为什么不断地限制家庭副业、“割资本主义私有尾巴”？为什么把斗争的矛头总是对准富裕中农？为什么把两极分化视为洪水猛兽，不允许雇工，不允许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为什么不停地搞政治运动狠批资本主义？为什么搞“农业学大寨”？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脱离中国实际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老禅师喝了一口茶，接着谈论下去：纵观农村变革，可以分成六大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2）：制定《共同纲领》，进行土地改革。 建国前后，主席头脑清醒、谦虚谨慎，他在1949年9月召开全国政协会议，集聚党内外精英，实行民主决策，制定了符合国情的国家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合作”，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各个阶级。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各种合作事业。”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被消灭的对象。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被国家保护的，也不是被消灭的对象。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市场经济，允许雇工自由、经商自由、借贷自由、租赁自由；鼓励农民勤劳致富。根据《共同纲领》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相似。所不同的就是不搞对外开放。因此，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它民主改革，很快的恢复了国民经济。消灭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个体经济土地所有制。农民分得了土地，改善了生活。新中国欣欣向荣。 第二阶段（1953——1956）改造农民，过急过粗的搞合作化运动。 1953年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改造农民、消灭小农个体经济。通过互助组转为初级社，再转为高级社，一步步地剥夺农民。农民土改时分得的土地连同全家人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都被一步步地剥夺去归了集体。农民失去了土地、耕畜和农具，只能靠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生活。农民们开始踏上了通向“贫穷”的崎岖小路。 第三阶段（1957——1958）：高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主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来，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统称为“三面红旗”。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实质是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不讲实事求是，不顾客观规律，只靠人的主观意志和干劲，大搞群众运动。“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上并超过英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等口号震天价响；农业大放“高产卫星”，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工业保“钢铁元帅升帐”，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公社化运动，就是在农村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公社规模大，把几十、几百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大公社；公社公有化程度高，把高级社的土地财产和农民的自留地、林木、家畜甚至房屋都无偿的收归公社所有。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农民参加集体劳动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也要“集体化”。河北省徐水县还搞起了“共产主义试验”。许多公社都急急忙忙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农民们就被剥夺的一干二净。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也失去了生活和吃饭的自由权。他们事实上已经沦为依附于公社、供公社干部任意驱使、奴役的“农奴”。认为这样的公社离共产主义已经不远了。建立这样的公社，再加上大跃进运动，全国农村刮起了“五风”，国民经济和广大农民遭到了严重损失，农民立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第四阶段（1959——1961）：进行“反右倾运动”，全国出现大饥荒。 主席发现了“五风”问题，于1958年底开始纠“左”，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主席忽然转变态度，整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全国全党掀起了反“右倾”运动，导致“五风”更加肆虐，这对农民犹如雪上加霜。1959年至1961年，全国发生了大饥荒，成千万的农民被饿死，其悲惨境况甚于旧社会。农民被推入了“地狱”。 第五阶段（1962——1965）：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四清”运动。 面对严重的饥荒，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等在第一线主政。刘少奇等实行了一系列救民的政策，例如，拨给农民自留地、开放农贸自由市场、允许农民有搞家庭副业、搞小开荒等的小自由，支持农民迫切要求的“包产到户”。因此，农民才能度过饥荒，爬出了“地狱”，又能吃上一口饭。 1962年8月，主席又亲临第一线，重弹“阶级斗争”的老调，对刘少奇等人横加指责，大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批判“三自一包”和“投机倒把”（农民经商）。1963年5月开始，在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1965年1月，又制定了《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中，把“包产到户”和“投机倒把”（农民经商）作为主要的批判靶子。把农民又推到了“地狱”的入口。 第六阶段（1966——1978）发动文化大革命，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 主席认定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大阻力。于是，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决心打倒刘少奇，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扫除障碍。刘少奇等许多人被整死，更多的人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期间，大力推行“农业学大寨”运动，把“大寨经验”神化为“圣经宝典”，学不学大寨经验，成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试金石。“大寨经验”主要是：1、狠抓阶级斗争。宣扬“大批促大干”，鼓吹“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结果，导致乱批乱斗，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 2、盲目追求“大”和“公”。宣扬生产规模越大越先进，公有化程度越高越革命。鼓吹“穷过渡”，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再过渡到公社。 3、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定额管理，搞“大概工”、“政治工”。大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 4、狠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统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说什么“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5、限制市场经济，不许农民经商、打工，严厉打击“投机倒把”。 6、大搞水利工程，实行“大兵团作战”，搞“共产主义协作”（实际是刮“共产风”）。 主席幻想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把人民公社恢复到1958年的“一大二公”，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又一次使大批的农民缺粮挨饿、乞讨逃荒。农民再一次被推入了“地狱”。 1976年9月主席逝世，10月逮捕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主席的继承人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他在副总理陈永贵的协助下，依然大搞“普及大寨县”，农民仍然在“地狱”里挣扎着。 第七阶段（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在）：实行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深化农村改革。 农民才从“地狱”里被救了出来，一步步走上小康。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雄才大略、英名盖世的一代伟人，竟然在晚年走入了误区，在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中出现了失误，一直到去世也没能回过头来。唉，这是天数呀！孽缘，孽缘，阿弥陀佛！”老禅师满脸的悲戚和无奈，慢慢地端起了茶杯。 “中国党内外人才济济，为什么竟没有办法阻止主席在失误的道路上走下去，眼睁睁的看着农民悲剧的发生？这太可悲了！也太可怕啦！”秦教授的心潮也激荡起来。 老禅师呷了一口茶，缓缓地说道：“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研究主席的权威专家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原因：1、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导致‘家长制’、‘一言堂’，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一切都是党委一把手说了算。这就造成了党中央主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2、以人治代替法制。造成‘权就是法’、对权失去监督的现象。于是，党中央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他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3、战争时期实行的‘高度集权制’以及主席在历史中形成的崇高威望，在各级干部和群众思想中形成的思维定势；4、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等级观念’、‘定于一尊’、‘忠君思想’的毒害。因此，使主席产生了‘君临天下’的心态；使高层领导人和广大干部、农民都衷心承认主席的‘君主’地位，都心甘情愿的以主席的‘臣民’自居，要当‘贤相’、‘忠臣’、‘顺民’，都恪守着‘忠君报国’、‘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信条。他们把维护主席的‘权威’当作自己的最神圣的义务。有的人尽管遭到主席的错误批判和处分，也认为是‘不才明主弃’，作违心的检讨，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权威；5、小农经济和文化落后，使广大农民缺乏民主法制意识，产生了一种习惯势力，就是需要有一个贤明的‘君王’保护他们，赐给他们幸福。而具有崇高威望的主席就是他们心目里的‘明君’、‘大救星’，他们自发的热爱、拥护自己的‘大救星’；6、主席本人默许乃至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林彪、康生等一小撮佞臣推波助澜、制造个人迷信、神化主席。 除此之外，我觉得还应该补充这样一条：主席及他的佞臣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乱施淫威，严厉镇压‘冒犯君颜者’，对维护主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推行‘左’的一套理论和实践，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接着，老禅师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事例：1953年到1955年搞合作化运动时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共老资格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专家邓子恢，对过急过粗的搞合作化进行了劝谏和抵制，遭到了多次批判，被嘲笑为“小脚女人”，说他是“右倾”，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许多干部、农民因为对合作化有不同的意见被扣上了“右倾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漏划地主富农分子”、“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破坏集体经济”等帽子挨了整。 1957年，许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热心的帮助党整风，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意见，惹得大怒，开展了“反右派”斗争，55万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十几万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57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第三号人物、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第五号人物、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等，因为反对和纠正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多次受到严厉批评，说他们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逼迫他们不断地做检查。第二号人物、中央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也作了检查。 1958年，批判所谓的“促退派”、“算账派”、“稳妥派”、“观潮派”，把对“三面红旗”持怀疑态度或稍有微词的干部当作“资产阶级白旗”拔掉。对这样的干部和群众进行辩论、批判、斗争。 1959年庐山会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中央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因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就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随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有300多万说了真话、抵制“五风”的党员、干部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批判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矛头直指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党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陈云、总书记邓小平和邓子恢、彭德怀等。 1963年到1965年开展了“四清”运动。一大批支持“三自一包”的基层干部和搞“三自一包”的农民群众被安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破环集体经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挖社会主义墙脚”、“投机倒把分子”、“漏划地富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漏网右派分子”等罪名，遭到了残酷的打击。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曾经劝谏、批评、抵制过“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扣上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黑帮分子”等等大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斗争和残酷的迫害。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为代表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被投进了监狱。…… “你看，这阶级斗争的大棒何等的厉害！对一意孤行，谁能阻止得了！”老禅师无奈的摇了摇头，叹息道，“唉！这就是劫数，在劫难逃啊！” 对老禅师独到的见解，秦教授肃然起敬。他接着请教：“那么，对主席该怎样评价呢？” “就主席的一生来看，他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后半生，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重要的历史功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老禅师呷了一口茶，“他是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为了强国富民，对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探索。他的这种精神以及从他的失误总结出来的教训，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我国之所以走改革开放之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应该说与这笔宝贵的财富有很大的关系。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和实践，都要受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局限，都要受到他的阅历、经验、文化素养、气质性格等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他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不应该过分的追究他个人的责任。” 老禅师摇摇头，慢慢地端起了茶杯。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实不相瞒，我想写一本反映农村变革和中国农民历经苦辣酸甜的书，正觉得无从下笔。听了大师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秦教授离座，连连拱手。 “不敢当，不敢当，施主过誉了。”老禅师连连摆手，“施主想写这样一本书，真是太好了！后代读了这本书，当会重温历史教训，将更加坚定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衲有两本书相赠，算做老衲对施主写书所尽的绵薄之力。”说罢，从书橱拿出两本书递给秦教授。秦教授一看，一本是《领袖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中国农民问题》，杜虹著，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他喜不自胜，连声道谢。 “这两本书是公开出版的权威著作，施主写作时务必要参考这两本书。”老禅师谆谆叮嘱，“务必！务必！”。 “谢谢大师指点！”秦老师毕恭毕敬，“弟子记住了！” “老秦，老秦，快醒醒！该去买菜啦！”秦老师浑然惊醒，见自己正躺在自己的床上，老伴正站在身旁呼唤他。可是，他的手里却拿着《领袖传（1949——1976）》和《中国农民问题》这两本书。 刚才在聚贤寺的事到底是梦？还是非梦？他自己也闹不明白。哼！管它是梦不是梦，残年日子无多，要抓紧时间快写。于是，秦教授早起晚睡，坐在电脑前打起字来。经过四年的紧张劳动，终于写出了初稿，他也患了白内障，眼睛近乎失明。 写作过程中，老伴经常叨咕：“你写这些危险题材干嘛？你忘了，有许多写书的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份子’，在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啦？你可别惹麻烦，又被整得妻离子散啊！” 秦教授笑笑，说：“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呀！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我写的是历史，不是恶意诽谤，即使某些观点错误，也是学术问题，不会扯到政治上去，你放心吧！” 秦教授把初稿给女儿看。女儿笑道：“您写的不像小说，倒像是讲课的讲稿。” 秦教授苦笑着说：“我写了一辈子讲稿，没有写过小说呀。唉，爱像讲稿就像讲稿吧，反正把我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心得写出来，读者能看明白也就行了。” 女儿说：“你写的这种体裁，适合在‘百家讲坛’上讲。如果请易中天老师在文字技巧、篇章结构上加加工，我看可以上‘百家讲坛’。” 秦教授说：“目前，这种题材还没有人敢到‘百家讲坛’上讲，‘百家讲坛’也不敢请人讲。” 女儿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你写的这些东西。” 秦教授说：“我不想找出版社，我想找个文学网站发表。如果网站不发表，就留给外孙看。反正我这是消磨余生，并不是靠稿费生活。” 于是，秦教授就选中了一个文学网站。于是，秦教授的这部小说，更准确的说，这部讲稿，就在网页上出现了。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土改前后 目录 《农村变革风云录》第一卷土改前后 目录 1、研讨新民主主义经济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 2、洛浦提出建设方针主席演说治国方略 3、中央进驻北平主席礼贤下士 4、周公筹备政协会议主席审阅《共同纲领》 5、众精英协商建国大计北京城举行开国大典 6、争取财经情况好转中央讨论土改问题 7、四七年土改极“左”盛行中央领导人记忆犹新 8、中央汲取极“左”教训主席广泛征求意见 9、主席告诫不要四面出击民主决策制定土改法律 10、颁布土改法令保存富农经济 11、极“左”思潮沉渣泛起土改法律弃置夭折 12、广东省批判“和平土改”反右倾大搞“流血斗争” 13、高岗逼迫农民入组少奇支持党员致富 14、山西省动摇私有基础华北局责其违背政策 15、少奇批评“超阶段”主席支持“急过渡” 16、陈伯达受命写决议赵树理赤胆讲真话 17、主席赞赏高岗少奇忙作检查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1、研讨新民主主义经济 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 1、研讨新民主主义经济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解放战争炮声隆隆之际，中共领袖就开始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他们勾勒出的框架是：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用15到2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在逐步建立起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后，再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当时看来，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当务之急是绘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蓝图，当下的各个解放区建设急需，建立新中国后首先也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所以，中共领袖们把精力心血都花费在绘制新民主主义建设蓝图上。 1947年7月，刘少奇主持撰写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问答》，对解放区土改后的农村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思考。文章写道：农村土改后，农村中的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两极分化。有些农民因为生产条件比较有利，善于经营，努力生产，会逐渐富裕起来，其中会产生新富农。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允许的，不是可怕的。只有这样竞争，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在私有基础上的竞争，有一定的进步性。文章批判了反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看不见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仍将存在，而反对经济竞争和两极分化，硬要造成全体农民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平等或划一。结果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种反动的空想。 1948年6月，周恩来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提纲》。 1948年7月下旬，主席等中共领袖预见到胜利在握，他们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筹建新中国的问题。 主席说：“今年我党提出了‘五一口号’，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派代表来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各方人士反映非常热烈。” 周恩来插话：“是的。民革、民盟等8个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在5月5日就发出通电响应。随后，香港各界民主人士、海外爱国华侨也纷纷发表声明，拥护我党的‘五一口号’。”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毛泽东兴奋起来，“蒋家王朝就要完蛋喽！我们就要进城掌天下喽！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恩来已经着手进行。我们还应该对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搞出一些条条来。全国解放后，我党的工作重点就是搞经济建设。怎么搞？要准备。要未雨绸缪嘛！” 刘少奇兴奋的插话：“主席说得好，要未雨绸缪。经济建设问题是个新问题，要弄清楚，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又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我们的解放区越来越大，被解放的大中城市越来越多。如何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经济？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应该如何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已迫在眉睫。” 主席笑起来：“一个迫在眉睫，一个未雨绸缪，两个题目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请少奇写下去。” 1948年9月初，刘少奇写出了《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长篇发言，着重讲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合作社问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 刘少奇说，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 刘少奇说：“国家经济。银行、铁路、大企业等等，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但是在数量上是比较很小的一部分，其工业生产是在全国胜利后，顶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至二十。” 主席接着说：“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百分之十至二十，光是国家经济还不会有这样多。” 刘少奇说：“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但是这一部分又掌握着经济命脉，数量虽小质量很高，这种国家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主席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有社会主义因素，都有社会主义成分。”他一气说了一大段，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实际上也存在着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作了论述。 刘少奇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是要进行一个时期的，还不能急于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因为还存在着一个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成分的问题。” 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当时不仅仅主席、刘少奇，包括全党的认识都很一致，就是不能过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要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刘少奇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存在着的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与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时，接着就自然说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斗争问题。这种斗争的性质、方式是什么？刘少奇明确说：“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串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 主席一挥手插话说：“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竞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单讲资本主义竞争，还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利用它以发展生产的问题。” 刘少奇很赞同主席的看法：“有益于国民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要发展。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之下，就是说，有些企业部门是国家没有经营的，或者是国家虽然也经营了，但尚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者，也可以帮助，虽然资本主义企业之发展，现在这里还有很大的真空。”他提醒说：“我们共产党人要高瞻远瞩，看到前途。我们与资产阶级合作要有清醒的头脑，自暂时合作之日起，就要认清总有一天要消灭它，就应时刻注意到资产阶级之叛变，好像抗战初期与阎锡山合作抗日一样，我们才不会上当。” 主席继续强调资本主义应当适当发展：“中国由于经济落后，资本主义是分散的，只有国营经济，银行、铁路、矿山等等，才是集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有地方性，这是很可以利用以发展生产的。”刘少奇说：“只有在资产阶级暂时合作之开始，即认清前途，才能够在各方面的实际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 刘少奇在规划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想得很周全。他认为，必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路线，同时又必须坚决、严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即是过早地和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因而使我们失去农民小生产者拥护。” 主席提了一个问题自己做了回答：“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 主席在会议结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他请刘少奇草拟一个文件，以指导各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为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准备。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2、洛浦提出建设方针 主席演说治国方略 2、洛浦提出建设方针主席演说治国方略会后不久的一天，主席拿着一份文件喜气洋洋的来到刘少奇的办公室，进门就说：“少奇呀，洛甫给咱们雪中送炭来啦！你看看这份报告。”说着，把拿着的文件递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接过一看，原来是张闻天写给中央的报告，题目是：《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毛泽东说：“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对经济成分等问题分析的很具体，我们的各个解放区正急需这么一篇东西。不过，有些问题谈得还较粗，你再仔细推敲修改一下，书记处讨论通过后，作为正式文件下发。” 张闻天的《报告》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1）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结构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商品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分析了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和它们的相互关系。 （2）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应遵循的路线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的依靠群众性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业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报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经营。只有这样，将来才能顺利的过渡到社会主义。 （3）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依靠市场经济、培育市场经济。 （4）农民首先是劳动者，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动力，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农民又是私有者，要帮助他们克服弱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对待农民的方针政策是：一方面，要用一切方法去巩固他们的私有权，在个体私有经济的基础上，去鼓励他们的劳动热情，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发家致富。另一方面，要引导农民加入合作社经济。但是，在组织他们加入合作社经济过程中，不能动摇他们的私有财产权，不能采取行政的、强迫命令的办法。要坚持等价交换、按劳得值的原则，要有加入和退出的完全自由。要在经济利益上把农民与合作社紧紧联结起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体，决不能单方面的牺牲农民个人的利益来发展壮大合作社经济。农民组织起来的形式，首先应该是供销合作社，而不是生产合作社。要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许多准备步骤，国家必须能够供给新式农业机器，等。 这篇《报告》的很多论述，和几十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纲领何其相似啊！这是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建设上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张闻天，又名洛甫，江苏南汇人，1900年生。早年曾留学日本、美国，1924年回国后参加文学研究会、创造社。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苏联先后在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1930年回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参加长征。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支持主席的正确主张，起草了会议决议。会后任党中央总书记，在党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41年在延安受到批判后，辞掉总书记职务。他在1948年4月写《报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是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 张闻天的《报告》引起了刘少奇的强烈共鸣，他集中精力埋头阅读修改，历时两个多月，两易其稿，增删数十处。 10月26日，主席审阅了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个文件后，作了批示：“此件修改得很好”。他嘱咐周恩来：“下发此件时，要注明经中共中央批准”。 同时，主席还作了重大的改动：在第二十九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绝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上。 这一改动，就为后来很快改变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埋下了伏笔，就有了附加条件。因为，主席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一是时间限制，“现时”而不是将来，等到一定时机，就限制甚至取消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二是政策限制，“有益于国计民生”是大前提，违背这一前提，超出这个界限就要限制甚至取消了；三是这两方面的综合限制，“现时有益于国计民生”，就是说，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还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利的作用。 1948年12月下旬，刘少奇吸取了张闻天的研究成果，写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手稿，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和建设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1949年1月底，他对手稿进行修改增删，定名为《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其论述大大扩展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主席演说了治国方略。他集中了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智慧，较具体的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他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他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也就是说和古代是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报告在提出今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农民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时，毛泽东强调：“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 同年6月，主席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蓝图作了具体阐述。 主席的演说和文章给新中国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49年1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向斯大林介绍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得到斯大林的赞同。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3、中央进驻北平 主席礼贤下士 3、中央进驻北平主席礼贤下士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主席率党中央机关进驻北平香山，主席暂住香山的双清别墅。他一边指挥解放军横扫残敌，解放全中国；一边频频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筹备召开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这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少人是早年就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革命的，经过曲折痛苦的探索之后，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他们拥护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共产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贡献了很大的力量。有不少人还是主席、周恩来的老朋友。 早在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受到各方人士热烈响应后，周恩来就布置有关方面，把在国统区和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接到解放区来。在香港的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的周密安排下，先后分20批把350余人安全送到解放区。 主席礼贤下士、谦虚坦诚，对来访的客人总是迎出门外，对年迈老者还要亲自搀扶他们下汽车、上台阶。他还抽空去看望这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有时还陪同他们游览名胜古迹。 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是主席的老朋友，俩人在1926年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相识的。柳是国民党左派，对主席的才识非常钦佩，称主席是“中华奇才”。1945年主席赴重庆谈判时曾会见柳亚子，柳对主席大智大勇的气魄佩服得五体投地，称毛泽东“弥天大勇”。柳向主席索要诗词，主席把自己的旧作《沁园春.雪》抄送给他。柳对这首词推崇备至，“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也。”当时的各家报纸都刊登了主席的词作，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1949年3月，柳应主席的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3月28日，他写了《感事呈毛主席》的诗送给主席，流露出他不满意给自己的生活待遇，想回江南故乡隐居。主席见诗后，急忙关照让柳从六国饭店移居到颐和园，安排好他的生活。 五一节，主席来颐和园看望柳亚子。 “柳老，您老好呀？”主席紧紧的握住柳亚子的手，亲热地问候，“这里还满意吗？” “啊呀，润之，我这是享受帝王之乐呀！”刘亚子高兴地回答。 “大作已经拜读，和诗一首，请柳老指教。”主席微笑着把诗笺递给了柳亚子。柳大喜过望，连说“不敢，不敢”，急忙双手接过。展开一看，只见写道：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1949年4月29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读罢诗篇，十分激动地说：“知我者，润之也！爱我者，润之也！” 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柳老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拥护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本党十分敬佩。现在，孙先生所期望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还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把新中国建设好啊！”柳亚子深受感动，动情地说：“感谢润之教诲，柳某一定追随润之左右，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两人在柳亚子住的谐趣园游览了一番，然后主席搀扶着柳亚子爬上益寿堂。喝过茶后，两人又步入长廊，边走边聊。 柳亚子望着长廊的雕梁画栋，感叹地说：“慈禧太后腐败无能、挥霍无度，她置国防于不顾，把筹建海军的钱用来修建颐和园供自己享乐，导致丧权辱国，给国家民族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啊！” 主席说：“她用建海军的钱修建颐和园，当时来说，这是犯罪。现在看来，那时候就是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被帝国主义拿走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才能享受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重性。”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哦，有道理，有道理。”柳亚子点头称是。 他们继续往前走，在慈禧太后买的小轮船前停了下来。 柳亚子抚摸着小轮船说：“以慈禧太后之尊，能买到这样的小火轮就心满意足。那时的中国真是太落后了。” 主席动情地说：“事物总是要发展的，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中国再也不会继续落后下去了。新中国建立后，我们要奋发图强，一定要改变落后面貌！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柳亚子深为感动，激动地说：“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 主席说：“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 天晴气朗，山清水秀，绿柳摇曳，繁花似锦，亭台掩映，曲径通幽。两人兴致很高，还泛舟游览了昆明湖。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4、周公筹备政协会议 主席审阅《共同纲领》 4、周公筹备政协会议主席审阅《共同纲领》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筹备会代表由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爱国侨胞、少数民族等共23个单位134人组成（中共代表有主席、周恩来等7人）。16日，选出了以主席为主任的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由21人组成）。把134位代表分为六个工作小组，分别负担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共同纲领草案和宣言，拟定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年号等任务。 周恩来被选为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兼第三工作小组组长。第三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起草《共同纲领》草案。 周恩来把全组23人分成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它等5个分组，起草各自的有关条文。另外，又让筹备会的所有代表提书面意见。周恩来则负责起草整体草案。到7月上旬，各分组均拟就了具体条文。周恩来请示主席，要求暂时放下手头的许多事物，集中一段时间写《共同纲领》草案。主席也认为这是件急需完成的大事，同意了周恩来的要求。 北平的7月，骄阳似火、天气闷热。整天在各种场合露面忙碌的周恩来忽然“失踪”了。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里，挥着汗，全神贯注地亲自动手起草《共同纲领》。他的案头摆着1949年3月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主席在同年6月发表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写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还摆放着各分组拟定的条文以及搜集到的意见。 经过一个星期的废寝忘食的鏖战，周恩来完成了起草工作。他没有休息，又急忙召开各种会议，对草案进行讨论、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经过7次会议的讨论和反复修改，到8月中旬草案正式形成，定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 8月22日，周恩来乘小吉普车来到香山双清别墅，径直走进主席的办公室。毛泽东见周恩来进来，放下手里的文件，招呼道：“恩来，这边坐。”周恩来在毛泽东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 “主席，《纲领》的草案我写出来个初稿，请主席审阅定稿。”周恩来从公文包里掏出了打印稿递给了主席，边说，“我在7月中旬写出了草稿，然后又先后开7次会，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作了多次修改，形成了现在这个东西。” 主席接过来，略翻了翻，放在案头。笑着说：“你辛苦喽！代表们都提些什么意见呀？” 周恩来把几次讨论的情况作了汇报。当说到有的代表要求把社会主义目标写进《纲领》时，主席说道：“这也是急性病。人家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搞了十五六年新经济，到1932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我们国家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一穷二白，必须搞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到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才可以考虑搞社会主义。这一点，必须和代表们谈清楚。” “好的。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周恩来彬彬有礼地请示。 “《纲领》草案初稿我抓紧时间看。你还要继续广泛征求意见，认真的修改。这是建国的根本大法，我们必须写好啊！” “好的。请主席放心。”周恩来告辞。 主席翻开《共同纲领》草案初稿认真地看了起来。 香山的初秋之夜，凉风习习，万籁具寂。双清别墅主席办公室里的灯光彻夜通明。主席聚精会神地修改着《纲领》草案初稿。到9月3日，草案的框架基本定型，名称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他把修改过的草案和一个便条派人送给秘书胡乔木。 “乔木：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10时左右交来。题目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当晚10时，胡乔木把印好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送来。主席在竖写的题目左侧写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初稿”的字样。然后，又逐字、逐句、逐段的修改起来。 9月5日晚，胡乔木将主席修改后的《共同纲领》草案稿本送去付印。胡乔木刚走一会儿，主席就派人给胡乔木送去个便条。“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 主席连夜校对。9月6日，他把校对过的清样交代下去，并指示：“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 9月7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稿）分送给各位新政协代表，组织他们进行分组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周恩来领导起草小组又一次对《共同纲领》草案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然后，周恩来又送交主席审阅。9月11日，毛泽东对草案稿审阅后又批示：“乔木：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六时左右送交勤政殿齐燕铭同志，但不要拆版，待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一千份。”齐是筹备会副秘书长。 周恩来又组织新政协代表对《共同纲领》草案稿进行讨论。有不少代表仍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目标写进《共同纲领》的问题。为此，刘少奇和周恩来特意在大会上作了说明：《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施政纲领，是为现阶段的需要而制定的，它不应该描绘远离现阶段的未来的理想。“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有的代表向主席询问，要再过多久才到社会主义。主席回答说：“大概二三十年吧。” 经过主席、周恩来等人的呕心沥血和众精英的集思广益，《共同纲领》的草案初稿终于定稿。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5、众精英协商建国大计 北京城举行开国大典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单位45个，代表共510人。主席翻看了代表名册，幽默风趣的说：“这是一部天书，写在里面的名字都是各路神仙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成立了6个专门委员会，以最后完成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就有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 9月28日，政协各单位和共同纲领整理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对纲领草案作最后一次讨论。作了最后一次修改后，将草案送交大会主席团。 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纲领方针规定得更加具体。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国家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经济方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经济繁荣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各种合作事业。”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合作”，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各个阶级。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被消灭的对象。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被国家保护的，也不是被消灭的对象。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相似。所不同的就是不搞对外开放。 《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它是政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内的施政方针和建设蓝图。它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精英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众精英议决将北平改名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还议决了国旗、国歌、国徽等事项。10月1日上午，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陈毅等3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主席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下午，举行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用洪亮的湖南乡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按动电钮，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旋律中冉冉升上了蓝天，迎风飘扬。天安门广场欢生雷动、口号震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正式宣布了各机构和委任名单，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被任命为副总理的是：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国家机器正式运转。主席领导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把新中国搞得生机勃勃，很快的恢复了国民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老百姓发自内心的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呦，他是人民大救星。 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咳呦，哪里人民得解放。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6、争取财经情况好转 中央讨论土改问题 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政策是亲苏反美“一边倒”；国内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蒋介石留下个烂摊子：工厂倒闭，农业减产，物价飞涨，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因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很重。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于1950年～1952年，在广大新解放区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什么是土地改革？旧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而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贫苦农民却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土地。农民为了生活，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或给地主打工（当长工或临时工），遇到天灾病祸，还要承受高利向地主借钱借粮。他们祖祖辈辈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地主却不劳而获，靠剥削农民过着富裕的生活。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土地的封建地主所有制，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就是“土地改革”。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在中国，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无论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建设，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援助。 怎样才能获得农民们的援助？很简单，这就是分给农民土地，让他们吃饱饭。 红军时期，主席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援助，壮大了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搞了土地改革运动，给农民分了土地，又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援助，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 现在，新建立的政权需要巩固，国民经济急需尽快恢复，而这些都必须取得广大农民的援助。新解放区有大约3亿农民仍旧受着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必须尽快的进行土地改革，让广大的贫苦农民获得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从而取得广大农民的援助1949年1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 主席在会议上说：“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一个是新区土地改革的完成；一个是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还有一个就是大量节减国家军政费用。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80%以上，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也必须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新解放的地区有三亿多农民，从今年起我们要在三年左右时间内，在新区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让这三亿农民获得土地。三亿获得土地的农民，这可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啊！” 周恩来插话：“红军时期，主席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取得了广大农民的援助，壮大了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解放战争时期，主席领导我党在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又取得了广大农民的援助，才赢得了今天的胜利。这是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嘛。” 主席接着说：“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涉及的人口和地域的规模是空前的，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继军事决战的第二场决战。这场决战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呢？我以为，我们还是要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就是要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拥护土改的人士，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所谓“各个击破敌人”，就是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阶段进行，即先动地主，暂时不仅不动资本主义富农，也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以后再动封建富农。‘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应该是这次土改中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 解放前的历次土改都是地主富农“一勺烩”，这次土改怎么要不动富农、保存富农经济？参加会议的邓子恢等人现出迷惑不解的脸色。 主席接着讲：“现在的情况和战争时期不同了。战争时期进行土改的直接任务是支援战争；现在我们已经夺取了全国政权，土改的直接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现在实行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的政策，我是出于这样三点考虑：第一，这次土改的规模空前的大，极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能更好的保护中农，防止扩大打击面和乱打乱杀。” 刘少奇插话：“有轻微剥削的富裕中农和富农的划分是个难点。1947年土改中，许多地方都把富裕中农错误的划为富农，严重的扩大了打击面。我们应该吸取1947年土改的教训，避免发生‘左’的偏向。” 主席接着说：“第二，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的突出了，对社会的震动也显得特别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显得特别的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就能更好的孤立地主，减少土改的阻力，我们在政治上就更加主动。第三，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富农似乎比较妥当。” 刘少奇插话：“富农经济，实质上是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都要保存富农经济。这样，才能打消中农的顾虑，激发广大农民劳动致富的热情，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主席最后说：“对富农的策略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次会议不作决定。大家要深入群众搞一下调查研究，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以后我们再进一步讨论，作出决定。” 会后不久，主席就出国访问苏联了。在苏联，主席把土改暂时不动富农的想法向斯大林作了通报，斯大林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主席立即把斯大林的意见电告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并告诉刘“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改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将新区土地征粮指示草案中涉及分配土地的部分暂缓发表，待他回国后再作决定。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7、四七年土改极“左”盛行 中央领导人记忆犹新 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是一场有三亿农民参加的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如果土改政策出现偏差，就可能导致运动失控，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1947年解放区土改出现过的极左偏差，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仍然记忆犹新。 1947年解放区土改复查时，刘少奇强调发动群众，“要按90%以上的群众意见办”，批评右倾较多，对防“左”则注意不够；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晋绥根据地蹲点指导土改运动。他批评晋绥分局用中央苏区的办法搞土改是右倾，他推行了一套极“左”的作法：在划分阶级成分时，把许多中农错误的划为富农或地主，严重的扩大了打击面。如在兴县蔡家岩村，522户中划出地主富农124户，占总户数的22%；任意侵犯中农利益，认为团结照顾中农是右倾；侵犯工商业者，说他们是“化形地主”；乱打乱杀，一些开明士绅也遭到残酷打击甚至被打死；大整基层干部，把反对他的极左作法的党员干部打成“右倾分子”或其它“分子”，当作“绊脚石”搬掉。在晋绥全区43000名农村党员中，开除了约1万名，占总数的24%；1947年山西兴县的土改复查中，有很多被斗错的人，最典型的要数那个入了《毛选》的开明士绅——牛友兰了。残酷斗争牛友兰的联村斗争大会，就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大会”。 牛友兰家住山西兴县蔡家崖镇，是著名的开明士绅。他一生中办了两件最为后人纪念的事情：一件是1925年在他和另一位开明士绅刘少白办起了晋西北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先后招收8个班，培养近300名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一件是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出资提供了一个团的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同时，他捐资2.3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 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他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就这么一位“红色士绅”，在1947年土改复查中却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含冤去世。 1947年9月26日，在蔡家崖召开“斗牛大会”。 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喊来参加。李井泉严肃地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 牛荫冠是牛友兰的儿子，1936年参加革命的高级干部，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土改复查时牛荫冠已经被停职，正在边区党校接受审查。 “斗牛大会”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带着手铐脚镣，和一群被陪斗的地主、富农以及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事先训练好的“积极分子”们一个个登台控诉牛友兰的“罪恶”。斗争到高潮，有几个“积极分子”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然后吆喝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又惊又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摆头，一下子就拉断了，鲜血直流。 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的牛友兰在家中愤然弃世而去，终年63岁。 除晋绥区外，其他各地土改也出现了极左偏向，主要表现是：不要党的领导，强调贫雇农路线，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贫雇农的意见就是政策，贫雇农爱怎样斗就怎样斗。因而，把许多中农划为地主富农，严重的扩大了打击面；对中农和工商业者乱斗、乱抢、乱分；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扫地出门”，乱打乱杀，进行“流血斗争”；反对极左作法的党员干部，都被扣上了“右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各种帽子，挨了整，作为“绊脚石”被搬掉。 当时贫雇农有个组织叫“贫农团”，贫农团的几个头头就象后来文革时期“造反派”的头头一样，大权独揽，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有些“流氓无产者”、“勇敢分子”、“坏分子”混入贫农团，当上了头头，乱抄乱分、乱斗乱抓、乱打乱杀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把划为地主富农家庭的土地、房屋、财产全部查封，把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净身出户赶出大门，这就是当时盛行的“扫地出门”。他们为了追逼地主富农埋藏的金银财宝，或者报私仇，对人施加种种野蛮的酷刑：吊打，压杠子，夹手指，灌辣椒水，烧红的烙铁烙，等等。有的竟把妇女全身扒得精光，肆意侮辱，绑在街里示众。凡此种种，当年的日本汉奸、国民党特务也不得不叹服。许多帮助过共产党的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和无辜的劳动人民被活活整死。这就是当时盛行的“流血斗争”。 著名作家刘少棠在《我是刘少棠》一书里写道：“1947年的土改运动，打、砸、抢、抄、抓、杀十分暴烈，我的家乡称当年的土改为‘流血斗争’。‘文革狂飙从天落，我的乡亲们说城里人也没有逃过‘流血斗争’这一劫。”“我们现有的描写当年土改运动的名著，为了当时的政治宣传和革命策略的需要，掩饰了土改运动中极‘左’的一面。许多参加或领导过1947～1948年土改运动的老同志，都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艺作品‘勿庸讳言’。”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8、中央汲取极“左”教训 主席广泛征求意见 1948年，主席和党中央发现了土改中的极左问题，坚决进行了纠正。 在酝酿新区土改时，主席想起了1947年土改时的极“左”，因而对新区土改的决策非常的谨慎，虽然对“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策略的考虑日臻成熟，他还是要广泛的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 1950年3月3日，主席访问苏联回国。3月12日，他致电新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他详细地阐述了这样做的三点理由，要求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省委、市委对这个问题认真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 3月30日，中共中央列举了14个关于土改的问题，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求意见，要求在20天内答复。其中近半数与富农有关，最主要的是：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理，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照此办理，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各地纷纷回电，一致同意“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但对动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的问题出现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完全同意主席的主张，暂时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有的人还对毛泽东所提的三点理由作了详细阐述和补充；他们有的说，这样可以堵死损害中农利益的一个重要漏洞。历次土改中虽然都强调保护中农，团结中农，但是中农还是常常被侵犯、受打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把有轻微剥削的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如果规定不动富农，这样的错误就不会发生了；还有的说，中农的生产情绪对农业的丰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富农经济不动，中农也就安心了。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有利。 第二种意见，同意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但是不要提暂时不动。华东局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就持这种意见，他认为，如果提出暂时不动、过几年再动，中农和富农都会产生“割韭菜”的顾虑，不利于己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发展生产；第三种意见，主张酌情分配富农的出租土地。中南局第三书记、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接连三次来电，持此主张。他说：经过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江南各省的许多地主都逐渐卖掉土地，把资金转移到城市做投机买卖。因此，土地集中情况已不如大革命前，特别是在苏区及其周围，土地更加分散。地主、富农的土地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单靠收租吃饭的地主已经很少了。如果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则可分给贫雇农的土地太少了，不能满足广大贫雇农的要求。其结果，会使贫雇农的积极性降低，有些地方甚至连土改运动也搞不起来。这样，不利于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的贯彻落实，不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主席把中南局邓子恢和华东局饶漱石的来电转发给其他中央局继续研究。5月1日，他在复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报中，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鉴于富农出租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并要他们各自起草一份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中南局和华东局先后于5月13日和15日报来了土改法令草案。 5月13日，中南局起草的土改法令草案报来了。这个草案对富农的出租土地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对富农土地之出租部分，得按减租办法减租。如某些地区贫苦农民所得土地太少，不足维持最低生活者，得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酌情征购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但征购后，应保持富农所有土地不低于当地中农水平）。” 5月15日，华东局起草的土改法令草案也报来了。这个草案对富农政策只写了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 主席和党中央认真的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见。刘少奇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经过主席审阅修改后，准备提交给七届三中全会讨论。这份草案关于富农政策的规定采纳了华东局的意见，只有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9、主席告诫不要四面出击 民主决策制定土改法律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第一天，主席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阐述了党在当前的策略战略思想。他说：“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决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们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主席提出在土改中“不动富农土地财产”和“中立富农”的政策，就是体现了这样的战略策略方针。也就是说，这是保护中农、孤立地主、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减少土改阻力的一种策略。 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的政策，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实行这样的政策，能够消除农民勤劳致富的顾虑，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国家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大会发言说：“我完全同意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的规定。就华东情况看，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的60%到70%；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不过占到70%到75%，可是，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对中立富农、稳定中农情绪和发展生产有利。” 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大会发言说：“我对中央‘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完全拥护的。但是，我希望在对待富农的出租土地上，不要规定得太死，应视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可以有条件的动。”他详细的介绍了中南地区的农村土地状况，分析了绝对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困难。 与会者对富农政策和其它土改政策进行了热烈讨论，多数人都同意邓子恢的意见。 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主席吸取了邓子恢的意见，对土地改革法草案又进行了修改，准备提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对富农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对于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得征收其一部或全部。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均不得侵犯。” 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的和地主阶级有联系，和土地的关系很密切。有些人是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分子；有些人自身就是工商业者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者。他们的自身利益和土改息息相关，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造谣诬蔑的影响，使得他们对土改有很多的误解和顾虑，有些人还有不满和抵触情绪。他们有的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有的说：“地主和农民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地主养活农民”，“地主的好处不能一笔抹杀”，“江南无封建”。还说：党员干部是“上层好，中间差，下层糟”，“乡村的农会常被流氓恶棍所把持”，“土改一搞就偏差、过火”，等等。 这些错误言论在某些民族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里曾一度引起共鸣。为此，中央一方面采用各种形式的会议进行协商、座谈、辩论，摆事实，讲道道理，耐心的进行说服教育；另一方面，对恶毒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坚决的批驳。这样一来，他们逐渐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 6月13日至23日，召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刘少奇作了土改问题的报告，与会者对报告及《土地改革法》（草案）进行了热烈讨论。经毛泽东提议，还邀请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和老先生们举行座谈，听取他们对《土地改革法》（草案）的意见。草案吸取了大家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最后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于6月21日在政协会议上通过。 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纷纷发言，宣布拥护土改法草案，号召其组织成员为土地改革贡献力量。 主席致闭幕词，他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改，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的通过这一关。” 建国初期，主席仍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民主作风，《土地改革法》的制定过程，就是“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10、颁布土改法令 保存富农经济 195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30日，由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六条，分三段表述了对富农的政策：“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土地改革法》对地主的政策比过去也宽大得多。 第二条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第四条规定：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 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应予征收。但其在农村中的其他财产和合法经营，应加保护，不得侵犯。 第十三条第七款规定：还乡的逃亡地主及曾经在敌方工作现已还乡的人员及其家属，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以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土地改革法》第五条对划分地主的界限做出了清楚的规定：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论。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二百者（例如当地每人平均土地为二亩，本户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四亩者），均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如该项土地确系以其本人劳动所得购买者，或系鳏、寡、孤、独、残废人等依靠该项土地为生者，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虽超过百分之二百，亦得酌情予以照顾。 第七条规定：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为避免发生1947年土改那样的乱打乱杀偏向，《土地改革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给农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该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土改法》第三十一条划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法，由乡村农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庭判决执行。 （“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就是指地主、富农及其他人。） 1950年7月和8月，又相继颁发了《农民协会组织原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和《关于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各级党政机关训练了大批干部，组成了土改工作队。1950年冬，土改工作队纷纷深入新解放区的农村，在新解放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运动在工作队领导下，大体分为五个阶段进行：1、宣传动员，发动群众。 首先在全村群众大会上说明来意，宣传土改，稳定民心。然后分别召集农会会员、民兵、妇女、青年和暂不冠名的贫雇农、中农及富农、地主先后开会，有针对性地宣讲土改政策、约法几章。有的村还将《土改法》写成了大字报张贴。与此同时，工作队员个个深入农户，访贫问苦，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2、划分阶级成分，健全农民协会，没收地主财产。 经过扎根、串连、诉苦会等，将贫苦农民发动起来，选出觉悟较高、办事公道、历史清白的积极分子，改造健全农民协会。然后在农会和工作队领导下划分阶级成分。 搞土改的关键一步是划分阶级成分，把农村各户按照所占有土地的多少、剥削人或受人剥削的程度以及参加劳动和生活贫富等情况，划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富裕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若干等级。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在农村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实行专政。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成了农民家庭高低贵贱的标志。 然后，没收地主财产。前期土改都是依据《土地改革法》进行的，对有劣迹有民愤或隐瞒土地、转移粮食等的不法地主，展开面对面的诉苦说理斗争，一直斗到他认罪服法。确有必要时，由人民法庭开庭审判判决。对一般守法地主，只要交出应交的地契房契等，承认过去剥削农民的罪错，便不开他们的斗争会。后来，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于是，极左思潮泛滥，乱抄乱打乱杀成风，《土地改革法》被弃置一边。 3、查实农民的田亩和产量，为合理分配土地、征收公粮做准备；4、分配土地；5、颁发土地证，庆祝翻身、动员生产。 到1953年初，土改运动胜利完成。从此，中国大陆消灭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起农民个体土地私有制。翻身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其喜悦心情可想而知。他们手捧政府发给的《土地征》，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下定决心，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勤劳致富。没料到仅仅过了三、四年，他们分得的土地连同祖传的土地统统被高级社无偿收归集体所有。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11、极“左”思潮沉渣泛起 土改法律弃置夭折 中央领导人虽然想避免土改中发生乱打乱杀的“流血斗争”，并用《土地改革法》给以约束。但是，“宁‘左’勿右”已经是痼疾，法律如何能约束得住？当年的土改干部何之光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名《土地改革法的夭折》，刊登在《炎黄春秋》杂志，2006年8期。该文叙述了新区土改时极“左”思潮沉渣泛起、《土地改革法》夭折的情况。摘编如下： 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前段土改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改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刘少奇报告》）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以下简称《政务院决定》）三个主要文件以及各级领导的具体部署实施的。 由于“依法土改”，贯彻执行了“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地主分子陷入农民的汪洋大海，极其孤立和惶恐。在这种有声有势、合理合法的斗争形势下，即使是顽固地主也不能不看到，只有下决心把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是唯一出路。 所以，四个区的土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顽固抵抗和破坏，没有发生大乱子，进展顺利，做到了《刘少奇报告》所要求的“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广大农民特别是分得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贫苦农民是满意的。 这样的“依法土改”，并不是不发动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按《土改法》的规范进行理性明智的土改。“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是当时的主要口号，从而也可看到，土地是回农民老家，而不是哪一个“恩赐”的。 这样的土地改革，对于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也是符合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可以说，这是党领导土地革命多年以来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此时，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文件我未看到，主要精神是说前段工作没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并说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立刻引起干部们的巨大震惊。于是层层作检讨，把四个区的土改说得一无是处，被认为是“煮了夹生饭”，“走了弯路”，“必须从头来”。由于高层强调说，这是“指导思想上方针路线的错误，由领导承担责任”，干部们的思想情绪才转过弯来。 于是，1747年土改时的极“左”沉渣泛起，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等土改法律夭折，一场“流血斗争”再一次横扫中国大陆。 首先，地委和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对全县工作重新作了如下部署：增加一个“反地主阶级当权派”或又叫“反霸”阶段。而且“乡有乡的当权派，村有村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给予无情打击。这叫“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恶霸在以前一系列斗争中基本消灭，这是矮子中间挑长子，无疑是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一项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实的工作。不论浮财底财都要清算出来，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农民。这叫“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这样一来，打击面更大，无论大、中、小地主，开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锅煮”了。发动群众派人将逃亡在外的地主都抓回来。各村农会都组织一个斗争委员会或叫贫雇农主席团，以加强和领导斗争。因人际关系而斗不起来的村，可调动外村外乡的积极分子去帮助。这些人几乎都是打手。为了加强干部力量，将原定60个重点乡减少为46个。为完成新增任务，将原计划定于1952年4月前结束土改（以便及时转人生产），延期至年底结束。这一延长耽误了一年的生产。同时，为了防止地主破坏，县委下令13个区尚未开始土改的面上乡，限在几天之内把地主统统抓起来。对于前四个区的问题，待土改复查时解决。 “反对和平土改”贯彻到村后，各村农会很快就把地主关押。干部、土改队员和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很活跃。尤其是那些游民无产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出过远门，比一般农民见识广，善于出歪点子，有的早就想在土改中捞一把，如今机会来了，他们成了斗争急先锋，穷凶极恶，特别是追浮财挖底财，更不择手段。 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还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扫地出门。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随后自杀，留下孤儿只好交给其亲戚或愿意收养者。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残暴和野蛮，简直与流寇相差无几。“和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 农会派人去抓逃亡地主，一时农民纷纷到各城市集镇去抓人，几乎造成城市工作一个乱源。当时有些地主还有起义人员住在城市或兼营工商业，从此以后，集镇的店铺全部关门倒闭，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当时只要能搞到钱财，哪管什么破坏工商业和统战政策。 在一片红色恐怖气氛笼罩下，一般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妇女很是害怕，不敢参加斗争，有的连开会都不敢来了。 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画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当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烟纸烧掉，毁了多少文物，无法计算。 乱抓乱打乱杀之风还影响到当时的镇反，并出了大乱子：邵阳县七区由于非刑拷打，“逼、供、信”，发生了抓捕中、小学教师百多人，打死多人，震惊全省的大错案。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84页，关于土改有这样一句话：“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用这一句话略去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回首往事，可以清晰地看到，1950年反对和平土改，自毁国家法律，是在践踏法律、蔑视人权的极左道路上，跨出了严重的一步。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12、广东省批判“和平土改” 反右倾大搞“流血斗争 广东土地改革，前段是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任总指挥，副书记方方具体领导。叶剑英和方方是广东人，对广东情况十分熟悉。他们决定，广东土改必须严格遵照《土地改革法》进行，严禁乱打乱杀，不准任意没收华侨房产，不准搞所谓“暴风骤雨”式的土改。1950年秋他们首先搞土改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 正当土改试点工作“依法”顺利进行的时候，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管粤、桂、湘、鄂、豫）对广东土改试点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指责土改试点工作犯了“和平土改”的错误。方方受降职处分，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兼三县试点的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贞，被撤销职务“下放锻炼”。叶剑英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违心地作了检讨。由于受此事的打击和工作过度劳累，叶剑英患病离开广州去北京治疗休养。叶剑英对于因“和平土改”受到牵连的干部，深感不安，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面对自己和部下受到极“左”势力的打击，他无力回天。 1951年4月，中南局农业部部长李某某从武汉到广州，召开土改试点工作会议，对广东早期土改作了多方批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敌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为了扭转这一“右倾”错误，中南局派赵某某来广东，代替李坚贞具体领导全省土改试点工作，把不了解广东实情的南下干部、大军干部派去县、区、乡领导土改。同时，把广东土改的“右倾”汇报给主席。 看了中南局的汇报，主席对华南分局领导土改的“右倾”很不满。1952年6月，主席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解决广东土改“右倾”问题，他当面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他又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会议决定由陶某取代方方主持广东土改工作。 陶某调到广东后，以反“右倾”的口号首先整顿土改队伍。华南分局发出的整顿土改队伍的决定要求：对证据确凿的暗藏内奸分子和叛徒、异己分子应坚决予以逮捕，逮捕批准权授予党委及其代表批准执行；立场不稳，斗争不坚决的，一律调离本地，另行分配工作；立场问题特别严重的，须给以纪律处分，并调至地委处理；有政治嫌疑而一时难以弄清者，一律调送到分局党校审查处理。把这些问题突出分子调开后，再将大军转业干部派下去，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然后再依靠派下去的大军干部，彻底整顿干部队伍。 几个月的土改整队，整掉了六千多人。一时结合“镇反”来整，一时结合“三反”来整，有时白天斗争地主恶霸，晚上斗争土改干部。1952年春，全省（不包括海南）有四万多土改队员参加了整队。整队结果，有781人受到处分，占土改干部的10%强，其中被撤销工作、集训审查、清理、扣押的，就有405人，占参加整队总人数的5.2%。而受处分的县级干部90人，其中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与公安局长约占70%。区级与相当区级的干部处分了317人。受到清洗出党开除党籍及取消候补党员资格的有219人。 一大批对地主不够狠，或较为公正，或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的土改干部受到迫害或受到处分，一些人被开除公职，有些人竟被杀害。如中山县有几十个这类土改干部被处死刑。广东全省约5.2%土改工作队队员遭清洗或处死。 自此以后，对地主越狠越革命的“极左”思潮便在全省土改队伍中蔓延。给滥斗滥杀开放绿灯，“村村见血”成了响亮的口号，地主被杀、或不甘受辱而自杀的现象陆续出现。原来到广州市抓地主回乡斗争，市土改委员会认为条件不符便不批准，这时已可以随意拉人回村斗争，甚至杀害；原来不准没收华侨房产，这时也准许大量没收了。（文革后落实政策，广东仅退回的土改时没收华侨房产就高达一千七百万平方米，动用国库几亿元。） 据一位定居美国、广东土改时曾担任一个乡土改工作队副队长的侨胞回忆：1952年荔枝大熟时节，上头突然对土改作了大转变的部署，过去杀地主没有限定数额，现在每个乡要定出多少个村杀多少个地主的计划；过去审批判处地主死刑的权限由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三巨头共同掌握，现在下放区一级领导；过去对被判死刑的地主所犯罪行，还要作点调查核实，看是否真的“罪大恶极，查有实据”。后来只要肯靠拢土改工作队的穷苦农民（不论良劣）敢於“揭发”，不需查证，便可用以作为判处死刑的“证据”了。这位侨胞说：“那时，上头一层层开放杀地主的绿灯，各乡、各村的土改工作队长、组长，便都照着去做，生怕完不成杀人定额而犯右倾错误，被处分。”以下是一些血案案例：以中农充地主。紧靠东江的马嘶村，一位陈姓农民，为自耕农，他管“公尝田”（族人共有）时曾与本房某兄弟发生磨擦。这人当上土改积极份子诬告他为“地主”，他就被枪毙了。 名中医被斗被杀。东莞县万岗新村一个卢姓中医，几十年来主要靠诊金为生，对村人友好。曾置下少量田产以防老。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因而被杀。 归侨教师被戴上“地主”帽子惨死。潮讪归侨李某，是乡中小学教师，一家主要靠薪金度日。但多年前靠侨汇购下田地，土改时定为地主，因而被杀。 农民称好人的乡长被杀。圆洲乡曾任小学教师、校长的朱文光。中共统治前受村民拥戴任过乡长。常为民众排难解纷，被称为好人。土改时他也被杀。 受诬告枉死的前国民政府低级公务员。东莞县上南村朱伟光，曾任前国府低层公务员。五一年初广州“镇反”开始不久，他主动向广州公安局坦白交代，被判公开管制。五二年夏，本村土改队再派人进城捉他回乡，不受阻拦。他只有土产三、四亩，不是地主，过去也曾为村中做过一些公益事。回乡后，竟把他杀了。 原广东省一位副省长所著《带刺的红玟瑰》一书透露：据统计，1953年春季，广东土改粤西地区有1165人自杀。其中，2月3日到3月6日，只一个月出头，自杀者竟高达805人。全省各区、乡土改工作队乱杀、滥杀地主，其中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偾”的份子。广东全省在土改运动中，因“村村见血”的方针而滥杀无辜究竟有多少？估计在数十万之间。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13、高岗逼迫农民入组 少奇支持党员致富 13、高岗逼迫农民入组少奇支持党员致富东北农村是老解放区，到1948年就搞完了土地改革。农民们分得了土地翻了身，焕发出极大的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绝大多数农户靠着全家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日子过得好起来。他们拴车买马，添置农具，一心一意的发展生产，多打粮食，奔着越来越好的日子。有小部分农户还买了地，雇了工，经济上升成了富农。同时，也有少数农户因为天灾疾病，或因缺少劳力，或因好吃懒做，经济生活有所下降，有的开始卖地、借钱、借粮、当雇工。 常言道：“小河无水大河干，小河水多大河满。”东北绝大多数农民变富了，多生产了粮食，东北地区的农村经济恢复发展得很快，对支援解放战争和国家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为首的一批党员干部，对“小河水多大河满”的道理根本不懂，对东北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视而不见，却把农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看成是“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农村开始出现的两极分化看作洪水猛兽，害怕得不得了。 怎样遏制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怎样防止农村两极分化、不让农民冒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东北局于1949年12月10日专门召开了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提出的办法是：限制农民单干发家致富，大搞快搞合作互助，逐步消灭小农个体经济，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高岗在会上讲话指出：“在农村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由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与农村自发势力的结合，使一部分农民甚至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到了侵蚀，因而使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更加严重地滋长，其形式更趋于复杂。他批评了各种热衷、留恋单干、发家致富的思想，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的互助组提高到规模大的联组。他宣布了奖励互助合作的政策：国家农业贷款，除水利、防疫等贷款外，全部贷给好的、有困难的互助组；新式农具要优先贷给或卖给互助组，并给以优惠待遇；各种优良品种要优先卖给互助组；国家对农业的各种扶助，要优先互助组；劳模的奖励要奖励好的互助组，等等。这实际上是歧视、限制单干农民的政策。 1950年1月，东北局把座谈会的情况和高岗的讲话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同时，就党员先富以后，拴车买马、雇工等问题，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请示报告。 组织部负责人安子文等感到事体重大，立即请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党中央书记刘少奇（主席正在苏联访问，国内由刘少奇主政）。刘少奇于1950年1月23日，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信中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也不得因此而停止或开除。如果在今天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以及党员必须参加变工组等，则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各地的经验均已证明，党员不雇工，群众即不敢雇工；党员对生产消极，群众中的生产热情，就绝不可能发动起来。因此，对农民党员进行教育时，固须指出组织起来的好处，但同时更须明确提出“单干”与“雇工”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当天晚上，刘少奇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谈话，批评了高岗等人超越新民主主义阶段、急于搞社会主义的糊涂思想。 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了三匹马、一付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组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们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组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 刘少奇说：“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就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一百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因此，富农经济还是重要的，不要限制它，现在要让它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 刘少奇说：“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也不可认为反对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不限制雇工和单干，这是保证富农经济充分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由于生产资料还没有发展到取消单干、取消富农的程度。将来工业化实现了，大家都用机器生产，就没有人硬要单干了。” 刘少奇还说：“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刘少奇接下来却说了一句让一些人抓住把柄的话：“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因此现在的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再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那种认为当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高岗收到刘少奇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后，立即去北京，面呈给主席。主席看过之后露出不满之色。高岗敏感地察觉到主席同刘少奇在富农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当时，东北是高岗的“独立王国”，连货币都是自己发行。在东北地区，高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实行家长式统治，人们称他是“东北王”。他对刘少奇一直不服气，总想取而代之，对刘少奇的批评根本不放在心上。在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之后，《东北日报》大肆宣传高岗的讲话，鼓吹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迅速行动起来。于是，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 东北许多农村干部认为，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合法。他们采取各种办法排斥限制单干。例如：不许单干户拴车买马；单干户出门不给开路条；开垦荒地不准单干户先占场子；不给单干户贷款、贷粮、贷农具；合作社不卖给单干户任何生产、生活资料；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单干户没有公民权，限制人们和单干户来往。等等。他们认为，搞互助合作是“国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的口号下，只求数量，不管质量，要求组织起来的农户越多越好。有的地方用竞赛的办法大轰大嗡；有的地方连续开会，批判辩论，逼迫农民参加互助组；有的地方规定，农民要退组，第一次给予批评；批评后还要退，就只能单身出组，车马要留给互助组；而且不准组员和退组户来往。有的地方还规定，哪个互助组散了，罚款100万元（旧币），给军属代耕一垧地。不少干部还认为，入组的农户不仅越多越好，而且组的规模越大越好。辽西兴城县一下子就搞起1125个大型联组。 就这样，东北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51年10月14日，高岗向主席送上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很受主席的赏识。 （2008，2，25下午2点55） 14、山西省动摇私有基础华北局责其违背政策正当东北大搞强迫农民入组、把“合作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时候，山西省也像东北一样闹将起来。 1950年11月14日，山西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的文章。文章谈到农村土改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互助组发生涣散解体的现象；提出必须遏制小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互助组提高到初级社，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当前农村工作急需解决和回答的问题。经华北局同意，政策研究室于1951年3月，派农村科科长史林琪带领一个调查组，到长治地区农村进行调查。 调查组到了长治，适逢长治地委召开十个常年互助组转为初级社的会议。长治地委认为，要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必须贯彻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政策，土地分红不能高于30%，社员退社不能带走公积金。调查组对此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长治地委拒绝不同意见，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于是，调查组便将长治地委的做法和双方的分歧写成报告，经地委书记王谦看过并做了一些修改，上报华北局。 调查组回京途经太原市，向山西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书记赖若愚明确表态，支持长治地委的意见。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阐述了如下的观点：一、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党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两极分化和互助组发生涣散的根本原因。 二、为了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因此，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具体做法是：（1）在互助组内征集公积金，增强公共积累。按土地产量征集公积金，归全组组员平均所有，退组不准带走。 （2）引导互助组走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内，增大按劳分配的比重，减小土地分红的比重。 个体农民到互助组，再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当时确定的改造农民的步骤。 互助组是私有制基础上的简单集体劳动。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自己土地的经营权和和收获物全归自己，只是在劳动时组员之间互相换工；初级社是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参加初级社的农户，把土地以入股的形式交给农业社集体经营，收获物也由农业社统一分配。农民由社干部分配参加集体劳动，评分记工，工分和土地都按一定比例分红。这时的土地所有权还是社员的，但是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已经归于社干部了；高级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取消了土地分红，土地、耕畜、大型农具全归集体所有。这时，已经消灭了小农个体私有经济，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变成了依附于农业社的集体劳动者。 华北局看了调查组和山西省委的报告，认为这是关系到老区农村经济发展后的发展道路问题，决定召开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进行讨论研究。会前，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专门向刘少奇请示。 刘少奇说：“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应该巩固和确保私有。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意见是错误的。农村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并不可怕，这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搞社会主义，实行农业集体化，必须依靠发达的工业来提供农业机器，企图把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1951年4月下旬，由华北局书记刘澜涛领导、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哲人主持，在北京东城区后圆恩寺小白楼，召开了华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重点讨论山西省委的意见。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分歧，争论十分激烈。 山西省的王谦坚持认为：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正确的。应当防止两极分化，克服农民的自发势力，积极试办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完全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姚广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保护私有基础，这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没有机械化就不能实行合作化、集体化。 代表们争论激烈，意见无法统一。最后，华北局按照刘少奇的意见作了结论，山西省委则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5月4日，华北局正式批复了山西省委的报告，指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一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14、山西省动摇私有基础 华北局责其违背政 正当东北大搞强迫农民入组、把“合作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时候，山西省也像东北一样闹将起来。 1950年11月14日，山西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的文章。文章谈到农村土改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互助组发生涣散解体的现象；提出必须遏制小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互助组提高到初级社，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当前农村工作急需解决和回答的问题。经华北局同意，政策研究室于1951年3月，派农村科科长史林琪带领一个调查组，到长治地区农村进行调查。 调查组到了长治，适逢长治地委召开十个常年互助组转为初级社的会议。长治地委认为，要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必须贯彻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政策，土地分红不能高于30%，社员退社不能带走公积金。调查组对此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长治地委拒绝不同意见，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于是，调查组便将长治地委的做法和双方的分歧写成报告，经地委书记王谦看过并做了一些修改，上报华北局。 调查组回京途经太原市，向山西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书记赖若愚明确表态，支持长治地委的意见。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阐述了如下的观点：一、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党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两极分化和互助组发生涣散的根本原因。 二、为了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因此，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具体做法是：（1）在互助组内征集公积金，增强公共积累。按土地产量征集公积金，归全组组员平均所有，退组不准带走。 （2）引导互助组走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内，增大按劳分配的比重，减小土地分红的比重。 个体农民到互助组，再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当时确定的改造农民的步骤。 互助组是私有制基础上的简单集体劳动。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自己土地的经营权和和收获物全归自己，只是在劳动时组员之间互相换工；初级社是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参加初级社的农户，把土地以入股的形式交给农业社集体经营，收获物也由农业社统一分配。农民由社干部分配参加集体劳动，评分记工，工分和土地都按一定比例分红。这时的土地所有权还是社员的，但是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已经归于社干部了；高级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取消了土地分红，土地、耕畜、大型农具全归集体所有。这时，已经消灭了小农个体私有经济，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变成了依附于农业社的集体劳动者。 华北局看了调查组和山西省委的报告，认为这是关系到老区农村经济发展后的发展道路问题，决定召开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进行讨论研究。会前，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专门向刘少奇请示。 刘少奇说：“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应该巩固和确保私有。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意见是错误的。农村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并不可怕，这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搞社会主义，实行农业集体化，必须依靠发达的工业来提供农业机器，企图把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1951年4月下旬，由华北局书记刘澜涛领导、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哲人主持，在北京东城区后圆恩寺小白楼，召开了华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重点讨论山西省委的意见。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分歧，争论十分激烈。 山西省的王谦坚持认为：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正确的。应当防止两极分化，克服农民的自发势力，积极试办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完全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姚广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保护私有基础，这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没有机械化就不能实行合作化、集体化。 代表们争论激烈，意见无法统一。最后，华北局按照刘少奇的意见作了结论，山西省委则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5月4日，华北局正式批复了山西省委的报告，指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一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15、少奇批评“超阶段” 主席支持“急过渡” 刘少奇是赞同华北局的意见的。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走一段很长的时间，互助合作不是进一步提高的问题，而是进一步巩固的问题，不应该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急于向社会主义性质的互助合作组织转变。 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批评了山西省委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他认为，现在还不能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年。十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的，十年之后，可能采取一些相当的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再等几年”。 接着，刘少奇扭头对胡乔木说：“有人写信告诉我想搞一个电影，你要跟他们谈一下，把合作社问题搞个电影是可以的，可是只要它证明合作社集体耕耘比个人耕耘要优越，以便给农民灌输集体主义的原则，旨在这一点；如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认为这就叫社会主义，发动群众运动，就要犯大错误，那就叫空想的社会主义。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比以前的农业社会主义进了一步，提高到系统化，有了理论，叫做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刘少奇说：“单用互助组、初级社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达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单靠农民的力量转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有了工人阶级领导和帮助，有了国家工业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的农业，那是幻想。如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发动群众运动，认为这样就叫社会主义，就要犯大错误，那就叫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6月3日，刘少奇在同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说：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为条件。现在农村阶级分化，产生了许多新富农，这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他。 7月3日，刘少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钟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7月5日，刘少奇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时，又批评了山西省委，他说：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 6月29日，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支持刘少奇的观点，再次批评了山西省委。 当时，刘少奇的观点在党内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山西省委孤掌难鸣，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恰在这个时候，主席出来说话了。他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不同意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 主席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那时，还没有采用蒸气动力机械，完全靠手工劳动，他们就能组织手工工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我们实现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必须依靠机器呢？我看，通过互助组、初级社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不但是发展生产的需要，也是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必由之路哩。” “新的先进的事物都是孕育在旧事物之中的。封建社会就含有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也含有社会主义因素嘛。山西省委报告中说的增加公积金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就是社会主义因素。我们现在搞新民主主义就要为下一步搞社会主义做准备嘛。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消灭私有制。所以，我们应该下大力气扶植、培育这些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哩。” “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遏制农民的自发势力不得了呀！山西省委提出的办法蛮好哩。” 主席表了态，刘少奇等不得不偃旗息鼓，收回自己的讲话和批示，黯然收兵。主席以此为契机，亲自出马，大力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16、陈伯达受命写决议 赵树理赤胆讲真话 1951年9月，主席责成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筹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同时命陈伯达起草一个互助合作的决议。他希望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这个决议上来。 在中国农村，对农民进行改造、消灭小农经济，最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农业集体化，在这个根本目标上，主席、刘少奇等党内高层人士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进行的程序与指导思想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刘少奇、张闻天、邓子恢和华北局薄一波等人的观点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着很大的个体劳动、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确保农民的土地、耕畜等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调动个体劳动发家致富的积极性，鼓励他们自由竞争，使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因此，不要强迫农民参加互助组，不要急急忙忙把互助组提高到初级社，更不能在组内和社内搞平均主义、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通过互助组和初级社的途径不能实现农业集体化，只有具备了国家工业能够提供农业机器、农药、化肥的条件，才能实现集体化。 主席、高岗和山西省委等的观点是：土地改革后，农民的自发势力正在向着富农方向发展，导致了两极分化。富裕中农和富农有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而广大贫下中农有合作互助积极性。因此，必须反对“发家致富”的口号，而要提出“组织起来”的口号。通过组织互助组、初级社，并在组内社内增强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才能战胜农民的自发势力，防止农民冒富、遏制两极分化。实现集体化无需具备机器的条件，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就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高级社，实现农业集体化。依靠变革生产关系就能够发展生产，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 主席叮嘱陈伯达，起草决议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尤其要去征求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等人的意见。赵树理是农民出身，长期生活在农村，非常熟悉农村和农民，其作品的题材全是农村和农民。他写的《小二黑结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赵树理坦率地对陈伯达说：“我家乡的农民，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有的只是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他还列举了几个生动的实例。 1951年9月20日，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在华北局的小白楼召开，会议由陈伯达主持。陈伯达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后，便就起草决议问题展开了讨论。赵树理应邀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以他的家乡山西沁水县为例，讲了农民在土改后的经济情况和思想情况。他直率地说：“今天农民刚刚分得了土地，他们所想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土地经营好，尽快发家致富。他们对合作互助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并没有多大的积极性。”许多代表都同意赵树理的意见。 代表们发言热烈，提出了不少问题：土地入股的农业社是什么性质的？进入合作化阶段，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如何提？不少贫农已经上升为中农，是否还依靠？如何对待富农？…… 主席一直关注着会议，他在听取了陈伯达的汇报后表示：“赵树理的意见很好，决议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常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临时的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也要防‘左’。” 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开宗明义，在第一段写道：“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 决议草案指出：“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营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的了解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 决议草案的重点，还是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方面。它强调：“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决议草案提出互助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常年的互助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要“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 决议草案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这些是‘左’倾的错误思想。” 决议草案提出，“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它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 决议草案还强调，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绝对遵守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比较符合农村实际。在决议草案的基础上，全党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问题，取得了共同的认识。 1951年12月15日，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这个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将它印发到县委和区委，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强调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一卷 17、主席赞赏高岗 少奇忙作检查 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闭幕不久，毛泽东于10月14日批转了“东北王”高岗的《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高岗的报告说：随着中农已经成为农村的多数，农民的自发倾向正在发展。因此，在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需要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利益，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 主席在批语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的这个报告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又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省、专区和县都要建立至少一个公营农场，以为示范之用。” 与此同时，主席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特意加上了两句话：其一，加上了“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其二，加上了“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不久，高岗被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委主席，掌握了国家经济大权。 主席在赞赏高岗的同时，对刘少奇表示出不满意。12月15日，在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时，主席针对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一事，亲笔加了一个批语：要求各级党委把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识时务者为俊杰，刘少奇很快放弃了自己的观点，紧跟主席的步伐。他在一次会议上检讨说：“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要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1951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7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刘少奇检讨说：“我对于二中全会关于发展生产合作的原则规定和解放后农村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事实没有加以认真地研究，因而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在1951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主席的指示得到了纠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刘少奇放弃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的蓝图”和“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观点，扫除了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大障碍。 刘少奇在农业问题上所指出的：一不要害怕农民自发倾向而引起的两极分化，二不要把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当作是社会主义，三不要离开工业的发展去谈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三个问题，都恰恰击中了后来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要害。他的观点被批评，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危害极大、后果严重的后遗症。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谈到对刘少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观点的批评时，不无遗憾地回忆说：“由于少奇同志的观点受到批评，上述这几个妨碍农村经济和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思想，未能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急于求成和‘归大堆’，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吃‘大锅饭’那一套，与这些思想的继续存在和泛滥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当前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反思当年的这场争论，或许仍然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 刘少奇的检查，使阻力变成了动力。主席的批示和《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全党的广泛传达，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快速发展。1952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占65％以上，新区占25％左右，另外全国各地还成立了4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了十几个集体农庄（高级社）。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大好形势，促使主席萌发了急忙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农业改造 目录 《农村变革风云录》第二卷农业合作化 目录 1、要搞社会主义进入理论误区 2、主席酝酿急过渡少奇致信斯大林 3、中央组建农村部主席点将邓子恢 4、合作化急躁冒进邓子恢果断“纠左” 5、党中央召开全国会议邓子恢讲演农村政策 6、毛主席南下视察总路线酝酿成熟 7、立威搞集权公布总路线 8、梁漱溟为民请命毛主席杀鸡儆猴 9、梁漱溟抗争遭围攻毛主席赋诗抒豪情 10、江青鼓动批“红学”主席写信做指示 11、批判胡适唯心论主席重责冯雪峰 12、陈云论说“火药桶”主席要搞初级社 13、毛主席想法变卦邓子恢首次挨批 14、入社指标越改越高互助合作再次冒进 15、办社征购双管齐下农民被逼雪上加霜 16、维权益农民闹事解危机邓老献策 17、毛主席指示“停缩发”杜润生浙江喊“下马” 18、刘少奇果断做决定邓子恢整顿农业社 19、主席想法又变卦邓老再次受批评 20、主席大兴文字狱胡风集团遭镇压 21、全国开展肃反运动知识分子又被整肃 22、主席命令大发展邓老抗命顶主席 23、批右倾主席重炮猛轰邓子恢敕封“小脚女人” 24、主席奋勇追穷寇批语编书反右倾 25、众大员六中全会一边倒刘少奇带头批判邓子恢 26、主席再次发“重炮”邓老被迫做检查 27、画美景制定农业规划掀高潮主席辛勤编书 28、诱逼入社“猫吃辣椒”农民跑进“社会主义” 29、陈永贵初露头角使巧法整治中农 30、高级社农民被“共产”集体化社员当“长工” 31、“新恶霸”横行乡里老百姓虎口羔羊 32、干部腐败作威作福社员被管又累又苦 33、农民维权抗争掀起退社风潮 34、退社风潮起因各种看法不一 35、平息风潮“先抚后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36、干部专横胡作非为贫农抗争被斗入狱 37、紧抓阶级斗争狠整“四类分子” 38、邓子恢医治“早产儿”党中央出台新政策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1、要搞社会主义 进入理论误区 建国初期，主席和党中央根据《共同纲领》，制定并实行了一整套符合国情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针政策，把新中国治理的欣欣向荣。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1952年9月，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第二个变化是，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到1953年初，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运动、“五反”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都取得了胜利，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新中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欢欣鼓舞，主席和党的威望如日中天。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的爱戴毛主席、共产党，歌唱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是太阳”。 这一连串的胜利和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鼓舞了主席，激发他加快改造中国的步伐。另一方面，主席担忧地看到，土改以后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这还了得！几年下去，农民们不就又变得穷的穷富的富和旧社会一样了么！怎样防止两极分化？怎样让广大农民过上共同富裕的日子？他1952年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到了1953年，这些问题已成为他重点思考的问题。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席在他的菊香书屋里踱着步，自言自语，“嗯，必须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不能等到15年或20年以后。” 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1950年6月，主席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但是，1953年初，形势发生了料想不到的变化，主席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 主席首先想到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嘛。 他翻开马克思的书，见马克思写的《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话：“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他又翻开列宁的书，列宁写道：“小生产不断地、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嗯，有道理，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小生产，让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也绝种！对，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他又翻开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阅读了关于欧洲的“乌托邦”和日本的“新村运动”等篇章。嗯，这些都可以借鉴。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空想可以转化为现实嘛。 他好读线装书，谙熟中国历史。他想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想到了张陵的“五斗米道”和他的传人张鲁，想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想到了历次农民起义领袖们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主张。 他想到了他青年时代“建设新村”的理想；他想到了革命战争时期的“供给制”…… 他也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很少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发达的市场经济、富裕的物质生活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不知道那里正在兴起第三次科技革命。他脑海里的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年代的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正在遭受资本家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甚至还考虑过如何解救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们。 在他的头脑中渐渐描绘出一幅“社会主义”的蓝图。 他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呢？主要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消灭了私有制和个体经济，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劳动集体化；第二，消灭了两极分化和剥削，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第三，限制直至消灭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 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主席认为，凡是和“社会主义”三大特征对立的东西，就属于资本主义。比如，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单干、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农民经商、进城打工、雇工、放贷、个人发家致富等都是资本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主席想到了苏联的斯大林，想到了革命战争年代，想到了党内的历次斗争，还想到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历代君王，当然也包括诛杀功臣的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 他终于想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必须不断地增强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扫除各种危害三大特征的障碍。为此，要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中央集权，提倡个人崇拜；要狠抓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狠批资本主义；要突出政治，大搞群众运动；要抓好宣传，控制舆论，不让知识分子说三道四翘尾巴……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到了共产主义，上述的三个特征更加突出：公有化程度更高，实行全民所有制，连家庭都消灭了，社会成员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消灭了城乡、工农、脑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平均主义达到了绝对程度；彻底消灭了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 他还设想，先在农村建立起“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公社，再由若干个农村公社围绕着城市组成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这样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滚雪球的方法，在全国建成含有许多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公社，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不过，上述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是1958年的事情，在1953年他考虑的是社会主义，还没有考虑共产主义。 “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诗词中的这句话恰好是他急于求成心态的写照。他认准了要干的事，立马就干。无论主客观条件如何，他都要快干。建国时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要用较长的时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15到20年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可是刚过了3年，就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令人遗憾的是，主席进入了理论误区，把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当成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因而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2、主席酝酿急过渡 少奇致信斯大林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 对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主席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主席的论述在后来的一些会议上不断充实其内容，但是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他的这一思想变化显然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并影响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他中央领导人。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听到这个讲话后，在国庆节前召开的公安部党组会议和省市公安局长会议上传达了主席的上述讲话。11月12日，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谈到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时交代说：这还不是决议，不要向下传达。因此，罗瑞卿于11月13日向主席写信，就此事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 主席看到信后，于同一天写信给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等人：各同志：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11月12日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而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 署名十一月十三日主席在写这封信时，刘少奇正在莫斯科。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已于9月30日从北京启程，去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他受主席的委托，带着新中国即将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向斯大林请示。 苏共十九大闭幕后，刘少奇想单独同斯大林交谈一下，征求斯大林对中国三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斯大林因连日忙碌，感到身体疲惫，精神疲倦，顾不上别的事情，就给刘少奇打电话，询问了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和代表团的日程安排。因此，10月20日，刘少奇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讲了中共代表团将同他会谈的内容，包括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以及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等问题。 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主席同志就以下几个问题向您请示。”信中关于对农业的改造问题是这样写的：“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刘少奇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 刘少奇的这封信，最早地以文字形式表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这些内容，实际上是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谈话的进一步具体化。 10月24日，刘少奇、陈毅、饶漱石、王稼祥同斯大林、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等人会谈。 刘少奇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基本上是给斯大林的信中所提出的内容。他说：到“一五计划”完成时，国营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占90％以上，逐步实行公私合营，到那时可以劝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并给他们分配工作；在农业、手工业领域实行合作化。 同时，刘少奇强调说：“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很显然，刘少奇强调此点，就是说，这一设想还是一个初步的东西，还是一个轮廓和大体的框架，并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和路线，不是完整的东西。 斯大林饶有兴趣地听了刘少奇的介绍后，表示了他的态度：“我看了你写的信，认为你们的这些想法是对的。”同时，他又结合苏联的经验教训告诫说：“消灭富农要分步骤来进行。我们过去对富农采取了急剧的办法，把300万富农迁到西伯利亚。他们现在参加了集体农场。东欧各国现在还未消灭富农。苏联十月革命后，经过12年才消灭了富农。”实际上，斯大林强调这一点，就是认为对富农经济要采取谨慎的方式方法，不要采取过激的方法，因为苏联是在十月革命后经过了12年才消灭了富农。 在会谈中，斯大林再次建议中国应当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如果现在没有准备好，可以召开政协，总之还是全民选举为好。这一问题实际上在刘少奇秘密访苏时已经谈过。 26日，刘少奇将第一次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和主席。刘少奇在电报中讲了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的态度时说：斯大林对我党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设想表示赞同，并且提出：“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 刘少奇是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的中国领导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突患脑溢血而逝世。刘少奇访苏归国后，向主席汇报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斯大林对中共向社会主义过渡设想的赞同和支持，给了主席以很大的鼓舞。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主席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另外，在财经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以来他收到下面一些反映。为了弄清情况，也需要作些调查。于是，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他离京南下。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3、中央组建农村部 主席点将邓子恢 1952年底，在主席建议下，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省市相继成立了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这是主席为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组织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主席亲自点将，任命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后又兼任政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林工作。 邓子恢，1896年生，福建省龙岩泉井村人。1913年入龙岩中学学习。五四运动中受到革命洗礼，创办进步刊物《岩声》，宣传马克思主义。1917年以优异成绩获取公费留学资格，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即在家乡从事土地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暴动副总指挥、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七团党代表，领导了闽西农民起义和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闽西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1931年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932年成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是主席主席的得力助手。1935年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历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等职，参加领导华东、中原、中南地区的解放战争及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领导了中南地区的土改和各项民主改革运动。他对发动农民、指导农村工作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被誉为“农民运动专家”。 农村工作部成员选调的都是熟悉农村、有较高理论政策水平的精兵强将。主席的原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农业部长廖鲁言、陈正人、王观澜等为副部长，党内知名的“秀才”杜润生为秘书长。 1953年1月17日，邓子恢和杜润生来到中南海向主席报到，受领任务。晚上7时，主席在住所丰泽园接见了他们。 主席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完成，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就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这次调你来做农村‘统帅’，当第二篇文章的主笔。” 邓子恢急忙说：“主席是统帅，我一定当好主席的助手。主席写文章，我保证把墨磨好。” 主席笑了，接着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总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时间内，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当前的具体任务有两项。” 邓子恢和杜润生在笔记本上快速地记着。 主席说：“第一个任务，是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忽然话锋一转，问道：“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如何？” 邓子恢回答说：“总的情况还好。土改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战争刚刚结束，农村还很贫苦，农民需要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杜润生插话说：“当前农村的‘五多’，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很严重，农村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农民反映非常强烈。”主席专注地听着。 邓子恢向主席建议：“农村的一切工作，应该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应该多从小生产的私有性、分散性的特点来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 主席很赞赏这个意见，当即说：“你们农村工作部就从这个问题抓起，以安定民心，全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即将全面展开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接着，主席布置第二项任务：“现在，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就是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决议。你们要把这个决议很好地贯彻下去。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不要挫伤它。 邓子恢和杜润生快速地写着。 主席又交待第三项任务：“‘一五’计划时期，即从现在起到1957年底，老区组织起来的农户达到80%，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48%；新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占60%，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12%。” 邓子恢心中暗想：“这么急怎么行！”他来京前，中南局开了一次常委会，研究了当前农村形势与任务。常委们一致认为：农民刚刚从土改中得到一点实惠，就马上让他们合作化，把他们分得的土地归大堆，农民难以接受。但是，他没有说出这些情况，只是说：“中南地区的互助合作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全国的老区比如东北等地互助合作搞得很不错，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们需要有一个调查研究和学习的时间。” 主席说：“要边干边学，干中学嘛！” 临别前，主席又一次问起：“农村的情况到底如何？” 杜润生回答：“土改后，农村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具有私有性、分散性等特点。必须积极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但是必须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合作化不搞不行，太急了也不行。” 邓子恢试探地说：“河南提出了允许‘四个自由’的口号——” 主席警觉地问：“唔？哪四个？” 邓子恢说：“就是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和贸易自由。河南发了告示，让农民放开手脚发展一个时期的个体经济，看来农民很拥护，对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的作用还较好。” 主席冷着脸，没有表态。 杜润生赶快转换了话题，说：“对于新区，应该是生产压倒一切。但现在的‘五多’实在是让农民头疼，影响农业生产。” 主席说：“那好呀！你们农村工作部组建后，首先从解决‘五多’问题入手。” 最后，邓子恢向主席建议：“当前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因该从小农经济的实际出发，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这个建议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报到回来，邓子恢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不敢懈怠，很快的在北京万寿路组建起农村工作部。为了工作方便，他由中南海搬到万寿路机关大院居住。他首先向部下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建立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制定工作计划……，农村工作部的工作很快的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于3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决议进一步明确规定：目前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是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稳步前进。决议特别指出：不顾农民自愿和当前经济条件，过早地企图否定和限制农民的私有财产，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企图兴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这种“左”的倾向，必然表现为超越实际可能的冒险主义。 《决议》发表前，主席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是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二是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三是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 这个《决议》，比较符合农村实际，深受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4、急躁冒进农民叫苦 邓老果断坚决纠“左” 恢为了搞好农业合作化，强调要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只靠坐在办公室看汇报材料。于是，他组织几个调查组并亲自率领调查组去农村搞调查研究。各个调查组汇报的情况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一个问题：在落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干部都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此，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侵害农民权益、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 邓子恢立即向中共中央和主席作了汇报，主要内容是： 自去年冬季以来，互助合作运动中比较普遍存在着的主要错误倾向，是急躁冒进与对互助组、初级社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这一特点认识不足。其具体表现是：在新区，打击单干农民，侵犯中农利益，强迫成立互助组，满足于形式主义；在老区，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试办初级社贪多贪大，将耕畜、农具变相地无偿归公，不根据生产发展的程度，而贪多贪快地增加公积金和公共财产，盲目强调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因而，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耕畜落价、杀牛砍树、大吃大喝、破坏生产的严重现象。此外，各大区提出的农业增产计划与互助合作发展计划也失之过高，这也容易助长下面的急躁冒进情绪。 邓子恢还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要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保护农民私有财产的政策，克服干部中的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打消农民“怕归公”的顾虑，安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要把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和集体农庄（高级社）三者的区别和联系明确肯定下来，也要把改造小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工作肯定下来，以澄清干部和群众的一些模糊认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收到了中南局、华东局和华北局的报告，反映了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问题。 中南局的报告说：急躁冒进主要表现在不尊重农民的私人财产权。许多地方对耕畜采取折价入社的办法，不仅作价太低，而且长期不偿还，等于变相归公，群众称之为“软共产”；农民的存款，许多合作社不给利息，或者利息比银行还低；不少合作社在农民土地入股时，菜园也入社，社员凭票从合作社领菜；发展生产的观点不明确，平均主义严重；公益金用得多，消耗大，盲目搞基建，或买对生产没有用的东西；贷款过多，生产成本高。等等。 华东局的报告说：在发展合作社中，一些地方存在着越多越好、越大越好的错误想法，因而违反了农民的自愿，胡乱地多办社、办大社；盲目追求增加公共财产的现象很严重。这已引起群众思想混乱，造成生产损失。有些地方一冬没有人拾粪，场里地里的庄稼无人收拾；有些地方出现卖耕畜、砍树、杀猪，大吃大喝等现象。 华北局农村部的报告说：华北地区互助合作运动的急躁冒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组织上贪快、贪大、贪多、贪高，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发展互助组，出现了追求百分比、强迫命令和打击单干户的倾向；试办合作社，控制不严，一轰而起，今春全区就由576个发展到3121个，翻了近五番半。二是经营管理上干涉过多，不分大活小活，不分农忙农闲，盲目强调集体经营。三是忽视目前的互助合作是建立在个体经济上的特点，任意侵犯农民的私有财产，侵犯中农利益，普遍压低土地分红比例，过早地进行耕畜、农具的折价归公。 中共中央见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各大区的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采取了断然措施加以纠正。 3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指出：许多突出的、严重的强迫命令的错误，屡纠屡犯，一个重大原因是，党政机关布置任务时，对小农经济的私有性、分散性这些本质的特点认识不足，不予照顾。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把分散的小农经济混同于集体经济。 3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计划过大、要求过高。要正确贯彻党的农村政策，解除农民发展生产的疑虑。 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邓子恢主持起草的《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信》，再次批评了急躁冒进倾向，要求在组织互助组、合作社时，要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体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正确解决农民的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问题，稳步地循序而进。 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要求广大干部在农村工作中，要时刻记住照顾小农经济特点，要集中群众的要求，因地制宜。不可强调自上而下布置任务，强求一致完成。 3月26日，由杜润生代为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社论指出：对农民来说，最要紧的问题，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农民会相信，强迫他们和侵犯他们利益的互助组、合作社，能在将来满足他们的利益。如果盲目扩大社会主义成分，将农民私有的生产资料变相地无偿归公，无限制地扩大公积金，取消或不合理地减少对土地和牲畜的报酬，盲目地从各方面向私有制发动进攻，必然会吓退农民，使互助组、合作社自身垮台。 当时，主席是同意以上观点的，他亲自将以上中央发布的四个文件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一起汇编成册，定名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主席为它所写的按语称：这些文件提示了党在当前阶段指导农村工作时所务须掌握的理论认识和重要政策原则，以及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各级党委必须组织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来一次认真的学习。 1953年4月3日至23日，邓子恢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主席关于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贯彻了中央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的精神，布置了今后的任务。会议最后一天，他作了会议总结报告，阐述了当前农村政策，给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指明了健康发展的方向，提出了纠正急躁冒进的具体措施和安定农民情绪的具体方法。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5、 党中央召开全国会议 邓子恢讲演农村政策 53年4月23日，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阐述了当前农村政策。 （1）必须帮助农民解决三个问题： 邓子恢在报告中说：“今天农业生产的发展，还有许多困难的条件限制了它、约束了它，要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就必须帮助农民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必须帮助贫困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的困难，主要的是牲畜、农具，肥料、种子等困难。2、帮助农民减少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等。3、帮助农民逐步改进生产技术，如耕作法，施肥法等等。不帮助农民解决这三个问题，生产就不能发展。在目前情况下，用什么办法来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这些困难呢？就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结果就是大家富裕，比较平衡的上升，也限制了富农的发展。这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道路，同时也就是缩小富农的剥削范围，又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邓子恢指出：组织起来既解决今天农民生产的困难，使生产提高一步，又为将来集体化准备好群众，准备好经验，准备好骨干。将来加上拖拉机，就可以搞机械化的集体农庄了。“互助合作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互助合作是走向集体化的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不能跳过这一关。”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唯一的办法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2）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两种偏向 邓子恢指出：现在各地的互助合作运动中，有两种偏向存在：一种是自流等待，就是等待集体化到来，认为目前好像不必要搞互助合作，要等到将来拖拉机出来才搞。这种偏向的坏处，就在于让农村资本主义泛滥发展，不去教育农民，不去组织农民，不去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另一种偏向就是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计划贪多贪大，盲目要求高级形式。 报告列举了当前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种种表现：较普遍地采用类似对待敌对阶级的手段，强迫单干户入组入社，违反自愿原则；实行小组并大组，并小社为大社，改组为社；不顾条件实行土地、耕畜折价归公；不顾农民收益，发展公共财产，从而形成组员社员的债务。许多地方出现了杀猪宰牛、卖牲畜、烧山砍树等破坏生产现象。要求必须坚决纠正。 邓子恢分析了这种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产生的思想根源： 一、过高估计互助组合作社的性质，不了解互助组合作社是具有两方面性质的，是过渡形式，而把它看作与社会主义完全一样。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包含有单纯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样就可以完全社会主义化了，不了解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之上的，实现社会主义还要有工业化条件。 二、不了解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前进过程，工业化并不那样快（拖拉机到一九五九年才能有一万多架），可是我们的同志急了，要五年就合作化。去年提出的五年计划高了一些，事实上办不到，主观客观都办不到，结果压下来了。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必须要靠工业的帮助，不只是拖拉机问题，有了拖拉机还得有汽油，有一系列的设备，有了拖拉机而无修理站还是不行的。忽视工业化的进程而孤立地去搞农业集体化是不行的。所以毛主席说要十年到十五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要跟县委书记、县长讲清楚，他了解了这个过程就不急了。 三、不了解互助合作是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没有它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 邓子恢明确指出：“今天在全国范围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是主要的危险。” （3）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方针 邓子恢阐述了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方针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今天搞互助合作与战争动员不同。战争勤务动员任务，非限期完成不可，不这样不行，一切服从战争。搞互助合作是改造经济的斗争，不能也不需要用这种战争动员的办法。 搞互助合作和搞土改也不同。土改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问题，是阶级斗争。互助合作是克服小农经济之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的斗争，是对农民的教育问题。互助组合作社的内部关系也是农民内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主要是贫雇农和中农的关系问题，贫雇农在互助合作中要揩中农的油，中农却要牲口、农具多分红，多占便宜。这不是对敌斗争，不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所以互助合作运动绝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今天有些地方强迫命令，用威胁、限制、戴大帽子等办法强迫农民入组入杜，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采取教育说服的方式，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来对待互助合作运动。说不服怎么办？那就等待他的觉悟，一定要自觉自愿，照顾双方。 第二个理由，互助合作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的条件去建立。 1、一切为了增加生产，根据生产的需要。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一再指出这一问题，由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到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农民在土改后由于牲口农具不足，或者劳动力不足，要求互助，你帮我，我帮你，解决牲口、农具、劳力问题。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了，就进一步要求再发展，再增产，就不仅要求季节互助，而且要求全年互助，不仅要求搞农业互助，而且要求搞副业互助，多搞点钱。生产要求提高了，组织形式就改变了，就自然进到常年互助。常年互助办好了，就自然要求更提高一步，要求劳动分工、土地合营，搞合作社。互助合作运动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逐步前进，绝不能单纯凭主观要求，否则就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 2、必须根据群众的觉悟，用群众的切身体验教育群众。这是群众运动的基本规律。要群众起来，不仅是靠我们宣传教育，还要靠大多数群众自己的切身体验。当然宣传教育是起一定作用的，但不能完全靠宣传教育解决问题。群众经验过了，不仅听到而且看到，而且自己做了，确实有好处了，相信了，就会来了。我们搞互助合作，由低到高，都要根据群众的切身体验，不能只照我们的理想。 3、根据干部的领导能力。合作社不能一下子发展那么多、那么大，没有这许多干部。管理几百户几十户的农业生产，并不比管理几百人的工厂容易。现在我们有些合作社把区级干部、县级干部拖死了，干部一走合作社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办合作社，要看干部条件，要看干部的能力。干部没有这样多，干部能力弱，不能胜任就办不好，这是很自然的，不能从主观要求出发。 第三个理由，我们的前途是集体化，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要从现在的小私有小生产者的现状出发。现在是个体农民占优势，互助组的组员、合作社的社员也还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有保守性，不能不照顾，如果急躁冒进，那就不仅单干农民不加入互助合作，而且还会影响互助组合作社的巩固。参加互助合作是为了多生产、多收入。组员社员都是小私有者，如果加入以后，生产不好，或者生产多分的少，他们就不来，就是打耳光也不来，耳光打了思想是打不丢的。虽然经过了土改，土改时农民是拥护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了土地。但土改后，互助合作搞不好，对他们不利，他们怕吃亏，当然就不来了。这不能怪他们。 今天的互助合作，对于农民小私有者，一方面要改造他们，一方面又要适应他们，适应就是为了便于改造，过急不行。 第四个理由，要从工业化的进度出发。不是像某些同志所想的那样快，一下就能把国家工业化，大约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打下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农业集体化速度须与之相配合。不能急，太急了集体化搞不好，就要影响粮食生产。这样，反而会影响工业化的前进。 第五个理由，互助合作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按照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办事，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步巩固一步，有阵地的前进，绝不能一步迈进，一哄而起。一哄而起者必将一哄而散。互助合作关系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根本问题，必须慎重稳进。 （4）1953年互助合作运动的任务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邓子恢提出了今年的任务：从这几个理由来看，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均须切实防止急躁冒进。今年大体来说，是继续巩固的问题，当然有些地方还是要发展一些，但必须稳步前进。下面干部要看上级，上急下更急。关于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的发展速度，中央已有指示，要从各方面加以约束。首先在数量上，原计划五年组织起来的数目达到总农户80％，可能还多了一点，最好再约束一下，老区发展到70％至80％左右，新区发展到50％至60％左右。年度计划怎么定，由各大区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合作社的发展，原来计划老区是45％，新区12％，现在还要压缩一下，老区五年发展30％一40％，新区6％一10％，有些地区还可更低一些。合作社社员户数，也要稍加约束，大概是十五户到二十五户，以不超过三十户为宜。根据群众今天的经验，生产工具和干部情况，都不能过火。现在也有一百多户而办得好的个别社，但要靠县级干部经常帮助，能有多少个县级干部呢？它既然办得好，有成绩，有条件，当然不要改了，大的当然比小的好，问题是群众觉悟程度，干部领导能力。按目前条件，一般是搞的过大了反而妨碍生产。有些过火的社维持不下去了，必须改变。有些合作社基本上办得好但有些毛病，应当整顿一下。现有的合作社，不是一切都办坏了，如果认为一切都坏都要解散，那就是走极端的办法，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妨碍生产，群众有意见。总之，公式主义不分析具体条件，是要不得的。必须分别对待，分别处理。从数量上约束一下，做得好的，超过一点也不要紧，更重要的是从互助组合作社质量上加以约束，在内部的做法上加以约束。 邓子恢再次强调要处理好贫农和中农的关系。一方面是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不能像土改时候那样，土改时是搞地主以满足贫雇农，那是对的；今天揩中农油以满足贫雇农，那就错了。今天的贫雇农将来也要成为中农的，今天要他揩中农的油，将来就会让别人来揩他的油，这就使贫雇农对上升增加顾虑，结果两头不讨好。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有的中农、富裕中农企图把牲口、农具估价过高，分红过多，使贫雇农吃亏。在对待组内社内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等价互利的原则，但也不能那样理想化绝对化，必须认清主要是贫雇农与中农的关系问题，要双方兼顾，逐渐做到更加合理。 邓子恢指出：合作社的公共财产是要随着生产发展而逐渐积累的，不要积累的过快，一下子搞的过多。因为公共财产积累的快了，就会影响社员的收入。社员入社是为了多打粮食，多分红，多收入，改善生活。公共财产多了，收入少了，他的积极性就下降了，就很难持久。因此合作社的公共财产要加以约束，要慢一点，稳一点，发展慢一点没有坏处。但不是说不要，公共财产是要的，要根据群众自愿，收入得多，在增产中抽出一部分积累公共财产是可以的。今天收入并不多，增产也不多，公共财产搞多了，必然脱离群众。 （5）批评两种错误倾向 邓子恢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合作社吃大锅饭必须反对。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是共产主义，今天办不到。硬要搞，一定搞坏。斯大林也批判过苏联的农业公社，苏联还行不通，我们更行不通。苏联现在还是共同生产，分开消费。我们的合作社必须是按土地、牲口、农具、劳力来分配，分到的粮食由各人自由支配。共同消费一定要纠正。 二是有的地方提出：“时时互助，事事合作”的口号，这是不妥当的，行不通的。农村中有三种活，一种是一定要互助的，靠集体劳动才搞得好，一种是可互助可不互助的，还有一种是单干较互助好的，如喂鸡、喂猪、种点蔬菜及其他家庭副业劳动。哪些集体搞，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根据农民的自愿而定，农民的劳动时间不要通通集体支配了，如果他自己连冬闲和农事闲隙时间也没有一点活动的自由，那是不行的。假使农民生活上极不方便，生产上也有妨碍，一定要遭到群众反对。 （6）目前农村中某种紧张情况及安定团结的方针： 邓子恢说：目前农村中不少地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就是农民不安。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这种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现在的方针是把农村安定下来，巩固我党在农村中已得的阵地。不安，基本是中农问题。从东北黑龙江的材料看，生产积极性高，扩大生产的占24％，缩小生产的占13％，而维持现状的占63％。24％是雇贫农，土改后仍未上升为中农。13％是富裕中农、富农与土改前的地主之类。而问题的关键是那63％，他们是中农，他们多少有些顾虑，不敢放手经营，是现状维持派，也不缩小，也不发展。中农不安定，有顾虑，对我们的政策不摸底，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什么时候“共产”。必须使他们安定下来，否则就不能巩固党在农村中已经得到的阵地。如何才能安定下来呢？我认为要解决五个问题： 第一，要照顾个体农民的积极性。中央互助合作决议中指出，土改后农民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种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两种都要照顾。为此，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还必须：（1）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相对地固定负担。（3）限制富农剥削，允许富农存在。 邓子恢提出，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他说：“所谓“确保私有制”是不对的，因为对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是要积极加以改造的，农民现在的这种私人所有制必须逐步由将来的集体所有制来代替，怎样“确保”呢？不能确保。这是总方向，不能怀疑动摇。但不是明天就能一下子改变过来，而要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些时间才能完成。对农民的私有制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去解决，不能过急。分了土地给他，就不能又随便剥夺了，必须依法保障这种所有权。机关修房子，占了农民的地，就一定要给农民适当的代价，要把他们安置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不能马马虎虎，造成农民的恐慌。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好，就闹了许多乱子，如河南修飞机场，修水库，没有向农民很好宣传，也没有给以安置，就插牌子，以致引起骚乱。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弄不清，就会造成群众恐慌。改造农民私有制是总方向，决不能动摇的，但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就随便去侵犯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 邓子恢讲了对富农的政策：现在是既要限制富农发展，又要允许富农存在。不能说不允许富农存在，而且完全不让富农有一点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富农发展一点不要害怕。总的方针是限制富农发展，这个是决不能犹豫决不能动摇的。但又不能完全杜绝富农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是矛盾的。在这方面掌握起来要讲究艺术的。 邓子恢讲了所谓“四大自由”问题。他说：笼统提出“四大自由”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但关于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四个问题则应有正确的处理： （1）雇佣问题。雇佣自由的口号可以提，是不是雇工会有增加呢？当然可能，但今天是有没有人敢雇工的问题，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对雇工的工资问题，雇工的各种待遇问题，当然不是允许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 （2）借贷问题。今天要提倡自由借贷。农民要借钱，国家没有这些钱去帮助农民完全解决困难，他就要借贷。规定几分利是高利贷，几分利不是高利贷，用意是好的，但如没有国家的农业贷款之增加和信用合作事业之发展相配合，则其实际效果不大。因为他可以搞黑市，搞地下借贷。允许自由借贷是否就是让高利贷泛滥发展呢？不!我们要搞信贷合作，低利借贷，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慢慢战胜高利贷，减少高利贷，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贷。单纯用行政命令，高利贷是禁止不了的。 （3）租佃问题。土地买卖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规定了，今天还不能禁止。但这种自由的范围很小，实际上仅允许鳏寡孤独烈军工属及没有劳动力从事耕种的人出租土地。将来是否要禁止土地买卖，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去禁止土地买卖，中央还没有考虑。今天土地买卖是可以的，但是否让随便买卖呢？不是的。我们要尽可能帮助贫困农民克服困难，要从各方面来帮助贫困农民，如贷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卖地，卖去土地对他们很不利，卖了就更加贫困了。所以这个自由很有限度，并应尽量缩小这个自由的范围。 （4）贸易问题。商业买卖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国营贸易领导和节制下。所谓领导就是控制。贸易自由的范围也是有限度的，有控制的，不是让其泛滥发展。但是不是不让私人做买卖呢？不是的。包不了的。去年调整了商业后，私人商业有些发展，这是必然现象，不要怕，一方面其中有些偏向，有些过去考虑不周的地方，有些空子，所以贸易公司合作社发生困难了。今天就要想法解决。但这决不能恢复过去的情况，不准私商下乡，我们一切包下来。如木材过去是完全控制的，只准卖给木材公司，农民自己的木材砍下来做棺材做房子都不行了，要经过批准，这怎么能行得通，但现在全国木材是否可让木商完全自由通行，那也不行，还要经过一定的市场管理，所以贸易自由是有控制的。 这样做就是对富农发展有所限制，总的是要限制，特别是互助合作，社会主义的比重加大，也就是限制富农发展。主席对这些问题说得很明确。我们通常的毛病就是：左右摇摆或者是总的方向发生动谣，如对农民的私有制度不加改造，让富农无边的发展，或者是限得太死。必须把当前政策和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既稳定农民积极性，又有利于按总方向前进。 第二，必须切实把互助合作办好。我们说把群众的个体生产积极性稳定下来，绝不是说要把互助合作运动停止，而是如何把互助合作运动办好，确实多分红，多打粮食，在农民群众中真正起教育示范作用。中农是左右摇摆的，我们办的好，确实有利，多打粮食、多分红，生活有改善，中农就过来了，就不再恐慌了。互助合作对中农、贫雇农是好的，就是对富裕中农也没有什么不好，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不要再揩他们的油就是了。所以决不要因为目前农村中的某种紧张情况而停滞不前。但不要急躁冒进，要说通积极分子，有些合作社确实太大的，领导不了的，应该分开来；某些合作社不够条件的要改组；有些合作社是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合作，只是挂个牌子的干脆不要，基本上办的好但有些毛病的，要帮助它巩固下来；有些办的好的就帮助它前进，这个工作搞得好，就可以在农村中树立榜样。 第三，农村中新的建设工作要分轻重缓急，量力而行。我们有许多事情本来是好事，但办的太急了，要明天做的，今天来做就急了，不分轻重缓急，百废俱兴，结果使好事变成坏事，成为农民的负担，这就不是量力而行。农村要不要做建设工作呢？要的。水利是要兴修的，但盲目的打井，不该挖塘的地方要挖塘，就不好了。有些事情本来人民是欢迎的，如果要他们负担太多，任务太大，负担不起，就不好了。我们应该从当时当地人民的需要与可能出发，量力而行。 第四，还要设法增加农民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关内各大区反映，牲畜及大农具尚未达到战前水平，只达到80％，小农具增加了，大农具并没有恢复。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增加农民的生产资料，第一步要求得恢复，第二步再求得上升，光靠劳动力，不从生产工具方面没法改善，生产水平的提高就是不稳固的。 生产资料主要是牲畜，南方的牛，北方的马。要想各种办法去繁殖牲口，改良畜种。其次是大农具，犁、耙、水车，还有肥料。必须奖励农民增加生产资料，添购耕牛，添置农具，增加肥料。目前新式农具不多，化学肥料、豆饼也不多，主要还是旧式农具，粪肥、草肥、当地的花生饼、菜子饼、茶子饼。各大区、各省、各县要想办法奖励农民增加和改善生产资料，并应在税收方而，贷款方面对供应农民生产资料的手工业多加照顾。因为解决目前农村所大量需要的生产资料，绝大部分还要靠手工业，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供应，因此对手工业的扶植，帮助手工业发展，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各省、各专区、各县办的小工业都应为本地农民服务，面向本地推销。 第五，发展贸易合作，加速城乡物资的流转，对农村生产是很重要的。有些土产，如桐油，固然是出口货，但可以开辟国内市场。在县与县之间、省与省之间、大区与大区之间，可以组织交流。这很重要。不把农民的土产推销出去，他的副业收入就少了，购买力就低了，生活也很难改善，也就会影响其再生产能力，影响农业生产。各地党委应注意对各地贸易公司以及合作社的领导。贸易公司、合作社逐步推广与农民的合同关系，这是我们要把千百万个体经济、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吸引到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的重要方法之一。过去所执行的预购政策，实际上就具有合同性质。但农业生产还是靠天吃饭的，合同订的多，老天爷不帮忙，收不到，合同就不能执行，所以这种合同要有一定的伸缩性。这方面经验很少，不可太急，要慢慢摸索，求得逐渐吸引农民到国家的计划经济轨道中来。 做好这五项工作，就可使各地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程度的紧张情况安定下来。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6、毛主席南下视察 总路线酝酿成熟 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主席离开北京，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这是主席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他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河北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专列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北方的二月，天气比较寒冷。但车厢会议室里却春意融融，坐着主席、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和张玉美。主席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了解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时，主席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张玉美答：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接着她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七十户，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一九五二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主席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主席又问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主席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主席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这是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1953年2月16日深夜，主席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2月17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主席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主席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 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2月18日，主席向武汉市和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调查手工业状况。 2月19日，主席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当天中午，主席离开武汉，乘“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在九江换乘“洛阳号”军舰，2月20日来到安庆。晚九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据当年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21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呆了一会儿，毛主席起床了。十一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主席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主席乘“洛阳号”军舰来到南京。然后北上经徐州、天津，2月26日回到北京。一路上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主席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要说开。三个月以前，罗瑞卿还为扩大范围传达过渡时间问题而受到批评，现在主席直接把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传开，可以看出主席在思想上的变化。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主席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主席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此时，主席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对这条总路线的比较准确的表述也基本形成了。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7、立威搞集权 公布总路线 总路线，向社会主义过渡，会不会遇到阻力呢？主席在考虑这个问题。 消灭资产阶级，共资本家的产，广大工人当然高兴，他们早就看着资本家有钱眼红呢。消灭小农经济，实际上是共富裕农民（中农、上中农）的产，那些土改后生活下降的农民，尤其是那些好吃懒做的人是积极拥护的，他们已经荡尽了土改分得的土地财产，正眼巴巴的盼着“第二次土改”呢。所以，主席觉得他要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定会受到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拥护（贫下中农比土改时的人数大大减少，土改时的许多贫下中农已经先富起来了，上升为中农或者上中农）。他所担心的，是在党的高层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主席首先想到了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对于农业互助合作和集体化问题，刘少奇和他有很大的分歧；在其它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有很大分歧。比如，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刘则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他强调要限制、斗争、改造，而刘则强调发展、团结、利用；在国营企业的工会问题上，他认为国营企业工人和管理干部的利益完全一致，无有矛盾，工会和管理干部立场完全一致，而刘则认为在工人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工人和管理干部存在着矛盾，工会应该维护工人的利益。刘少奇一直主张维护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按《共同纲领》办事，保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私有制。而现在，他要用“过渡时期”来取代“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抛开《共同纲领》，要消灭资本主义和农民的私有制，刘少奇能不反对么！更令他担心的是，刘少奇的威信正在越来越高，他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得到许多党内外高层人士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刘少奇的尾巴也渐渐翘起来了，不少的中共中央文件不经过他圈阅，竟敢直接下发。 主席又想到了第三号人物、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竟然在一次讲话稿里写道：建国三年来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是由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最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周恩来在政务院独揽党政大权，政府的许多大事都不向他请示报告。1952年12月，财政部薄一波对《税制》进行了修正，竟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照顾了资本家。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新税制，向下传达贯彻执行。事先，征求了工商界代表人士的意见，却没有向他这个主席请示报告。 主席意识到，要想顺利通过和贯彻他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他必须独揽大权，说了算。他决定，要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个下马威，进一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把大权全部收回到自己手里，让他们别再挡道，老老实实地同意他提出的“总路线”。 1953年2月，主席严厉的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还批评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 根据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做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决议郑重宣布：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决议规定： 第一，政府各部门对于党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需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和请示。 第二，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党组工作直接受中央领导。 第三，今后政务院各部、委、办等部门，要直接向党中央各个委员会对口请示报告。如系主席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这样一来，周恩来的党组干事会书记的职务自然被撤销，对政府内部党组的直接领导权被主席收回了。 决议还作了如下分工：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等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含外贸、外经、侨务、文化联络），由周恩来负责； 其它工作，由邓小平负责。 接着，又把政务院的各个部，分别划归以上各口直接领导。这样一来，周恩来就成了光杆司令，归他直接管辖的只剩个外交工作。 1953年5月19日，主席连续两次严厉批评刘少奇和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1953年6月15日，主席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他在讲话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系统的阐述，严厉批判了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他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他严厉的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所谓的“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听会者都听出来，这是在不指名的批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子恢等人。 主席还抓了提出新税制的财政部长薄一波作为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进行重点批判。 主席一连串的咄咄逼人的批判和独揽大权的组织措施，使全党震惊，谁还敢对主席提出的“总路线”说个“不”字！周恩来忙不迭地按照主席的旨意召开各种会议，传达和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9月2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国立即掀起一个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主席要中宣部起草一个宣传提纲。提纲几易其稿，最后经主席审阅定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在提纲里最后确定下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一切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提纲写道：“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批评，激发了高岗和饶漱石篡党夺权的野心。他俩借机上窜下跳，进行阴谋活动，攻击诋毁刘少奇和周恩来，妄图取而代之。结果，被主席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俩人都被开除党籍。这是趁火打劫者应有的下场，咎由自取。恕不详述。 主席用大批判开路，向全国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热烈欢迎。工人们欢呼雀跃的热烈欢迎；资本家咽着眼泪热烈欢迎；勤劳致富的农民胆战心惊的热烈欢迎；重新沦为贫下中农的手舞足蹈的热烈欢迎；“右倾”的党员干部无可奈何的热烈欢迎；善于追风的“左派”们则声嘶力竭的热烈欢迎。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8、梁漱溟为民请命 毛主席杀鸡儆猴 溟，广西桂林人，1893年生，和主席同岁。是著名爱国人士、哲学家、教育家。 1918年，25岁的梁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讲师，在北大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他与同在北大任教的杨怀中先生常有来往。其时，主席正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毛是杨先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得意学生，未来的女婿，也经常来杨先生家里。梁、毛二人曾在杨先生家中谋面。毛还旁听过梁的课。20年后的1938年，梁以国民党参政议员的身份访问延安。主席见到梁的第一句话是：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里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梁漱溟请主席谈谈中华民族的命运，主席给了他掷地有声的八个大字：“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主席精辟的分析使他精神振奋，豁然开朗，使他由衷的钦佩和尊敬。 梁曾多年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在延安，他拿出自己的专著《乡村建设理论》向主席请教。主席谈了不同的看法，他没有接受。两个人谈了一个通宵，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这次谈话是坦诚的，友好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1年，梁任民盟中央常委，兼任机关报《光明报》社长。1946年，任民盟秘书长。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主席和他仍有故人之情，时有私人往来。 1953年9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作了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接着又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协委员列席。 9月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应周恩来的要求作大会发言。他先谈了对总路线的看法和实施意见，然后话锋一转，说道： “还有其三，是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包括北京）。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我们进了诚，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的发言是实话实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靠农业，因此农业税较重，农民生活的提高远不如工人。梁漱溟觉得，总路线重点是发展工业，对农业只提改造，不提发展，似乎不妥。当时，党内外有不少人有这种看法，但是没有人敢实话实说。 这天的会，主席没有到场。梁漱溟发言后，没有任何人提出批评，政协副主席李济深还讲了几句赞同的话。 12日，主席讲话，他严肃地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之分。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听了主席说的这番话，很感意外和委屈，也很不服气。他想：我只不过是说了几句真心话，提醒共产党注意一下农民问题。怎么就是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呢？是不是有人向主席汇报我的讲话添油加醋，引起了误会呢？ 散会后，梁漱溟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我发言时你本人没在场，希望你给个机会，我当你的面把原来的讲话复述一遍，以求指正，解除误会。” 13日，梁漱溟在会场上把写好的信面交主席。并说： “主席，你对我的发言误会了。” “没有误会。你内心就是反对总路线，只是没有明说而已。”主席态度强硬。 “我没有说过反对总路线的话，为什么非要认定我反对呢？这不是欲加之罪么！”梁漱溟也来了气，发了倔强脾气。 “你是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主席面含愠色。 “你要是有雅量，能容人，就收回你的话。”梁不肯让步。 俩人不欢而散。 14日上午，梁漱溟登台发言，复述自己前几天的发言，再三陈述自己不反对总路线。主席在场听会，没有说什么。 17日的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主席频频插话批判梁漱溟，态度严厉，言辞尖锐。主要有： “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分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如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 …… 这些插话后来收入《主席选集》第五卷，题目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梁漱溟万万没有想到一向以礼贤下士自诩的一代伟人，心胸竟是这样狭窄，言辞竟是这样尖酸刻薄、讥讽挖苦、杀气腾腾、以势压人，语气竟然像“王婆骂街”。他万分的委屈，感到人格尊严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他一直恪守的人生准则。他要抗争，他要辩驳，他不能接受扣在他头上的屎盆子。他要求发言答辩，大会主席让他明天发言。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9、梁漱溟抗争遭围攻 毛主席赋诗抒豪情 18日下午，继续开会。到会人数超过以往，多达200多人，大多数是临时列席的，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开会从来没有过的。 轮到梁漱溟发言行到，他拿着昨晚在家准备的稿子，一上台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个头，会场上就有一些人喊叫起来，打断他的发言，让他“滚下讲台”。有的人竟跑上讲台，抢夺他的话筒。梁漱溟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大误会。相持之下，梁漱溟就转向了坐在主席台上的主席。 梁漱溟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主席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主席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主席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漱溟毫不放松地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 主席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漱溟仍然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会场上发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主席顶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场面，会开不下去了。 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从没有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面的顶撞主席。这个梁漱溟真是狗胆包天，反动透顶！ 会场大乱，许多人大声呼喊： “不许梁漱溟胡说八道！” “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梁漱溟滚下台来！” …… 还有几个人跑到台上，即席发言，痛斥梁漱溟“态度狂妄之极”，“反动成性”。 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声称“我现在还是政协委员，我有发言的权利。”他望着主席台，要听主席台上的意见，特别是毛主席的意见。主席台上无人表示要梁漱溟下台。毛主席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于是会场再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 毛主席又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不够，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又出现高潮，僵局无法结束。 毛主席最后说：“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听主席决定。”梁漱溟回答得很干脆。 最后，有人建议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来决定是否让梁漱溟发言。大会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同意梁漱溟发言的请举手。”主席举起了手，到会的中共党员也都举起了手。高岗让不同意发言的举手时，到会的大多数，主要是民主党派委员都举起了手。主席冷笑着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啊。”梁漱溟还想再说一句，会场上立刻有人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 梁漱溟这时才意识到，他的故人主席，已经不是在北大旁听他讲课、在杨宅给他开门迎送的主席了；也不是在延安和他彻夜长谈、对他坦诚相待的主席了，也不是建国前夜礼贤下士的主席了。现在的主席已经是大权在握、凌驾在亿万百姓之上的“君主”，而他梁漱溟已经成为主席的“臣民”。历代君王的所谓“礼贤下士”、“从谏如流”，只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如果有人不识好歹，信以为真，敢说真话，戳疼了君王的心窝子，这个人就倒了霉了。明朝的海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主席日夜都在担心有人反对他的“总路线”，而梁漱溟不仅没有像别人那样热烈拥护总路线，反而竟敢为被改造的农民叫苦、请命，这不正是反对总路线么！ 拿梁漱溟开刀，杀一儆百，不让那些遗老、文人们对总路线评头品足、说三道四。这就是梁漱溟倒霉的根本原因。对此，主席也直言不讳地说：“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 主席最终“战胜”梁漱溟，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谁还敢对总路线说三道四！梁漱溟终于懂得了作“臣民”的规矩。他闭门思过，不再说话。因此，他躲过了“反右派”的劫难。但是，他还是没能逃脱主席阶级斗争的手心，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抄家、游街和批斗。这就叫在劫难逃！这是后话。 1954年2月，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一批高级干部落马，全国全党震惊。 1954年6月，撤销了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中央。 6月14日，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写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从此，《共同纲领》被《宪法》取代，主席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和举措有了法律依据。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主席的威望如日中天，他大权独揽、踌躇满志，对消灭私有制、建设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 1954年夏，主席来到北戴河避暑。一天，北戴河海滨狂风大作，白浪滔天。他不听卫士的劝阻，下海游泳，搏击大风大浪。泳后，登上“鹰嘴亭”极目眺望，豪迈之情油然而生，随即写出一首词《浪淘沙》。 《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首词，抒发了他超越前人、横空出世的豪情壮志和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 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10月，主席发起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大批判，知识分子们胆战心惊、提心吊胆，没人敢对总路线说三道四。。 主席终于在党内外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声威显赫，而臣民们则噤若寒蝉。在主席亲自指挥下，在总路线灯塔的照耀下，一场消灭私有制的伟大运动席卷了中国大陆。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10、江青鼓动批“红学” 主席写信发指示 分子是个目光敏锐、思想活跃、见多识广的群体，他们最关心国家大事，极爱对国家的方针政策评头品足，针砭时弊。纵观历史，诸如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等政治斗争，都有知识分子在那里摇唇鼓舌、煽风点火，制造舆论、出谋划策。中国共产党最初不就是由一群知识分子搞起来的么！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清朝为什么大兴文字狱？熟悉中国历史的主席对于这些，知道得非常清楚。 贯彻落实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消灭存在几千年的私有制，这必然引起社会的震动，这些“儒”们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消灭私有制他们能支持么！他们一定会叽叽喳喳地说三道四，阻挠反对。梁漱溟不是已经跳出来了么！知识分子中何止一个梁漱溟。 主席反复思考之后，下定决心：“必须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1954年10月，主席抓到了机会。 一天，主席的夫人、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江青收到了两篇文章，都是批判红学家俞平伯的。文章作者李希凡、蓝翎，是两个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俞平伯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早年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名著《红楼梦考证》齐名。1954年3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作者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 江青如获至宝，风风火火地来找主席。 “主席哦，了不得啦！你看看这两篇文章。”江青把文章递过去。 “嗯？”主席愣了一下，把文章接过来。 “这两篇文章是山东大学毕业的两个青年人写的，敢向资产阶级权威开火，了不得！了不得！可是，《文艺报》的总编辑冯雪峰不愿意登。”江青有些愤愤了，“是他们母校的《学报》登出来的。” “哦？有这等事？”主席开始重视，展开论文看了起来。江青在一旁叨咕：“《文艺报》是冯雪峰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 主席一摆手，说：“你去找邓拓，让《人民日报》社转载。” 江青找到邓拓，不料，被邓拓婉言拒绝。邓拓说：“这样学术争论的文章还是《文艺报》或者《光明日报》登载比较合适。”江青就拿着主席的令箭打电话给《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然后，如此这般地向主席汇报了一遍。主席大怒，于1954年10月16日，提笔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了一封信，他提笔写道： “驳俞平伯和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以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的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本来，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平等研讨的方法来进行。但是，主席在这封信里，认为对俞平伯的批评，是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认为不支持或不积极支持这种批评的有关负责人，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主席硬把学术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去。 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11、批判胡适唯心论 主席重责冯雪峰 10月27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上报主席和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各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当天，主席就将这个报告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知陆定一照办。 也在这一天，主席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在文章列举《文艺报》压制青年作者的老爷态度后，主席加写了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主席将这篇文章批给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 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周扬便立即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作为《文艺报》的主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被迫公开检讨。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11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主席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主席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主席旁批：“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主席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旁画了粗线，并指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文艺报》编辑部和冯雪峰的问题，被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不久，主席看到《南方日报》11月14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一些批注。 检讨中讲到：“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主席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主席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主席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从10月16日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到11月中旬批注冯雪峰检讨文章，主席的批评调子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严厉。随着批判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集中到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文化界有重要影响。要批判他，必须作出一个周密的计划。为此，中宣部起草了一个计划草案，报送主席。主席不太满意，12月1日晚找周扬来谈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根据主席的意见，计划草案作了根本的修改，并于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 主席看了周扬12月2日的这个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上讲话，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个讲话稿事先都送主席看过。主席称周稿“是好的”，郭稿“很好”。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也是经主席审定的。决议的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冯雪峰被撤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 这以后，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 1955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 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醉翁之意不在俞平伯和胡适，而在于广大知识分子，在于扫除贯彻总路线的障碍也。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12、陈云论说“火药桶” 主席要搞初级社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粮食市场还是自由市场。农民上缴了农业税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经营粮食的，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时，这部分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原料的需求量和城镇人口迅速增加，急剧扩大了商品粮的需求量。小农余粮户有待价惜售心理，国家收购粮食遇到很大困难。1953年是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第一年，粮食的收购和供应就出现了紧张局势。一方面，粮食收购困难，完不成计划；另一方面，城镇粮食供应不足，有脱销现象，私人粮商乘机哄抬粮价，京、津等大城市粮价上涨。据粮食部的报告，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547亿斤，支出587亿斤，收支相抵出现40亿斤赤字。各大城市的粮食库存迅速减少。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在这一年又受水灾，预计减产70亿斤，对严峻的粮食供销形势无异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形成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制止，势必极大地妨碍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步骤的实施。 主席立即要中财委拿出具体解决办法。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正在就一项重大政策问题做出决议。负责财经工作的副总理陈云，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分析研究后，就改变粮食现行的购销办法向主席作汇报，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主席当即表示同意，并要陈云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10月2日晚，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陈云作报告，全面分析了全国粮食的严峻形势，指出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导致物价全面波动，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和投机商人。 陈云说，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陈云说：“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城市就会出现粮食危机，工人、市民就会饿肚皮，国家的经济建设就没法进行；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甚至会出现暴乱。我们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两个中间必须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的家伙。但是，也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陈云提出了八种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供大家选择，他本人选择的一种方法是：在农村实行定量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陈云选择的办法。 主席作会议结论，赞成陈云的报告。他着重地分析了农民和农村的现状。他说：“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后面这一翼，如果没有粮食征购这一项，就不完全。他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 根据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建议，把“定量配给”的提法改为“计划供应”，相应地将“粮食征购”改为“计划收购”。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简称“粮食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统销从12月初开始，结合农村正在进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除个别地区）普遍地实行了。随后，又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销。 粮棉油的统购统销政策主要内容是：1、关闭粮棉油市场，不准自由买卖；2、政府规定农民的口粮、种子标准，余粮和棉花、油料一律卖给国家；3、农民和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口粮、棉布、食油实行定量供应；4、购买粮食、粮食制品、棉布、食油都要凭政府发给的“购买粮油证”、粮票、布票，等等。从此，国家把人民的吃饭穿衣管起来了，全国人民都过着吃穿平均的贫苦生活。 统购统销政策的具体实行是这样的：国家先预订一个全国的收购总指标，分配到各省，省再逐级下分，地、县、区（撤区后是乡）、村、农民，这是“国家任务”，必须完成的。农民应该卖的“余粮”数目，采取自报公议再由支书和村长最后确定。这样，农民的脖子最后就被村干部卡起来了。让你卖多少就必须卖多少，如有怨言和抵抗，就被扣上“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总路线”、“不跟共产党走”等等大帽子。轻的被辩论批判，重的就要进监狱。 统购统销政策使农民失去了多打粮就能吃饱吃好的指望。农民觉得：反正收了粮食也是政府的，即使是丰收年景，上面规定的口粮数也不会高到使农民吃得十分饱。到了荒年则不必太愁，反正没吃的了国家不会看着饿死。这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便一落千丈。 这个政策，按主席的说法，叫做“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 不仅农民，全国有很多体恤农民的干部也反对这项政策。主席于1958年5月17日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曾说：“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很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这一来很多人因此被指为“反革命”，进了牢房。高级干部如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就被指为“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而被撤了职。 主席把粮食统购统销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他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看作一项解决当前粮食供求困难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改造个体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有利于粮食统购工作的进行。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 粮食统购统销，促使主席的思想发生了转折。他不再同意邓子恢“稳步前进”的主张，他要“快马加鞭”大办初级社了。当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制定之后，他就指示中央农村工作部立即准备召开全国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搞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并尽快的贯彻落实。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13、毛主席想法变卦 邓子恢首次挨批 邓子恢关于纠正急躁冒进的主张，主席在起初是赞同的，并认为这些主张是“农村工作指南”。但是，主席不久就突然改变了主意，由赞同到不满到批判。促使主席改变主意的直接原因就是粮食问题。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要核定各户的土地亩数和产量，从而定出应该卖多少余粮，动员以至强迫各户交售。同几亿农民直接打交道，非常繁难。如果把农民组织进农业社，“把许多小辫子梳成一条大辫子”，国家收购粮食只和农业社打交道就简便多了。再有，主席一直认为，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越高，生产力发展就越快。只有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才能大幅度增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紧张的问题。这些就是促成主席想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的直接原因。 主席改变了主意，而邓子恢却依然“顽固不化”。主席决定用批判邓子恢开路，加快对农民改造的步伐。 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全国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子恢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会议由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主持。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主席于10月15日找陈伯达和廖鲁言进行了谈话，给会议的主题定了调。 主席说：“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都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明年初，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况怎样。 ……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以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的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他主张重点搞合作社（初级社），要多搞，越多越好。要给下面摊派指标，并督促检查。可以打破常规，直接搞社，这样就搞得快。 主席说：“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 他明确提出了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问题。搞互助合作，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言外之意，个体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后，这成了强迫农民入社、打击不同意见的一根棍子。 主席说：“‘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可以是三、四百户。……” “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指允许农民租佃、雇工、借贷、经商），是《共同纲领》、《土地改革法》所规定的，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主席却把它们看成是产生富农、造成农村两极分化的祸根。他主张办大社，社的规模越大越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救济鳏寡孤独，把贫富拉平。最耐人寻味的是，他强调是“保护”而不是“确保”，这是否是他一贯的强词夺理的作风呢？ 主席说：“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 他主张发展合作社要快。 主席说：“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 办社好坏的标准是增产，这一点很正确。遗憾的是，后来就没人重视了。 主席说：“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主席为什么要重点搞合作社，而且要又多又快，办大的？原来是要解决供求矛盾。他认为：只有变私有制为公有制，才能发展生产力，最终解决供求矛盾。在他看来，生产关系不受生产力的制约，可以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就像魔术师手中的道具一样，这么一变，奇迹就会发生：生产力飞速发展，财富滚滚而来。这个理论误区，就是导致他大搞“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深层原因之一。 在闭会的前一天，11月4日，主席再次找陈伯达、廖鲁言谈话，重点批评邓子恢。 主席说：“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就错了。……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 批评邓子恢纠正“急躁冒进”纠错了，是“稳步而不前进”，有脚不走路。 主席说：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他批评邓子恢“保护农民私有财产”、“照顾小农经济现状”、“一切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等观点，是资产阶级观点，是不靠社会主义。 主席说：“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主席提出：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统率农村一切工作的纲。请读者注意：这时主席就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在1964年。 主席说：“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主席规定了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发展道路。 主席说：“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积极领导，稳步前进’，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 总路线就是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主席批评邓子恢纠正急躁冒进，说他是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 主席再次强调：“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 主席提出：“在城市郊区搞互助组，蔬菜的生产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解决供求矛盾迫在眉睫，主席下了死命令，必须多办快办合作社。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14、入社指标越改越高 互助合作再次冒进 主席的两次谈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初步形成他指导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套理论、方针、政策。根据主席两次谈话精神，陈伯达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了决议草案。会后，在主席主持下，又作了修改。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在1954年1月9日公布。 这个决议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部立论的依据。同第一个决议相比，这个决议有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主要是：第一，第一个决议提出要保护农民的两个积极性；这个决议却说“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而由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逐步上涨，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就越来越带着明显的、不可忽视的性质。我们的政策是……，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从而克服那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第二，第一个决议重点在互助组，而这个决议重点在发展合作社。 第三，第一个决议强调“稳步前进”，而第二个决议则侧重“积极领导”。 决议规定的全国农业社的发展指标是：到1954年秋，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到1957年，发展到八十万个左右，参加农户约占总农户的20%。 主席的两次谈话和《决议》传达后，那些搞急躁冒进的“左派”们弹冠相庆，奔走相告：毛主席主张办社要又多又快又大，邓子恢纠我们纠错啦！我们执行的是总路线，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有毛主席支持我们。于是，在总路线灯塔照耀下，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全国农村又掀起了大办初级社的热潮。农业社由1953年冬季的一万四千个发展到1954年春的九万多个，增加五倍多，超过决议计划数的一倍半以上，参加的农户达到170多万户。 在主席的督战下，中央农村工作部在1954年4月2日至18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拟定了新的发展计划：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发展到30万或35万个；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达到130万或150万个，人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在一九六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这里是指初级的农业合作化。）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共中央和主席写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报告。6月3日中央转发这个报告。 紧接着，在1954年10月10日至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又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总结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新的发展计划。 这时，全国又有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2万个。根据各地的要求，会议提出要在1955年春耕以前发展到60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说，把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指标翻了一番。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57年，全国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入社。这是个大发展的计划，很快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1957年入社农户的指标越改越高：由1月的占总农户的20%左右到4月的35%左右，10月就改为50%以上。真可谓“突飞猛进”！ 这次会议确定：“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50%到70%），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这是主席在审阅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报告时，作了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主席对农村阶级作了更细致的分析，主要是把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和原来的老中农，根据他们的经济状况，分为新上中农和新下中农，老上中农和老下中农，以新老下中农为依靠力量，新老上中农为团结对象。 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以后，下边的积极性更高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很快，到1954年的11月，又发展到21万个。到1955年1月初，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又办起了38万个新社，总数达到59万多个。一年内翻了六番半！万马奔腾，一马当先，浙江省的农业社由1953年底的3千8百个社，发展到1955年1月初的5万3千多个，一年内翻14番，位居全国之冠。 农业社为什么发展这样快？一些人说，这是因为广大农民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拥护总路线，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子恢不相信这种说法，他在一次报告中说：“你说他（上中农）愿意入社，我就不大相信。因为他的生产水平比你高，你合作社办了三四年，也不一定超过了他。要他参加合作社，和他平分，他就不干。看大势当然是中农的一个特点，但另一个特点是计较利害，他把利害算盘一打，觉得不够，就不来了，就是来，也是被迫的。” 邓子恢往浙江省和其它地方派了调查组，自己也亲身下去考察，终于发现了农业社大发展的奥秘：原来是逼迫农民入社的结果。首先是政治压力：凡不愿入社的农民和不积极办社的干部，就是反对总路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查一查你是否是漏划的地主富农，是否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再就是经济压力：给单干农民多派卖粮的任务，不入社就饿死你！例如，浙江省有些地委提出了“依靠贫农、斗争富农、带动中农”的错误口号；有的县召开全县斗争富农大会，在会上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被斗的富农一个样；在统购粮食时，给单干户的产量定得很高，卖粮的指标也就多。有些干部开会说，你入了社，就可以把卖粮的指标降下来。农民怕多交粮，只好入社。 调查还发现，这些强迫办起的新社侵害中农利益严重，农民思想混乱，生产消极，生产力遭受破坏。浙江省有些县规定耕牛、农具折价入社，作为股份基金。折价不仅低，归还日期又长，有的规定60年还清。土地报酬也过低。许多中农害怕“共产”，就出卖、宰杀耕畜，砍树毁林，不再向生产投资，闹着退社，生产情绪低落。许多贫农误认为入社就是“合伙平产”，入了社就向社里预支款项，买口粮，于是中农的投资和国家的贷款大部分都“平产预支”了，没有扩大再生产。因此，春耕开始后，凡强迫命令组织起来的新社，春耕生产准备工作很差，农民生产消极，不添置、修理农具，不向生产投资。目前，维持不下去的合作社约占10%；由于办社条件不够，加强领导也办不好的，约占30%。办社居全国之冠的浙江省孕育着闹退社的危机。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15、办社征购双管齐下 农民被逼雪上加霜 1954年水灾严重，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100亿斤。逼迫农民入社已经搞得农民（主要是上中农和中农）怨声载道，他们杀牛宰驴、毁犁砍树，忍痛挥霍全家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积攒的财产。这时统购统销又强征过头粮，让他们挨饿，这对农民更是雪上加霜。 许多农民的口粮被作为余粮强行购走，吃不饱。不仅农民反对这项政策，很多体恤农民的干部也反对这项政策，替农民叫苦。这样，有很多人因此被批判、受处分，甚至被指为“反革命”，进了牢房。高级干部，如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就被指为“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而被撤了职。 邓子恢接到报告：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中，逼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逼自杀者达233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109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还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其他省市也有类似问题。这类报告只是概况和数字。下面补充一个详细的具体实例。 冀东某村有个懒汉叫杨玉，外号杨驴子。土改时分了十多亩地。他好吃懒作，日头照屁股还在睡大觉，地里草长得比苗高。穷得家徒四壁，连耗子都饿跑了。他二十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生活实在没法就卖地。他妈哭着说：“土改刚分的地就卖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他横了他妈一眼，振振有辞地说：“你知道什么！就是要共产，这地不卖，早晚也得归公。等着吧，还会来个第二次土改！”果然被他言中，正在他的地快卖光时，忽然绝处逢生：上级号召走合作化道路。他欣喜若狂，对他妈说：“你看怎么样？就要共产啦！”他走街串户宣传动员，要人们“响应党的号召”，和他一起成立互助组。于是，这个村，也是所在区第一个互助组成立了，杨驴子当上了组长。区委书记树立杨驴子作典型，大会小会上讲：“农民蕴藏着很大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杨玉同志就是这种先进农民的典型。”不久，杨玉入了党。 在主席倡导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形势下，杨驴子抓住机遇，立即将互助组转为初级社。他也就由组长而社长而党支部书记。别看他干农活不行，口才却极好。他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什么时髦就说什么，讲一两个钟头不喘气。他每说一句就带一个“啊”字，这个“啊”字音调是上声，语气肯定而专横。“啊！社委会决定！……啊！……”“啊！党支部决定！……啊！……”后来，这个只上过一年小学的懒汉竟当上了公社党委书记，讲话时也就“啊！公社党委决定！…啊！…”。大权在握，谋起私来，用公社的木料、砖石等建筑材料为自己盖了一座五间房的大院；文革造反，当了县“五七干校”革委会主任，他又把儿子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这是后话。 和杨驴子同村的有个农民叫张如桥，是村里公认的既勤恳又会经营的能人。他种地是把好手，又有做豆腐的手艺。土改前，他靠租种土地和卖豆腐过日子。土改时定为下中农。土改后，分了土地，他高兴极了：土地是自己的，收获的粮食是自己的，再也不用交地租了。他感激毛主席！感激！ 他率领妻子儿女起早贪黑地干，一心勤劳致富。他有两个儿子，1947年土改时，大的九岁，小的七岁。张如桥把儿子就当大人使，如果贪玩误了干活，就连骂带揍。张如桥有句名言：“只要吃饱饭，人是累不坏的。”由于干活累，又不得好好休息，他的两个儿子发育的不好，都是矮子。 他家是农忙种地，农闲卖豆腐，地种得好，又会勤俭持家，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火。起初磨豆腐，都是他和女人、孩子轮换着推磨，一干就是半宿。后来，买头老驴，两年后又换头好口的大黑驴。土改后仅四、五年，他就买进了3亩地，小日子一天天发起来。 张如桥脾气犟，最看不起杨驴子那样的懒汉。杨驴子组织了互助组，经常往区里跑，不干活，尽指手画脚，区干部还表扬。张如桥看不惯，就私下叨咕：“互助组，互助组，懒汉享福。”后来，杨驴子又成立了初级农业社。见杨驴子吆三喝四、指手画脚、趾高气扬的样子，更看不惯。就叨咕：“农业社，农业社，懒汉乐呵。”杨驴子动员他入初级社，他死活不入，说：“等你那个社的产量超过我的时候，我就入！”他心里想：“等到驴年马月吧！”他要和农业社比一比看谁的产量高。说来也怪，农业社就是比不过他。因此，他成了“钉子户”，是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典型。有好心人劝他：“快随大流入社吧，胳膊扭不过大腿啊！”他却说：“我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谁能把我咋样！入社自愿是上边定的政策，难道不入社也犯法呀！”这个耿直善良的农民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被逼死。 1953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张如桥挨了一闷棍：村支书杨驴子把他家的余粮指标定的比别人高了许多，他把几年攒下的备荒粮食全卖光了。这年又关闭了粮食市场，他的豆腐坊也只好停业，这条来钱的道路也被堵死了。杨驴子趁机又动员他入社，他冷冷地说：“入社自愿的政策取消了吗？啥时候取消了我啥时候入！” 1954年秋后，粮食征购任务重，区里派来一个姓马的助理到杨驴子村搞粮食统购。马助理白天由一个村干部陪同去村南树林里或山里用猎枪打鸟、打兔子，晚上开会逼迫农民卖余粮。 村支书杨驴子向马助理汇报：张如桥家土地产量高、余粮多，是不入社的“钉子户”。“哼！狠狠地整他！我就不信他敢不入社！”马助理双眼一瞪，恶狠狠地说。于是，就把张如桥家卖粮的指标定得比上一年高很多。张如桥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粮食，就被大会批、小会斗。马助理还让民兵把他捆起来打，逼他卖“余粮”。张如桥把一部分口粮都拿出来卖了，还不够数。硬说他“藏粮不卖，思想反动”、“对抗总路线”，“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威胁着要把他关进大牢。 这时，亲戚劝他：“入社吧，当了社员按定量分口粮，也就没有人用卖余粮的方法卡你了。不然，逼不死你，也要饿死你！”邻里好友劝：“国家粮食统购，没有了粮食市场。自己种地，粮食打的再多，也是让国家用几个钱买了去，别人还看着你眼红。还是随大溜入社吧，省得有人琢磨你。” 张如桥是条倔强的硬汉子，宁死也不愿意入懒汉当头头的农业社。“让杨驴子这个懒汉指手画脚地吆喝我种地？呸！做梦！”但是不入社可以“自愿”，这卖余粮可由不得自己。卖余粮这一关可是个难过的“鬼门关”啊！张如桥左思右想感到走投无路，就上吊自杀了。 人死了，活着的也得卖余粮，也得入社。杨驴子又动员张如桥的妻子入社。杨驴子皮笑肉不笑地说：“入社吧。入了社，给你家那头大黑驴买副漂亮笼头，专门让它驮人当脚力。” 张如桥的妻子知道，入了社，她家心爱的大黑驴就得折价归公。折的价低不说，还不给现金，要等到10年以后才偿还。10年，哼！谁知道1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啊！“杀！杀了吃肉！”张如桥妻子咬咬牙，下了狠心。 听说要杀大黑驴，儿子都哭了，张如桥妻子也掉了泪。大黑驴和他们朝夕相处，给他家立下汗马功劳，怎么能忍心杀死呢？但是，张如桥妻子想起了杨驴子昨天对她说的话，她不得不下狠心：杀！我宁可杀了它，也不能白给你懒汉骑！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16、维权益农民闹事 解危机邓老献策 中国农民是小私有者，从几百代祖宗传下来的，就是以户为单位的单干。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经过土地改革，农民们都有了自家的土地，他们精耕细作、省吃俭用，劳动热情非常高涨。勤劳致富，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土改后农民的心愿。农民作家赵树理说农民只有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的确是真知灼见。 搞互助组，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产品的分配权仍然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说，土地属于自己，种什么、怎么种还是自己说了算，自己土地生产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除照章纳税外全归自己。自己是主人，是“老板”。参加了互助组，组员们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确实能够解决劳动中遇到的困难，增加产量，对大家都有好处。因此，广大农民都欢迎互助组。 初级社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虽然土地的所有权还归农民自己，但是经营权和产品的分配权却归社干部了。也就是说，种什么，怎么种，农产品怎么分配等等，都是社干部说了算。农民自己只是每天上班，听候干部分派干活，由“老板”变成了“打工的”。因此，大部分农民，尤其是土改后生活变富了的农民，对入社都抱着观望态度：看入社后能增加收入，就入；否则就不入。积极入社的只是极少数的两种人。一种是土改后生活水平下降、卖掉一部或全部土地的农民，尤其是那些因为好吃懒做而变穷了的人。他们感到入社是绝处逢生，又遇到救命的“第二次土改”了，毛主席、共产党真是大恩人；还有一种人，就是有些政治头脑的精明人。他们看到“共产”是大势所趋，这个社早晚得入，晚入不如早入。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当个办社的积极分子，争取当上社干部。因此，他们宁可在经济上吃点亏，也积极带头入社。像后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就是这类人的代表。关于他的发迹历史后面再向读者详细介绍。 毛主席发动大办农业社，中央把建社指标分配给省，省再派给地区，再派给县，再派给乡，这样层层加码下压，谁敢怠慢。于是，乡和村干部只好依靠两种人当积极分子，用各种方法逼迫农民建社入社。 建社后，这些积极分子中的许多人当上了大大小小的社干部。他们入社的积极性本来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他们对先富起来的农民早就看着眼红，盼着“第二次土改”，阿弥陀佛，终于盼来了。新社一成立，他们就闹“平产均分”，揩中农的油：一是把土地的报酬定得低低的，有的地方规定土地和劳力的分红比例是“一三七，二二八，三年归大家”，即第一年三七开，第二年二八开，第三年取消土地分红；二是规定耕畜、车辆、大型农具一律折价入社，有的地方把农民的菜园、山林等也折价入了社。作价又低，归还年限又长，实际上是无偿剥夺。中农们祖传的十几亩、几十亩好地，全家几年间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买下的耕畜、车辆、农具，就这样几乎被无偿剥夺去，岂能甘心情愿？可是，逼迫你入社，不入又不行。于是，他们头入社就卖牲畜、车辆。卖不掉，就宰杀掉吃肉，劈了当柴烧。入社后，见到他们平素瞧不起的好吃懒做的人，有的居然成了他们的“老板”，对他们颐指气使，坐享其成，自己全家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被共了产，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可是，大权在干部手里，阶级斗争的紧箍正套在你的头上，你有啥办法？只能消极怠工。也有被逼急了的，豁出去，就闹着退社。贯彻总路线，强行征购过头粮，逼迫农民搞入社大冒进，再加上水灾，这些天灾人祸一起压在了农民头上。农民生产消极，粮食减产，怨声载道、啼饥号寒，他们用各种方式发泄不满，进行反抗，引起了社会动荡不安。仅浙江省的农村就发生了多起农民闹退社、请愿、骚动事件。1955年初春，农村的形势已经非常紧张，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主席和邓子恢都知道，1955年春季以来农村中出现的紧张情况，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征购过多，一是农业合作化的步子过快。农民不仅被逼入社，还被逼卖粮。这样双管齐下，如何受得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主席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路。主席的主张是，在粮食问题上向农民让步，减少征购数量，以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用主席的话说，以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主席始终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增加农业生产。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他认为，造成农村紧张，当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粮食问题，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的急躁冒进方面。从这时开始，主席同邓子恢等在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农业合作化方针上，意见分歧加深。 邓子恢对农民的心态和特点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一直主张合作化运动要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稳步前进。他主张，办农业社，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一是要有好的干部，懂政策，会管理，公道，能干；二是群众的觉悟，即他们看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自愿的入社；三是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能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他主张，要办好农业社，首先要搞好生产，让每个社员的收入都要比没入社时多；其次，要贯彻自愿原则，要用增产增收的优越性吸引农民，决不可强迫命令；二要贯彻互利原则，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搞好贫农和中农的团结，不能揩中农的油。他主张，宁可少些，也要好些，办好一批，巩固一批。决不能不顾客观条件一哄而起，急躁冒进。 遗憾的是，邓子恢的这些正确主张没有被主席真正的重视和接受。当农村合作化矛盾激化、形势紧张，需要“擦屁股”的时候，主席就请出邓子恢；当形势好转时，主席就又急于求成，批判邓子恢的稳步前进。 邓子恢通过亲自下去调查、派调查组、听各地汇报等途径，很快就掌握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他心急如焚，1955年元旦刚过，他就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农村的紧张形势，献计献策解决农村危机。他建议合作化运动应该控制发展，着重做好整顿巩固工作。中央很快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 1955年1月10日，刘少奇签发了由农村工作部起草的、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例如河北和浙江个别县份就有此种情况，……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 1月1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2月，中央召开财经会议，决定调整粮食统购指标，要“进一步加强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新老中农的团结”，要对中农让步。根据会议讨论意见，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于3月3日发出。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17、 毛主席指示“停缩发” 杜润生浙江喊“下马 农村中的粮食紧张情况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强迫命令现象，从不同方面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的一个卫士探家带回一封群众来信。信里反映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村子，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逼迫农民入社。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也写信向主席反映，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 面对农村紧张情况，主席决定放慢农业社的发展步伐。 3月初，主席找邓子恢谈话，嘱咐邓子恢说：“现在农村很紧张，农民负担很重，我们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呀。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喽，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自愿的。我看五七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发展合作社今春就停下来，停止一年半，到明年秋收再看。从前说，1957年要50%的合作化，1958、1959两年就差不多了，1960年全国就合作化了，现在看不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能完成三分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再完成三分之一，第三个五年计划再完成三分之一。今天只能办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而不是办高级社。” 3月中旬，主席又找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汇报后，主席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农民们杀牛砍树，就是生产力暴动喽！现在有些地方的合作社要停下来整顿，如东北、华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这个‘停、缩、发’就是我们当前的方针。” 1月10日中央通知发下去以后，在一些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控制，最突出的是浙江省。1954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六，秋天也只占百分之一点九，1955年春，突然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仅一年，就翻了47番！ 根据中央精神和主席的指示，邓子恢率领农村工作部雷厉风行的行动起来，对农业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3月21日，邓子恢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讲话。他说：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社，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团结中农的工作进行的好坏，将决定合作化的成败。他建议全党要重视贯彻好团结中农、自愿互利的政策。对入社的土地，报酬要合理，使那些土地较多较好而劳力少的中农户入社后，能够适当增加收入，至少不低于他入社以前的实际收入。耕畜、车、船等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在初建社时一般以采用私有公用的办法为好，给以合理报酬。经过若干时期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归社有，但必须按正常市价给以补偿。如果采取无偿归公，或是作价太低、长期不还的变相无偿归公的办法，誓必引起中农出卖和宰杀耕畜、破坏农具的严重情况，这给农村生产力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在短期弥补的。对于不愿入社的农民必须等待，决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强迫他们入社。说服农民最有力的工具，就是把现有的合作社办好，使之确实能起到示范作用。因此，合作社的发展，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发展一批，办好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发展。他强调：当前的任务，是把已经建立的初级社踏踏实实的办好，发展过猛的地方今年要停止建社。 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现在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万个，完成了预定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 鉴于浙江省的大冒进位居榜首，邓子恢把该省作为整顿农业社的重点。3月24日，邓子恢会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分管农业），邀请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一起研究浙江省的合作化问题。根据他们商定的结果，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写出《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上报中央，同时请陈伯达转呈主席，经主席同意后，于3月25日用电报发往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意见》说：“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 这份电报发出后，邓子恢随即出访东欧，此事即由谭震林主持。谭决定派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和中央书记处二办的处长袁成隆一起去浙江解释电报精神。江华也从北京给浙江省委打回电话，说浙江合作化冒进，全国第一，督促省委采纳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浙江省委一致同意中央的决策，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布置贯彻落实。 在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和县委书记会议上，杜润生着重讲了“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指出：浙江去冬今春发展合作社，战略上是勇敢的，但在战术上缺乏准备。有一批合作社，中农不向社里投资，闹着要退社；贫农缺口粮，要向合作社预支款项，情绪也不稳定。这一批合作社是上马难下了。但是，不下马就要耽误春耕生产，影响工农联盟。收缩占不住脚的阵地，是为了巩固现有的阵地和发展新的阵地。 会后，浙江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社。 4月11日，杜润生和袁成隆于向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书记处二办写了报告。报告汇报了浙江省农村的紧张状况和整社的进展情况。报告提出：“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否则，就要耽误春耕生产，影响工农联盟。” “其一，下粮食之马。浙江省产量订高了，购了过头粮，党和中农、贫农的关系都很紧张。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卖家畜、吃种粮、要饭、卖儿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必须做好粮食的销售工作。但由于返销面过大，需要中央予以支持。” “其二，要下合作之马。合作社发展过多过快，从去春的2000多个社，0.6%，发展到目前的50000多个社，25%，参加农户达30%以上的有29个县。其中一部分是好的，但因政策准备不好，问题很多，经济政策很混乱；有一部分社已经办不下去，办得下去的也办不好。由于粮食、合作化两紧张，领导机关力量顾此失彼，拖得全盘工作有些被动。加上去年贯彻阶级政策不完整，主要的偏差是对团结中农有所忽视，这就加重了党和中农之间、中贫农之间的关系紧张。不少合作社向政府要钱要粮；中农不投资，贫农要预支，坐吃山空。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了，新的生产秩序无法确定，拖下去将会既脱离中农，又脱离贫农，有使我党陷于孤立的危险。因此，必须赶快下合作之马，除全面端正自愿互利政策外，还需要实行一个“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即丢掉虚假成绩，集中力量巩固真实成绩。以免全面勉强维持，把力量分得四散，什么也办不好，使紧张局面拖延下去。收缩意味着向个体经济让出点阵地，以便巩固已得的合作阵地。在最混乱的地方要快，冒进不大的地方则慢，不强迫留，也不强迫退，这样可以达到既快又稳。” 主席听到了“下马”之说，极为不悦，后来给以极其尖锐的批评。这是后话。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18、刘少奇果断做决定 邓子恢整顿农业社 1955年4月中旬，邓子恢出访东欧回国，见冒进的势头并没有遏制住。他即筹备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以求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大整社力度。为此，4月19日，邓子恢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和请示。（主席于4月6日至22日在南方视察）刘少奇非常重视，认为合作化的盲目冒进，不仅出现在浙江，同样的紧张情况也在其它省份发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全国收缩10万个合作社，对于稳定农村局势是很有必要的。 4月2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会议，让各省、市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当前的农村问题。会上，专门听了杜润生关于浙江情况的汇报。 听完汇报，刘少奇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强迫也是强迫中农，自愿也是叫中农自愿。为了保证中农的自愿，可以把速度放慢一点，今年春天停止发展，做好巩固工作。中农看见农业社办好了，就会自动来敲门。那个时候我们把门打开，他们自愿，我们欢迎。这可保证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最后确定了“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的方针。刘少奇讲了三条具体意见：（1）现在全面停止发展，秋后看情况再定。停止发展是为了把现有的社巩固下来，稳定成绩。历来工作都是巩固一批，发展一批，从巩固中求发展。西南、中南几个省，粮食任务不大，还可以发展一下，但不要发展太快。（2）要巩固几十万个社，首先要搞好生产，帮助合作社解决牲口饲料不足等问题；要调整干部，保证合作社增产，至少不减产，这是巩固合作社的基本关键。（3）适当收缩，指发展过大而言。如河北、山东、安徽、浙江、河南等省。某些县发展过大的也要适当收缩。 4月22日至5月7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邓子恢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讲话，传达了主席几次讲话精神和“停、缩、发”的方针，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和中央确定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的方针。批评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对中央提出的方针作了说明。 他说：空喊高涨，盲目地认为普遍高涨，这里高涨，那里也高涨，把这个高涨估计过高，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这只能助长干部的冒进情绪。 他说：我们的干部，甚至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只看表面上的高高兴兴、轰轰烈烈，而看不到农民小私有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抵触情绪，从而形成统购统销、私商改造、合作化三管齐下，这是造成农村紧张的根本性的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方面。这些过急过快的改造措施，引起了农民极度的恐慌和震动，也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损失和破坏。农民杀猪宰羊，出卖耕畜，放火烧山，大砍树木，把集体维持再生产的一点家底都破坏了。 他说：合作化产生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去年订的发展60万个社的计划大了一点，有些省的计划冒了一些。这种贪多求快的计划首先由我负责。因为计划是我报中央批准的；二是在政策上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三是工作上不走群众路线，搞强迫命令。 他说：那种认为只要插上社会主义旗帜就能增产的想法和做法，不是唯物论。农民祖祖辈辈都是个体经营，他们对合作化产生疑虑、动摇是很自然的。不要把什么都当成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人家靠自己劳动吃饭，能说搞副业生产也是自发势力？也不要把什么都当成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一拉平，不患寡而患不均，均一均，平一平，拉一拉，这就叫社会主义？对这些错误思想要注意。 他要求：必须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少奇同志的指示和中央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的方针。停是为了巩固，收缩是为了巩固好以后再发展。不下此决心，明年问题会更大。与其自动垮台，不如主动收缩。 此次会议后，全国各地积极开展了整顿合作社的工作。到5月下旬，全国原有67万个合作社减少到65万个，收缩了2万个。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五万三千多个减少到三万七千多个。压缩下来的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在收缩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甚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乡。 通过这次整顿，遏制了盲目冒进现象，使党的自愿互利、团结中农等农村政策深入人心，消除了干部和群众思想中的疑虑和混乱，缓解了农村的紧张状况，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使留下来的农业社得到进一步巩固，为合作化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19、 毛主席想法又变卦 邓子恢再次受批评 1955年4月6日至22日，主席到南方视察。沿途，他看到小麦长势很好，有半人高。他心里嘀咕：看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蛮高嘛，怎么在北京看到的材料上都说农民生产消极呢？即使消极，也是一小部分呀。 到了上海，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说：“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他们是反映农民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情绪的。这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不无关系。” 柯庆施最善于揣摩主席的心思。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就是要消灭小农经济。主席的“停、缩”是出于不得已，其真心是希望合作社大发展的，对收缩合作社是心痛的。因此，汇报时都紧靠总路线，尽捡主席爱听的说，拿爱看的看，没有人像邓子恢那样，实话实说。 在北京，主席看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各地汇报的材料，对农村出现的紧张状况不能不给予关注，因此，对邓子恢提出的一些缓解矛盾的政策表示支持。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他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农民改造的战略部署有任何的动摇和变化。他更为关注和担心的是，党内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讲什么“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靠小农经济吃饭”。这种思想必须破除，为总路线开通道路。因此，当他看到了柯庆施领他参观的麦田，听到了柯庆施的汇报，立即断定，这才是事物的本质、主流，而邓子恢们所汇报的都是非本质的支流。 五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主席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这是主席改变态度的一个重要信号。 5月5日晚，邓子恢向主席汇报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准备在第二天作总结。主席警告邓子恢：“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邓子恢已经下定决心贯彻中央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的方针，解决农村的紧张问题，把自己的荣辱早已置之度外。因此，对主席的这个警告未予重视，第二天作会议总结时，没有向会议传达主席的这个话。他在总结中，仍然照三月间主席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情发展，一般地区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5月9日晚，主席在颐年堂召集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等开会，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周恩来也在座。 主席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了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邓子恢不同意大发展，仍然坚持三月间主席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主席的脸色掠过一丝不悦，勉强的说：“三分之一也可以。” 他沉吟一下，接着说：“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不愿意搞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他加重了语气，“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主席的谈话，流露出对中央农村工作部自年初以来工作的不满。 5月17日，主席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十五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等问题。 会上，省市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社当前情况和发展计划，对主席的讲话进行了讨论。有的人在发言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些怨气，埋怨压抑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 主席讲话，说：“农村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严重，尖锐叫唤的只是地主富农和一些富裕中农。所谓‘农村紧张’，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发的‘谣风’。” 主席着重讲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不指名的批评了邓子恢等主张反对急躁冒进的人，对他们提出了警告。 他说：“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 主席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把他自己在三月提出的“停、缩、发”三字方针的内涵，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他在三月间对邓子恢所说的“停、缩、发”，重点是在“停、缩”上，而这次重点却放在“发”上。山东和浙江，本来被列为重点整顿的地区，这一次却把山东作为应当发展的地区。浙江，属于后解放地区，按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的意见，也成为应当发展的地区。 主席也讲了自愿互利原则。听的人心里说：要高速度的大发展，还怎么能够坚持自愿原则？ 主席在谈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说：“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已经减了九亿斤，可再减十一亿斤，留下八百八十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八百七十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 最后主席作结论说：“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他要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是在农业合作化决策方面出现的一个大转折，是主席对合作化形势估量以及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方针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但是，主席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 会后，各地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加紧部署工作：传达主席的讲话，贯彻会议的精神，制订合作社大发展的计划。中央农村工作部也按照主席的“大发展”的精神，重新拟定发展计划，要在现有65万个初级社的基础上，到1956年秋收前发展到100万个社。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20、主席大兴文字狱 胡风集团遭镇压 对俞平伯的批判敲响锣鼓，报纸上又开始批判起了胡风。 胡风，又名张光人，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先后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书记的职务，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是鲁迅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左派作家内部因文艺思想观点发生了争论：周扬（当时叫周起应）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则提出了“革命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双方一直论战。胡风坚决支持鲁迅，与周扬等人结下了疙瘩。解放后，周扬当上了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成了胡风的，几年来文艺界“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变本加厉。他写道：“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被放上了五把‘理论’刀子：“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底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的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主席看了胡风的《意见书》勃然大怒：“这分明是说我的文艺观点是‘五把刀子’啊！真是猖狂之极！”——胡风所列举的“五把理论刀子”恰恰是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观点。主席批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必须予以彻底地批判。” 中央政治局在1954年底公布了胡风的意见书，决定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于是全国大小报纸、杂志批判的文章连篇累牍，猛烈的火力从胡适转到胡风身上。他的朋友们也不得不写文章批判他，忙不迭地和他划清界限。 胡风的一个朋友舒芜积极揭发批判胡风，1955年5月中旬时把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亲自交给了中宣部领导。林默涵、周扬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看了以后，感到信件很重要，因为这些信件中有一些隐语和暗号不容易看懂，好像是影射攻击毛主席和文艺界党的领导。例如，信中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骂成是“屠杀生灵”的“图腾”，甚至还把党中央称呼为“董事会”，把党在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党员作家、艺术家，称呼为“马褂”、“市侩”、“帮闲”等等。 周扬说：“批判胡风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很快，舒芜的信件与胡风的检讨，呈送给主席审阅。主席一看，愤怒地一拳砸在桌子上。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进来，主席一迭声地喊道："快，快请少奇、总理，叫罗瑞卿也来。"李银桥赶快拨电话。刘少奇、周恩来不知何事，急忙奔到丰泽园来。罗瑞卿也同时赶到。他们进了菊香书屋，主席不及让坐，就拍着那沓信件说："你们看，这是胡风的一个朋友交出的胡风的信件。过去说胡风集团是一个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杖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有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刘少奇、周恩来见问题这样严重，都接过信件看起来，刚看了两页，不禁都皱起了眉头…… 胡风问题的性质定下来以后，主席又和刘、周等人商议了几个重大问题。 周恩来因为忙着要准备出国的事，便先告辞了。过了几天，周恩来准备率团出国，公安部免不了又要做许多安全方面的工作。这时，中国的民航飞机还不具备飞国际航线的能力，周恩来这次出国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这架飞机当时正停在香港启德机场。临行前，中央决定周恩来先去缅甸访问，由那里直接飞印尼，故周恩来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了，中国记者和一些工作人员来到香港，准备乘这架飞机去印尼。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定于4月11日起飞。正飞着，突然一声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拖着烟和火舌坠入大海。香港警方很快侦破此案，原来是台湾特务，探知周恩来要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去万隆开会，便利用飞机在启德机场停留之际，在飞机里装上了定时炸弹。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之谜大白于天下之后，中央和全国人民都被这一凶残的暗杀阴谋所震惊，他们都睁大了双眼寻找暗藏的反革命。于是，胡风及他的那些朋友们的信件马上被看成是反革命密信，主席命令《人民日报》把这些信中的话摘录下来，以《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为题发表。他彻夜埋头疾书，为这些材料写了很多按语，指出这些语句的要害所在。 在此同时，公安部大院里一派出战前的紧张气氛，办公大楼里干警出出进进，一辆辆警车都进行了全面检修，将要出击的干警们都在反复熟悉地形、道路。 1955年从1月以来，胡风眼见报纸对他的批判愈演愈烈，不禁心情沉重起来。5月13日，《人民日报》忽然登出了他给一个朋友的信，把他们改称"反党集团"，知道事情不妙。5月18日晚上，胡风正要入睡，忽然有人敲他这座四合院的大门。胡风问道："谁呀？有啥子事情？"对方是居委会主任，回答道："清查户口。"胡风打开门，五六个警察冲进来，"咔咔"两声给他戴上手铐，为首者宣布道："胡风，你被拘留了。"接着把他押到书房里开始查抄。 于此同时，胡风的许多朋友也被逮捕，查抄到了大量的来往信件。罗瑞卿把抄来的信稍加整理后，立即送给了主席。主席一边看着，一边骂道："芦甸在信里说要以攻为守，是了，胡风的上书言事就是这个策略。这又是一封，你们听他说些什么，\'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这些反革命分子对我们的镇反运动害怕了，骂我们了，被敌人骂光荣得很。这个张中晓是什么人，中美合作所特务，他的反革命感觉很灵嘛。我们的好些人，政治嗅觉大大比不上他，必须提高阶级警惕性。这一封写得更可笑，竟说革命力量是\'枯黄的叶子\'，\'腐朽的尸体\'，要\'呜呼完蛋\'，哼，自己欺骗自己。我看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 主席批点完了，把这些信件归拢到一起，指示秀才们把批点过的那些段落摘出来，编成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加上自己的按语，送交《人民日报》发表。 紧接着，在全国清查所谓的“胡风分子”。胡风的亲戚、朋友、同事及同情者、投稿人都在清查之列。据统计，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共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32人。这78人中“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5月，予以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共61人。十年之后，1965年，胡风被正式判处徒刑十四年，被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被彻底平反。这是建国以后震惊全国的文字狱！是思想文化界的一起严重冤案！教训是深刻的。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21、全国开展肃反运动 知识分子又被整肃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令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十分震惊。啊！不得了！反革命分子真是多如牛毛防不胜防啊！在知识分子内部竟隐藏着这么多的反革命分子啊！不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怎么能贯彻总路线搞“一化三改”！于是，全国开展了一个肃清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即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的重点是艺术界、文学界和大中专院校的知识分子。于是，艺术家、作家、诗人、大学教授、中学教师等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都被集中起来，进入“肃反学习班”，逐个接受审查。肃反的积极分子们一方面内查外调，一方面大搞逼供信；被整肃的知识分子们一方面坦白交代罪行，一方面互相检举揭发。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全国知识界，许多知识分子自杀、被杀或者被投进监狱，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作家顾工在《年轻时我热恋》一书中披露了1955年军队文艺界开展肃反运动的情况，介绍如下：1955年夏季，解放军电影制片厂的编剧顾工正在东海前线深入生活。一天忽然接到厂里的加急电报，令他火速返回北京。他刚回到厂里宿舍，两个少校就推门进来了。 “你立即去学习，在莲花池。”少校脸若冰霜严肃地命令，“今天就去，带上换洗衣服和牙具。所有文字东西全部留下，包括你写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和日记。哦，还有书信——你写给别人的和别人写给你的。” 莲花池坐落在电影厂的东北角，是总政创作组所在的地方。顾工到了莲花池，被安置在一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放着十几张硬铺板床，坐在铺板上的都是文艺界的名人。其中有《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画家黄胄，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的编剧沈默君。 一个屋里的人就是一个“肃反学习班”，顾工所在学习班的负责人叫叶一峰，是总政文化部的一名副处长。他不动声色，脸上一直没有表情。“开学”第一天他就让白辛交代问题。他警告：“要老实交代，不要妄图蒙混过关！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白辛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编剧，是个魁梧的关东大汉。他开始交代历史。说他是东北人，赫哲族，在“满洲国”时期，他在沈阳办过报纸，在长春拍过电影，在北平组织过剧团……，他仿佛是个说评书的，从早晨一直说到晚上，第二天又接着“交代”。正说着，负责人叶一峰猛地打断：“你别说你的‘过五关斩六将’了。你说了一天半全是放的烟幕弹。你想迷惑群众蒙混过关，你算打错了算盘！你极不老实！你的反动本性一点没有变！你要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就必须割你的毒瘤，在你的最疼处开刀！不然，胡风就是你的前车之鉴。你的戏法变得再好，也瞒不过共产党的火眼金睛！与其让别人揭你的画皮，不如你自己主动现出你的原形！” 白辛面露惶恐，额头冒出了冷汗。 “你别妄想掩盖你的原形，现在我亮点材料给你看看，给你提示提示。是人是鬼，你心里有数！”叶一峰说着，就从一个大档案袋里拿出一张陈旧的报纸，递交到白辛手中，不到三秒钟的时间又夺回来。随后，厉声吼道：“看清没有？！说，你是个什么人？！说，你是个什么东西？！” 叶一峰的话音刚落。一位叫樊斌的工农作家，从铺位上一跃而下，怒不可遏地扑到白辛的铺位前，指着白辛的鼻子吼道：“你是人是鬼，你自己说！咱们来个痛快的，别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你快竹筒倒豆子，全都倒出来！别再遮遮掩掩的，你干干脆脆地脱裤子割尾巴！” “脱，赶快脱！” “割，马上割！” “说，快说！交代，老老实实交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快交代，兔崽子！” “混蛋！快坦白！” 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喊了起来，唯恐表现不积极，人们会把怀疑的目光转向自己。 对白辛的攻势进行了二十多天，然后把他“挂起来”。所谓“挂起来”就是把他编入另队另册，吃饭都不能和“正式学员”在一起，他要继续写交代材料，行动（包括上厕所）都有人监视。 第二个被揪出来的是郑洪。他14岁参加革命，曾被铺过，这次就是让他详细交代被铺的这段历史。他受不了轮番的攻击批斗和凌辱，想吞火柴头自杀，被发现没有死去。此后，对他实行了更严密的监视，把一盏100瓦的大灯泡悬挂在他的床头，彻夜不熄。 郑洪挂起来后，就揪出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舒凡。要他交代大学读书和去过香港那段历史。 接着被点名的是诗人李瑛。他是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的秘书。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曾参加过“反内战大游行”，游行时和他并排走的同学叫朱怀谷，朱怀谷在搞“胡风反革命集团”时被打成“胡风分子”。这次让李瑛交代的是：那次大游行，朱怀谷对他说过什么？他对朱怀谷说过什么？每句话都要如实交代清楚，不能有丝毫隐瞒！ 李瑛在一片追问、怒斥声中，无奈地摊开双手，用颤抖的、哀告的声音反复说：“同志们请让我想一想，请同志们不要这样……” “谁是你的同志！”吼声更汹涌。 “呃，呃，请让我想一想，请不要这样。” 几天后，负责人叶一峰派人去李瑛家进行搜查，指示：“凡是笔墨文字的东西，格抄勿论！” 接着就轮到了诗人公刘。公刘前不久发表了不少诗篇，篇篇都是歌颂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的，情感是那样的真挚。大家都没有想到，怎么又轮上了他。 公刘曾在全国学联的地下刊物当过编辑，曾在香港生活书店、《文汇报》工作过。让他交代的就是“地下”和香港的历史问题。在全组的轮番“轰炸”下，他开始失眠。怕他自杀，也在他的头顶上悬挂了一盏100瓦的电灯。 之后，又揪出了老革命、老剧作家沈默君…… “肃反学习班”就像菜市场上的鸡笼子，学员们就像里面的鸡。卖鸡人一会儿伸手抓一只，抓着谁是谁。“鸡”们惊恐地挤在一起，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不知道卖鸡人何时抓到自己。 在政府机关和农村也揭出了“反革命分子”。那些个攻击总路线的，破坏合作化运动的，对抗粮食统购统销的，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家浩然在《金光大道》一书中，写了一个叫范克明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伪造历史装扮成贫农，混入区政府机关当炊事员，他勾结地主分子、漏划富农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不法资本家破坏合作化运动，破坏统购统销，杀人害命……。写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肃反运动震慑了知识分子，也震慑了干部、资本家、手工业者和农民。没有人敢对总路线、合作化、统购统销说三道四，各级干部们都紧跟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更加积极地进行消灭私有制的伟大斗争！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22、主席命令大发展 邓老抗命顶主席 55年6月8日，主席又去南方视察。 6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刘少奇说：“建社有很大成绩。要估计到我国和苏联情况不同。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一两年内减产。我国显然不同，社一建立起来，百分之七十五都增产了；减产的，整顿后第二年也增产了。对农业合作化事业要有充分的信心，对成绩要有充分的估计。”会议批准了到1956年秋收前农业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刘少奇说：“明秋前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主席在视察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十分乐观，对农业社发展到100万个又觉得少了。他要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 6月23日晚，主席回到北京，次日召见邓子恢谈话。先是邓子恢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主席听完汇报后，要邓子恢修改计划，把经政治局批准的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改为发展到130万个。 邓子恢一听，心想：坏了，主席的想法又变挂了。搞100万个社就够多的了，怎么又要翻一番，搞到130万个？他坚决不同意，但是没有说出来，只是说：“主席，等我回部里商量一下再向你汇报吧。” 邓子恢回到部里征询部下的意见。为了让大家讲真话，他没有说主席要求“翻一番”的指示。部下们据实陈言：全国农村形势不容乐观，还是按政治局批准的翻半番，搞到100万为好。翻一番，太快了，要出大乱子。 邓子恢决心“苦谏”，想找主席面陈意见。主席忙于外事活动，没有时间。直到7月11日，才召见邓子恢和几位副部长谈话。 主席问邓子恢：“你们商量的结果怎么样？” 邓子恢回答：“我们认为，还是维持政治局批准的翻半番搞100万个社的计划为好。翻一番，太快了，超过了客观可能性，难以完成。”接着，他列举了几点理由：（1）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应该与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而我国工业目前尚不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机械设备。（2）现有的65万个社，质量不好，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重。要打好基础，才能较好的前进。（3）全国各地情况不一，群众觉悟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发展过快，超过了群众觉悟程度，会发生强迫命令。（4）干部领导经验尚须积累，培养会计也需一定的时间。（5）苏联和东欧国家农业合作化过急，已有教训，值得我国注意。 主席很生气，批评说：“什么超过了‘客观可能性’！实际上是有着很大的潜力可挖嘛。现在看来，翻半番太保守了，翻一番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你说的理由根本不成其理由。” “怎么不是理由？办社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啊！”邓子恢急忙申辩，“不顾客观条件，人为的加速合作化的进程，会闹大乱子的。” “事在人为嘛！条件是人创造的嘛！”主席反驳，“你的‘要和工业化进度相适应’还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老调重弹嘛。什么“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你们的眼睛只盯着少数的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上中农，根本看不见广大的贫下中农群众中所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向来是‘从战争中学战争’的，干部的经验和会计能力是在实践中积累和锻炼的，你不成立合作社，他们去哪里积累！去哪里锻炼！我们到1956年秋收前发展到130万个社，不是急，更不是过急，而是恰如其分。这怎么能和苏联和东欧国家合作化过急的错误相提并论。真是奇谈怪论！” “主席，你一向都是主张实事求是的。翻一番不是实事求是啊！”邓子恢横下一条心，坚决抗命，“我说的理由都是实事求是的，不是奇谈怪论。” “什么实事求是？你到处讲要大砍合作社，也是实事求是吗？” “我只是按照你和中央的指示整顿合作社，从来没有说过‘砍’合作社啊。” “你太自以为是，太固执啦！”主席咄咄逼人。 “我不是固执。我是个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我要对主席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邓子恢寸步不让。 …… 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谈话陷入僵局。在座的副部长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阵势，都为邓子恢捏着一把汗，不敢轻易说什么。 主席知道这个老部下的犟脾气，觉得不能再顶下去了。他只好缓和一下气氛，说：“好啦。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的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主席，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翻一番的事，容我再想一想。”邓子恢也作了自我批评。 到下午5点40分，谈话结束了。邓子恢等人起身要走。主席笑着说：“别走，请你们吃饭。”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谈话回来后，部下都劝邓子恢：“邓老，何必为了30万个合作社和主席争论呢。”邓子恢说：“不只是30万个合作社的问题，要紧的是他不顾客观条件，要按个人主观意志搞大发展，这要出大乱子的，怎么能不说清楚呢。” 邓子恢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不能听主席的翻一番的主张。7月15日，他找主席汇报，主席忙于外事，一时抽不出时间。于是，他向刘少奇汇报了部里研究的意见：“搞一百三十万初级社不行，还是一百万为好。”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23、批右倾主席重炮猛轰 邓子恢敕封“小脚女人” 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大怒，对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了一下，说：“是不是先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为好？”主席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 主席对即将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十分重视，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他作了精心的准备，要用大炮猛轰邓子恢。为此，他调阅了四、五月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准备“炮弹”。他又听了身边卫士回家探亲的调查报告，又和山西等省的省委书记谈话，进一步了解农业合作化情况，发掘农民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7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主席报送一份简报，其中提到1955年到1956年度合作社发展计划是103万个，而不是主席所要求的130万个。主席更加生气：这个邓子恢，真是顽固不化！他让把此件印发省、市委书记会议。 7月28日，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华东局作了一次电话汇报。汇报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五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柯庆施来京开会，特意把这份电话记录带给了主席。主席对浙江整掉一万五千个合作社，早就心怀不满，但又无法发作。见了此件如获至宝，暗想：“知我者，柯庆施也，他给我送来一发重型炮弹。”当即在“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这种估计不对。”批示印发到会人员。 主席已下定决心大炮猛轰邓子恢了。 1955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天，主席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报告一开头，就向邓子恢发射了一颗“重型炮弹”：“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对浙江整社，主席早就窝了一肚子火，这时他要发泄愤怒，对此大加挞伐：“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正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浙江整社是中央和主席本人批准的，而“赶快下马”也只是专指浙江省。主席盛气凌人、强词夺理，给持不同意见者以欲加之罪的霸道作风，于此可见一斑。 报告批评邓子恢们：“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至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报告逐条批驳了邓子恢所强调的“清规戒律”。批评邓子恢所认为的“‘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没有看到“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愤怒的质问：“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 报告论证了大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人民民主专政和广大贫苦农民有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是可能性；遏制一部分农民向富农发展，遏制两极分化，解决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求矛盾，这是大发展的必要性。 报告提出大发展的要求：1958年春，全国要有一半农民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到1960年，基本完成对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1967年完成合作化。 主席的这个报告，有许多论述是正确的，比如，他强调自愿互利原则和增加生产。但是，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主张合作化要稳步前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立场问题、路线之争，就要受到口诛笔伐、批判斗争。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有谁敢再发表不同意见？人人自危，怕当“小脚女人”，只能拼全力搞合作化的大发展。大发展的浪潮淹没了一切，什么“自愿互利”，什么“增加生产”，早被丢在了一边。 8月1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时，主席指名批评邓子恢：“四月间，中央一个意见，子恢一个意见，农村工作部没有执行中央的意见。五月十七日以前，说新区发展的合作社糟得很，这次会议上大家说好得很。现在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明夏可以大发展。”邓子恢听了十分茫然：他在四月份提出的整社意见，正是主席和党中央的意见呀，他何曾另有一个意见？但是，他没有辩驳。他和梁漱溟不同，他是位老共产党员，是在党内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闯过来的，他知道维护党的领袖权威的重要性。在私下，他可以和主席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但在大庭广众的会议上，他决不能辩驳、抗争。 会后，主席指示邓小平、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在目前9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请示报告，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不必交农村工作部办理。于是，邓子恢虽然没有被撤职，却被“晾”了起来。 这次会议后，主席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了修改和补充，印发给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于是，全国农村掀起了宣传、学习、贯彻主席报告的热潮，开展了批判“小脚女人”的运动，把合作化运动推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24、 主席奋勇追穷寇 批语编书反右倾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8月1日结束。8月3日，主席约邓子恢谈了一次话。主席精神焕发，他对卫士们说：“我们到海边去。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了，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 8月7日，主席来到北戴河避暑，一面休息，一面“宜将胜勇追穷寇”——继续猛轰邓子恢，进一步批判“小脚女人”，推动合作化的高潮。为此，他集中全力做了三件事：阅读、批示各省、市、自治区送来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为即将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做准备；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直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 8月26日，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将报告（修正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农业合作化进人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集扩大会议等各种形式的会议，学习和讨论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研究本地区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各地一致表示完全拥护这个报告，都说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示。同时，检讨和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有的省委检讨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有右倾思想，表现在怕多、怕乱”。“没有去想一下省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放手，是否有领导大运动的气魄，对建社条件有限制太严太死的缺点”。有的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要“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各级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有的省委提出，“必须严格批判右倾思想，首先从领导上彻底解决问题”，“合作社大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许多省纷纷提出提前完成合作化的规划。 主席在北戴河每天阅读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他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他还从中选出一些重要的报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加写批语，转发各地。 批语的基调仍然是反“右倾”，批判“小脚女人”。各地已出现头脑发热的现象，主席的批语却在继续加温。安徽省委在报告中说：安徽省也有“小脚女人”，为了使小脚放大，变成天足，必须在结合学习毛主席报告当中，深入揭发批判“小脚女人”。主席所加批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此以前，只是讲“右倾思想”、“右倾错误”，这是第一次使用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这就升高了批判“小脚女人”的温度。 邓子恢被批判后很不服气，但也无可奈何。有人作他的工作，让他顾全大局，维护主席的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应该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检查。邓子恢仔细一想，觉得也只好如此。于是，他在9月26日向中央和主席呈递一份违心的检查报告。主席看了检查报告，立即批了一些意见，口气严厉，上纲很高，远远超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批“小脚女人”的程度。例如，批示说：“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八月一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他批示后，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以及陈伯达、廖鲁言传阅，然后退给邓子恢。 主席亲自起草了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召来陈伯达具体起草《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召来廖鲁言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9月5日，主席回北京。次日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文件。经过两次修改后，印发各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 9月14日，主席再去北戴河，闭门谢客，集中精力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吩咐卫士长李银桥：“这段时间有什么事，不要叫人再找我了。我要专心搞合作化，不会客。”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后，主席就让各地报送有关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材料。于是，各地的经验材料雪片般向主席飞来。这些材料都是按照批判“小脚女人”的调子编写的，很适合主席的口味。他越读越高兴，认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已经到来。他从一千几百篇的文章中，挑选了一百二十多篇，给一百多篇写了按语，编辑成书，并写了序言。用了11天时间把书编成，准备发给参加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的人，人手一册。 编书的那些日子，主席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一摞的材料，全是八开大的清样纸，别的什么文件也不放。他整天呆在屋里，夜里写，白天上午写。下午睡几个小时，起来又是写。卫士送茶来，他也不抬头看一眼。整个人全神贯注在编书的工作里。 书快编成的一天，台风来临，狂风大作，大海咆哮，雷电交加。主席突然把笔掼在桌上，奋然起身，对卫士长说：“银桥，我们游泳去。” “啊？！”卫士长李银桥吃了一大惊，急忙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罗下令：“一天24小时，你们一分一秒也不要离开主席。要看紧，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保护他，决不许他下海！” 台风终于过去，天开云散，但是仍刮着大风。主席又要去游泳，再也拦不住了。卫士们跟着主席下了海。一阵巨浪卷来，把所有的人都拍倒在海滩。主席站起来，吐出嘴里的沙子，鄙睨着大海，说：“嘿嘿，还真是个对手呢。”他不服输，倔强地又一次冲进大海，却被大海又一次的抛出来。他又冲进大海……。最后，他终于征服了大海，在大风大浪里畅游起来。 游泳归来，主席异常兴奋，那样子比当年打了大胜仗还高兴、还得意。他对卫士们说：“大风大浪并不可怕，你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就能最终战胜它。” 他眺望着大海，心情亢奋，双目闪着异样光芒，喃喃自语道：“高潮来喽，高潮来喽，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已经到来喽！” 书编成后，主席异常的高兴和得意，就像是一次重大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在七届六中全会讲话时夸耀了自己的编书情况，说：“我用十一天的工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快，所有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主席一贯主张，要做亲身的调查，“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但是，这次“关门调查”却是别人尝了梨子，向他报告滋味。不论这梨是酸是涩，却都向他报告说“甜”，因为部下都揣摩出他的心意：喜欢“甜”。 主席为这部书写的序言和按语，基调就是反“右倾”，对批判“小脚女人”加热升温。他要为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扫除障碍，人为的使之加速再加速。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25、众大员六中全会一边倒 刘少奇带头批判邓子恢 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并就此做出决议。另外，还要讨论关于召开中共八大问题。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区党委、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共451人。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会上发言，另有167人作书面发言。 发言的人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给以高度评价。刘少奇在发言中说：“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是从规定党的总路线以来，为进一步地贯彻实现总路线而斗争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文件。”邓小平说：“毛主席的报告不只是从理论到实际最透彻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方面，具有普遍的意义。” 发言人都猛烈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小脚女人”。许多发言认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认为犯“右倾”错误的同志，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有些发言，用个别事例，夸大地说明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何迅速地不断高涨，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猛烈的批评。各地的同志纷纷表示，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要重新规划，提前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有些发言还提出，不仅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其它方面也都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 刘少奇原本是支持邓子恢的，邓子恢的整顿农业社工作都是事先向他请示报告后进行的。但是，慑于主席的权威和高压，他现在也只好“反戈一击”、洗清自己了。他发言说： “农村中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但是我们有许多同志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却是不够的。因此，他们领导这个革命的斗争中就表现了信心不高，决心不够，劲头不足。另有一些同志则在斗争中表现了不可容许的犹豫和动摇，甚至被群众运动吓昏了头脑，从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这在目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表现得特别明显的。” “今年春季，在我国的农村中发生了谣言的大风潮，首先是说‘粮食不够吃’，‘饿死人’，‘耕畜大批死亡或饿倒不起来’，‘农民不积肥，生产情绪消极’，总而言之，是粮食统购统销‘糟得很’。后来又说‘农业合作社办多了’，‘大量农民是被迫入社的’，‘农村的紧张主要是合作社冒进了’，‘很多合作社岌岌不可终日，无法维持，与其勉强维持，不如解散的好’，总而言之，合作社也是‘糟得很’。当着这些叫喊从全国各地来到我们耳朵里的时候，我们首先判断关于粮食问题的叫喊是不真实的，而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叫喊，最初我们也是有些怀疑，但是不久，主席就发现了这种叫喊也是不真实的，并且驳斥了这种叫喊，以至指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但是有些同志却坚持说，这种叫喊‘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坚持要求中央采纳他们的方针。中央否决了他们的建议，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就是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这股谣风是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的。现在展开在大家面前的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情况，都是完全同这种谣风相反，全国各地的农业合作社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共产党员要善于分别社会上各种人的意见，在听到各种叫声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人在叫，是代表什么人在叫。如果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在叫，有余粮的人在叫，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在叫，我们听到这种叫声，就要小心，不但不应当跟着叫，并且要在研究之后加以揭发，像党中央和主席最近在粮食问题和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所作的揭发一样。” “这次争论在表面上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的快慢问题，但实际上是方针性的问题。” 全会做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指出了“农村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即将在全国到来，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肯定了党中央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进行的批判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决议》根据不同地区，规划了农业合作社三种不同的发展速度：互助合作基础好的地区，1957年春季以前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大多数地区，1958年春季以前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少数基础薄弱地区，速度可以慢些。 《决议》号召全党要克服困难，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赢得新的伟大的胜利。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26、主席再次发“重炮” 邓老被迫做检查 月11日，会议最后一天，主席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为题，作了会议的总结。 主席一开头就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他把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争论，上纲并扩大到是对总路线正确与否的争论。号召全国城乡都要展开大辩论，加快各方面的工作。 主席说：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许多争论。“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群众要求大发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接着列举出：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他认为都解决了。他又对“办社容易巩固难”，“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农村紧张根本原因是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等说法逐一进行了批驳。他声色俱厉地发问：“既然现在能办好，为什么以后就不能办好？为什么60万个能办好，130万个就办不好？既然能办小的，为什么不能办大的？既然能办初级社，为什么就不能办高级社？” 主席把一些需要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把一些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的问题，都说成是“迷信”而加以破除，加以批评。这就助长了合作化脱离实际的高速度发展。 主席说出了他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主席以奚落的口吻再次批评“下马”问题：“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咧。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你们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字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 主席又把屎盆子扣向邓子恢：“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会的提法不同。” 邓子恢心中叫苦：“我何尝不提限制呀。在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我曾特别强调笼统地提出‘四大自由’是不妥当的，要实行必要的限制。我的讲话有记录可查呀。” 主席批评邓子恢“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对党的决议或者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十分爱好个人独裁。” 邓子恢欲哭无泪，有苦难言。我一直是按照党的决议和政策办事呀，大事都是事先向中央和主席请示的呀。这不是欲加之罪吗？ 主席说：“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有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全国“进行肃反工作”。“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 阶级斗争，是主席“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法宝”，是他推进并实现他的既定目标的“武器”。他用一连串的阶级斗争，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加速消灭私有制，加速对农民的改造进程。 主席提出了新的大发展的规划：全国多数地区，到1958年春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部分基础好的少数地区，到1957年春，有的到1956年春基本完成；另一部分基础差的少数地区需要较长的时间。基本完成，就是有70%到80%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这个规划，比两个月前他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时规定的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又提前了两年。主席的只争朝夕、急于求成的心态，由此可见。 主席对部下发出警告：“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如果老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 主席也讲了防“左”和注重合作社质量等问题。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部下对防“左”的这些话没怎么注意。 会议呈一面倒的形势，对主席是拥护、赞成，对邓子恢们则是口诛笔伐。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主席在这场争论中“大获全胜”。 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1955年夏季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社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把这些问题当作是挑起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争论，而给予斥责和批判，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央原来制定的、体现于两个互助合作决议文件的正确方针，损坏了党内民主讨论和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助长了业已存在的‘左’的思潮，给农业生产带来以后长时间的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从组织上说，当时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所作的工作部署，都是事先向中央请示报告，得到同意后才进行的。在中央做出不同于自己意见的决定后，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从来没有过非组织活动；而且，既在当时提意见的方式，也是符合党规党法的。因此，不存在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的错误。” 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主席看见大家一致批评“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问题解决了，邓子恢也作了检讨，这时他对邓子恢的批评，就不再使用严厉的语言了，也不采取“击一猛掌”的办法了，并且还对邓子恢说了一些肯定的话。他说：“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他宽恕了他的老部下。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27、画美景制定农业规划 掀高潮主席辛勤编书 六中全会的精神贯彻下去后，主席很快收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从报来的情况看，到11月下旬，大多数省入社农户已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些省的领导人都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据此，主席做出一个新的判断：“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这就是说，合作化的时间，比刚刚通过的六中全会决议又提前了将近两年。 1955年11月1日，主席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五日到达杭州。他一路上和各地方大员谈话，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 在主席的心目中，农业合作化这个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很需要有一个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他这次到杭州，作了一路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为这件事作了一些准备。他在杭州期间，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搞出了十五条。20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 主席这次视察南方的主要成果，就是商定了《农业十七条》。这是第一个全面规划我国农业发展远景的蓝图，内容包括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农村卫生教育、农村文化设施以及农村道路建设等等。以后经过不断地修改补充，在1956年1月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四十条，简称《四十条》，内容比《农业十七条》更为详细而具体了。 《四十条》的产生，反映了主席急切地希望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严重疾病，建设一个富庶而环境优美的国家。这个文件也可以看作是主席从抓社会主义改造向抓经济建设工作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人们头脑普遍发热，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一项，其他各项都未能如期实现。 六中全会期间，有些省委书记提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材料大部分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主席采纳了这个意见。他作结论时说：《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见，限十月二十五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 主席回京后，从12月起，就翻阅各地报送的材料，动手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秘书田家英作助手。 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发展很快，超出了主席的意料。在9月开始编书的时候，参加农业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2%，到12月下旬，竟发展到63%，仅隔三个月，就翻了一番多。对此，主席非常兴奋。他全神贯注的编书，要把合作化推向更大的高潮。 主席为这本书写了104篇按语，其中有19篇是九月写的，未作改动。这些新写的按语，主要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论述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一篇按语中，主席这样描绘1955年中国农村的形势：“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有一篇按语写道：在许多地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相互呼应着，阻碍广大贫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 另一篇按语写道：“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面。” 还有一篇写道：“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 搞阶级斗争离不开阶级政策。主席写了一个最长的按语，专门论述农村的阶级政策。他写道：“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要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 这些按语，对全国各地出现的乱批“小脚女人”、乱斗富裕中农的极“左”思潮，犹如火上加油，使一些“勇敢分子”窃取了合作社的大权。 在新增加的材料中，有几篇是讲办高级社的，主席看了分外高兴，特加写按语，大力推荐。他写道：“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主席看了《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一文后，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这样的按语：“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的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 一些文章介绍了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社的事情，主席特别高兴。他的按语写道：“这是两个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形式、没有经过初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些条件适合的地方可以这样做。白盆窑的情况，使人看了高兴。” 这些按语，直接推动了高级社的快速发展。 主席的很多按语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例如，提倡勤俭办社，艰苦奋斗，兴修水利，增加生产等等。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高亢主旋律中，这些微弱的声音没有引起各级官员的重视。 主席所写的104篇按语，合起来有四万多字，大部分收入后来出版的《主席选集》第五卷中。这些按语，基调是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这就人为的加速了合作化的进程，助长了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 1955年12月20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编工作全部结束。根据田家英的建议，书名最后定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于1956年1月公开出版。 主席的“三次会议一部书”，使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加速又加速，推起一个高潮接一个更大的高潮。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28、诱逼入社“猫吃辣椒” 农民跑进“社会主义” 1955年，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一批高级干部落马；镇压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整肃了一大批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肃反运动抓出了大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受到打击和震慑；又用“三个会议一本书”，严厉批判了党内的“小脚女人”。于是，主席在党内外的权威进一步提高。老人家推动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各级干部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地紧跟，使出各种招数逼迫农民入高级社。 有这么一个笑话：某地第一、二、三把手在一起研究工作。第一把手提出一个问题：“要想让猫吃辣椒，用什么办法？” “这很简单嘛！”第二把手立即回答，“掐住猫的脖子，把辣椒塞进猫的嘴里就完了嘛！” “不妥，不妥。”第一把手连连摇头，“我们不能用强迫的办法嘛。” “用肉片把辣椒裹起来，送到猫的嘴边。猫闻到香味，就会急忙的把肉片吞进肚里，这样一来，辣椒也就被猫吃了。”第三把手小心翼翼地说出他的办法，“您看，这个办法行么？” “不行，不行。”第一把手又连连摇头，“我们也不能用欺骗的办法嘛。” “那，还有什么好办法呢？”第二、三把手疑惑不解，怔怔地望着他们的头头。 “好办法嘛，有的。”第一把手拖着长声卖关子，“我们既不强迫，也不欺骗，而是让猫积极主动地自愿把辣椒吃进去。” “哦？！”第二、三把手洗耳恭听。 “把辣椒弄碎，塞进猫的屁眼。猫就会积极主动地、不停地舔自己的屁眼。这样，就把辣椒吃进去了。”第一把手说出了自己的妙法，得意地咯咯笑了起来。 “哦！！”第二、三把手恍然大悟，不能不叹服，“妙，妙，太妙啦！还是您技高一筹！” 有邓子恢这个挨批的“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摆在那里，各级干部谁敢再放个屁！他们不论是违心的，还是真心的，都争先恐后的想法“让猫吃辣椒”。譬如四川的省委第一书记李政委，本来计划到年底将全省百分之二十七的农户组织进合作社，一挨批评，马上将计划翻一番。他每天催下边报数字。为赶进度，他下了死命令：“先搭架子，先挂牌子，具体问题以后处理”，于是下面就强制农民入社，将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一大堆问题搞成一堆烂账。 农民们，尤其是土改后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心里不愿入社却不得不入社，自己的土地财产不情愿被“共产”，却不得不交出来让“共产”。原因何在？就是各级干部都在千方百计的使出浑身解数“让猫吃辣椒”。 很多干部采用笑话里边第二把手所提出的强迫的方法。对不愿意入社被“共产”的农民，或对高级社稍有微词的人，就批判辩论，扣上“反对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地主富农穿一条裤子”、“不跟共产党走，盼望蒋介石”、“破坏合作化运动”等等政治帽子；对“顽固不化者”，就要重新查他的祖宗三代、社会关系、历史旧账，给他戴上漏划的“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坏分子”等大帽子，对其批判斗争、监督管制、实行专政。同时，还要用经济手段卡、压：多派卖粮任务，不让供销社卖给东西。让你既没吃的又没用的，不怕你不就范。 1955年，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到河北省安平县老家探亲，主席让他顺便了解乡村合作化的情形。李银桥了解到乡里是这样办的：区里干部来到村里，命令全村人站到场院里，宣布：“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这样自然无人敢不入合作社了。 有一篇回忆内蒙古自治区合作化情况的文章写道：“1955年秋天以后，全党总动员，要求迅速全面实现农业合作化，大办高级社。上面抽调了大批干部，一齐涌下农村，把迅速全面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要求务必速成，否则即为右倾，就得挨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所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牲畜、农具）都得入社归公，由社里集体管理经营。农民全部为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按分分红。由于运动来势太猛，违背人心，绝大多数农民都接受不了，不愿人社。加之个别干部在牲畜、农具的人社作价中不能出于公心，而是一味凭个人感情用事，拼命压等压价，且因人而异。一个牲畜的价格不值一张皮子钱，还得20年以后才能视情况兑现。这就更引起多数农民的不满和反感。一时间，宰杀牲畜的狂潮到处漫延，大量的牲畜，一夜之间便都死在了屠刀之下。但肩负头等政治任务的强大压力，办社心切的各级干部根本不顾这些。他们只能顺应政治时势，一股劲地全力以赴，耍尽浑身解数，动员逼迫农民人社。大搞建社速成运动。 口头上说的是人社自愿，不搞强迫命令。实际上，自愿入社的是极少数。干部们比强迫命令还强迫命令。凡是不愿入社的农民，统统视为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顽固分子。不分白天黑夜，大会批，小会逼，反复“动员”挤压。干部不离门，你出他进，搞车轮战术，没完没了，名为做政治思想工作，实为搞围攻逼迫和恐吓。我亲眼看见很多农民被逼的到了会场上，只是低下头抱住烟袋一股劲抽烟，头上的汗珠不断滴。当时的逻辑是：入社，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不愿人社的，就是认为国民党好，要跟蒋介石走旧社会的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何去何从，自己选择。这种比强迫命令还强迫命令的做法，逼的哑巴也得说话。“听国民党话，跟蒋介石走，回旧社会”。哪个农民敢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只好说“入社”。干部一听说“行，我入社”的话，便立刻送他一个“思想进步，自愿人社”的美名，有的还要作为典型，编写成材料或文艺作品，到处介绍、宣传，推动工作。 我在背地里悄悄问一个干部：“不是说人社自愿、不准强迫命令吗？为什么那样逼人呢？”这个干部说了心里话：‘依了他们的自愿，咱就得回家种地。’”那时流行这样一个逻辑：哪个村庄合作化进度慢，就说是那里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背后捣乱。于是，就揭发、批判、斗争“四类分子”的“破坏合作化运动的罪行”，杀鸡给猴看；于是，就揭发、追查那些入社不积极、说怪话的人与“四类分子”的关系，把他们和“四类分子”联系起来，进行批判、斗争。合作化掀起高潮之时，也是紧抓阶级斗争之时，经常召开“四类分子专政会”，让四类分子坦白交代反动思想和破坏合作化的罪行，对他们进行训话、辩论、批判和斗争。 也有用笑话里第三把手所提出的欺骗方法的：说高级社有许多的优越性，入高级社有多么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的干部许愿说，入社的当年就会分比过去多得多的粮食和现金，一定过上好日子等等。信誓旦旦、天花乱坠。 再有，就是树立积极入社的典型，宣传他们积极入社、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事迹，让他们入党、当干部、当模范。当年，有不少有“政治眼光”的农民积极带头入社，当上了村、乡干部，成为农村的“特权人物”，有的人竟当上了县、地、省的官员，个别的甚至成了党中央委员，当上了中央的高官。 绝大部分干部是采用“强迫欺骗相结合”的方法，到1956年1月底，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0%；到1956年底，入社农户已达96%，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87%。原先计划十五年完成的目标，只用了四年（主要是1956年一年）就完成了，整整提前了十一年。农民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 主席看到这样的“高速度”，异常高兴。他对秘书田家英说：“我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现在我才真正的愉快喽！”是啊，全国解放是主席早已料到的，有着长期思想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几亿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情，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下很大的力量才能完成。谁料到，这么艰难的问题，他只是召开了三次会议，编了一本书，就顺利解决了。 农业合作化人为的过快发展和表面上的巨大胜利，助长了主席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他更加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29、 陈永贵初露头角 使巧法整治中农 让农民入社，绝大部分干部是采用“强迫欺骗相结合”的方法，很难想出“猫舔屁眼”的妙法。但是，也有个别聪颖过人的“天才”，领悟了“猫舔屁眼”的真谛，陈永贵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陈永贵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人。1955年底，县委书记张怀英要在大寨搞高级社的试点，土地不再分红了，农具和牲畜也要作价归社。当时，陈永贵担任大寨的党支部书记。 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农民的土地要无偿归公，农民的牲畜、农具要作价归公，于是社里成立了作价小组。开始作价那天，大家讨论先从谁家开始。陈永贵把手一挥，说：“先去我家。就这样吧！”说完，陈永贵就去县里开会。 陈永贵家有一头正当年的黄牛，一头快下崽的老母猪。陈永贵早就给作价小组里的心腹撂下话了，叫他们只管往低了折。结果，黄牛作价100元，比市场价格低了三四十块。老母猪作价70元，尽管那一肚子猪崽就能卖到这个数。陈永贵一家过日子极为俭省，这一笔损失对他家来讲不是个小数。 陈永贵开会回来，一听到这个数，马上就去找社长（社主任）贾承让，问他咋给作价这么高，逼着贾承让拿出账本来给他降低牛价猪价。贾承让自然拗不过陈永贵，拿出账本，按陈永贵的要求把牛价改为80元，猪价改为50元。这样一来，陈永贵又差不多损失了一个人一年的人均收入。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陈永贵那只入了社的老母猪下了一窝11只猪崽，市价77元。 有牲畜的中农、上中农一看，坏啦！初级社土地入股时，陈永贵就带头给自家的土地压级，使土地较多的中农、上中农吃了大亏。现在搞高级社，陈永贵又带头给自己的牲畜压价，中农、上中农们又要跟着吃大亏了。果然不出所料，轮到给上中农贾寿元的黑驴作价时，仅作了18元。贾寿元在土地无偿入社这一块上已经吃了大亏，牲畜入社又这样压价。他实在窝火，一怒之下，就把驴牵走了，说：“我这驴不入社了！。陈永贵也没阻拦，心里说：“哼，你没有地，养驴没有用。到集市卖，价钱比入社作价还低。你还得自个牵回来。” 贾寿元把驴牵到集市，果然不出陈永贵所料，卖牲畜的多，买的人太少，牲畜价格下跌得厉害。贾寿元进退两难：卖吧，价钱比社里作价还低许多；牵回家吧，自个也太丢面子。他一咬牙，卖！结果，卖了14元。 贾寿元刚进村，一群人就围了上来打听。他在村里一向以精明著称，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就撒了个谎：“牲口市的价钱还可以，我的驴卖了二十二块！”他又气哼哼的说：“高级社亏人哩！作那么低的价，还不给现钱。” 此言一出，大寨村里立刻大乱。已经作完的价遭到普遍的非议，有牲畜的农民都嫌价钱定低了，威胁着要把牲口牵走到集市去卖。有的人真的就把牲口牵走了。还有几户农民趁着农具尚未作价，就连夜把农具送到了外村亲戚家。 见此情景，有的干部勃然大怒，想狠狠整整贾寿元，刹刹这股“资本主义妖风”。陈永贵摆了摆手，说：“不忙，现在还没到火候。”说完，他亲自去了集市，用自家压箱底的积蓄，买回来一头小骡子一般的大灰驴。晌午时分，他牵着大灰驴回了村。村里人见了都觉得怪，问他买驴干甚？他说：“入社！”又问价钱，他回答：“九十块！” “九十？”贾寿元在背地里对人说，“一百五也买不来呀。为了压价，陈永贵自己贴了六十块钱。他什么都能干出来哩！他这是想着点子制人哩！” 感到自己吃亏了的社员，都觉得贾寿元说的在理，陈永贵干得出这种事来。有人说，陈永贵是不怕自己贴钱亏老本，只求能稳住阵脚，顺顺当当的把高级社试点搞起来。还有人说，陈永贵是“花小本钱获大利，想作大官哩”。这话说到了点子上，陈永贵是有政治眼光的人，后来果然做了大官。 陈永贵显然早有准备，他拿着一张税票给人看：“九十块还能有假，税票上写着哩。” 大家接过来一看，果然白纸黑字的写着，还盖了红红的官印。既然这小骡子似的大灰驴才值九十块，贾寿元的那头老黑驴必然卖不到二十二块。于是，人们又问贾寿元，贾寿元不说话。陈永贵道：“我替你说了吧，你那头驴卖了十四块，我在税务上查啦。”陈永贵的话音刚落，一些牵着牲口去集市的人垂头丧气地牵着牲口回来了。大家异口同声地指责贾寿元骗人。都说：“社里作的价比集市高哩。”于是，农民们都“自愿”地把自己的牲畜入了社，尽管社里作的价比当初的买价低很多。 就这样，陈永贵既压低了入社牲畜、农具的价钱，又让农民们自愿地把自己用高价买来的牲畜、农具入了社。 陈永贵用“猫舔屁眼”的妙法整治中农，这并不是第一次。在成立初级社的时候，土地入股分红，土地都要按好坏评出等级，一等地分红的比例最高。陈永贵是社主任（社长），他首先把自己的土地等级定得很低，然后再以此为标准评定其他户的土地等级。土地较多的中农、上中农见了只叫得苦！“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眼睁睁地看着社里揩自己的油，还得点头同意。 陈永贵确实智谋过人，把“猫舔屁眼”的办法运用得如此娴熟。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30、 高级社农民被“共产” 集体化社员当“长工 到1956年底，全国农村实现了“高级社化”，绝大多数农民都入了高级社，进入了“社会主义”。到此，对农民的改造基本完成了，小农经济终于绝种了，主席才真正高兴了。那么，高级社是怎样的“天堂”，使主席这样的高兴呢？ 高级社的规模，一般是一个村庄一个社。也有几个村庄组成一个大社的所谓“联村社”。农民入社后，他自己私有的土地以及菜园、果园、苇塘、山林等全部收归社有；农民私有的耕畜、车辆、船只、农具等都做价归社队集体所有，做价既低，偿还期又长，实际上是变相无偿收归社有。至此，农民在土地改革时分得的土地、祖传的土地、全家多年来靠勤劳节俭购置的耕畜、车辆、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被“共产”了，农民失掉了自己私有的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只能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成了名副其实的“扛活的长工”。 高级社由社长、副社长、委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来管理，掌握着全社的土地、财产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分配权。实际上是书记（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和社长说了算。下面设若干生产队，负责组织生产劳动。社员们都被编入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生产队每天给出勤的社员记一次工分。年终，社员按自己劳动所挣的工分参加分配，分得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及一部分现金，实行完全的“按劳分配”。不分贫富，全靠劳动吃饭。 经济核算以社为单位，各个生产队的收入全部上缴社里，再由社里统一进行使用和分配。不论穷队、富队，生产好的队，还是生产差的队，都在一起吃“大锅饭”。有的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即原来的初级社。 社员们比单干时省心多了。地里种什么，怎么种，每天都干什么农活，耕畜病了怎么办，没有化肥怎么办，收获的粮食和农产品如何分配等等，这一切生产的经营管理和产品分配的大事小情，全部由社和生产队的干部们操持，社员们只是听候吩咐出力干活。有的社员说怪话形容自己的处境：“旧社会我给地主扛活（当长工），高级社我给干部扛活。” 社员虽然省心，但不自由，整个人身都由社里管束。例如，每天的作息要由队长安排；出门办事不能上班，要向队长请假；有泥木瓦工等手艺的想出去挣几个钱，必须由社里批准，还要用高价买工分。 每个生产队都有个“饲养处”，全队的大牲畜都在这里饲养。队部和仓库也大都设在饲养处。饲养处门外的树杈上悬挂着一个铸铁铧犁或一段铁轨，队长把它敲得“当、当”响，就是召集社员们上班干活或开会的信号。每天早晨、早午饭后，社员们听到“当、当”响，就都懒洋洋的来到饲养处，听候队长分配活计，然后就懒洋洋的去地里干活。晚饭后，都去队部记工分。 整个高级社就像一个大地主农庄。庄主就是书记和社主任，大大小小的社队干部就是各级管家和工头，广大社员就是依附于农庄的“农工”。 这，就是令主席“真正高兴”的高级社。 高级社体现出三大“优越性”：第一，遏制了主席所特别担心的“两极分化”。鳏寡孤独等贫困户由高级社养起来了；中农、富裕中农们的土地和牲畜、车辆、农具都归了公，人身也受到社里管束，再也无法“冒富”了；懒汉们尽管工分少，照样分得和别人一样的口粮和其它农产品，所欠价款记在帐上了事。“干不干，都一样”，真正实现了“均贫富”。 第二，国家征购粮、棉、油料和征用民工特别方便。夏收和秋收后，各高级社先把“任务粮”卖给国家，然后再分给社员；国家挖河渠、修水库，乡政府把出民工的任务向各个高级社一分派，民工就会立即出动。这些，比直接和单干农民打交道方便多了。 第三，对农民的管辖和控制容易了。农民必须参加集体劳动，否则，就没有工分，就没饭吃，还要受批判、挨辩论；那年代，各种会议特别多，群众会、干部会、党员会、积极分子会等几乎天天有，参加会的记工分，不来开会的，就不给记工分，因此，人们比单干时爱开会，到的齐。“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只要把农民的这条“命根”紧紧的掐住，谁敢不老老实实听话！ 遗憾的是，主席所一直宣扬的优越性——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大多数高级社却始终没有体现出来。但欣慰的是，富裕中农变穷了，所依靠的贫下中农队伍发展壮大了。 高级社绝大多数是几个初级社合并成立的。在初级社，土地还属于农民所有，土地还能分红。到高级社，土地一律无偿收归公有，也就是说，农民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私有土地了，土改时政府颁发给农民各户的土地证成了废纸一张。 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渴望的，就是能有一快属于自己的土地。最恨的就是那些占有大量土地、残酷剥削他们的地主。熟知农民的心理，用“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平分土地”等口号，发动起亿万农民闹革命，才取得了天下。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分给了农民土地。农民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渴望得到的土地终于得到了，他们欢呼“共产党像太阳”，高唱“主席是大救星”。谁知好景不长，得到土地只七、八年，大部分是仅仅四、五年，土地就被高级社“共了产”，又被无偿的收归公有了。你想想，农民能心甘情愿么？尤其是土改以后靠全家人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即所谓的富裕中农（其中很多是土改时的贫农），更是心有不甘。他们是靠劳动致富的，不是剥削来的，为什么也像土改时的地主富农一个样，也被剥夺了土地财产？！ 读者也许会问：不是说“入社自愿”么，你自己不入社不就保住了自己的土地和牲畜车辆么！那年代，“入社自愿”只是写在纸上，实际上富裕农民都是被逼入社的。 当然，也有积极拥护高级社、带头入高级社的。这些人就是土改以后又变穷的人。本来，经过土改，人人都分得相同的一份土地，基本上“均了贫富”。土改后，一些人或因好吃懒做，或因不会经营土地，或因天灾人祸，又把分得的土地全部或部分卖掉了，重新沦为贫下中农。对他们来说，入高级社犹如“第二次土改”，他们又翻身了，他们高举双手欢迎高级社，高呼“毛主席万岁！”“高级社万岁！”。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31、“新恶霸”横行乡里 老百姓虎口羔羊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际上是靠行政命令建立起来的“农业庄园”，书记和社长就是庄主，其他大大小小的社队干部就是“管家”、“工头”，而广大社员就是“庄客”、“农工”。如果庄主是个贪婪腐败、横行霸道的“新恶霸”，那么，这个高级社就变成一座“封建庄园”，庄主就会骑在社员们的头上作威作福，成了“红色黄世仁、穆仁智”，而社员们则成了“现代杨白劳和喜儿”。 1956年7月，新华社记者戴煌来到了阔别七年的故乡——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里外的沟墩镇。他发现，故乡就被“新恶霸”统治着，不少农民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一遍，心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月我们消灭了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不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1947年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的景象，几乎没有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和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兴）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乎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这是为什么？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新恶霸”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他掌握了汽车站和船码头，强迫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乘，并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过客赶上岸，将船主打入水中；1954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工的农民因为要求吃了午饭再干，就被他当众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 戴煌问：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回答是：“说不清”。人们举例说，邻近一个乡，干部们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叮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忽然变戏法似的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了丝绸，吃得流油，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乡亲们背后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开销从何而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来告状的乡亲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来自百里外的邻县，揭露的事实更加触目惊心，说明“这些盘根错节、互为依附的坏干部各地都有，而且绝非‘个别’”。而且这些作恶者都得到上级的包庇保护，农民说：“小虾抄豆芽菜，弯子套弯子，解不开了！”于是，怨声四起：“上面讲民主，中间半民主，下面不民主”，“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天高皇帝远，哪天能抬头？！”“过去在宣统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掌管下，当牛当马活了几十年，如今只当共产党没来罢了！”“这些王八蛋哪像共产党？简直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了！”…… 面对这样的来自底层农民的呼声，戴煌的心情是复杂的：可以看出，1956年的中国农民对毛主席、共产党还保持着基本的信任，还将希望寄托于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担心的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但另一方面，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却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尽管由于中国农民固有的对压迫的忍受性，一时还不会爆发，但其所孕育的危机却使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忧心如焚。特别是他听说有些农民在走投无路之中竟走上了自杀的绝路，就更是坐不住了。 戴煌火急火燎将情况反映给区委书记和区长，不料他们竟然说：某人自杀，是因为和他老婆吵嘴，某人则是为老鼠咬坏了他的新棉袍而自杀，均与当干部的无关。但这话说了没有多久，就又有一个农民自杀了！戴煌只得向县委与地委反映，县、地派来了工作组，虽然在大量事实面前，乡、区两级做出了开除镇上那个“新恶霸”党籍的决定，县里却迟迟不批，一封诬告戴煌“和地富分子一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的匿名信（后来才得知匿名信是区长指示，由那位“新恶霸”自己起草的）寄到了新华社，社领导也深信不疑，反过来调查戴煌，地委工作组甚至要追查其活动，“新恶霸”立即对揭发他的党员与积极分子打击报复，支持群众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员也被调离……。 家乡的群众纷纷写信给戴煌，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真的就比老百姓多长一个头？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犯了罪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 面对乡亲的质问，戴煌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决定直接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上书，反映前述情况，并犯死直言。他在信里写道：“在这封信里，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在提高国家干部（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国家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当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关键是发展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在农业生产的发展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国家人员和工人、农民阶级在生活上的这种悬殊的程度。 “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90％以上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5％不到的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五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计的灾民在啃着树根草皮呢！ “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人民之血汗如灰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要不顾一切地命令力争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多少国家的财富！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为了人民的美好的未来，真正做到了自愿、愉快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今天……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有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这封信却成了戴煌作为“十恶不赦”的“右派”的铁证：在一篇《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的电讯里，宣称“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诬称”，而他大声疾呼“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则被认为是“对党的攻击”。不久，江苏《新华日报》又发了一篇《“戴青天”还乡记》，把沟墩镇上的“新恶霸”描绘成一个“大好人”，而把戴煌描绘成“和地富分子勾结在一起，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的“敌人”。 戴煌在1957年10月所写的《自我检查》里交代，他认为构成“特权阶级的胚胎”的“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数目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二，也就是有大约有三十万到六十万之多，他们除杀人放火之外，几乎是无恶不作”。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32、干部腐败作威作福 社员被管又累又苦 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所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里，在谈到1956、1957年间的河北农村时，写道：1956年全面实现了集体化以后，“把权利垄断在农村地方干部手中的一个可怕后果是，欺侮妇女泛滥成灾。饶阳县的一些村干部成了无法无天的人。地方文化的消极面中充斥着暴力和父权制，它与秘密的不负责任的国家权力制度化掺和在一起，使得几乎不可能对强奸犯进行起诉。随着有关性暴力的传闻沸沸扬扬，在情况最糟糕地区的农民们担心，如果内情一公开，那么所有村里的姑娘的贞洁和婚姻前景就成了问题。有权者和无权者一样，在掩盖真相的方面有着利害关系”。 该书还谈到，“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干部和群众之间财富和特权上的最大差距出现了。生活最窘迫的妇女们开始不愿干农庄的田间农活，在家养鸡的钱比拼命干活挣来的微薄收入多得多。寻找同伴和男朋友的未婚女青年仍下地干活。地方干部享有获得国家财富的特权，可普通百姓却由于市场关闭，只能以实物交易取代钱币，因而身无分文。1957年，河北省副业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5％。畜牧业收入几乎下降了一半。现金就更少了”，“社员们与那些控制财富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无法从指令性经济中获得他们所需的东西。从普遍的不满中迸发出愤怒，矛头指向那些控制财富并彼此做交易的人”，当时河北农村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一等人儿，送上门儿；二等人儿，人托人儿；三等人儿，没有门儿”。 该书写道：“1955年，公安局开始建立人口登记和控制制度，它把农村人口牢牢地束缚在出生地，现在又把他们重新编入集体农庄，而妇女一结婚，就把户口转到其丈夫所在的村庄。到1956年，所有农民都被拴在土地上，可他们自己不再拥有土地，工作则由党任命的村干部安排”，“五公村（这是由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领导的“模范村”）北面相邻的王桥村，集体化之前，有300人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做工。由于集体化和户籍限制，大部分人被迫返回老家”，“由于事实上已经断绝了农村劳力的随意流动，和外出做临时工和搞副业，因此，国家大量投资的大都市地区及其郊区与那些封闭而偏远的农村地区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了”。 为响应主席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所发出的号召，“从1955年至1956年5月，河北人民挖了72万口井，是前六年总数的两倍，这种投入劳力和资金的巨大冒险，增加了1600万亩灌溉田。可不久就发现，井挖得太快，有些井毫无用处”。7月，五公村又发生了因国家统购棉花价格过低，愤怒的村民破坏了1500亩棉田的事件，最后以一个“老地主”作为“替罪羊”，却由此开了民兵严刑逼供的先例。到了7月底和8月，“筋疲力尽”的河北农民又遇到了一场毁灭性的水灾，全省4500万亩庄稼被淹没，颗粒无收。尽管因地势高，损失较少，五公村1956年的粮产仅为1954年的一半，1955年的70％（1956年，河北省粮食产量680万吨，比集体化前1955年的产量低得多，人均384斤，比前四年中任何一年都低）；当新闻媒体欢呼五公村“在抗洪中的英雄事迹”时，村子里已有人家因无米下锅而挨饿了。灾后，政府与集体农庄都采取了救济措施，全村有10％的家庭靠救济活了下来；到1956年底，村子里增加了副业投资，还创办了10个小企业。尽管做了这些努力，到1956年年底结算，人均收入仍比前年下降了30％，正好44元，而且只付2元现金。 饥饿中的农民迫不得已转向黑市和半合法的粮食市场，黑市上玉米o.15元一斤，大约是国家统购价的两倍。与此同时，庙会和农村集市也消失了。上级决定在饶阳东部建一个小飞机场，他们征用了周围村庄的土地，却没有给予任何适当的补偿。为预防下一次水灾所建造的大坝，也同样无偿地征用了农民的土地：承担了一切的农民无奈地说：“不得不两人吃一碗饭了”。从1955——1957年，五公的人口从1912人降到1711人，除有少量外出，老人和病人去世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疲惫不堪、营养不良、自然灾害的共同作用下，虚弱的妇女怀孕率降低，流产率上升”，“导致出生率下降”。 情况到了1957年开始好转，河北在一年之内解散了所有由几个村组成的集体农庄，缩小到一个村；饶阳作为一个穷县，1957年税收负担相对较轻，还得到了补助金，多少弥补了1956年的部分损失。这年春节五公就派了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表演队到邹村庙会进行表演，有二万人赶来参加集市，显示了某种新的活力。但这一年，由于财力的拮据，教育的发展受到影响，300名饶阳初中毕业生只有四分之一升入高中，不满的学生在黑板上写道：“饶阳初中生，白搭九年功；高中没考上，师范不招生；出路只一条，回家把地种；宏愿何处诉，愤恨怎能平。”这大概又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吧。 1957年2月，一份《关于河北省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生产情况的调查》送到主席手里。报告说：现在农民的生产情绪低落，社员不愿上工，积肥不积极；1956年灾情同上年差不多，但减产严重，农民收入普遍下降；有的地方出现宰杀耕畜和强行把大车、牲口拉回家的现象。报告认为1956年大量减产是人为的灾害，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组织管理不善造成的。报告还反映社领导强迫农民入社、投资，作风不民主，经济不公开，办事不公平，关心社员少，干部之间闹宗派，党支部包办社的工作等，因而社员思想极为混乱，任其下去，合作社有垮台的危险。 对河北省的报告，主席作了这样的批示：“此件所说是否属实，请派人去涿县尚庄乡切实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的一份简报称：1956年秋收分配大多数社员都减少了收入。减少收入较多的，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小贩和有手艺的农民；农业社对社员的劳动时间控制过死，社内劳动过分紧张，社员累得受不了。社员无时间经营家庭副业，日常零花钱都很困难。他们说，增收不多，受累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对社员的日常困难不关怀、不照顾，甚至进行打击。 1957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向中央和主席写了一份他在福建省农村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农村干部不仅握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而且握有很大的经济权力，诸如产品分配权，财政、贷款、预购款的管理、支配权等等。一些干部不能正确地运用这些权力，严重脱离群众，为了自私自利的企图而滥用权力，违反党的政策，生活、思想蜕化，引起群众的反感。一些农民向调查组反映，一些干部的工分同他们差不多，或者还要少，为什么能够经常上饭馆？为什么能戴手表、用金笔、听留声机？有的社员还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夏收余谷卖了多少钱、用途如何。群众反映，乡社干部是“官官相护”，有的干部明说：“我们几个干部屁股相向，就不怕群众”，“什么人浮上来，就把他打下去”。 在干部中还滋长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不良倾向。有的干部以为合作化后的农民成为集体化农民，一切事情都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社员稍有违背，就被扣上“落后”、“反党”、“破坏合作社”的帽子，受到扣工分、不许出工、不发给救济款和购粮证等处罚，甚至捆绑吊打。 《河北省委关于农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的报告》说：高级社干部的强迫命令成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很多农业社的干部，在进行工作中，不同群众商量，不听取群众的意见，多是少数干部做主，甚至发展到了一把手独断专行。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任意扣以“落后”、“反动”、“破坏合作社”的帽子，使得群众有话不敢说。 （2）片面强调集体利益，不顾社员利益，限制社员活动自由。比如有的地方在秋收时规定：夜间不准私自外出，违者以“偷窃论处”；有的社在搞生产竞赛时，严令社员不准赶集、不准经营副业。否则以“违反集体利益论处”。有的社员说，农业社限制副业，又不给预支借款，连买灯油的钱都没有。有的社员不愿“受制”，情愿缴纳罚款，也要享享“自由”，有的则干脆不辞而别，另谋生路。 （3）任意克扣社员工分，罚劳动日，停止劳动，冻结存款，不发给政府救济款和购粮证等。昌黎县刘台庄乡的农业社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动员”社员投资打井。一夜不叫社员回家睡觉，干部说：“不交钱投资不行，没钱卖人也得交！”有的社员就把家里吃的粮食、烧的柴禾等卖掉来投资。 （4）捆绑抽打群众，较以前也有发展。有的社员被逼自杀，有的被逼疯，有的则上访请愿。秦皇岛市郊两个乡的党员中，任意打骂群众的有15名，占党员数7%。 1957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浙江省委转发杨心培同志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称：合作化急于求成，不顾主客观条件和农民自愿与否，人为的加快了合作社的发展速度，由初级社转入高级社急躁冒进。社队干部作风骄横，强迫命令。仙居县251个乡干部中，有74人吊打过人，23个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者48名；建社后损害社员利益，账目混乱，不能及时正确处理经济问题。特别是生产指挥上不听群众意见，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蛮干，瞎指挥。结果，造成全县粮食大减产，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了22%。秋收分配后，群众思想混乱，纷纷要求退社。对此，县乡干部不是抓紧生产救灾工作，而是采取强行压制的办法，使矛盾激化。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33、农民维权抗争 掀起退社风潮 猫吃了辣椒，终究是不好受的，忍不住就要叫唤。厉害些的猫还会豁出来闹上一闹。劳动致富的农民们被诱逼进高级社，不少人亲身体会了高级社的混乱和黑暗，看到了干部的腐败和骄横霸道，尝到了人身受制、收入锐减，生活水平下降的滋味。他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他们能不抗争么？有些胆大的就闹起了退社，想收回自己的土地、耕畜，维护自己的土地耕畜所有权和生产生活的自由权。于是1956年秋后，全国各地农村闹起了退社的风潮。 1956年12月4日，广东省委向中央写了《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的报告》。《报告》称：近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农业社转为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闹退社的严重情况。据不完全的统计，退社农户已达7万余户（包括部分在升级、并社中未报名转高级社的在内），约占入社总农户1%左右。已经垮掉的社共102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万7千余户，约占入社总农户2%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成为群众性的退社风潮。特别是在经济作物区和生产搞得不好的地区，退社问题更为突出而严重。如最近佛山专区顺德、南海、中山三县经济作物区，受退社风波影响的就有65个乡，210多个社，仅中山永宁、南兴两区十月下旬分批到省人民委员会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十六个乡共600多人。他们有的要回原来的土地、耕牛，把已经入社的小艇锁上，不给高级社用；有的则擅自到社的鱼塘、桑基去捞塘鱼、摘桑叶，自己拿去卖掉；有的将已入社的土地翻锄，自行冬种。合浦专区灵山县有七个区二十多个乡发生抢割、抢分、拉回耕牛，耕自己的田、种自己的冬种等混乱情况，有些稻谷只有八成熟就被抢割掉，全县因闹社退社而包围、殴打区、乡干部、社主任的事件已发生多起；还发生了抬菩萨游行、殴打干部的“永宁、曹址事件”。 浙江是全国农民退社风潮最严重的省份，宁波专区有5%社员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达20%，为全国之冠。据当时赶往处置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霍处长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浙江仙居县的事态最严重，在接近于农民暴动的“仙居事件”中，数千农民进城围攻领导，将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都打烂了，呼喊着退社、退回耕畜、农具和土地，全县在群众闹事中合作社一轰而散。 据河南省临汝县委反映，在1956年6月间，临汝就开始出现“闹社”的迹象：龙山发生了打干部事件。之后，周围村庄就有人酝酿“闹社”。到了秋后，开始有一部分社员三五成群地到乡、到县请愿。到10月份，有19个高级社发生“闹社”问题，11月份是最严重的时期，发展到35个社，84个生产队，共包括3万人口的地区。“闹社”的主要表现是：开始不让外调本队或本村的粮食、红薯和蔬菜；而后停止生产，集结群众到乡、县请愿，私分、抢分粮食和红薯；严重的地方，发生打骂干部，甚至私自改选干部和人民代表；个别社抢分公粮，最后闹分社、退社。前后到县请愿的有33起，共860人（最多的一次120人）。杨娄、古城等四个乡前后共有2337人到乡请愿。有7个高级社发生殴打乡、社干部事件11起，被打干部14人。 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与辽宁、安徽、浙江等8个省电话联系，1956年秋收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中，退社户一般地区占社员总户数的1%，多者达5%。正在要求退社的农户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宁波专区，想退社的占20%左右。另据新华社内部报道，江苏、山东、贵州等省，退社的情况还要严重，有的地区比例高达10%，甚至很多党员都“要求单干”。辽宁、湖北都是农业丰收省份，也同样发生了社员退社的现象。就连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农民退社的情况。 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的一份简报称：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了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思想动荡不安的农户更多。浙江省宁波专区已经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约占30%；广东省已经退社的约7万余户，已有102个合作社垮了台。农民们要回了自己原来的土地，牵回了自己原来的牲畜。有的地方不断发生殴打干部的事件。河南省临汝、永城等12个县不完全的统计，闹事、退社的涉及278个社700多生产队。不少社员跑到县、地区、省里告状请愿。 1956年夏收期间，在新疆南疆的伽师、库车、和阗、墨玉等县，先后发生了自收小麦、集体请愿、殴打干部的事件，有的已形成群众性的骚动。 1957年春节后，一些地区的退社现象进一步蔓延和发展起来。在3——5月份，由于青黄不接，许多地方农民吃粮困难，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一次更大规模的退社风潮。据广东省统计，截止到1957年5月，广东省退社户发展到13万多户，占入社户数的1.78%，垮掉313个合作社。在退社风潮比较严重的惠阳地区，闹退社的达10万户以上，占该地区总农户的7.7%。在1957年春夏之际，江苏省发生全县性闹退社的有泰县和江都两县。其中泰县的退社风潮规模最大，有近1万户自动退社。1957年夏，仅湖南省望城、湘潭等11县就发生闹退社事件12000起。浙江省共退出社员20万户，占入社农户的4.3%，有1400个合作社垮台。宁波地区最为严重，有512个合作社垮台，其中以仙居、天台、三门、临海、宁海5个县为最多，共退出11万余户，占宁波全区退社户的87.5%。 1957年春，浙江仙居、江苏泰县均由退社风潮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浙江仙居参加闹事的群众有2.18万人，持续了2个月，干部被打107人，社干部被抄家430户，个别地方甚至“携带土枪、土炮上山，扬言要攻打乡政府”。1957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浙江省委转发杨心培同志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称：浙江省仙居县自1956年秋后，就发生退社问题。到1957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全县33个乡镇中有23个先后发生闹事。主要是农民闹退社、分社，干部阻拦，双方发生殴斗，哄闹乡镇政府，自动解散合作社。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垮台的116个，部分垮台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下降到19%。 江苏泰县农民闹事风潮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两千多人到县里请愿，有的地方由“文闹”发展到“武闹”，并自发结盟，提出“有马同骑，有祸同当”，订出退社后互助互济解决困难的办法。许多闹事有党员和干部参与领导，并提出“只准中贫农参加，不要地主富农”的策略。1957年春，泰县参加闹事的群众有29057户，约6－7万人，绑打社、区、乡、县干部225人，抄了21户乡干部、279户社队干部的家，共抄出粮食25317斤。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34、主席分析“退社”起因 提出整肃官僚主义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闹社风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主席不断地接到这方面的报告。退社风潮起因到底是什么？主席坐在菊香书屋的宽大沙发上，吸着烟，批阅着各地报送的材料，思索着这个问题。 主席拿起一份材料，这是河北省报送的，题名《关于河北省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生产情况的调查》。报告说：1956年大量减产是人为的灾害，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组织管理不善造成的。报告还反映社领导强迫农民入社、投资，作风不民主，经济不公开，办事不公平，关心社员少等情况。主席皱眉作了批示：“此件所说是否属实，请派人去涿县尚庄乡切实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主席阅读陈伯达的《在福建省农村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农村干部不仅握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而且握有很大的经济权力。滥用权力，生活、思想蜕化，引起群众的反感。在干部中还滋长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不良倾向。 主席阅读《河北省委关于农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的报告》。报告说：高级社干部的强迫命令成风，官僚主义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进行工作中，不听取群众的意见，多是少数干部做主，甚至发展到了一把手独断专行。（2）片面强调集体利益，不顾社员利益，限制社员活动自由。（3）任意克扣社员工分，罚劳动日，停止劳动，冻结存款，不发给政府救济款和购粮证等。（4）捆绑抽打群众。 主席阅读《浙江省委转发杨心培同志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称：合作化急于求成，社队干部作风骄横，强迫命令。一些干部打骂群众，贪污多占，损害社员利益，账目混乱，不能及时正确处理经济问题。特别是生产指挥上不听群众意见，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蛮干，瞎指挥。结果，造成全县粮食大减产。 主席阅读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报告。报告说：部分地区社员闹社退社的主要原因，是实现高级合作化后，广大农村的主要矛盾已由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而各级领导和农村干部对这种新的形势认识不足，加之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在建社时工作粗糙，建社后政治思想工作滞后，对建社中出现的问题未能及时认真地加以解决，尤其是对部分社员的困难解决不够。这些问题，在进行年终分配时，都集中地暴露出来，使社员对办好合作社和依靠合作社发展生产有了怀疑，再加上分配时有些社员减少了收入，这就使这些人产生了闹社、退社的思想。 主席又阅读一份简报。这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的一份简报。简报称：1956年秋收分配大多数社员都减少了收入。减少收入较多的，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小贩和有手艺的农民。……干部作风不民主，对社员的日常困难不关怀、不照顾，甚至进行打击。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了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思想动荡不安的农户更多。根据各地分析，社员退社的主要原因有五个：（1）大多数因为减少了收入。减少收入较多的，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小贩和有手艺的农民。建社之时，一些社干部向社员许愿，说每个劳日能分多少等等，结果落了空，而且差距很大，社员大失所望。 （2）农业社对社员的劳动时间控制过死，社内劳动过分紧张，社员累得受不了。社员无时间经营家庭副业，日常零花钱都很困难。他们说，增收不多，受累不少。 （3）干部作风不民主，对社员的日常困难不关怀、不照顾，甚至进行打击，社员肚子里有气。入社时干部许愿说，一切困难都可以解决；现在翻脸无情，不但不给解决，反而落得一场臭骂。社员要求马上改选干部，及时公布帐目，今后社内做事要经社员讨论。 （4）对入社时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特别是把社员户的零星树木、小块苇塘等也收归集体，伤害了社员对集体的感情。 （5）农村初级市场放开后，认为赚钱有了门路，更不愿意在社内受苦受累。 …… 主席的思路逐渐清晰：干部掌权后会腐败，会产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作风。人民闹事的根源就在这里。必须整风，整掉这些腐败的东西！ 主席在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我们准备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着重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作风，说：“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主席认为闹事的原因主要是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因此他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企图整掉官僚主义。 遗憾的是，1957年夏，主席对阶级斗争做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反右派斗争。这时，他也对农村出现的闹社、退社风波作了相当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认为这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反革命行为，是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抗，是“四类分子”的破坏，是党内的“右倾分子”的纵容。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35、学者潜心研究 分析“退社”原因 有学者阅读、研究了许多关于农民“退社风潮”的资料、论文，分析农民闹退社的主要原因是：（1）许多地区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实行政治压力和经济手段迫使农民入社。在闹社问题比较严重的浙江就出现过“抓两头，带中间”（依靠贫农、斗争富农、带动中农）的方法，有的地方甚至对不入社的农民进行恐吓，致使不少农民是抱着揣揣不安的心情入社的。在入社过程中，有的地方不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对生产资料入社作价偏低，农民利益的许多方面受到侵犯。这些，埋下了日后农民退社的隐患。 （2）社员减少收入，过高的预期与现实的反差，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向广大农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合作社优越性宣传。宣传说：“实行农业合作化就可以使全体农民得到富裕的生活”，“只有联合起来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实行合作化就可以用新的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进行大规模生产，这样会带来比个体经济高得无比的产量。” 特别是1956年初中央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之后，全国普遍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重点就是向农民描画合作化运动完成之后的美好图景。例如，当时江苏省的宣传资料说：“四十条”实现后，“我国农村中的一切剥削制度将被彻底消灭，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将变为高级的大型的合作社经济，使穷根从此挖掉，富根开花结果，子孙万代幸福无穷；我国的农业将变成先进的农业，使荒地变成良田，低产变为高产；我国农民都将成为富裕的农民，家家丰衣足食，社社五谷丰登；我国农村将成为文化发达、美丽幸福的农村，人人识字，个个读书，乡乡都有电话，社社都有收音机；到处是青山绿水，遍地是牛马骡驴，猪羊鸡鸭成群，路平桥好，四通八达，天灾能防御，四害被消灭，千年荒山开了花，百年大病断绝根，户户安康，人人欢乐……总之，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像一幅美好动人的图画，画出了我国农村繁荣、幸福的明天。”与此同时，一些社干部在动员农民入社时，也纷纷向社员承诺、许愿，说加入合作社如何好，每个劳动日能够分到多少钱。如果遇到灾害或问题，国家会给予怎样的保障，等等。 长期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的广大农民刚刚摆脱压迫和剥削，他们对大力发展生产、迅速提高生活水平有着强烈的渴望。同时，在建国之初，广大农民对领导自己翻身解放的共产党无比信赖，党所规划的如此具体而又生动的美好远景，对他们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大多数农民抱着比较高的预期“自愿”加入了高级社。 但是，这种美好的希望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破灭了。农民在加入高级社后很快就发现，由于合作社经验管理不善（当然有的地方也的确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不仅大幅度增加收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承诺根本无法实现，甚至连入社之前的情况还不如，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56年12月6日的简报统计，各省一般都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社员户减少收入。减少收入比较多的户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贩和有技术的手工工人等，他们积极想出去单干。减少收入不多的户，情绪也有动摇。农民的失望之情很快就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例如，1957年春节，安徽省肥西县滨湖乡滨广社的一户农民贴出了这样的春联：前门是“有钱好过年，无钱真可怜；一年累到头，三两三钱油”。后门是“昔年富、数年富，年年富；去年穷，今年穷，年年穷”。新河乡贫农李海荣贴出的春联是：“毛主席为人民，此话何用？儿女多非劳力，苦甚十分！”在河北隆化县的一座桥上还发现了这样的“传单”：“入了高级社，真正也不错。挣了不少分，一算剩不多。社里发一人，大家不能过。地了场光衣服破，回到家中挨大饿，你看难过不难过！”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强烈的反差是导致这一时期农民闹事的重要心理因素。 （3）农村基层干部官僚主义、特殊化，工作作风粗暴、强迫命令，使干群关系迅速紧张、恶化。 合作化之后，搞合作化的积极分子绝大部分都当了干部，掌握了政治的、经济的大权，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强迫命令作风日益发展，造成干群关系上的紧张状态。据《河北省委关于农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的报告》，高级社干部的强迫命令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很多农业社的干部，在进行工作中，不同群众商量，不听取群众的意见，多是少数干部做主，甚至发展到了一把手独断专行。「2」片面强调集体利益，不顾社员利益，限制社员活动自由。「3」任意克扣社员工分，罚劳动日，停止劳动，冻结存款，不发给政府救济款和粮证等。「4」捆绑抽打群众，较以前也有发展。 有的干部以为合作化后的农民成为集体化农民，一切事情都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社员稍有违背，就被扣上"落后"、"反党"、"破坏合作社"的帽子，受到扣工分、不许出工、不发给救济款和购粮证等处罚，甚至捆绑吊打。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倾向自然引起群众的不满。 强迫命令作风，有的已发展到违法地步。浙江仙居县251个乡干部中，有74人吊打过人，23个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者48名；秦皇岛市郊两个乡的党员中，任意打骂群众的有15名（占党员数7%）；房山县五侯乡山青社八、九月间发生干部打人事件8起。 干部多吃多占、挥霍浪费、贪污盗窃现象严重。 （4）基层干部缺乏管理高级社的经验，经营管理不善，独断专行，瞎指挥，造成了公共财产的严重损失和浪费。 干部缺乏管理集体生产的经验，生产没有计划或计划不周、不全面，瞎指挥，劳动管理混乱，工分不平衡，定额不合理，财务开支大、开支乱，帐目不清，有的社长期不公布帐目；农具丢失，牲畜饲养管理不善等现象未能及时解决，致使社员对办好合作社和依靠社发展生产有了怀疑和顾虑。 有的干部瞎指挥。例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就不看条件的盲目推广高产玉米，直至把玉米种到洼地和山坡上，结果减产很多；有的地区在推广密植上，限定每亩必须保证多少棵，把行距、株距都列入操作规程；有的地区因一味追求打井数量，结果出现了不少废井，没有砖，就去扒群众的房子，拆群众的锅台。 （5）分配不公、收入不平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在分配的问题上，对村与村、队与队收入不平衡的问题，缺乏适当的照顾、机械地执行全社统一分配的办法。有的高级社由于规模过大，穷村沾了富村的光，穷队揩了富队的油。浙江仙居县在夏收分配中，实行“平衡余缺”，平均每人分九十斤，劳动工分少的人也拿九十斤，不出钱，作为超支，劳动多的人也只拿九十斤，而拿不到钱，这样打乱平分，造成全县80%的社员超支。打乱平分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劳动力强的农民收入降低。 据临河南汝县委统计，因村与村经济基础悬殊穷富不同而引起的“闹社”有17个社，占闹社总数的48.5％；因自然灾害造成收入不平衡，一个社内一村丰收，一村减产而引起“闹社”的3个社，占8.57%；因种植作物品种规划不当，而形成收入不同引起纠纷的4个社，占11.42％；队与队、村与村劳动定额不统一，影响团结而引起纠纷的5个社，占14.25％。 （6）在入社过程中一些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使部分群众充满怨气。 在合作化运动急速推进的过程中，遗留下了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许多地方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没有进行评议定价就入了社，侵犯了群众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和小块苇塘等统统强行入了社，而不给予任何补偿，有的地方在社员入社时对牲畜、农具折价过低，到期又不能偿还，这些都伤害了社员的感情。临汝县王堂农业社的辛立臣带头闹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社里在打井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祖坟上的牌楼砖拆去修水井，又把坟前的一棵大柳树砍了去做农具。这些怨气不断积累，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最终导致辛立臣带头起来闹社。 （7）农业社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社员劳动过分紧张，引起社员不满。有的合作社集中统一过多，对社员个人利益和自由照顾不多，不许社员搞副业，限制社员串亲戚和赶集。 （8）确有少数不良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矛盾煽风点火，制造事端，以达到个人目的，也是某些闹事事件发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深层原因是：有些高级社是由管理无能、专横腐败的干部统治着，高级社已经成为“封建庄园”，生产下降、收入减少、生活水平降低。社员不甘心当受剥削压迫的“农奴”、“庄客”，为维权而奋起抗争，爆发了闹社退社的风潮。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35、平息风潮“先抚后剿”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针对全国各地已经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1957年2月，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敌我之间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开始处理“闹退社”事件时，中央和各地都是按照《讲话》精神进行处理的。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认为，尽管不排除有少数坏人借机破坏，但问题总体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之内，力图以说服教育、改善社的生产管理等方式来加以解决。 中共中央1956年12月24日在批转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的报告时，针对一些地方出现闹社、退社事件提出了三点意见：1.各地合作社对于急急忙忙让富裕中农入社，或者让其入社本来就是不策略的。今年分配所得，富裕中农的收入都有所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让一部分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2.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原来从事手工业等其他行业的人，过去确实收入较多，留在社里很难维持他们原来的收入，经过工作，如果他们仍坚持退社，可以允许其退出，不必把他们勉强留在社内。3.对于一部分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可从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必要时，也可暂时给以适当的土地报酬。 1957年6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江苏省委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的批语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冷静地分析夏收前后的农村形势和农村人民闹事的原因，主动地去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防止闹事事件的发生，并且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使干部们懂得，对待人民闹事既不能片面地迁就许愿，也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而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辨明是非，达到干部和群众在更高基础上的团结，以利生产。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主席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反右运动前，他认为闹事的原因主要是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造成的，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1957年夏，主席把阶级斗争的情况看得过于严重，而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反右派斗争，导致了这场斗争的扩大化。受此影响，对一段时间农村出现的闹社、退社风波亦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认为这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反映，大多是敌我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必须狠抓阶级斗争，镇压这股“歪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平息“退社风潮”改抚为剿。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的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主席在会上作了题为《1957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在布置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的同时，明确表示，少数想退社的富裕中农，“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主席提出：“赞成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他同时要求这种说理斗争，今后应当每年进行一次，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指不巩固的社）的整风，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其办法是，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批判之，农村的鸣放辩论应当在上级派出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进行。 于是，中共中央于1957年8月中旬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决定在全体农民中就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进行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批判党内的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四类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反革命行为。 《指示》下达后，农村掀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地方政府、各级干部也转而认为，闹事原因主要是一些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在其中兴风作浪、借机破坏。各地农村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的方法，批判、斗争“右倾分子”、“四类分子”和富裕中农。有的地方甚至把事件定性为“小型的骚乱”，“反革命事件”，动用了公安、法院等专政力量，逮捕法办了一些领头闹事者，严厉惩处了“闹事”的“首犯”，镇压了退社风潮。广东省一个月内批判斗争1.6万人、逮捕两千余人，几乎全部是富裕中农。广东番禺县县委于1957年10月8日抽调机关干部186人，组成30多个工作组下乡。工作组下乡后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制止退社风波，帮助社干部健全劳动管理和财务管理，发动群众对带头闹退社的农民进行大辩论，镇压了退社风潮。 下面，请看浙江是怎样平息“仙居事件”的。 为妥善处理仙居群众闹事事件，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决定亲自赴仙居县蹲点调查。江华是1956年8月中旬到达仙居的。到仙居的第二天，他就在仙居县党员骨干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江华指出，要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要在农民群众中批判资本主义思想；要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发展生产的问题。 江华在仙居蹲点的20天左右时间里，找了不少人谈话，并通过召开包括区委书记、乡镇书记、村书记和县里干部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传达中央对仙居工作的指示，组织干部学习，帮助县委常委总结闹退社的经验教训，分清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统一思想认识，帮助他们研究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恢复合作化措施。他还亲自到仙居县船山乡、岭下乡农村调查研究，听取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意见。在船山，江华请来生产组长、党员和普通社员十几个人开座谈会。江华人胖，村里为他准备的藤椅坐不进，他就坐在农家的竹椅上。他主要问闹事的原因，叫大家实事求是地说，社员有什么反映，参加会议的人有什么想法等等。大家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合作化以后土地荒掉，产量上不去，老百姓生活较困难。开会时，大家还不知道他的具体身份，走后才知道。船山座谈会的第二天，江华又在县里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县长、两办主任、部分县、乡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开会时，他首先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退社？二是哪些人要退社？三是退社对你们有什么好处？让大家讨论。讨论中，江华问得很细，如记工员有没有为自己多记工分、闹事哪些人最积极等等。大家反映：社员与干部有矛盾的要退社；坏人退社最积极等。县里的座谈会开了两天，接着，江华又到岭下乡调查。到岭下乡，因为路小无法开车，江华是步行去的。他在岭下乡杜婆桥村也召开了社员座谈会，他就坐在树墩上，参加会议的有村里的主要干部。江华问了大家许多问题，如合作社好不好？还征求大家的意见：仙居经济落后，修条公路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开完座谈会，江华又去看了稻田。在仙居，社员们向江华反映最多的是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合作化以后，县委工作极不深入。干部下去一般只到区到乡，很少到社，即使到社也很少与群众接触。领导活动限于开会布置，缺少研究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吊打群众的乡干部占全县乡干部的30%以上，甚至少数县委委员也打人、吊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其次是领导上的右倾：“闹事之前，合作社中问题成堆。群众曾经再三向领导上发出警号，要求清算账目、干部参加劳动、改选作风不好的干部，有的要求退社、分社。而领导上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采取民主办社的方法认真解决合作社中的问题，又不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错误言论。闹事已经发生，又不去发动群众，做好工作，使大部分社员稳定下来，允许少数坚持退社的社员退出，而采取压制、拖延以至放任自流的办法。对未发生闹事的地区，县委也未主动做好工作。”再次是党的队伍中资本主义思想上升，组织纪律松懈，缺乏战斗力：“领导上长期放松对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党的组织生活极为松懈，区乡干部较为普遍地不学政治、不学文化、不看报纸。”由于县委没有做好工作，因此群众失去信心，普遍反映：县委只办社，不管社。“去年县委决定改制15万亩，干部和群众都接受不下去，县委硬压的结果，荒芜了15000亩良田，很大一部分土地收成很少，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全县粮食收入比1955年减产22%。合作社的劳动报酬很低，去年每个劳动日最高七角二分，最低五分四厘，平均只三角三分。”闹事中间，县委在惊慌失措之下，没有耐心地坚决地教育干部相信群众的多数，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的艰苦的工作，在巩固多数社员的前提下，允许少数社员退社；而是片面地允许退社，并由县人民委员会出通告说明“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想以此来缓和矛盾。结果起了很坏的作用。出通告前全县入社农户尚占46％，而这以后继续退到只占16％。江华根据调查的事实，举出东岭乡后丁村一个47户的合作社为例，说明该社开始因为账目不清、干部作风不民主和经营管理等问题，有九户闹退社，并打了干部。当地的干部领先发动贫农和下中农，把问题交给全体社员讨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接受社员合理的意见，在多数社员思想上划清界线后，允许坚持退社户退社，结果只有两户退社，整个合作社因之巩固下来。因此，他认为，“运用这一经验，在未闹事的地方，主动做好工作，也是完全可能防止闹事的。”8月30日，江华在仙居向台州地委并报省委作了《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的报告》。江华在仙居蹲点处理群众闹事的实践活动，对全省其他地方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当年9月14日，省委同意这个报告，并将报告上报中央和上海局，同时转发各地、市、县委。 江华的亲临指导，帮助仙居县委提高了认识。县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干部右倾思想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提出恢复合作化，在组织人事方面也作了初步调整。到年底，入社农户恢复到占全县总农户的90.4%。当年的粮食产量和生猪的饲养量分别比上年增长了5%和31.8%。在江华的关心和支持下，仙居动工兴建总库容645立方的西岙水库，并将仙（居）缙（云）公路列入省交通厅的计划，于当年11月动工，次年4月建成通车。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仙居县就将某些带头闹退社的农民也划定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逮捕9人、拘留42人。经过这次政治打击，把退社风潮镇压下去了。 再看安徽无为县是怎样平息“退社事件“的：1955年春，安徽无为县全县成立了111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县委对合作化运动由“小脚女人”的步伐，一下变为风驰电掣的快车，全县一气呵成“社会主义合作化”。这时，全县最大的高级社白茹洲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原来的106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小社基础上自愿联合起来，不顾客观情况，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完全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加之当年的收成很不理想，以致农民家庭收入寥寥无几。不少人在秋后即缺米少柴，随之纷纷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结队抢分集体的存粮；有的硬行私分集体保留的稻种；有的公开责怪政府，咒骂干部。一时人心惶惶。 省、地派来了工作组，“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在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xxx，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帐算清楚：有大军渡军时的损失帐，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从此再也无人敢要退社了。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37、干部专横胡作非为 贫农抗争被斗入狱 河南省临汝县王堂高级农业社，党支部书记兼社长杨德春独断专行，对社员的态度极其蛮横。他平时不参加生产，说大话，不解决实际问题。他自己借用合作社60多元钱，会计亲自给他送到家里。可是平时社员要借几毛钱，再三要求他也不批准借给。1956年麦收时，社里办“农忙食堂”，他向社员宣布：“谁都得到食堂吃饭。如果三天不来吃饭，就拔他的锅灶，不准推磨。”而食堂由于管理不好，浪费了2000多斤粮食，社员对此非常不满。麦收后，他又独断专行，决定把全社麦种都集中放在辛庄村，结果坏掉了两千多斤。秋收后，社里收了绿豆，社员们要求分一些，他不准分。 在贯彻落实《农业四十条》的热潮中，许多地方出现高指标和瞎指挥现象。1956年上半年，河南临汝县对农业社增产指标要求过高，打井数量要求过大，技术推广要求过急。有的地区，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就不看条件的盲目推广高产玉米，直至把玉米种到洼地和山坡上，结果减产很多；有的地区在推广密植上，限定每亩必须保证多少棵，把行距、株距都列入“操作规程”；有的地区因一味追求打井数量，结果出现了不少废井，没有砖，就去扒群众的房子，拆群众的锅台，甚至拆社员的祖坟。杨德春等几个社干部就是瞎指挥的典型。 临汝县王堂农业社有户贫农，户主叫辛立臣。社里在打井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祖坟上的牌楼砖拆去修水井，又把坟前的一棵大柳树砍了去做农具。辛立臣不服气，就找杨德春理论。杨德春把三角眼一瞪，说：“哪个是你家的？都是集体的！”原来杨德春等几个干部决定，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和小块苇塘等统统收归社有，而不给予任何补偿。 辛立臣争辩说：“俺土地入了社，可是祖坟没有入社呀，怎么就成了集体的？”杨德春竟然蛮横喝道：“这是党支部和社委会的决定！你想挖集体经济的墙角吗？” 辛立臣十分愤怒，知道和这个家伙没法说理，就伸手要打杨德春，被人拉开。他跳着脚骂道：“老子是贫农！不怕你。你不赔我的砖和树，老子和你没完！” 1956秋收之后，临汝县王堂农业社干部没有把党的分配政策向群众交代，分配方案没有经群众讨论，预分计划群众也不知道，社内账目从未公开过，社员对社里的收支不摸底，有很多怀疑。该社王堂村生产队按劳动将预分粮分掉70％，有的一人分了600多斤，多的甚至达到1000多斤。但辛庄村粮食只分到144斤、红薯分到250斤就停止分配了。社员意见很大。 就在辛立臣和杨德春打完架的时候，辛立臣和一些社员听到一个消息：他们村的红薯还要往外调。社员们愤愤不平：俺们的口粮还没有达到应该分的指标，怎么还把俺们种的红薯往外村调？辛立臣怒上加怒，就和他弟弟辛清臣、侄族辛维庆及一群社员去找党支部书记兼社长杨德春讨说法。杨德春竟蛮横地说：“哪个是你们村的红薯？统统都是农业社的。党支部和社委会决定调出，，就必须调出！” 辛立臣怒极，回头对社员说：“俺们回家自己想办法，不跟这个混蛋说了！”于是，辛立臣就和他弟弟辛清臣、侄族辛维庆带领群众在7天内刨分了67亩地中的10万余斤红薯，由社员分掉。杨德春等干部出来制止，辛立臣质问道：“娘的！俺们辛辛苦苦种的红薯，凭什么白给外村？凭什么不分给俺们？想饿死俺们呀，没门！”辛立臣等愤怒的社员要揍他们，吓得杨德春等干部东躲西藏。 随后，辛立臣等又带领数十名社员去乡里请愿，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一是分社；二是清算账目；三是撤换杨德春等作风不好的社干部。乡里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自动撤换了队里的干部。同时，他们组织了11辆大车，坐着数十人去县里请愿。 临汝县其它地方也开始出现“闹社”的迹象，龙山发生了打干部事件，县委未认真处理。之后，周围村庄就有人酝酿“闹社”，县委亦未引起警惕。到了秋后，开始有一部分社员三五成群地到乡、到县请愿，这时县委仍未觉察问题的严重性，亦未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临汝县委认为，社员闹事是属于人民内部正当要求未得到合理解决，加上干部本位自私引起的。洛阳地委也几次强调是工作问题，要求改进领导作风，大力推行包工包产，改善民主管理工作。因此，临汝县在闹社初期的处置方针是：“加强政治教育工作，解决实际问题，避免冲突。”与此同时，县里派出了大批干部到闹社地区进行工作。公安局也派出专人到闹社比较厉害的辛庄村进行调查，并没有发现有坏人破坏，证明是群众性的问题，因此决定不逮捕人。 随着闹社事件的增多，影响的扩大，临汝县委开始采用分化的手法。一方面，他们把辛庄村带头闹事的辛立臣、辛清臣和其它一些领头人以办训练班为名集中起来，学习社章和宪法；另一方面，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群众当中，加大教育说服工作的力度。由于采取了这两方面的措施，闹社的势头开始慢慢得到控制。 1956年12月中旬，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来到临汝。他在听取汇报后指出：闹事的基本性质仍是内部问题，但少数社已发展到坏分子利用党内矛盾、干群矛盾，进行反合作化、反社会主义的小型骚乱。他特别强调，是否有反革命兴风作浪，县委需要考虑。他明确要求临汝县委，抓住有利时机处理几起。12月21日，《河南省委关于临汝县“闹社”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下发。《指示》对临汝县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临汝县）甚至对于反动分子要搞垮社的破坏活动也不能够毅然决然地加以严厉的镇压，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这就难免要挫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反动分子的气焰了；这就是临汝县个别地方‘闹社’的乱子曾经一度发展和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后，临汝县就根据“小型骚乱”这一定性，把那些领头闹社的人加以逮捕。县法院召开了几千人的公审大会，对全县带头闹社的十三个人分别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其中2人受训诫处分）。宣布的罪状归纳起来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利用社内存在的问题，进行挑拨离间，颠倒是非；煽动与组织群众进城控告干部，殴打干部，要求干部开仓分粮，组织群众下地刨红薯，分红薯，闹分社等活动，使集体财产受到损失，影响了社的生产，危害了社会秩序。把闹社最凶的王堂农业社辛庄队的辛立臣判处徒刑5年，辛清臣判处徒刑3年。此后，县委又在全县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破坏农业社的犯罪分子受到国法惩处”的宣传。“闹社”事件就这样彻底地平息了。 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传达后，中宣部和河南省委先后派人去临汝县王堂社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河南省委对临汝的“闹社”问题进行了重新处理。省委认为，过去的处理是有错误的，主要表现在虽然肯定了“大部分社基本上是属于内部纠纷”，但还是定性为“一种小型骚乱”，“这种分析据调查证明显然是扩大化的，不符合实际情况。对原因的分析上强调了坏分子破坏活动，对这些合作社的问题检查和改进都强调不够。不适当地批评临汝县委不能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助长了某些干部‘找不到老虎也要找几只兔子’的错误思想，结果逮捕了15名带头闹社的农民，并判了刑。”省委认为，之所以发生这些错误，“是因为还是用老眼光、老路数来看待和处理新问题”。省委常委会决定，宣布被逮捕判刑的15人无罪释放。 1957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各地都惩处“闹事”的“首犯”，镇压退社风潮。辛立臣等15个人又受到了残酷斗争，之后又被抓进了监狱。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38、 紧抓阶级斗争 狠整“四类分子” “阶级、阶级矛盾、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这是主席分析解决问题常用的模式。 主席领导时期，每个人都要贴上两条“阶级标签”：家庭阶级出身和本人阶级成分。 农村户口的人，其家庭出身就是土改时他的家庭被划的阶级成分，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等。如果你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或贫农），那么，你的家庭成分就是地主（或贫农）。家庭出身随着血缘而向下传递；本人成分没有什么严格标准，通常是这样理解：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当家人（参与剥削的成年人）本人成分就是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一般成员（没有参加剥削的子女）如果还在家当农民（农村户口），个人成分就是“地富子女”（后来把所有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地富分子除外，一律叫“可教育好子女”）；对于农民，个人成分和家庭成分相同，就是说，你的家庭成分是贫农，你的个人成分也是贫农。 这个“阶级成分”非常重要，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那时候填写任何表格（户口本、选民登记表、入学登记表等），都有“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这两个栏目必须填写，不许隐瞒。如果隐瞒，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被查出后，将受到严厉处分。 农村中的阶级敌人是“四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后，又出现了“右派分子”，合称“五类分子”。严格说，只有戴帽“五类分子”才是敌人，属专政管制对象，但是一来运动，许多地方也就不管“戴帽”还是“摘帽”了，统统是敌人。在文革期间，这些人也被称作“牛鬼蛇神”、“黑五类”。 四类分子中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由于本人成份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这些人的后代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富农。另一类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这些人本人成份比较复杂，可以是贫下中农，也可以是地主富农或者其他成份。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亲属被称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属。 反革命分子有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之分。所谓现行反革命，就是解放后犯有反革命罪行的人。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列举的反革命罪行有：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进行叛变、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间谍或资敌行为者；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反革命为目的，策谋或执行破环、杀害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有挑拨、煽惑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积极参加者；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 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指在解放前反对共产党革命的敌伪骨干分子。比如反革命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蒋伪军政官吏（一般是县团级以上）。 坏分子的标准很笼统，通常认为，除了残余反革命分子外的流氓、盗窃、纵火、凶杀、抢劫、诈骗、强奸犯以及那些严重违法乱纪和破坏公共秩序的罪犯，都称为坏分子。 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右派分子，有“戴帽”和“摘帽”之分。“戴帽”的，就是敌人，没有公民权，是专政对象。“摘帽”的，就是“被改造好了”，属于人民范畴，有了公民权，不再是敌人。这“戴帽”、“摘帽”大权，掌握在村里干部手中，虽然批准权在区（或县）政府。只要村里上报，一般都批准。尽管摘了“帽”，“摘帽”者本身也是一种阶级标签，所谓的“摘帽右派”，其社会地位高于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但是还无法真正成为普通民众。 “四类分子”的帽子，是干部整人的法宝。如果想整你，就可以弄一：“你应该搞农业劳动，改造思想！” “我那地边子早刨啦。” “拉沙子，改造地！” “哎呀，村长，我人嚼马喂的，那可受不了哇……” “这是命令！” 冯少怀是作家塑造的一个主要反面人物，他是上中农成分，土改后他积极响应党的“发家竞赛”的号召，买骡子栓车，搞运输，是村里“腰最粗”的富裕户，受到翻身户的忌恨。因为他雇工赶车进行剥削，有余粮不卖给国家，破坏统购统销。最后被戴上了“漏划富农分子”的帽子，被人民专政。从此，他成为“贱民”，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39、邓子恢医治“早产儿” 党中央出台新政策 接二连三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人为地促成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10月，全国多数省市区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至此，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宣告提前完成。如果从1953年算起，仅仅用4年时间走完了原定15年（3个5年计划）的历史进程。 由于过急过快过粗，大多数高级社是一片混乱：管理经营混乱，干部强迫命令，社员闹退社，留在社里的社员也是不关心集体，劳动消极怠工……。 当时有顺口溜说：“上工慢腾腾，干活瞎糊弄，收工一窝蜂”；有打油诗云：“出工鹭鸶探雪，收工流星赶月，干农活李逵说苦，挣工分武松打虎”。有的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 1956年秋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合作化，社会主义到来了。但是，农村并没有“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生产力却受到了破坏：1956年棉花比1955年减产一百四十七万担，猪减少了三百五十万头，大牲口减少一百多万头。此时，只有集体生产才是社会主义，农民（现在是社员了）个人从事副业便是资本主义，应加以限制或禁止的观点开始流行。结果是灾难性的：譬如福建省1956年猪比1955年减少20%，砖瓦减少27%，鸡、鸭、蛋也大量减少，而茶叶生产竟不及战前（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龙江省委当年七月向中央报告，全省农村的副业生产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 著名作家赵树理当时在山西省长治地区的一个县里挂职任县委书记，眼见中国农村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出现了恶劣的后果，就在1956年8月间给上级中共长治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讲到：“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中国农村这位母亲，从1951年开始就有了身孕（互助组），这个受精卵将发育到初级社，再发育到高级社，高级社的预产期从1953年算起是15年，即1968年是他的诞辰。可是性急的人不断地揉搓她的肚皮，给她吃“催产药”，特别是在1955年下半年，连续给她服下了“四种猛烈的催产药剂”（三个会议一部书），高级社就早产了12年。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一直在劝说、阻拦甚至，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财物）是处理社与队关系的一种最好办法”，采取“两个指标（计划指标、包产指标），超产提成，减产扣分制度”，可以使社队关系合理化，避免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他还结合科学管理的思想，提出了“计划指标略高于常年实际产量，而包产指标略低于计划指标”，联系“工包到组”、“组包片”、“田间零活包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等具体措施，从而发展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思想。 主席在这段时期对邓子恢倡导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默许的，主席默许邓子恢推行这种制度，只在于他看到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确有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此，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保持沉默，既不鼓励，也不公开表示反对。到了1958年，随着“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主席认为还是“人民公社好”，集体吃、集体干，这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于是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某些做法表示不满意了。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因此受到责难，被斥为“促退派”，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一些做法也被视为搞“单干”。这是后话。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二卷 40、李云河试验“包产到户” 燎原社经验星火燎原 在整顿高级社中，各地都积极贯彻邓子恢倡导的“生产责任制”，农民都在摸索创造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浙江省永嘉县曾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建立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联地到劳，以确保农活质量。实践结果，社员的劳动质量明显提高，窝工浪费现象得到克服。然而社员仍不满足，他们说：“增产七千七，一个人分不到七斤七。”因此，要求把劳动成果同劳动报酬紧密地联系起来，亦即要求把包工同包产联系起来。 当时永嘉县主管农业的书记是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他年方24岁，思想活跃、血气方刚、忠心赤胆，有海瑞那种爱民如子、刚直不阿的胸怀和气魄。正当他思考着如何把高级社的生产责任制搞得更好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一篇文章，使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这篇文章题目是《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作者署名何成，刊登在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在概括了安徽芜湖和四川江津等地的经验后，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是高级社）只有生产队包工包产，生产组和社员不包工包产，这就产生了问题，就是社员只顾赚工分，不关心社里的生产。这是目前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劳动组织、实行了包工包产，生产仍然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云河兴奋地想：“《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头版文章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啊！”他大声叨念：“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他特别加重“每个社员”这几个字。在他的头脑里勾画出“包产到户”的设想。 在县常委会议上，李云河朗读了《人民日报》何成的文章，谈了自己要试验“包产到户”的设想，受到县委书记李桂茂和常委们的赞同。为了慎重，李桂茂书记让他去请示温州地委。他找到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部长面对《人民日报》，考虑再三，最后表态说：“试验可以，推广不行！” 永嘉县委和李云河选择的试点名叫燎原社。该社是高级社，有1801户人家，4673亩土地。5月，选派了一位熟悉农村工作的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到燎原农业社做驻社干部，试验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亦即包产到户责任制，把人、地、产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李云河坐镇指挥。 经过四个月的试验，诞生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总结》列举了实行“包产到户”后，燎原社所发生的变化：“社员干劲主动，户户有了责任，生产进度迅速，积肥效果显著。”社员群众反映“包产到户”有“六好”、“八多”、“五少”。 这份《总结》引起了永嘉县委的高度重视。1956年9月6日，永嘉县委召开了全县高级社主任会议，部署多点试验。农民们知道退社是不成了，那么怎样争回土地经营的自主权呢？燎原农业社实行的包产到户正合他们的心意。包产到户把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改变了过去“天天集体、事事集体”，统得过死的做法，社员或家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很受广大农民欢迎。社队干部大多数也欢迎包产到户，因为包产到户能够顺利解决一直困扰着他们的“社员出工不出力”的难题。所以，燎原农业社的经验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永嘉县在短短两个月内，300多个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到1957年夏季，全温州地区有1000个社17万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占温州农户总数的15%。 这时，一些积极批“小脚女人”的或者被批“小脚女人”吓破胆的社、县干部，在突如其来的“包产到户”面前慌了手脚，控制不住局势，纷纷向地委告状。 温州地委也吃不准怎样处理，态度不甚明朗。就在这时，1956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羽心的文章《关于社员个人和生产小组的“包工包产”》，10月19日又发表了署名崔峰的文章《包产不可包到生产小组》。这两篇文章都对何成的文章提出质疑，反对包产到组或个人。认为，“如果把分给的地段上的一切工作都交给小组和个人去做，那是不妥当的”并断言“这样做就成为‘组织起来单干’了”。 温州地委看到这两篇文章，就想起了批判“小脚女人”的厉害。他们害怕搞包产到户出乱子，又犯错误。于是，决定制止包产到户，对永嘉的包产到户进行公开批判。1956年11月26日，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作法》的评论员文章，严厉批判永嘉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小农经济”、“根本不是先进制度”。 温州地委表态后，永嘉县委书记和一些常委害怕了，就劝李云河停止包产到户。李云河不认输，他针对各级报刊对包产到户的批评，写了《“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的专题报告。报告以永嘉县委副书记名义向地委、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了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情况，并在理论上论述了包产到户的必要性。报告说：“我认为这个办法是有效地提高社内生产力的先进方法，它能调动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李云河是个初生牛犊，不怕风险。 1957年1月4日，即在李云河寄出报告的第八天，中共浙江省委召开调研座谈会，专门听取李云河关于永嘉包产到户的汇报。浙江省委农业书记林乎加高度评价了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肯定永嘉县委“动了脑筋”。他说：“有人讲永嘉的办法是倒退，是小农经济，这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社队都保存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变，怎么成单干呢？” 在林乎加的指示下，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发表了李云河的报告，并且加了编者按。同时，对《浙南大众报》的《不能采取倒退作法》的文章进行了批评。 林乎加的明确表态和《浙江日报》发表了李云河的报告后，骤然紧张的空气松懈下来，温州地委也改变了态度，主动建议永嘉县委对包产到户“不要都纠光，留几个社试试看。” 正当李云河准备大展宏图推广“燎原社包产到户经验”的时候，风云突变。温州地委又指令永嘉县委：立即停止包产到户实验，已经搞包产到户的社队，必须立即纠正过来！ 李云河毫不退让，据理力争。 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中，1957年7月31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的文章，文章火药味十足，说包产到户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文章列举了包产到户的十大“祸害”后说，“按劳分田，包产到户”是“右派分子用来射击农业合作化的一支毒箭。是包着糖衣的砒霜”。 这时，原来支持李云河的省委副书记林乎加也缩了头，不再吭声。 8月8日，中共温州地委召开扩大会议，点名严厉地批判了李云河。认为他主张的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是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在随后举行的省党代会上，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的大字报写道：“产品名称：包产到户；产品性质：资本主义；发明创造者：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此后，李云河被责令在《浙南大众报》上作检讨。从此，在温州全区、浙江全省以致全国对李云河进行了公开的点名批判。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浙江省委、温州地委遵照这一《指示》，对永嘉县主张搞包产到户的有关人员进行了处理：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因支持包产到户试验，被定为“中右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由13级降为16级；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因主张搞包产到户，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资由15级降为19级，下放工厂劳动；而永嘉县的农民因搞包产到户，被批判者不知其数有许多人被关押判刑。 “包产到户”这个最受农民欢迎的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就这样在反右斗争中夭折了。此是后话，详情第三卷介绍。 （第二卷完，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三卷） （2008，3，4下午3点33）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三卷 发动“大跃进” 目录 村变革风云录》 第三卷 发动“大跃进” 目录 1、毛主席继续批判右倾 各部门争相急躁冒进 2、总理带头反冒进 陈云疾呼“要平衡” 3、众虎合力抑一龙 中央决定反冒进 4、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 “共运领袖”原来是“暴君” 5、主席维护“共运领袖” 中央警示个人迷信 6、以苏为鉴政治“解冻” 知识分子喜迎“春天” 7、中共“八大”胜利召开 “中国巨轮”拨正航向 8、领导集体群星灿烂 两颗新星夺目耀眼 （1）主席简历 （2）刘少奇简历 （3）周恩来简历 （4）朱德简历 （5）陈云简历 （6）邓小平简历 9、二中全会继续反冒进 总理大胆敢摸“老虎臀” 10、少奇讲说波匈事 主席不满反冒进 11、多事之秋主席论“矛盾” 开门整风党外批冒进 12、恼羞成怒反击“右派” 知识分子一场浩劫 13、主席钱塘观潮赋诗 浙江纠正包产到户 14、李云河不屈据理抗争 燎原社忿怒批驳胡岩 15、专政铁拳猛击“闹事农民” 反右狂飙横扫“包产到户” 16、三中全会主席发难 否定“八大”反“反冒进” 17、农民冒风雪落实《纲要》 农村大跃进吹响号角 18、毛主席苏联赴会 发豪言赶超英国 19、两下杭州主席夸江华 南宁会议总理挨批判 20、主席批判“中央决定” 刘周被迫违心检查 21、讲演《六十条》指导大跃进 再批反冒进陈云作检讨 22、刘周陈再次作检讨 毛主席开始登神坛 23、主席全力鼓动大跃进 大员竞相攀比高指标 24、毛主席指示并大社 “卫星社”诞生碴砑山 25、刘少奇吹侃乌托邦 周恩来闲聊《大同书》 26、顾大局维护主席权威 周总理违心含泪检讨 27、刘少奇宣布总路线 毛主席发动大跃进 28、破除迷信不怕马克思 个人崇拜神化毛主席 29、狠抓阶级斗争批判观潮派 自诩焚书坑儒超过秦始皇 30、梦想共产主义 整肃高级干部 31、周恩来提出辞职 刘少奇鼓动跃进 32、毛主席《介绍一个合作社》 吴芝圃新官上任三把火 33、总理留职削权靠边站 主席亲自指挥大跃进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三卷 1、毛主席继续批判右倾 各部门争相急躁冒进 1956年，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了公有制。于是，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三大改造的任务，原来设想从1953年算起，用15年或者更多些的时间完成，也就是说，要在1968年完成。出乎主席意料的是，仅仅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4年里，改造速度最快的是1955年下半年到1966年。 主席原来认为，改造农民是最困难的问题。没料到他在1955年下半年，仅用“三个会议一部书”狠批“小脚女人”、“右倾保守”，就掀起了改造的高潮，最困难的农民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1956年1月15日，首都北京举行庆祝大会，庆祝北京市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红旗飘扬，沸腾的人群高呼口号：“伟大的社会主义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望着沸腾的人群，豪情勃发。此刻，他更加相信，他的思想——主席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只要用他的思想武装全党，发动起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就会无往而不胜！新中国的成立就证明了这一真理，现在，三大改造的迅速胜利完成，又一次证明了这颠扑不破的真理！他长出了一口气，情不自禁地吟出两句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已经到来，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主席早在1955年冬季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的想法是：要借批判“小脚女人”的威势，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在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要造成一个万马奔腾的形势，高速度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尤其是钢铁和粮食。 1955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10月，主席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1955年12月27日，主席在杭州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他在序言里写道：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在全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主席在农业合作化战线批判“小脚女人”大获全胜后，又要在全国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批判“小脚女人”了。 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在京的122位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主席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周恩来在座。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主席说：“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速度，是主席为中共八大确定的主题。周恩来在座谈会上表示：“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当时是赞同主席的主张的。 根据主席讲话的意思，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主席对“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很感兴趣。这几个字的提出有个过程。1955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毛主席提出在“多、快、好”的原则中，还要加上一个“省”，要节约。《人民日报》社论将其做了文字上的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四个字成了“大跃进”时期人人皆知的口头禅。 1956年1月，主席在杭州主持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再次研究农业发展问题。浙江的山区已经有几处落雪了，几夜寒风，西湖的水面已经结起一层薄冰。没有什么取暖设备的会议室里，省委书记们也不讲究什么礼节了，都紧裹着大衣开会，手里紧握着茶杯，想从杯壁上取点暖。主席似乎不觉得冷，也许是他心里太热，也许他是靠那不熄的烟头取暖，总之，他情绪高涨，不时和坐在他身旁的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着玩笑。 会议主旨，也同刘少奇传达的12月份的讲话内容相仿，突出“快”、“多”两个字。天气虽然寒冷，但是，由于主席的不断加温，参加会议的大员们的头脑却火热。虽然只有几天，农业的“十七条”已经扩充为“四十条”，最后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纲要》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到1996年，时隔近40年，我国粮食、棉花的产量才分别达到9800亿斤、8400万担。 《纲要》搞定，主席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观赏新拍的黄梅戏影片《天仙配》。这是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从家乡的文化局调来的。看完影片已是深夜12点，主席仍兴致勃勃，对曾希圣说：“拍得不错，拍得不错。”他又联想到农业：“男耕女织，夫妻勤劳和睦，不错嘛！” 由1956年初开始，主席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主席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从2月14日起，主席要34个部委向他汇报工作，他要亲自抓经济工作了。听汇报工作时，他不时有些插话，要求加快发展速度。他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在谈到这个速度时，还提出了“一空二白”即后来说的“一穷二白”。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这些不切实际的论点，一经传达，又给“冒进的快马”加了一鞭。。 《农业四十条》各项高指标的公布和主席频频发出反右倾保守的指示，那些在批判“小脚女人”时吓破了胆的各级官员就急忙紧跟，很快，就出现工业、交通、商业、文教等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全国“大冒进”的逼人形势露出了苗头。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三卷 2、总理带头反冒进 陈云疾呼“要平衡” 周恩来总理着急了，面对来自各个部急躁冒进的消息，他感叹道：“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他审视着各方面报来的计划，两道浓密的剑眉愁云紧锁。他和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中财委主任、副总理陈云，经过周密的了解和核算，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物资250多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的和短缺的，其中钢铁严重短缺。他们敏锐地觉察到盲目冒进的苗头已经开始露出，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他们心急如焚。 陈云跟总理说：“这个事情我看要提醒大家，经济建设要稳步进行，要注意综合平衡。” 周恩来点头：“你的意见很对，你要对有关部门讲，我也要讲。” 陈云讲了。周恩来也讲了，而且讲得很诚恳：“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恩来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告诫有关方面：“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 1956年1月20日，周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结论时，强调指出：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月30日，他又在政协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这就是说，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说加快速度，但不是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2月7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工业化可以提早完成；一种是在规模和速度上能够扩大和加快，但不等于提前完成工业化。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把握。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周恩来之所以反复强调不要提提早实现工业化，首先是因为这个提法脱离实际，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如果这样提，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也就不可能避免。” 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大声疾呼，“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他郑重地说：“不要光看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浇浇，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在提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的同时，相继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削减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一、1956年度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加上各省市削减后的金额）。二、节约钢材。2月4日和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原则通过，并要求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4％、2.5％。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促‘退’会议”。三、缓解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进入4月后，急躁冒进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主要表现是财政紧张，生产物资供应短缺。 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会上，突出地反映出基本建设规模同物资供应严重不相适应的矛盾。陈云指出：基本建设规模“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决定于财力”。经济建设“应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 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意见，决定从增产、进口、库存、节约、减少出口、调剂等6个方面来缓和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三卷 3、众虎合力抑一龙 中央决定反冒进 为了落实增加钢铁生产，4月中旬到5月上旬，周恩来先后到全国数家钢厂研究增产措施。 陈云在南方视察时了解到，大量的双轮双铧犁积压在仓库里生锈，因为南方水田根本不能使用双轮双铧犁。因为推广双轮双铧犁是毛主席的主张，明知无法使用，也没有人敢提出停止生产。周恩来回京后，了解到陈云调查的情况，就在5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果断决定将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再减到180万部（原计划1956年生产500万部）。 虽然从统一思想认识和采取具体措施两个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防止急躁冒进的势头，但是进入1956年4月中旬以后，国民经济还是出现了相当严峻的局势。更为严重的是，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分歧日见严重。一向注重维护主席威信的周恩来，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驳回了主席的主张。 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主席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会议。主席提出一个主张：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主席话音一落，会场里顿时嗡嗡地小声议论起来，多数委员都表示反对。 主席不悦，说道：“别小声嘀咕，都大声表个态嘛！恩来，你看呢？” 周恩来面现难色，说：“主席，追加基建预算就会增加原材料的生产，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也要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周恩来温文尔雅，慢声细语地论述着不能增加的道理。主席冷着脸听着。 周恩来讲完后，不少人在下面又小声议论起来，都认为讲的有道理。主席又问：“还有谁来讲讲？”没有人吭声。主席已经看出来，没有人会支持他的意见，他陷入了孤立。他怒气冲冲地把手一摆，大声宣布：“散会！”说罢起身离去。大家不欢而散。 会后，周恩来去见主席。主席的怒气未消，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周恩来解释着自己的意见，说道：“主席，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你追加基建预算的意见。”他想让主席理解他的苦衷。 不久，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主席与总理的分歧，表现为“冒进”与“保守”之争，但这与两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主席是使用他的“矛盾规律”分析经济问题的，按照他的矛盾规律的理论，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因此，他反对经济搞平衡，主张打破平衡，先破后立，不破不立。总理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分析经济问题的，经济规律恰恰要求平衡。 周恩来努力寻求生产上的平衡。他指定计委领导人薄一波和张玺负责平衡工作，要求把群众的建设热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结合起来。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 在周恩来、陈云等的坚持下，195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刘少奇主持，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会后，刘少奇要求中宣部代《人民日报》拟一篇社论，宣传中央这次会议的精神。这就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他认为2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仍是个冒进指标。 6月1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后经修改，其中涉及主导方针的几句话成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高声说道：“去年12月以后冒进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社论指出并批评了急躁冒进的几种表现。文章虽然很重要，也许是题目不鲜明，并没有引起主席的注意。 主席注意到另一篇文章，即刘少奇委托中宣部起草的社论，这篇社论用了鲜明的标题：《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文章在发表前，经刘少奇、周恩来等审阅修改，刘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 已经回到北京的主席接到此稿后，仔细地看了起来。他越看越生气。“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文稿中的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他。“哼！这‘上面’指的是谁？这篇文章不正是指着鼻子数落我吗！”他怒气冲冲地拿起笔来批了三个字：“不看了。”然后，又去了江南.先到长沙，再去武汉。 到了武汉，稍事休息即带着卫士来到长江游泳。只见大江滚滚东去，龟蛇两山对峙，一条大桥飞架南北，气势恢弘。主席下水游泳，搏击风浪，横渡长江，一腔烦恼立即被豪情代替。他想到了刘、周、陈等联手遏制他的一幕幕。哼！大风大浪都挡不住我，你们几个算得了什么！回到住所，他立即挥毫写了《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散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反冒进的工作，在6月的人大之后仍继续着。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第三卷 4、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 “共运领袖”原来是“暴 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大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以及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 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是米高扬。苏共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发言中，也程度不同地表示反对个人崇拜。 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的。 朱德、邓小平等人一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惊得目瞪口呆。《报告》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 斯大林是何许人？列宁去世后，他是苏联党政军的第一把手，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脑，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在共产党人看来，斯大林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一尊法力无边的威严的“神”。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人们才知道，这尊“神”，这位世界共运的领袖原来是个专横残暴的暴君！ 只见《报告》写道：“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斯大林的。” 《报告》写道：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镇压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镇压了党的干部，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原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依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 《报告》写道：“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运用恐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 “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场群情激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1108人，占一半以上。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斯大林“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 “同志们！个人崇拜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程度，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对他个人崇拜。有无数事实可以为证。斯大林自我吹嘘和缺乏最起码的谦虚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l948年他的《传略》的出版。这是一部毫无节制阿谀奉承的书，把斯大林写成神，使他成了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人。” “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工作和经济活动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不少奉承拍马、擅长欺骗和虚报成绩的人。” “斯大林本人认为现在苏联国歌的歌词是最好的，它只字不提共产党，但对斯大林却大肆歌颂：‘斯大林培育了我门，鼓舞我们忠于人民，鼓舞我们劳动和建立功勋。’在国歌的这几行字里，把伟大列宁党的全部教育、领导和鼓舞作用，都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了。” …… 朱德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赶紧让邓小平、谭震林先回国，向主席汇报。邓、谭于3月3日下午一时半回到北京。下午四时半，主席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由邓小平作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国家公开披露出来。6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为这个报告引起极大混乱，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批共产党员退党。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英国的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在事后的一番话很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景。他说：“斯大林问题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苏联同志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是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发泄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党没有前途。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丧失了七千党员。”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正文 关于暂停更新《》的声明 《农村变革风云录》在逐浪文学网发表部分章节后，得到编辑朋友的支和帮助，受到读者朋友的支持和厚爱，我衷心向编辑和读者朋友们表示感谢！ 我年事已高，近来身体不适，医生劝我注意休息，因此不得不停止更新。待身体好转后再继续更新。非常抱歉，请朋友们谅解！谢谢！ 碧峰2009年4月17日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